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融合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1－0055－04
现在社会上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度很高，与此相关，有关民族融合的话题也多了起来。虽然，“民族融合”不是个新词，甚至在我国还是个久经讨论的概念，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仍然是一个涉及政策和社会观念的重要问题，进一步研究它，并非没有必要。本文谨就相关的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民族融合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积极意义
“民族融合”的涵义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讨论中即已明确，目前的使用仍然没有超出这些涵义，大致来看包括这样两种意思：一种是指一些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逐渐生成新的特征和认同，最终形成另外一种民族的现象和过程。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述就是：A＋B＝c，或A＋B＋C＋……＝D。其中等号之前的字母表示相互交往的民族个体，等号后面的字母表示融合后形成的新民族。这种理解也包括“自然同化”。所谓“同化”，按照列宁的说法，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自然同化”不是外力强迫的结果，而是因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一些民族或民族成员主动在文化上接受“他者”，在认同上转向“他者”的结果。由于在转向他者的同时，也向他者注入自己的文化甚至血统要素，所以吸收了外族成分的民族严格来讲已不完全是原来的自我，而是具有了新民族的内涵。这种认识通常在历史研究领域较多。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大多数是指少数民族自然同化于汉族，而汉族也便成为一个族属多源成分复杂的特殊族体，但同时，汉族同化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同化也十分普遍。另外一种是指作为历史过程的民族的消亡。我国民族理论界大多这样理解，认为民族融合是很久远的事。但也不否认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民族融合的现象，只是这种融合与未来的融合性质不同。为了区别，有的或给出另外的表述，如把不同于民族消亡时期的“融合”写成“溶合”等。
从上述涵义来看，民族融合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国是世界罕见的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多民族国家，而维系这种持续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通过不断融合打造起来的经济、血缘、文化和政治联系。我们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上选择民族区域自治，第一个考虑到的也正是各民族已经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壁垒的打破和高技术的运用使得全球化进程急剧加快，由此带动的全球性的人员交流、移居，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也正前所未有地侵蚀着民族的壁垒。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各民族的分布居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分散。工业化、城镇化、散居化给我们的民族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急速地改变着中国民族的分布格局、交往格局和发展格局。所以，当今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民族融合都处在一种加速推进的状态，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而无需讳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融合始终是持肯定态度的。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的提问时讲道：“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1](P115)斯大林预测，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开始形成，可能首先形成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融合中心，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最后的融合，民族最终消亡。[2](PP.404－405)
应该明确的是，经典作家不但预测了民族融合的未来前景，也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融合的存在及这种融合的进步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3](P131)列宁曾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势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被打破，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而第二个趋势，“就是资本主义打破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这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趋势。”[4](PP.229－230)这里，列宁对“同化”概念的使用是“非暴力的”、“平等的”，与“融合”的涵义近似，并认为这种趋势“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动力之一。”[4](P230)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国际主义即用各民族高度统一的融合来代替一切民族主义”，“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做法，支持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做法。”[4](P236，238－239)列宁甚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5](P503)
这些论述再明白不过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融合始终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而不论这种融合是历史上的，现实的还是未来的。
民族融合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逻辑。人们不断为民族做出不同的定义，但都承认民族是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生就有灭，万物皆然，民族也不能例外。民族融合是一个久远的未来，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其表现就是各民族交流的深入和共性的增多。马克思主义把民族与阶级、国家一道，视为终将消亡并致力于消亡的事物，是因为它们或是人类隔绝的产物，或制造了人类的隔绝。相对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民族的消亡可能更为久远，但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共同因素的增多则是社会的进步。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各民族没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没有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没有共同接受、共同使用的文字、语言，一切都无从谈起。
当今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所谓“民族国家”，基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与其说是一种存在，不如说是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现又是与同一国家之内民族之间的同化或融合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民族国家”。就此，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实现国家层面上民族的“一体化”，也是包含民族融合的涵义在内的。
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需要上来讲，民族融合都是一种正面的概念和积极的因素。当前人们关注民族问题，谈论民族融合，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任何固化民族界限的主张和行为都是有违自然规律，也是不利于各民族发展进步的。
二、要融合，不要同化
民族融合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种过程。作为结果，那是遥远的未来；作为过程，自有民族交往以来时时都在发生。尽管都是融合，我们当前肯定和承认的只能是后者，而不能是前者。因为当今世界还远不是民族消亡的时代，强调消亡意义上的融合，同样是有违规律的。
虽然，世界的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民族融合呈现着前所未有的速率，但这里所说的民族融合，主要还是民族交往的加深和共性的增多，跨越族际界限的民族属性的转移并不普遍。可以看到，随着民族之间人口流动的普遍化和规模化，民族隔绝状态不断被打破，族体和特征的完整性保持已十分困难，但各民族却以强调“认同”维系自身的存在，由其分化出来的“碎片”通过重组而形成的“族群”正在成为新的民族变异形态。民族在此显示出抗拒瓦解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一方面民族融合在加速，另一方面族性在张扬。就世界总的民族过程来看，当前尚是族性张扬的时代；就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则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时期。两大意识形态阵营解体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自身的“民族性”建设，重视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和传统。而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论是主体民族抑或少数民族也都前所未有地重视自身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特点和民族尊严，民族认同和对民族特性的强调都正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这些，又在有力地阻滞着民族融合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中，一方面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积极作用，肯定了社会主义目标和民族融合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把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消亡意义上的民族融合作了区别，认为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之后。因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时期还没有为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提供所必须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从前受压迫的各民族创造了复兴和繁荣的有利环境。”在这一阶段，“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而“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2](P404)这些话，虽然老套一些，但于今还是适用的。因为，现阶段离消亡性的民族融合还远，这时候强调它，用政策来推动它，说到底还是一种“同化”。在人们还十分看重民族认同，还需要民族作为感情和利益依托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民族融合是不适宜的。所谓不能违背规律在民族过程方面也包括不能做超前的事。上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曾以为自己完成了民族融合，形成了“苏联人民”这一“新的历史共同体”，结果30年后却是沿着原有的民族界限而裂解。同样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民族工作中“左”的错误风潮，我国一些地方要求少数民族学汉语、改风俗，强行推进“民族融合”，结果则是大大伤害了民族感情，造成了民族工作的严重损失。这些深刻教训，切切不可忘记。
不要以为民族融合是一个正面的概念和积极的因素便可大力强调了。由于在人口、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各个民族对民族融合所持的心态是大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大民族、强势民族不怕融合，也会主动迎合融合，因为他们在融合中处于主导地位，融合的结果会以他们的文化和人口为主；但小民族或弱势民族则相反，他们的弱势地位和融合后的结果会使他们对融合天然具有一种担忧心理，对融合及其有关的问题十分敏感。所以，尽管民族融合是自然规律，其过程有利于社会进步，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但从情感上讲，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愿意接受融合。我们的任何民族工作都要考虑各民族的长远利益，也要考虑他们眼前的接受程度和承受心理。在很多少数民族还对民族融合持有疑虑的情况下，过多地强调它、宣传它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我们民族工作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慎重稳进”。这一新中国建立之初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方针在当今仍是需要坚持的。
三、要融合，也要多样性
民族融合甚至同化，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现代主义”盛行的世界是被广泛推崇的，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所谓“后现代性”却将文化多样或文明多元的主张普适化起来。尽管与之相伴而生的“多元文化主义”等有其明显的消极面和局限性，但这些主张是与对少数人权利和文化的保护弘扬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文明向更深层次的推进，值得肯定。
多样性主张的进步性更多在于它反映了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文化多样最终是由人所具有的不断追求新事物的创造天性所决定的；有追求有创造就会有不同。从这个角度讲，尊重差异就是尊重存在，就是尊重人的创造和人类文化本身。所以，不论是作为一种民族政策，还是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多样性都是一种进步的原则。
其实，多样性主张并不新鲜。赫尔德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就谈到：多样性是世界的一种基本特性，是上帝的特意安排。上帝在主观意志上并不否认任何创造物，无论它如何低劣和卑微。多样性意味着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个性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6](P51，5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谈民族融合时也论及了多样性问题。列宁讲：“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行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利用。”[7](P806)随着多样性原则在世界的流行，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重视多样性问题，江泽民讲：“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8](P110)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继承了这一观点，直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论概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对以往人们追求的非此即彼和同一性价值观念的一种突破，有着世界观上的普遍意义。
民族融合的本意是族性的统一或同质化，本质上是与多样性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非此即彼，也包括相互依存。也就是说，我们在肯定这一方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否定，它们是对立的统一。
就民族消亡意义上说，民族的融合只意味着人类这种群体界限的消除，失去的只是人类交往的屏障，而不会是文化和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文化是永存的，民族则是时段性的。但是，由于当今世界民族和文化还紧密地裹合在一起，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民族的多元性又是一致的。
就民族交流和共性增加意义上来说，民族融合是由差异到同一的转换过程。民族交流是基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差异，有相互补充的需要，而通过交流必然就是同一性的增多。在此，差异是前提，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也便没有交流的必要了；而同一则是结果，交流的双方相互得到了对方的经验、知识、财富，一致性也就多起来了。所以，多样性是滋养同一性、丰富同一性的基础，而同一性则代表着多样性的发展方向。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融合是相反相成、互为条件的。提倡文化多样性不是否认民族融合，反之亦然。
［收稿日期］2009－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