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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两个阵营对峙的“冷战”，以及口诛笔伐的中苏大论战。中苏大论战中，双方论战的文字汗牛充栋，而对这场大论战的研究却是近乎空白。笔者亲身经受这场大论战的洗礼，多年来积淀了诸多难解的思考。
赫鲁晓夫的“改革”引爆中苏大论战
中苏大论战从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暂告段落，前后历时8年之久。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指认，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修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现代修正主义的总代表。苏联共产党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搞教条主义，是阻碍列宁主义发展的现代教条主义。
这场论战是由中苏两党领导层的室内争论，逐级扩大到两党的普通党员，直至发展到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大军压境，发生边界热战。中苏大论战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打笔墨官司，但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各国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双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重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20世纪实践的社会主义。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确立了被称作人类社会第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至50年代，这个模式的狭窄框架早就容纳不下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时代在呼唤改革，理论需要发展。
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建立的，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客观上对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的体制改革变得非常有利。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以其特有的秉性，着手改革斯大林模式。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忧患意识，严肃批评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各级干部的浮夸，指出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源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他要求按商品经济原则重新确定国家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随后的几年里，赫鲁晓夫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第一，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第二，取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斯大林给农民定下的“贡税制”。在坚持集体农庄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内，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改革农副产品的收购制度，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改变了农业领域中两种不同所有制的独立企业（集体农庄与拖拉机站）参加、完成统一的生产过程的格局，改变了“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赫鲁晓夫语）的不正常体制。
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重大举措是从平反昭雪入手，反对个人崇拜，重树集体领导原则。马列主义在理论上否定英雄史观，但现实的苏联从30年代开始，弥漫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苏联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使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苏联社会现实严重失衡。赫鲁晓夫掌权后，开始了平反昭雪工作，试图还斯大林作为人的本来面目；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建立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秩序。
在世界总体战略方面，赫鲁晓夫面对50年代的现实，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符合当今现实。因而要调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即改变把20世纪看作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世纪的时代估价；改变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决策，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3个理论问题，废止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指导，并希图调整和美国“冷战”对峙的严重局势。
总之，赫鲁晓夫致力于改革斯大林体制，是要寻找苏联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寻找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途径。
新中国建立后，曾有过一段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时期，但毛泽东很快感觉到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他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表明中国正在努力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推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关于“和平过渡”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中共就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
大论战中断了中苏双方的探索与改革
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生90周年，《红旗》、《人民日报》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重申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当今时代特征的论断，并声称，列宁的论断永远不会过时；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必然要在帝国主义灭亡的废墟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的道路永远不可改变。自此，中苏双方从意识形态分歧走向公开论战。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接着，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文章和材料，批评、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遵循“后发制人”的一贯战略，于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从今起，“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准备开始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这就是以后陆续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中苏大论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中苏双方都全神贯注地进行大论战，双方已经开始的探索和改革也随之变形、改向。
中国的探索，在原有的起点上奇特地高举起列宁主义的大旗，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迅跑。在国际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方针；在国内把“一穷二白”当作最大的优势，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思想意识领域把“反修防修”作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目标，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57年冬，全国开始“反右倾、鼓干劲”。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率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号召全国“在生产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冒进，说“真正的左比右好”；规定“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毛泽东还针对苏共20大反对个人崇拜，提出“有正确和不正确两种个人崇拜”，“要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通过了总路线。
在“总路线”精神的照耀下，弄虚作假的肥皂泡“成绩”层出不穷：1958年大秋作物收获时，各地竞放“高产卫生”；工业生产领域也是大刮浮夸风。钢的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两年内超过英国，达到3000万吨。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走群众路线”，从而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1959年夏，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在全党、全国开展更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可是说大话填不满粮仓，吹肥皂泡完不成生产计划，现实是无情的。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还少1031亿斤；需要吃饭的人口却比1957年增加1600多万，全国总人口达到6.6亿，这就加剧了缺粮的严重性。由此而带来的牲畜和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少。农业总产值下降22.7%。工业生产领域也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960年全国企业亏损105亿元。1959-1961年，财政赤字达158.5亿元。3年“大跃进”，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全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出现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比比皆是。
随着中苏大论战白热化阶段的到来，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以修筑“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的彻底革命，首当其冲和最最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被当作异己力量和改造对象。团结改造政策，实际上是斗争改造和劳动改造。1963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作出结论，知识分子“近年来更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全国城乡开始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66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有多方面原因，无疑和中苏大论战也有着因果关系。首先，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是“挖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其次，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为鉴，作为对全党、全民的“反修、防修”思想教育运动。再次，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中国成为列宁主义的核心阵地。
文化大革命是中苏大论战结出的果实。中苏大论战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不仅造成科学事业的停顿，教育事业的荒废，而且从1956年中苏大论战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经过20年的“左”的思想教育，形成一种“左”的思维定势，以致使得后来克服“左”的思想变得如此艰难。
大论战使赫鲁晓夫面对两方面的压力，中国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对赫鲁晓夫是一种巨大的有形压力，赫鲁晓夫几次说要和中国“对对表”；中国指责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赫鲁晓夫也害怕戴“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中国的“大跃进”气势，使赫鲁晓夫坐立不安。1959年1月底至2月初，苏共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表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抛开20大刚刚通过的、正在执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类似于中国大跃进的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现在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月5日，苏共21大通过赫鲁晓夫关于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决议。赫鲁晓夫的七年计划无疑是个冒进的浮夸计划。进入60年代，苏联从上到下都明白，七年计划的指标是肥皂泡，工农业生产都出现窘境。苏联被迫抛出库存黄金，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欧进口农副产品。于是，中国挖苦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破产了；苏联嘲笑中国人民公社“喝大锅清水汤”。这实在是阿Q和小D的互揪辫子！
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全面后退。
60年代初，赫鲁晓夫把农业生产困难的原因归咎于农民在宅旁园地上的劳动时间太多，花在集体农庄劳动上的时间太少。于是，全国舆论开始讨伐宅旁园地，称之为“资本主义残余”，称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农民为“投机倒把者”，用行政手段予以取缔。农村已经开始的机械化作业队和小组的承包试验也停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刚刚把农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望鼓动起来，他又举起斯大林时代的旧扫帚，把农民对改革的期望扫个干净。1962年，苏联全国开展关于“利别尔曼计划”的讨论，触及到市场经济问题。赫鲁晓夫终于不敢去扣动市场经济的大门。赫鲁晓夫的改革终于只限于在斯大林模式的狭窄围栏内打转。
平反昭雪的工作也停顿下来。对于30年代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明显的冤假错案，赫鲁晓夫即使已经把平反材料都准备好了，也不敢宣布。1962年12月，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负责平反昭雪工作的负责人波斯别洛夫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回答“布哈林和他们那些人是外国间谍吗？”的问题时，明确地回答：“布哈林不是恐怖分子或间谍”。但是苏联一直不敢、不肯为布哈林平反昭雪。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清理工作也退回去了，重新大讲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并说：但愿苏联有更多的斯大林主义者。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一次宫廷政变式的逼宫事件中，被迫下台，随后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全面回潮。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和中国的国家关系更加恶化。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多次挑起边境冲突，甚至策划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中苏大论战，使中苏双方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己却沉缅于论战，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籍以自我安慰。应该说：在大论战中，中苏双方谁也不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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