再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人阐发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理论（注：参见曾宪林、张艳国：《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成熟表述与科学形态，以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载体。
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形成于40年代之初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共同创作的成果。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文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理论探索上的集大成者。
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而从现实的观点看，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不凡的现代价值，这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本身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性决定的。毛泽东赋予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形态和科学内涵；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698页。）。
1.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页。）。
新文化是相对奴化文化、旧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畸形的社会形态里，帝国主义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设施、代理人及其思想，就是这种奴化文化的反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是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是封建社会的文化产物及其变种，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旧文化。旧文化与奴化文化勾结起来，结成文化的反动同盟，共同压制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旗手鲁迅，认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为作为文化现象，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即民族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他在奴化文化与旧文化的黑暗笼罩中，体现了“硬骨头精神”，向着反动的文化同盟坚决地、勇敢地进行冲刺。由此可见，新文化正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出路。
2.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大主题是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是殖民地化与反殖民地化的斗争。这一社会主题反映到文化建设领域，必然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
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这就规范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形式，即中国文化的自己的形式。帝国主义文化是为其殖民主义利益服务的，为了将别国纳入殖民体系，千方百计地用它去改造别国的民族文化。一切奴化文化的种种表现就是其恶果。没有文化形式的独立性，就谈不上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为了维护民族文化形式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必须“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3.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另一大社会主题是启蒙。中国要走出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桎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启蒙，用“民主和科学”启蒙。批判奴化文化、封建主义，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必须借助民主的思想和手段。中国步入近代化历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内容。五四以前是新学同旧学的斗争，五四后则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结成联盟同奴化文化、旧文化进行激烈搏斗。由此，它规范了中国近代一切进步文化发展的轨道和方向。
如果说“民族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式，那末，“科学的”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它将“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的文化内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源远流长，对民族文化机体毒害很深。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战胜中国封建主义。这虽是一项繁重的历史任务，但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经之途。
4.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的民族的，因而必须要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参加，这项伟大的建设工作方有活力，才有动力，也才有吸引力。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人民大众，他们才会乐于参与，才有信心和决心；反之，这项文化活动就好比大厦建立在沙丘上，难以存在一样。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认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者，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包括文化活动的主体。离开了这一主体，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幻想。由于人民大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者，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功能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在旧时代，一切统治阶级都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仅仅只把人民群众当作役使的对象，至多只看到了人民群众是他们衣、食、住的承担者，根本不愿承认人民群众也创造文化这一历史事实，因而又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思想统治的接受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设新文化必须明确文化活动的主体，认识“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5.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反映，它打上了浓重的阶级印痕。文化的发展要由一定的阶级组织领导。一般说来，进步的阶级总是代表着进步文化的演进方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他们组织了新学与旧学的斗争；此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则是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来领导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具有无产阶级的特性，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这是由具体的时代条件决定的，而不是谁的主观臆想，也不是某一阶级的一厢情愿：“由于现实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706页。）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充溢着丰富的时代内容。
1.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革命性和战斗性。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是革命的，其内容也是革命的，这是由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决定的。为了打倒封建主义文化，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文化结成文化同盟军，并肩作战。中国民主主义文化，“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五四以后中国新生的文化生力军，二十年来，其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698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饱受外敌欺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是向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奴化文化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最本质的特性。在当时，就是为抗战服务，坚决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斗争到底。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已成为共识。郭沫若撰文指出：“日本人是在尽力发挥着他们的兽性，要摧残世界文化。……我们目前的文化是濒着绝大的危机的。不仅我们的学校、图籍、进步的学者和青年，遭了日本军部的摧残和屠杀，就是日本的学校、图籍、进步的学者和青年也同样遭了日本军部的摧残和屠杀。日本军部的这种疯狂的‘切腹’行为，如不加以理智的有力防止，世界文化的前途真正是有点不堪设想。保卫文化的责任现在是落在我们中国人，尤其中国的文化人的肩头了。……我们要运用全力来扩展这理性与兽性之战”（注：郭沫若：《理性与兽性之战》，《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胡秋原也撰文呼吁：“民族主义是今日抗战建国之中心精神，也是我们文化运动的中心精神”，“今日是我们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我们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是在复兴文化之过程中”（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坚决地反抗外敌入侵的文化信息，正是支撑中华民族胜利地进行八年艰苦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
2.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策略性和政策性。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因而它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具有策略性和政策性。从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实情来看，奴化文化同旧文化结成了强大的反动同盟，为了打倒这个反动同盟，无产阶级必须领导、组织革命的文化统一战线，“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更明确的革命对象，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胜强大的、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依据稳因、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范围更放大了，……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二
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观阐述近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具有科学性。它吸收了抗战时期思想界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想精华，将它整合成一种科学的文化学说。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反思了近代以来围绕中国文化发展的几种主张，回应了中国文化出路与建设的大讨论，提出了切关中国文化发展本质特性的最科学、最合理、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学说。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讨论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近代中国关于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问题激烈争论的总结性成果。
1.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吸纳了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界进步的文化主张
首先，新文化的形式必须是中国的，但同时又吸收了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创造。
当时，人们正确地认识到，对中国文化不要有自卑感，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新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们的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历史，直到现在，我们所固有的文化，依然在世界上焕发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语言、文字、思想、文艺、学术、产业、生活，都有我们民族的特征表现在里面。”“复兴民族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注：郭沫若：《复兴民族的真谛》，《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建设现代文明，“在形式上是民族的”，“要发扬我们文化固有的伟大精神，承续孔墨的光荣传统；……要发扬我们民族经世致用的精神，刚健勇武的精神”（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151页。）。在强调民族特性的同时，思想者们认识到，“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154页。）。这些看法在当时无疑是深刻的，能够发人深思。
其次，新文化的内容是现代的、科学的。
在思想者们看来，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同世界现代化进程一致起来。他们认为，“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艺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中国必须现代化，才能生存于现代国际环境中，才能洗刷我们的落后和污秽、浅薄和玄虚。而现代化也是中国自然前途。……解除了日寇之压制，中国必立刻发挥其力量到他必到之地。在现代的基础之上，一定有中国的现代文明”，因而新文化的建设，“在内容上是科学的”，“它不是中国过去旧文明之复活。没有现代化的武装，没有现代化的血液，中国旧文化不能生存，而且一定腐朽”（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57页。）。
在思想者们看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必须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内容。对待域外文化，“不是可以随便安上美国的头，英国的脚，要方就方，要圆就圆的。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我们方为有用。……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151～152页。），“他人之长，不仅友邦，就是敌人之长，都要取法；但不可忘本国之立场，作皮毛之模仿。一切学问，都是为了我民族之生存与进步的，否则不算学问”（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49～50页。）。总之，新文化对于世界来说，是中国的；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世界的。“它只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尽量吸收而使之‘中国化’，这‘化’了的东西，从一方面说，彻首彻尾，的的确确是世界的；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说，又彻首彻尾，道道地地是中国的”（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154页。）。
在思想者们看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必须科学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莠，发扬精华，把中国文化推向前进。他们认为，要“以现代生活现代观点为标准”，“去分析中国旧文化，看哪些优良，哪些不优良”；也不机械地认识它有哪些同现代相合，有哪些同现代不相合（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骗》第4卷，第51页。）。总之，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进步的科学思想，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仗着这面杏黄旗，我们尽可以在传统的旧文化中，杀进杀出，抖弄出许多新花样”（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57页。）。
这些看法在当时无疑是深邃的，能够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再次，新文化必须重视科学技术。
由于思想者们放眼世界文明进化的历程，在思考中国新文化建设时，很自然地强调科学技术的文化意义。“我们要把生产、军事和科学打成一片。不仅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而且使这些知识适应目前迫切需要。科学是与产业并行的。古代有古代的科学。不过现代工业将生产力空前提高，也将科学知识空前提高，使人类知识达到空前正确精密的水准。现代文明之基础，就是这种科学文明。”（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61页。）为此，他们认为，要在建立国防产业中培养科学人才；应当充实高深科学研究机关；要整顿教育，必须传播科学知识，传播现代精神；要讲究文辞句法，活跃思想。这些看法在当时，无疑洋溢着时代感，明亮着世界眼光，大可启发来者之思，这是不言而喻的。
2.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制作用下，被迫打断原有的自然历史进程，而进入转型期。国家忧患与民族危亡相交织，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可谓风雷激荡，人心震动。与社会变迁相伴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转型期。转型期的思想者们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关心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以自己对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时代的体认，回答他们对待传统文化（中学）、西方文化（西学）的看法，从而建构中国新文化的体系。因此，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以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几种文化学说。
(1)中体西用论是面对列强欺凌、中国文化颓势而献出的一帖无可奈何的应急药方。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再战仍败，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战败的教训，饱受欺凌的耻辱，震撼了统治者，也震荡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经历痛苦、失望、反思的心理过程后，终于有人发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注：黄遵宪：《马关纪事》，载奕訢语）。）。当时人们思考着，如何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信念不受冲击的条件下，学习一点西方的文化。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之初对中西文化的对接方式作出了最初的回应，他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满清洋务大员与思想家们如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盛宣怀等或赞同，或阐发，大抵可以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涵盖。1898年4月，张之洞出版《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说作了理论表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注：张之洞：《劝学篇·会通第十三》。）很显然，他们试图以儒家精神为本原，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重构民族文化。
“中体西用”说，在19世纪下半叶，代表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忧国之思，是一种颇有社会心理基础的文化主张。梁启超曾评述道：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虽然这一文化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体内“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调和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矛盾。以“中学为体”，就要全盘保留封建制度、封建文化，而它同西方文化是根本对立的；况且，从体用范畴来看，用随体生，体同用同，体异用异。将西方文化的用搬到中国文化的体上，真是枉费苦心了。“中体西用”论既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列强的进逼，先进人士献出的一帖应急药方，却又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就反应在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忧患、对即将出世的新东西的向往、对即将失去的旧传统的愁怅上。
“中体西用”论在学理与实践上的失败，乃在于对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的错误认识上。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将它人为地割裂或者对立起来，必然导致文化选择的失败。以中学为体，过分夸大了中学的整体性；以西学为用，则过分夸大了西学的可分性。这就是他们在文化方法论上步入歧途之所在。
(2)文化本位论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于古今中西文化论战，一部分文化精英对中国文化出路所作的恋旧性回应。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作者深深地担忧，“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困而主张：“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155、763页。）他们认为，由于中国自身文化的丧失，造成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落后，因此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要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进行创造，“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落后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珍贵的贡献”。这一主张，遭到了“全盘西化”论者的猛烈批评。
文化本位论没有找到中国文化的出路，乃在于它在学理上存在根本的弱点；在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上，它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文化的民族性。无怪乎当时就有人指责它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国情与世情的关系上，它局限于“中国特征”，而忽视世界性。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常常如此，过分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很可能变成抵御人类文明，保守落后，闭关自守的借口。当时有人批评它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其实质是要抵御西方文化的作用，正是从这方面认识的。
(3)全盘西化论是在古今中西文化论战中一部分文化精英对中国文化出路所作的开放性回应。
针对本位文化论者所发表的宣言，陈序经、胡适、张佛泉等人除表示坚决反对外，提出了他们的文化主张。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大体可用“全盘西化”论予以涵纳。在讨论中，对全盘西化论有不同的文字表述，如“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根本西化”等，但根本意思是一致的。其理论依据有二：一是文化整体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于现代，那就是整体的不适合，而不是局部的不适合；若说西方文化适合于中国，那就是整体的适合，而不是局部的适合。因此学习西方就得全盘西化。二是基础文化论。他们认为，在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性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它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缺而不可；而中国文化则是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因此，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必须是全盘西化。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其错误性，是由认识问题的片面性决定的：在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上，它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代发展方向，而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其落脚点是时代性。其实，时代性只是内容，它从属于作为文化形式的民族性，两者不可截然分割。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民族性往往服从和服务于时代性，但如果没有民族性，时代性也就没有存在的躯壳了。
在本世纪初的文化论争中形成的两大观点、由于各自存在致命的缺陷，其合理性及社会作用如何，也就可知。这正如专家所言：“从当时‘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看，他们仍是‘古今中西’之争：‘本位文化’派所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特性，而忽视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而‘全盘西化’派又只是把眼光盯在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上，而全然忘记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继承性。或者是把东西之争看成是与古今无甚关系，或者是把东西之争等同于古今之争。因此，这一讨论并没有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多大的推动作用。”（注：汤一介：《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
由此可见，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正确处理了文化整体性与可分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国情与世情的关系，因而得出了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最科学、最有价值的结论，是近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
三
从现实的观点看，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价值。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是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战略、文化走向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源头与滋养。
1.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其文化内核具有历史的传承性与启发性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注：《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其文化精神依然具有传承性和启发性
关于对待西方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认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认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在这两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取向是：“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它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73页。）“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3.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确立的认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中，仍有广泛的适用性
在认识西方文化和清理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确立了“两分法”这一科学方法，——在文化内容中区分精华与糟粕。“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确立“两分法”的文化学方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到了珍视，并得到提倡。邓小平强调，在文化工作中，“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他还把这一方法作为一个认识过程，具体化为：“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总之，邓小平理论所确立的文化认识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篇：《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第51条。）。不仅如此，“两分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文化问题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形成为一种共识。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现代价值，这首先是由这一学说的科学性决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确立了科学的文化学方法，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民族性同世界性、文化的传统性与时代性、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等关系，为近代中国文化寻找到了一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符合国情、合乎学理的文化模式，从而科学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出路。新民主主义阶段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找到的文化模式，必然对于继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借鉴意义。其实，还是在当时，毛泽东就预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的，却又是通向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现代价值，通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次还由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这个客观条件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而来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所未完全解决的文化问题，还要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继续。如，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问题，学习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上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问题，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与科学普及的问题，等等。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程度及其文化特征，要求合理地借鉴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形成和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的基础和历史前提。
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代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来看。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文明、建构成体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文化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与面貌、成就与不足，可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借鉴。厘清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代价值，正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前者可为后者提供养料。从这个方面来看，分析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代价值，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是必要的、不可绕过的工作。
其次，从本世纪后80年中国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8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两个密切相关而又有不同性质的两大历史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之巨大与深刻自不用说，仅就文化而言，就形成了反映和代表其发展面貌与特征的两大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观，而前者直接地通向后者，后者继承并发扬着前者的文化精神。研究本世纪后80年中国文化变迁的体相，不能不深入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代价值。
最后，从文化研究的管理角度来看。深入研究、准确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代价值，有利于科学地判别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观的差异性，科学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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