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面临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之前，“苏联范式”，即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提供的体系在中国成为唯一被普遍接受，被大家所使用的、所讨论的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也随着思想解放和吸收国外学术成果的增加，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冲击，如何认识原有范式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创建中国经济学、发展起新的理论“范式”，日益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国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学主流范式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经济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原有范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在于加进了许多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因此，这种观点提出的改造原有范式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重新解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另一种观点认为，原有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份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依此思路，这种观点认为应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创新”的东西，一些能够反映实践新发展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
以上两种观点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原有范式基本上还是可用的，但存在着缺陷，因此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补充，无论是用哪种方式进行修改和补充。这种共同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是经济学界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原有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这种观点最早产生于一小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中间。近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日益广泛、深入的传播，也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方面日见增多，加上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持上述观点。在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中，较早和比较系统地揭示原有范式危机的是韩志国、樊纲等人。
早在1986年，韩志国、洪银兴、魏杰三人就以“实践对经济理论的严重挑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为题，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而是在一系列原则的束缚下，通过演绎的形式推导出来的一些抽象的结论，因而，其固有的也是主要的弊端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离。既不能准确地概括和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状况，也不能从现实的经济运动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能动地指导建设的实践。
韩志国等人具体从五个方面剖析了传统范式的弊端，一是仅仅把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上，而不是放在增进社会财富上；把立足点放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之上，而不是放在商品经济之上。二是理论的封闭性、体系的因果论。排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外的其他各种经济理论、经济流派和政策主张，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理论基础，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导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等等，以服务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三是缺乏对社会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某种意义上说是经济范畴学、经济政策学和本质经济学。四是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而不是把规范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静态的方法和动态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五是亲近政治、疏远实践，既使得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研究，也使得这种理论感受不到实践的压力，不能有效地接受来自客观实际的挑战，缺乏良好的生长环境（韩志国等，1986）。
樊纲在他的“中国经济理论1979-1989”研究课题中，围绕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即“苏联范式”进行了系统的批判。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原有范式中研究对象的定义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排斥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二是排斥了交换。由这两个特征决定，原有范式在经济生活中是“很没用”的，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也无法论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对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2.所有制问题。原有范式表面上承认所有制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上述命题只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与问题的时候才是适用的；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则是被用来证明其优越性，却丝毫看不出它怎么被用来解释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外，它从公有制条件下人人都是所有者这一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够“同志式地协作”，从而，完全回避经理、工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冲突。3.价值理论。原有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和排斥现代经济理论多年发展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从而把自己变成一种“封闭的”，越来越脱离现实，无法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
理论和现实的种种冲击表明，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遭遇的危机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与此相适应，对危机的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修改和补充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实行范式转换，以新的范式替换原有范式。
中国经济学新的范式的构建
经济学界对于实行范式转换，以新的范式转换原有范式，至少存在着四种主张：
樊纲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基础上形成所谓“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在樊纲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其实证内容而不是价值判断而言，其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提者”加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正是因为不同经济理论的差别主要是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的差别，它们也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综合起来，利用已有的各方面的理论，形成统一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变量，说明经济现象。运用这一论点，樊纲就“价值——价格理论”、“分配理论”、“生产与社会生产”、“增长与循环”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综合（樊纲，1994）。此外，樊纲还在他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中对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新范式进行了分析（樊纲，1990）。
陈东琪认为，创建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其理由是：(1)在主体意义上，价格市场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价格决定自由化程度已经很高、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成为价格变化的主调。(2)微观化的市场参数机制基本形成，且参数的自动调节正逐步代替行政调节，利率、汇率、税率、工资已不再是行政工具，而成为了市场参数。(3)除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市场已经产生外，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市场也已经形成，中国市场体系已其本发育成长起来。(4)非国有企业已基本属于市场型企业，国有企业的产权分解和经营权独立也使其具有一定的市场型企业的属性。(5)宏观调节中，尽管行政干预范围还较宽，但是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自己的意愿。(6)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投资者和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等行为，均与西方市场经济没有多少区别。根据创建目标，陈东琪提出了一个以“资源配置及其行为”为主题、包括制度分析、微观经济分析、宏观分析“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陈东琪，1995）。
盛洪等人则把自己的创建目标定位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在盛洪看来，近年来在原计划经济国家中发生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的胜利。它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经济自由，强调抑制政府的作用。但由于正统经济学缺乏动态特征，一般只进行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很少研究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因而使不少人误认为只要选择对了目标模式，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但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市场化改革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这是正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因而要有过渡经济学，即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盛洪，1994）。林毅夫也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技术、制度落后、资源贫穷的国家，如何利用与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制度差距，以加快发展和过渡的问题。中外对过渡经济学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林毅夫，1995）。盛洪等人对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已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原有范式的若干特征。首先，它强调将过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它关注的是如何在既定的制度约束条件进行改革。其次，它把利益分配，而不是资源配置作为过程研究的中心问题。第三，它把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作为改革成本，而将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看成是改革的收益，从而提出了改革成本和收益的概念。第四，它着力解决的主要是要寻求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或方案，寻求最佳的改革道路或方案，以尽可能少地损害部分人的利益。最后，它对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新的综合，以期对正统经济学有所突破（盛洪，1994）。
顾海兵主张在吃透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再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认为，新经济学应由这样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学的前提知识，叙述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第二部分是关于经济学的静态知识，从横向角度叙述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即商品理论。第三部分是关于经济学的动态知识，从全局角度叙述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即资本及利润理论。第四部分是关于经济学的历史知识，说明经济学的发展变化过程（顾海兵，1994）。
以上主张在依据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在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程度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分析新框架方面，显然存在着区别。
中国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路径
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创建中国经济学，需要遵循一定的路径。
樊纲、盛洪等人走了一条比较综合之路。如樊纲对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所作的比较综合（樊纲，1994），樊纲、盛洪将科斯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加以综合（盛洪，1994）。
陈东琪则强调要遵循某些基本的规则和原则。遵守规则的基本要求是尽可能利用共同语言，不要胡拼乱揍；要承认前人的科研成果；要论之有依，不能过于思辩，从概念到概念。遵守原则的要求主要有三个：一个坚持马克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三是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和有用内容。三者结合，缺一不可。在陈东琪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不是一门批判的经济学，而是一门建设的经济学，新一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基本使命，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多元化建设（陈东琪，1996）。
顾海兵认为，创设新经济学，就目前我国的状况而言，应该广泛借鉴国外的经济学体系理论，充分体现经济科学的发展历史，采取先粗后细的方式，不必急于求全，急于求深、急于求成（顾海兵，1994）。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学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必须做到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在林毅夫看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自觉以上述的理论创新规范来要求自己的工作，那么，以本土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也能够，而且更能够取得国际化的成就。如果在未来经济学的争论中能够遵循上述理化批评的规范。那么，就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讨论，经济学的争论就会是真理越辩越明的建设性争论。如果在学习国际上现有理论时，不是迷信权威，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可能在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也同样适用的假说，并在运用这个理论之前先以上述的规范标准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的一致性，那么，我国经济学界就不但不会沦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而且，我国的经济学家还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整个人类的经济科学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