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批判：新统治阶级
文/【澳】海伦·安德鲁斯 译/吴万伟
引言
2016年秋天，托比·杨做了一件颇具反讽意味之事。托比的父亲是英国社会学家和工党终身贵族迈克尔·杨，也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这个词的创造者，该词首次出现在他1958年的讽刺作品《贤能政治的崛起》中。托比是当之无愧的教育改革者，在当记者和传记作家时就名声大噪，之后创办了西伦敦自由学校。2016年9月，他在澳大利亚一家月刊上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重新探讨了由他父亲创造的这个标志性概念。他写到，父亲的观点——贤能政治逐渐创造出一个等级森严和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无疑是正确的，但依靠废除选拔性教育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却是错误的。如果贤能政治制造出新的种姓制度，“解决办法应该是让它的尚贤色彩更浓厚些”。要恢复机会平等，他建议应为“低于平均智商”的贫穷父母提供补贴，使其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就最大程度地提高孩子的智商。该建议的反讽意味在于托比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对世袭遗传并不重要的观念拥有特别的洞察力。
第三次、第四次治疗：调整父母与儿童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清晰的界限既能维持儿童与父母间的互动，又能将儿童排除在父母的子系统之外，从而进一步完善配偶和父母子系统功能，达到改善家庭环境的目的。如个案中患儿过分依赖母亲，无法达到心理上的自立，使母子关系纠结，形成联盟来对抗父亲，父亲软弱无力导致家庭关系僵化。治疗师可以通过加入儿童，阻断母子的互动模式，使得父母发展出隐含的冲突，给家庭系统增加压力，改变僵硬的家庭模式。
托比求助于优生学的古怪之举表明，就像批判贤能政治的所有现代人一样，他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揭露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但提出的解决方法都不过是微调而已，要么稍稍改善制度的效率，要么稍稍减弱对穷人的偏见。
但是，若不把贤能政治视为理所当然，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根据某些值得向往的品质为候选官员排序，然后从中挑选最优秀者。这个理念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是在不久前才被创造出来，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如果回顾它在英语世界首次出现的场合，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群人反对它，不仅因为他们觉得这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因为他们根本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贤能政治有了开端和过程，还可能有个终结。开端就在1854年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的第一页，在那里作者首先杜撰了这个词。
两个改革者的故事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说过，任何一个政府职位，我派谁担任，谁就合适。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任命权制度的理解。这基本上被当作政治事实来接受。政党民主需要政治工作者，如果不能为亲信分配公务员的工作，政党如何能说服人们为其工作？任命权制度现在被视为现金捐款：毫无疑问有些声名狼藉，肯定容易招致腐败，但这并不违法。本杰明·迪斯雷利可以说是乔治时代的散漫松弛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正当性之间的过渡人物，他在1858年写道：“任命权是权力的外在的、可见的标志，权力则是内在的、精神的恩典。”
听到这种言辞，罗伯特·塞西尔（即已故的萨尔斯堡勋爵）说：“他并不认为那种恐惧像右边可敬的绅士认为的那样毫无根据和异想天开。”他认为，选择你所能找到的最聪明者不仅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这种人可能傲慢自大，争强好胜，并将“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大好才华被埋没了”。萨尔斯堡认为，这种傲慢在机关办公室里已经够糟糕的了，若蔓延至公众事务，将会对公民的自由造成威胁。
这种神圣推理对未来时代的新教改革者没有任何意义，对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来说当然也没有意义。今天，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被认为是倾向自由的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自我满足的原型，他甚至认为妹夫特里维廉有些自命清高，但这并没有阻止麦考莱利用他的影响力在1840年任命特里维廉为财政部高级常务秘书，特里维廉则一直认为自己的晋升是朝廷对其功德的奖励，回到英国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尚贤原则了。
在此次研究中针对所有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先采用CT进行诊断，并记录相关的数据信息。然后采用磁共振成像再次进行诊断，同样记录相关的数据信息，以便后期二者诊断数据上的对比。
除了前私人秘书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之外，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需要第二位主席来调查公务员体制改革时，他首先想到了查尔斯·特里维廉，认为此人是能够给他答案的可信赖者。当时的共识是公务员制度已经混乱不堪，并且效率低下，必须采取措施整顿。
诺思科特和特里维廉花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本只有23页的报告。幸运的是，报告出现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引起公众强烈要求行政改革的关键时刻。报告建议，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都要接受中央公务员委员会的某种考核。最起码，拼写和算术等资格考试将淘汰掉明显的不合格者。更理想的是设置大学水平难度的竞争性考试，每年在确定的日期在多个地点举行，考试科目包括希腊语和化学等。不需要名家推荐，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然后，每年公务员职位空缺多少，就按成绩排名从上到下录取多少名考生。
特里维廉依据校长、教授和官员的意见完成了调查报告，引人注目的是所有教育者几乎全都支持，所有官员则几乎全都反对。官员们警告说，该报告精心斟酌后表达的观点在实践中可能根本行不通。就像用带有主观性的“根据功绩来晋升”取代根据资历晋升将为任人唯亲大开方便之门。在曾尝试过资格考试的部门，监督者发现考试让“填鸭式教学”者的钱包赚得满满，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却不能产生多大作用。在反对者看来，整个事件就像是校长的一场阴谋。
毫无疑问，政府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务员队伍在50年内增加了3倍，在接下来的10年内又翻了一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高达281,000人。显然，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公众开始相信政府很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从前假公济私的糟糕时代也绝对不能容忍的干涉，现在有了合理性，因为热衷神秘性的全国性政府认定它是智慧之源。
地方政府的变化也类似，因为对于拥有本职工作而仅在业余时间为市民服务的市长和地方绅士官员来说，政府的责任沉重得令他们难以招架，他们不得不引进大批专业人士来帮忙。结果证明，贵族应该更加担心的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其他阶层。贵族试图阻止官僚阶级支配国家，但他们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统治阶级所取代，而且是社会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脆弱系统的终结。
在这首诗中，方干把天下八分文才划给了郑仁规，堪比曹植，在谢康乐之上，连世代文人称道的荀子和宋玉，在此公面前也无法抬头，将这位湖州刺史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无独有偶，方干在诗《赠郑端公》中说“圣主伫知宣室事，岂容才子滞长沙”。又把郑仁规比作了才子贾谊，实在是奉承太过。同样，对于李郢这位侍御史，方干也写过不少奉和的诗篇。
转变政府精神
这是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的意义。贤能原则就像是英国政治代码中的病毒，它创建的阶级早就设计好要扫荡眼前的一切。就像宗教狂热者和民族主义者有时会战胜仅仅有信仰激情的普通士兵一样，贤能政治支持者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比旧贵族更坚信自己的优越性，“托天之福”（deo gratiasnonsense）的话语根本无法让他们变得谦恭一些。贤能政治支持者的另一个战场优势是流动性。判断他们接管国家政治权力程度的很好方式是观察出生在他们选区的农村议员的百分比——柴郡的数字从70%（1832—1885）急剧下降到25%（1885—1918）并不罕见。
采用真空预压法加固软土地基，施工过程如下：(1)在基础上设置砂井或塑料排水板，在地面上铺设一层砂垫层：(2)在砂垫上放置密封膜，使其与空气隔离；(3)利用砂垫中的吸力管将密封膜中存在的空气抽出，形成真空砂垫，同时在密封膜的内外逐渐形成压差。将其作用地基荷载，可增加地基的有效应力，进而起到加固作用。进行空气抽提作业前，土壤有效应力为其质量应力，而空气连续还原后，土壤有效应力呈上升趋势，形成地基固结。在泵送作业结束时，完成基础的固结反应。对软基进行处理后，采用真空预压法能够大幅度提高地基承载力，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更笼统地说，萨尔斯堡预测，竞争性考试将危险地改变政府的精神。萨尔斯堡问到：“为什么应该把私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恩惠、友谊、善良和感恩统统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在努力消除滥用权力的种种可能性之后，人类还保留哪些其他品质？仁慈？灵活性？对国家的忠诚？政治家可以依靠数学公式管理国家的概念实在危险得很，这是变态的观念。
萨尔斯堡是保守派，他对任何进步都从来不会用一个好词来形容。另一个激烈反对“公开竞争”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也是如此。他是可靠的自由派，但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派一样，斯蒂芬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按照英国的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公务员系统作为残疾人、失明者、耳聋者、体弱多病者的庇护所的名声当之无愧。斯蒂芬认为，如果尚贤原则被广泛采用，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与少数精英的关系就像残疾人和聋哑人与他们自己的关系一样，有尊卑贵贱之别。“我想，尚贤世界（detur digniori）是暴君和奴隶组成的世界。”
旧贵族离去，新贵族到来
那么，在贤能政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究竟谁正确呢？支持者们除了坚称在一般情况下，在更理性的基础上选拔的人将更优秀之外，做出的具体预测惊人地少。因此，很难判断基于功德的任命是否满足了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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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担心将竞争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对公务员系统的社会活力和弹性产生不良影响。爱德华·罗米利议员警告说：“公务员从下层阶级招收的人员越多，高层人才报名的就越少。”这不仅仅是势利。如果政府想让公务员们勇敢面对议员、金融家和外国政客，就必须招聘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
殖民部由于其特别专横跋扈而臭名昭著，可能是因为它所监督的那些强悍和活跃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在国内看不到发展机会才到国外闯天下的。常务秘书长罗伯特·米德在1892年的评论中提到，殖民地总督往往都是很“低贱的人”。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非地主贵族的傲慢自大。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时代有关公开竞争是否有助于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辩论早已结束。其实，贤能政治创造了全新的阶级，部分来自旧贵族阶级，部分来自新商业阶级，但他们并不忠诚于任何一方。在187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新阶级攫取了旧贵族权力的所有支柱，不仅仅是公务员系统，还有军队、司法、地方政府、政党组织和教会的权力。
更大的担忧是，贤能政治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央集权。普鲁士的先例让沃尔特·白芝浩警觉“英国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有组织的官僚机构”。格莱斯顿回答说，“在欧洲大陆某些国家，这种改革实验或许有危险，但在英国，你想让公务员系统有多强大就能让它变得有多强大。”
子路和冉求点头应允，洗耳恭听。范丹老祖问：“啥高？”“天高。”“啥厚？”“地厚。”“啥香？”“油香。”“啥臭？”“屎臭。”
第二，事不关己不受影响。面对企业深化改革举措和人员分流安置途径，部分员工认为这些都是领导的事，怎么改革、改革的力度多大和自己没有关系，不支持、不参与、消极应对。
还有其他反对意见。首先是民主问责问题。公务员们觉得他们得到这个工作是自己依靠功德得来的，并不欠任何人的人情，因此能保持独立性，也就是说能在监督和制衡面前保持镇静。即使如此，他们的权力并不是源于民众，而是源自议会庇护者，因为民众离他们太遥远了。
热烈拥抱贵族制
贤能政治从摧毁贵族开始，最终却创建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美国反贤能政治文献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提出这样的控诉，这通常都出现在拥有实证性数据支撑的章节。1985年，名牌大学的学生中有不足一半的学生来自收入在最高四分位的家庭；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67%。那些大胆引用查理斯·默里《分崩离析》中的证据的作者发现，该书用实证性的数据记录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美国的知识精英成员相互通婚、共同居住在“最富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把孩子送到同样的名牌学校读书，因而走上一条世人眼中的成功之路。
问题大量涌现，但解决方案永远满足不了需求。批判贤能政治的作家们用螺丝刀而不是大锤来攻击贤能政治机器，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想调节哪个阀门而已。有些人认为解决办法是为弱势群体的孩子提供优惠，以使其跻身精英的门槛，但这样做可能令情况变得更糟糕。如果更多的人开始争夺数量有限的岗位，精英家庭的孩子拥有的微弱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
其他人赞成更激进的解决方案，即重新确定“贤能”的定义。但是，除非废除家庭，否则成功的父母总会把优势传递给孩子，这将使每一代人都享有这种优势。贤能如何定义并不重要；贤能政治的动态运作都是一样的，其操作过程不可避免。
我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贤能政治已经僵化成了世袭贵族制，那就由它去吧。人类历史上的每个社会都有精英。贵族是什么？不就是努力将自己呈现为社会精英的精英分子吗？允许创造这个贵族群体的社会力量继续工作，并拥抱这个标签。无论如何，这个种姓会吸收很多新的贤才，只要他们觉得有助于维持群体的连续性。对每个统治阶级来说，新人才就像新发行的货币一样都是必要的，无论是否尚贤。如果种族平衡对贤能政治支持者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应该将这个考虑纳入系统中。如果他们觉得地理上的多样性很重要，就应该确保它的存在。
我很清楚，这个主张很难赢得他人的认可。并不是辛辛那提社会的统治精英强烈否认他们与贵族有任何相似之处。经济结构怂恿精英产生一种幻想，因为有钱人更有可能从就业而不是从资本中赚钱，因此他们更容易认为自己是上班族。作为文化消费者，他们谨慎地表现出蔑视乡村音乐之外的一切东西。下层阶级的各种消费如说唱、拉丁美肥皂剧、华夫饼乌（Waffle House）都受到精英的追捧，被萨姆斯·拉赫曼·可汗称为精英们的“杂食性多样化”。“新精英们似乎在说，‘你瞧！我们可不是排外性的俱乐部。可以说，我们是最民主的群体。’”
不同于尚贤制，贵族制可以把真实内容纳入课程体系——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道德上。每个贵族都有一种精神气质和好的习性，用以平衡贵族容易犯下的道德错误。20世纪构成美国“统治精英”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后裔的上层阶级非常富有，所以他们给孩子们灌输的是清教徒禁欲主义精神。作为禁欲主义对立面的18世纪英国辉格党贵族则培育了一种实用主义精神，用以抗衡其懒惰倾向。当今精英最令人头疼的罪恶是他们的傲慢自大，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都是如此。其次是缺乏幽默感。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培养精英的大学应该特别强调谦恭的重要性，他们或许发现学会自嘲是获得这种美德的途径之一。
这里有个令人伤心的故事，耶鲁大学前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在创立现代尚贤制机构方面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多。虽然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精英，但他对这个群体的打击可谓不遗余力。出于反精英的理由，他关闭了精英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s）。然后，急急忙忙去向他的导师、20年前担任耶鲁校长的惠特尼·格列斯伍德夸耀他的立场。此人也出身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精英家庭，但热心改革。结果，格列斯伍德非但没有对这个举措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根本没有在家里接待他，人家穿过小镇前往自己的秘密社团“狼首会”（Wolf's Head）参加守夜仪式去了。故事的辛酸之处在于，布鲁斯特虽然意识到他出身于“五月花号”贵族世家，却根本不明白他的举措可能毁掉这个阶级。回想起来，依靠老耶鲁的现有美德、为公众服务和公平竞争的意识等，布鲁斯特似乎本来可能实现他的愿望——更加多元化的学生团体、更严谨的课程体系、更自由的学术氛围。不幸的是，他对这些美德视而不见，却做了蔑视者能做的唯一事情：摧毁了这个阶级。
改造当今精英的任务应该托付给对它有好感的人。该精英群体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也仍然有许多美德。其道德严肃性与前几代精英的轻浮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用主义意识有时候可能有所减弱，所有这些都有令人钦佩的活跃性和实干精神。我们需要的是有人能描绘出尚贤精英的最佳自我，并呼吁他人向这些典范学习。但是，这个过程只有在新统治阶级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并赢得当之无愧的尊重之后才会开始。
（作者系澳大利亚悉尼独立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师，译者系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摘自《文史哲》2018年第6期；原题为《贤能政治批判——新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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