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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1-0012-08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来自实践、适应实践发展要求产生并能指导实践发展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全面突破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的角度，从理论、历史、实践相统一的角度，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史整体性发展相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对我们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首先必须从整体性角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在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中，从大学期间对法律的研究开始，到转向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再到他退出《莱茵报》的工作回到书房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阐述和晚年对古代社会、东方社会的研究等，基本反映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基础上，围绕着追求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表现出的思想的整体发展。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
第一，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三者构成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确立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形成，与他创立和完善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是交互建构的，三者的相互贯通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整体性的发展。当马克思1843年退出社会舞台回到书房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首先搞清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打算进一步去解剖市民社会。这一想法，使他走上了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体现了他把哲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在这部手稿中，他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已经有了唯物史观的萌芽。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所接受的是当时已经存在的经济学发展的现实和经济发展的事实，因而他是不赞成劳动价值论甚至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7年完成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经历了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到赞同劳动价值论的转变。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的分析，以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1847年底完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更是处处贯穿并渗透着唯物史观的思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1](P460)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生产、实现、分配等问题的深入而系统的论述，揭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P601)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对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了更加深刻而丰富的发展。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P874)而未来社会则是全面的自由个性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2](P96)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并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作出了科学表述。可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共产主义学说不仅仅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描述，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改变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和制度。
第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与《资本论》创作构成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大约花了20年的时间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系统探讨，然后开始转向《资本论》的写作。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它从方法的整体性和逻辑的整体性方面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是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的，但是，马克思在这里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了最初构想，即从“整体的联系”上来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先可以连续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批判资产阶级的法、道德、政治等，然后再用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3](P111)所谓“整体的联系”，也即把单独的批判性部分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关于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客观性的分析，以及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之间关系的考察，为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能够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五篇计划”，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4](P32-33)
随后，在马克思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六册计划”：(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5](P588)“六册计划”对“五篇计划”做了一些局部性的变动，即把“五篇计划”中的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放入了“六册计划”第一册“资本”中，同时也对“五篇计划”中的第二篇作了扩展，把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扩展为“六册计划”前三册内容。我们看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化中，“六册计划”是对“五篇计划”的整体性拓展，即一方面表现为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运用。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写作计划。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四卷结构”，这一过程基本印证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
第三，《资本论》的研究与《资本论》的叙述构成的整体性发展。《资本论》的研究与《资本论》的叙述所构成的整体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从“生动的整体”到“思维具体的整体”的发展过程上，即在运用抽象法对“生动的整体”进行分析、揭示出“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之后，通过综合达到“思维具体的整体”，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4](P2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把它放在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个既是庞大、复杂的，又是“一个混沌的表象”整体中进行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存在着多种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而在每一种社会关系中又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混合的社会关系等，《资本论》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正是所有这些社会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没有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4](924)即找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
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要通过构建理论体系叙述出来，就需要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这一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就是“思维具体的整体”。《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构建正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经历了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地租等一系列经济范畴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辩证转化。我们看到，从起点范畴“商品”到终点范畴“地租”，在反映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的逻辑进程的同时，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在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基础上，构建起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理论大厦，包括了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在内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完整分析。这些分析再现了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矛盾运动。马克思关于商品内外在矛盾、资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的分析，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整体现实状况，也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了一幅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交织运动“资本论”图景。显然，研究是叙述的前提，叙述反映了研究的成果，二者的统一才构成人们对问题的切实把握。
第四，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构成整体性发展。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开始关注古代社会、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古代社会问题，马克思在认真研读文献的基础上，摘录了摩尔根等人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写下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读书笔记，对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形成的一些理论作出了论证和反思。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学者对史前社会的科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发展，在历史科学领域内产生了划时代影响。这些成果不仅深刻解剖了史前社会的内部结构，探寻到原始社会组织的奥秘，而且由此也揭示了史前社会进化的过程及其一般规律。这些重要发现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并且为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同时，马克思也对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了修正。例如，《共产党宣言》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判断。[5](P31)恩格斯1888年在《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以注释的形式做了说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5](P31)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
关于东方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马克思提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肯定世界历史有其统一性的同时，也从社会发展多样性角度，说明了世界历史发展有其极大的差异性。到1881年，经过10多年的思考，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世界各国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是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他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所谈到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问题的进一步补充。[2](P8)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所构成的整体性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不仅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发展，而且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是多层次的，从其形成和发展角度看，表现为理论体系建构上的整体性发展；从其基本内容角度看，表现为理论内容的整体性发展；从其内涵上看，表现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整体性发展；从其总布局角度看，表现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发展。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上的整体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成果有着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这三大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又相互交融、渗透。尽管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各自的研究主题，在每一时期回答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共同主题却将这三大理论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说明了这三大理论成果在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重大问题上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和相互交融、渗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反映其整体性发展。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来看，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趋于深化。再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上来看，科学发展观关于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主题趋于深化，从而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更趋于明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及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探索，以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求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和开端，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借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上的整体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而形成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表现为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一方面，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基点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运用，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融会贯通其中；另一方面，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理论逻辑的把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着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表现为整体性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整体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6](P11)它们的整体性发展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6](P12)这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整体性发展的深刻而精辟的概括。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言，道路的探索有助于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道路的开辟有助于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道路的开辟紧密相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又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坚定不移地走我们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发展的目标，又会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理论体系规定了道路的内涵；理论体系是进一步完善制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理论阐释，明确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成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也成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动指南。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制度是理论体系、道路完善和发展的载体；离开这一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意义。可以认为，不以社会主义制度为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抛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我们也就将一无所获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整体性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年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90多年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60多年历史的深刻反映，是在总结这“三个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整体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上，经历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整体性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提上议事日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我国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情况下，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新布局。总布局的“五大建设”表现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不可能趋于完善。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五大建设”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协调推进，整体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五大建设”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发展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要求“五大建设”整体发展，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还可能要求“六大建设”或“七大建设”等的整体发展。在“五位一体”之外，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同样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只有首先加强自身的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才能推进“五大建设”的整体发展。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就有可能流产。苏联解体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需要我们牢牢记取的。
三、从马克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过程，也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总体性称之为内在的整体性发展，那么，从马克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则可称之为外在的整体性发展。内在的整体性发展与外在的整体性发展相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继承和逻辑发展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发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整体性发展史。从马克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不仅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式发展，而且也经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经历了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展开，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当时存在的众多的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之一。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在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中，在与工人运动中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的反复较量中，逐渐为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所接受，成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情况下，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以及帝国主义理论作了阐释。十月革命前后，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以及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探讨，开创了20世纪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P1471)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必然会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经历了同中国革命历史上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经历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也经历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经历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毛泽东思想为后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自它创立后所经历的第一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使它面临着新的挑战。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等，产生了资本主义似乎已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假象，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了人们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以及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都似乎已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作了全面“修正”，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纲领与策略。这些理论纲领与策略，严重地侵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基础，扼制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卢森堡、拉法格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对修正主义的理论纲领与策略进行了批判，为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经受挑战中发展的，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较量中发展的。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受到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同时，也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资本主义的弊端频频显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兴起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马克思的复兴”、“马克思的回归”。年轻一代面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开始有了了解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所阐述的思想，领略他的理论逻辑力量、科学精神和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更大的兴趣。苏东剧变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数目锐减，但是保留下来的国家一直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效。其中，中国的成就最为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了新的前景。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展现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即“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8](P67)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讨论，归根到底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的理解，则需要进一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所展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表现在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有层次性的。它是由不同层次的理论构建起来的，第一层次的理论即如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认识与实践、真理与价值、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等等；第二层次的理论即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其辩证关系等等；第三层次的理论即如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两个必然”理论等等。其次表现在这些不同层次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逻辑的整体性，它们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反映着理论的整体性发展。这些不同层次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有着逻辑的整体性，根本在于它是世界观、方法论本身，以及世界观、方法论在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结合中的运用，还在于它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此外，这些不同层次理论之间的逻辑整体性是与方法整体性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的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具体化为理论原理、理论运用和理论发展三者相统一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构建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在理论原理运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新的理论，也即理论发展。理论原理、理论运用和理论发展三者相统一，实际上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处于这个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反映了人民群众认识社会、改造世界、完善自身的能力，反映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抓住了事物的最根本性质的理论，是最彻底的理论，也是最朴实的、大众化的理论。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表现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整体性过程，但这个历史整体性过程是通过逻辑整体性和方法整体性表现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发展是纵横交织运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8](P163)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还要求人们要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和开放性，这就是要不断研究社会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要密切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发展，不仅使其成为一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发展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不仅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也说明了这种继承和发展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土壤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结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等理论硕果，而由这些理论硕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果，其核心就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参见本人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2013年第1期上的论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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