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苓[1]2000年在《试论唐代文化重心的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郧。试论唐代文化重心的演变”研究生姓名；康保岑· 学 科、专 业：专l”〕史 研 究 方 向冲国思想史
季庆阳[2]2011年在《唐代孝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唐代是中国孝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孝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唐代社会状况入手,全方位、多视角地对唐代孝文化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认识,有益于深化对唐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道德缺失、家庭矛盾突显、代际关系紧张、养老问题突出等社会现实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唐代的孝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探讨了唐代孝文化发达的原因,唐代孝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唐代孝文化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各部分要点如下：第一章主要是对学术史的回顾。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曾对唐代的孝道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过研究,并产出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或论唐代孝道,或论唐代孝治,或论唐代的忠孝关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启发。但总的看来,成果数量不多,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对唐代孝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加大唐代孝文化研究的力度。第二章探讨唐代孝文化的渊源。唐代孝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西周的“尊祖敬宗”即带有浓厚的孝文化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立了一整套孝文化的理论。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孝道政治化和神学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孝亲先于忠君、生孝重于死孝等孝道观。所有这些,都成为唐代孝文化发展的基础。第三章具体研究唐代政治与孝文化的关系。唐代继承“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将孝纳入唐代文教体制当中,推行崇圣尊儒的政策,在政治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提倡孝道的教化作用。这种情况在唐代的教育制度、选官用人制度、褒奖孝行政策、尊老养老政策、礼仪制度、法律制度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说明孝文化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第四章研究唐代经济与孝文化的关系。在唐代,孝文化不仅保障了小农家庭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而且在促进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劳动力的生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唐代推行孝道实践的经济政策,孝文化与唐代家庭财产的管理,以及孝文化与唐代财政的关系来看,孝文化与唐代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有利于孝文化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则是一把双刃剑,祭祀、丧葬等方面的过度开支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第五章研究唐代文化与孝文化的关系。孝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到唐代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料显示孝文化与唐代宗教、文学、史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医学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孝文化促进了唐代各个文化因子的发展,而各种文化因素的创新反过来又丰富了唐代孝文化的内容。第六章研究唐代社会与孝文化的关系。唐代孝文化深入到唐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唐人的衣食住行、家庭生活、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呈现出许多体现孝文化的风尚。注重厚葬、行第和谱牒就是这种风尚的体现。第七章研究唐代的孝道观和孝文化的特征。唐人遵行了儒家孝道伦理的基本内涵,但不同阶层对孝道理解存在差异。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唐代帝王要求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做到忠孝统一、忠先于孝。而士大夫往往强调忠孝不可兼得,普通民众则以“善事父母”做为行孝的准则。从大量资料来看,唐代孝文化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征。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总的来讲是由唐朝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八章论述唐代孝文化的地位及影响。唐代孝文化是中国中古盛世孝文化的代表,它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唐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引领,对唐代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指导,以及对唐代社会秩序的维护。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孝文化对同时代的新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的孝文化又被宋代所继承,成为宋代及其以后各代孝文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孝文化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首次对唐代孝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唐代孝文化的特征首次进行了概括,并分析了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对孝文化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对唐代孝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从而对深化唐代孝文化的研究作出了新努力。在孝文化的研究方法上,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领域全方位对孝文化进行探讨,并选取一个时代进行具体分析,开拓了孝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总之,本文对唐代孝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供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士参考。
李富林[3]2010年在《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初探》文中研究说明书法艺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普及、最成熟和高度繁荣的唐代书法艺术文化,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奇观,而且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对唐代书法艺术精神进行整体的断代研究至今仍然一片空白,故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对唐代书法艺术精神进行整体而动态研究的意义重大。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精神首先要了解书法艺术所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统一强盛而开明的大唐政治和繁荣的经济以及壮丽辉煌的大唐文化、多元自由开放的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环境。唐代书法艺术精神是唐代时代精神的艺术外化。唐代社会生活、文化风尚与文化主体精神风貌的时代演变,深刻地影响着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嬗变与转折。研究受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应将研究的视野置于宏阔的唐代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当中来关照和探究该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审美风尚,进而探寻书法艺术精神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嬗变的历史动因。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嬗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阶段的艺术主体精神和审美的主导方向各不相同但又相互交替,呈现出渐进而动态的交替嬗变和转折；书法艺术精神的时代性嬗变既有书法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也有时代社会风尚、文艺思想和主体心态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与方法。流传至今的大量唐代书法文论、书法诗论以及后世关于唐代书法研究文献,是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考虑到本文研究的侧重于艺术精神方面,故而从书法论文文献中提炼出最能概括和体现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七大范畴,集中体现唐代书法艺术创造的整体价值取向、审美风尚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实践方面,考虑到唐代书法名家多、书法作品浩繁的现实,故而选取最具有代表性、为历史所公认而影响深远的八大书家为代表,对其人其书作典型研究,以概括各自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审美精神。通过典型性研究,从实践方面可以大致反映出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主导价值取向和思想文化蕴涵。通过对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时代性嬗变的把握的纵向研究以及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横向研究,可以大体概括出唐代书法艺术精神的鲜明特征：丰富的创造精神和中道的圆通精神。丰富的创造精神既是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外在因素促进的结果,而根本的原因是唐人对书法艺术审美创造的本质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即对书法艺术的哲学本体、主体精神和技法原理三方面最关乎艺术本质规律的全面深入探究；同时,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以圆融贯通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对现代书法的创作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王涛[4]2007年在《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的起源和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源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中国古代城市,到夏商基本定型,经过秦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到唐宋达到了兴盛的局面。与此相伴,市民阶层在这一时期也已初步形成,这就为城市保护神的盛行提供了信仰基础。但城市保护神的产生和城市的起源却并不是同步的,源于水墉神的城隍神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城市保护神,到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而起源于印度后传到西域的毗沙门天王则直到南北朝时期才以佛教神灵的面孔来到中国,二神在唐宋以前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隍神在护城保民方面屡显威灵,而毗沙门天王在佛教大发展的背景之下,也取得了大批的信众。到唐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兴盛,城市保护神也得以广泛地流行,毗沙门天王在中土大范围流行之时,它所具有的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突出出来,和原有的城隍神共同构成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保护神,中国古代城市保护神二元并存的格局最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保护神信仰广为盛行,不仅在地域上分布在众多的城市之中,而且城市民众信仰程度也大大提升。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既是城市大发展的产物,也与这一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程度加深以及北方的战乱密切相关。它的出现对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城市民众的信仰以及城市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城市保护神虽以二元格局的形态存在,但在区域分布上,并没有呈现出均衡的状态,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分治特征。毗沙门天王主要存在于北方城市之中,而城隍神则大范围地存在于南方城市。这一分布特性既显示出了南北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又表明了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毗沙门天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向中国本土文化靠拢,使其显示出了与城隍神相近的若干特性,而这一特性既昭示出了北方文化向南方文化趋同的特点,又显示出唐文化向宋文化演化的轨迹。城市保护神在民众中广泛盛行的过程中,其神性和职能都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其中,神性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人格化特征浓厚和正统化特征明朗两方面;职能的发展变化则主要体现为所具有的扩大化特征。这些发展变化是城市保护神在城市民众中盛行的必然结果。随着神性和职能的演变,城隍神和毗沙门天王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城隍神又独自成为中国的城市保护神,并在其后的民众信仰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而毗沙门天王则走上了部分向中国民间信仰转化和部分回归寺院的发展道路,逐渐淡出城市保护神的行列,在发展过程中,其神灵形象发生了严重分离,一方面它与李靖信仰合流,形成托塔李天王的新神形象,从而完全地中国化与民间信仰化,另一方面它又重新回归佛教,成为寺院护法护寺的四大天王之一。中国古代的城市保护神再次一枝独秀。这一时期的城市保护神,与宗教的关系也显示出了时代的特性。来源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在渐渐游离佛教后,其中一部分转换为中国的民间信仰,而另一部分则又回归到寺院,成为护法、护院的守护神,部分地回归了佛教;而起自民间的城隍神则渐渐向道教靠拢,成为与道教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民间神灵。这种转换的过程,既表明了城市保护神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道二教的走向。总之,唐宋的城市保护神,从外延和内涵上都显现出了时代的特性,是唐宋变革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发展演变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发展的轨迹,又深刻地打上了社会变迁的烙印。
冯敏[5]2014年在《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唐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无论在哲学、宗教方面,还是在文学、史学、艺术方面,都曾出现过一些著名学者,产出过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有助于唐代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人对唐代前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进取,着重论述了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背景、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主要成就、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的时空特征,以及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发展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力,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唐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文化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学成果和治学经验。唐代前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大阐文教”政策的实施,学术文化事业走上正轨。在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等人当政时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学术文化研究,经、史、子、集均有创获,为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优越的社会环境、文化政策和人文风尚也为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打开唐代前期的文化宝库,儒、释、道“三教”学术格外醒目。唐代前期帝王们对儒、释、道“三教”并尊,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特别是唐玄宗御注三经(即《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对三教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研究者致力于对“九经”的阐释。佛学研究者或译注佛经,或探讨佛理,著书立说。道学研究者则注重对道藏的整理、对《老子》研究及其他道教著作的梳理。尽管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研究的领域也有一定差异,但总的来说成果都是比较突出的。唐代前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故史家辈出,成果丰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异军突起,所撰《史通》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前代史研究全面推进,不仅编纂了著名的“唐八史”,而且对前代史书进行了全面探讨,产生了一批流传至今的优秀成果。在当代史研究方面,系统地编写了日历、实录、国史,吴兢的《贞观政要》、李林甫的《唐六典》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这些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唐代前期史学发展的水平。在文学领域,唐代前期有很大的创获。唐代统治者重视文学,有时候甚至“以文取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唐代前期有许多文人学者从事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名家辈出,群星灿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优美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诗歌格律研究,写出了一些与文学有关的学术著作。唐代前期的艺术博大精妙,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均有高水平的发展和创作,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各领域均出现过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如书法领域有初唐四大家、颜真卿、张旭等；绘画方面,有伟大的吴道子、王维等；音乐方面,唐玄宗、李龟年等；舞蹈方面,有杨贵妃、公孙大娘等；同时也出现过一些致力于艺术研究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著书立说,为我们了解唐代前期的艺术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唐代前期的科学技术可圈可点,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均有建树。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历法方面有李淳风、僧一行等人的突出贡献；算学方面对“十部算经”的系统整理和校订；医学领域有医学家孙思邈及其《千金方》,官方编修的大型《唐新本革》等。总观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特点：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差异的。从时间上看,高祖时期是制度草创阶段,太宗时期大煽文教,奠定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良好基础。高宗武后时期有一点波折,但仍保持了发展的态势,玄宗时期拨乱反正,进入到全面繁荣的时期。从空间上看,本文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全面考察了各道的学术文化成果及其学术特色。关内道、河北道、江南道、河东道都是学术文化发达的地区。就城市来讲,长安和洛阳无疑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所在。如果我们将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成就与前后历史时期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从经学来讲,对五经等典籍的统一与整理,具有延续经学发展的重要地位；史学方面也是一样,纪传体正史的官方修撰及史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传统史学发展的方向；近体诗的创立和完善,是此期文学的重要成就；科学与艺术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历史的角度,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二是对唐代前期主要学科领域的学者及其学术成就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三是首次揭示了唐代前期学术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分析了影响唐代前期学术文化时空特征的因素。本文也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对某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展开论述。对影响学者成就的因素也未进行深入探讨。对于这些问题,当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解决。
王美华[6]2004年在《唐宋礼制研究》文中提出礼制是中国古代基本的社会制度，它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理顺礼制内容的沿革与变异以及其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对于今人进一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特征，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而此也正是本文研究的视角。 本文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内容。 引言，作者着重介绍唐宋礼制的研究现状与题目的选择，并对题目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进行阐述。 上编，唐宋礼制的沿革与变异，其文共分五章，以五礼为次第，勾勒出唐宋时期官方礼制发展沿革与变异的大体面貌。通过对唐宋礼制沿革的整体考察，作者认为，山唐到宋，官方礼制虽然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趋势的存在还不足以掩盖唐宋礼制沿袭的主要基调。唐代确定的礼制原则和框架体系在北宋时期继续沿袭；在沿袭的前提下，北宋时期礼制的主要趋势，一方面是进一步调整唐代还未能完全理顺的礼制细节，另一方面是根据时事变迁而不断损益礼制的相关内容。正是在此过程，官方礼制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下编，唐宋礼制与唐宋社会变迁，其文共分四章，分别探讨了礼法合流与唐宋礼制的建设、礼制与唐宋社会控制的加强、礼制与唐宋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唐宋礼制与唐宋政治的稳定诸方面的问题，以全面而深入的剖析礼制与唐宋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第一章，礼法合流与唐宋礼制的建设，根据唐宋时期礼法合流在条文规定和实践效用方面的讨论，强调礼制强制性特征的不断明显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第二章，礼制与唐宋社会控制的加强，作者从社会结构变革与礼制演化、官方礼制对庶民礼仪的注重、私家礼仪撰述与社会控制的深入、官方旌表与唐宋孝悌行为的变异等方面来详细考察唐宋礼制与唐宋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唐宋时期礼制的发展完善不仅体现在它根据社会结构的变革不断调整礼制内容，更重要的是礼制实践约束的范围已经不断扩大，更为深入的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社会控制的加强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章，礼制与唐宋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通过重点论证礼制在唐宋时期的南移以及对南方文化特点的吸收，论证了礼制在沟通区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作者还分析了礼制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关系，认为礼制正是因为吸纳了宗教因素而不断的丰富自己，不断增强自身的代表性。第四章，唐宋礼制与唐宋政治的稳定，作者从礼制与君主集权的加强、礼制与官僚体制的完善两个角度，论述唐宋时期，以尊君卑臣为前提的礼制政治功能的空前加强对君主专制统治以及对官僚集团控制甚至官僚集团内部尊卑等级关系、价值趋向、心理定位的深刻影响力。 结论，作者概括论文论证的主要思路，进一步指出唐宋时期作为礼制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时期，礼制在这一时期中不仅在本身制度内容方面有着显著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礼制开始在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此对唐宋社会以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李瑞[7]2005年在《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文中提出针对我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研究中存在的形态与形制概念混同、各专题要素在都城地域空间整合性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本文选择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两座都城,以空间形态的“要素与关系”研究作为切入点,引入现代城市地理学中关于形态分析理论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两个都城空间形态要素的比较分析,揭示唐宋都城空间形态演化的特点、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唐宋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时期,通过对唐宋都城空间形态演变特征的考察,还可以明晰唐宋之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等诸多领域变革的轨迹。因此,本研究对架构历史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的框架及基础理论作了初步的探讨,并试图通过本研究为古都城市的规划建设、文脉的保护和传承、古都城市的旅游开发等提供借鉴。 全文共十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章,首先确定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现状分析,找准切入点,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其次分析了我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的概念、内涵,建立了都城空间形态要素体系。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六、七、八章,在第一部分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形态要素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入手,分别对唐宋都城由城垣、道路、河渠、中轴线等组成的城郭空间形态、坊市制到街市制下的商业空间形态、面向全体市民的休闲娱乐空间形态、由地形和建筑物要素结合形成的立体空间形态、由各类园林和河渠街道绿带组成的园林绿地空间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三部分包括第九、十章,揭示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的结构特征、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分析了影响都城空间形态演变的因素,并提出了都城功能体系和空间形态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古代都城空间形态是由形态要素的结构(形态要素的空间关系)、形状(城市内、外部的空间轮廓)和相互关系(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功能组织)所组成的一个多维空间系统。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研究应包括都城核心区形态、城垣外衍生区域形态和立体空间形态。 (2) 由唐到宋都城的城郭空间形态由规矩方正向灵活自由演变,但都城政治核心区的形态结构及价值理念未变,这是都城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城商业经济的繁荣,都城经济活动区的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长安早期封闭的坊市制达到极致,到中后期逐渐松动,商业空间形态由早期的“对称双核心”结构演变为中后期的“一核、一区”结构。进入北宋,封闭的坊市制崩溃、诞生了新的街市制,与唐长安相比,宋东京商业空间形态结构复杂,以都城中心区为核心,商业中心分布表现为不规则的向心环带状,并形成了商业空间等级层次结构体系。唐长安公共休闲娱乐空间不发育,大多数娱乐空间都与其他功能空间相兼容,
周尚兵[8]2005年在《唐代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唐代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及经济增长的方式为主要内容，考察了唐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问题。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了唐代技术应用的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社会而言，自然力是极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它的变化与波动直接影响着技术应用。同时技术应用的后果也在改变着资源存量并使其处于连续变动状态，制导着社会进行新的技术适应。在资源波动与技术适应中，唐代人构建出技术发展的新社会基础，产生了新的农业技术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考察了唐代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技术进步的历程本身构建了生产活动的一般模式，由此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行业繁荣与地区繁荣，形成区域经济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态势以及由分散走向整体的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部分考察了唐代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技术进步既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也是制度变革推动发展的结果。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提供了技术成长的环境，为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空间，又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演生出新的制度，进一步推动着技术的新发展。 第四部分结论，总结唐代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耦合发展给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他们对环境控制能力的增强、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新调整，成就斐然可观，所取得的历史进步显而易见，在唐人的历史进步中，展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强烈脉动。
吴福平[9]2018年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自由和自由意志,同时必须要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批判和反思可以为自由意志筑起一道“防火墙”,可以防止自由意志溢出现实世界或者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之外,进而失去交往的合理性和行动的合理化。这也正是本研究以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和批判(求美)作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的根本原因。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哲学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让“自由”进入了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的实践长河,也让我们认清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文化观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昭示的真、善、美的理想是真正的、内容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在此基础上,首先是致力于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其次,构建了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图,试图揭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以及在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理;其三,运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模型,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的分析,试图进一步奠定国家文化动力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同时,对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多元文化动力、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意志精神文化动力、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动力以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传播路径展开了深入剖析和探索性案例研究。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助于扬长避短,吸收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成果,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我国当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学理基础和文化支持。
陈俊强, 张文昌, 赖亮郡[10]1998年在《1950年以来台湾地区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下)》文中提出六、法制 1．中央官制政治制度为台湾隋唐史研究之大宗,成果颇为丰硕。通论性的著作,较重要的有杨树藩《唐代政制史》(正中,1969)。全书分中央、地方、文官三编,作者捃摭史料,作系统论述,资料详瞻,面面俱到, 是不错的通论性著作。另外有陈炳天《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台湾商务,1983),章节类似杨书,主要取材自政书或职官志。
参考文献：
[1]. 试论唐代文化重心的演变[D]. 康保苓. 曲阜师范大学. 2000
[2]. 唐代孝文化研究[D]. 季庆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3]. 唐代书法艺术精神初探[D]. 李富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4].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D]. 王涛.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5]. 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D]. 冯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6]. 唐宋礼制研究[D]. 王美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7]. 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D]. 李瑞.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8]. 唐代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D]. 周尚兵.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9]. 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吴福平. 浙江大学. 2018
[10]. 1950年以来台湾地区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下)[C]. 陈俊强, 张文昌, 赖亮郡. 唐史论丛（第七辑）.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