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红军长征的胜利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谋略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毛泽东论文,高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分不开的。毛泽东高超的谋略表现在：一、审时度势，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二、抓住机遇，巧作疏通，扩大反“左”阵营；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紧紧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四、巧用“示形”谋略，充分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五、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同张国焘的斗争。
关键词毛泽东 红军长征 谋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
一 审时度势，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
审时度势，简单地说就是审察战机，恃度形势，是谋略家基于客观形势的准确判断而采取及时恰当处置的一种才能，是“主客相符，百战百胜”谋略在作战指挥中的具体运用。
长征开始以后，疾病缠身的毛泽东虽然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但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这支由他亲手建立的已被“左”倾领导人搞得面目全非的部队。面对红军退却中的被动挨打局面，毛泽东忧心如焚。在红军要过蒋介石已布下40万大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前，毛泽东曾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主动寻机歼敌。但博古、李德坚持消极避战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的处境更加被动。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牺牲极大，人员折损过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自桂北向湘西前进，以图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订计划。蒋介石深怕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纠集数十万军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黔、桂边境地区。面对十分严重的情况，教条主义者却不知按照新情况，变更原来的作战计划。这样，中央红军在空前削弱的情况下，硬往敌人设置重兵的口袋里钻，势必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时，贵州境内的敌人兵力是很弱的，军阀之间矛盾很深，而且这些军阀部队都是有名的“双枪兵”，战斗力极差。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次，毛泽东的建议得以通过。随后红军迅速攻占黎平等地的事实，说明毛泽东进军贵州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红军不是向北，而是向西，把反动派布置在湘西一带的几十万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而且，由于红军进兵神速，在黎平一带获得了一个暂短的休整机会。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军事对抗活动中，清晰透彻的形势分析和环境洞察，是制定谋略决策的依据，是确定奇谋方略的基石。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正是毛泽东缜密思索和分析的结果。
二 抓住机遇，巧作疏通，力争扩大反“左”阵营
分析毛泽东那不屈不挠的性格，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他遭排斥的那天起，毛泽东就从未停止过从思想深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抗争。对革命前途的忧虑使他心力交瘁，他无时不在等待拨正革命航船的机会。终于，这样的机会随湘江惨败的发生而显露。
湘江惨败，是“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最后破产。随着湘江战役的惨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加不满。但由于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多数同志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更没有找到纠正错误的妥善办法，思想上陷入了徬徨和苦闷。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开展疏导工作，统一了多数人的认识，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其中以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最为典型。
王稼祥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卷入了“左”的错误中，但他善于把握自己，不盲从。在中央领导层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长征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坐担架同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启发他，特别是具体分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使王稼祥受到很大启发，逐渐转变了思想，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张闻天是“左”倾教条主义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但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曾严厉批评过博古。在毛泽东、王稼祥的启发下，张闻天明确地转变了思想，坚决支持毛泽东。“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放上了物质基础。”〔1〕毛泽东、张闻天、 王稼祥都认为应尽早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积极支持纠“左”，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成为必然。
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紧紧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主要矛盾
孙子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在诸多矛盾并存的情况下，要想抓住主要矛盾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必然要以高度冷静和坚韧的态度暂时容忍次要矛盾，此即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容忍次要矛盾的韬晦计，在遵义会议上被毛泽东运用得恰到好处。
召开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在斗争中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利用血的事实把“左”倾对手彻底击倒。但在会议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毛泽东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经过激烈辩论，20多名与会者除凯丰外都站在毛泽东一边。
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了。许多年后，他还抱怨说遵义会议没有提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这样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早在会议前就考虑到了，长征初期党内主要矛盾是王明“左”倾路线同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带全局性的，表现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彻底纠正。然而，红军长征途中，军事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存亡的问题。当时解决军事问题和与之相关的组织问题，不仅十分迫切，而且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酷现实促使大家思考，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切身经历的对比中，进一步弄清了军事路线上的是非，从而普遍要求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指挥。这就为解决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准备了思想和群众基础。事实证明，遵义会议集全力解决军事问题，同时相应地解决组织问题，是英明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2〕
另外，这个时期，虽然毛泽东思想已开始形成，但尚未被全党认识和掌握。许多同志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东西，不论正确与否，一概笃信不疑。如果在提高他们的认识之前，就轻率地批判他们的错误，就有可能激化矛盾，结果弄得适得其反，欲速不达。不利于团结多数，共同对付危局。如果遵义会议上就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到批判的人就很多，那么到了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就不会出现博古等人站到毛泽东一边的情况。毛泽东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胜利为以后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准备了好的条件。
四巧用“示形”谋略，充分掌握对敌斗争主动权
孙武《孙子·计篇》中阐述了诡道12法，其中明确地论述了示形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示为示形，这里指的是伪装欺骗的意思。
在四渡赤水战役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毛泽东巧用“示形”谋术，充分展示了军事雄才。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面临着严重形势。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约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中央红军进逼。中央军委决定在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的配合下，粉碎敌人围攻，北上创建根据地。据此，中央红军向西一渡赤水，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由于敌人发现后在长江设防，毛泽东当机立断，折师向东，从太平渡二渡赤水河，趁贵州敌人空虚之际，组织了著名的遵义战役，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之后，蒋介石亲临重庆，企图利用堡垒战术，歼灭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一方面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敌人围攻。当敌人逼近时，又在茅台三渡赤水河折兵向西，并以一支小部队摆出渡江北上姿势，将敌之主力引至赤水河西，待敌军密集川南之后，红军主力又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又以少部兵力向东佯动，大张旗鼓地摆出东进湖南之势，主力则南渡乌江天险，弄得敌人处处扑空，疲于奔命，使红军争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为了实现西出云南，由金沙江北渡入川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在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后，指挥大军佯攻贵阳，迫使在贵阳督军的蒋介石手忙脚乱地抽调滇军“勤王”，毛泽东抓住机会，随即挥师向云南挺进，连克数城，造成威逼昆明之势，吓得龙云胆颤心惊。龙云除了向蒋紧急呼救外，只得调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但是，红军并未攻打昆明，而是在此虚晃一枪后，乘敌追兵在红军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之际，掉头北上，巧渡金沙江。
毛泽东的这种神出鬼没的示形谋略，连自己的同志甚至个别高级领导同志也不够理解。从四渡赤水的谋略运筹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摸透了敌人的心理状态，巧用示形谋略，而且在示形中坚持了主动灵活的原则和策略，根据情况果断机智的行事，自始至终地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说：“‘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3〕。 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造成敌人情况不明，部署混乱，举措失当，而红军则避实击虚，行动自如，从容渡江北去。至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动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决定性的胜利。
五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同张国焘的斗争
在政治斗争中，毛泽东是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典范，在事关人民利益、党的利益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不退让，从不妥协，具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毛泽东政治斗争的灵活性，来源于深邃的辩证思维能力和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处理同张国焘的斗争，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谋略。
张国焘野心大，权力欲极重，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上，他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而主张西进青海、新疆，消极避战，或向川西地区冒险；在组织上争权夺势，公开伸手向党要官要权；在行动上借口“统一指挥”问题和组织问题未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所有这些都是原则错误，都应给予批评和纠正。但党中央毛泽东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本着团结的目的，对张作了重大让步。不过，让步是有限度的。例如：当时红军的处境和全国的形势，决定党和红军只有北上才有可能保存自己和拯救中华，而西进或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涉及到党和人民命运的问题上，党中央是不会让步的。再如张国焘企图独揽红军指挥大权，这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不许可，而且也是涉及党和红军命运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让步，至于张国焘伸手要官要权，虽然也是错误的，但中央作些让步也无损革命的根本利益，而且将有助于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样慎之又慎。张闻天曾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从后来看，毛泽东这样做是非常高明的。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张国焘以总书记名义召开会议，以后成立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一、三军团在俄界开会时，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帅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了〔4〕。
毛泽东从传统的谋略术中吸取精华，从而认识和解决了谋略运筹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和范畴，例如军事斗争中的攻与守、强与弱、集中与分散等；政治斗争中进与退、原则性与灵活性，韬晦术等。从而因情措法，恰当地加以运用，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机智果敢和深谋远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抗日反蒋的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谋略智慧经受住了长征伟大实践检验的胜利。
收稿日期：1997—02—21
注释：
〔1〕〔2〕《遵义会议文献》，第78、68页。
〔3〕《论持久战》，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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