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化社会与文学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社会论文,技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5)01-0122-04
一、技术：从器具到代码
人类文明史亦即生存技术发展的历史。人类曾经经历过直接依赖自然赐予和对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以获取生活资料的生存形态，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人类进入了用工业技术批量制作从形态和功能上彻底超越自然物的技术物品以满足生活需求的历史阶段。工业革命以及后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浪潮使我们生存的世界脱去了自然的自在性，让人类生活在一个人工制品的、工业产品的、商品的和消费品的世界之中。因而在比现代化历史长得多的古典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那种以同一性为特点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逐步解体，而以相对主义为特点的意义经验把人类推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模式。
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一种“装置”或作为一种技术理性为人类精神“脱魅”，更重要的还在于全部技术活动的终端——技术化物品——让人类走出以自然物为主体内涵的同一性世界而进入了一个批量制造的人造品世界中。从工业革命出现开始，人类社会在工具、器物、设施、社会组织、交流方式以及代码等方面一步步地走向技术化，最终形成了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等名称下的一系列文化特征。技术化社会的形成经历过这样一些发展的阶段，即：技术物品的器具化、技术物品的世界化、技术物品的大地化和技术物品的代码化。
1.技术物品器具化。工业革命发端于生产工具的革命。新技术的应用产生于对大量、迅速地获取物品的需求之中，而不是产生于对“新物品”的需求。工业革命的最早的成就是“老式的”生活用品被“新式”的工具大规模生产出来。因而，虽然人们看到了技术物品的神奇，但这些神奇的技术物品仅仅只是制作熟悉的生活世界的一些更有效的工具而已，而构成人类生活世界内容的物品在形态和功能上仍保留着古典时代特有的自然风貌。整个社会被技术化器具的运用推入了快车道，高速发展的时刻即将到来。但人们仍然只是为新工具而兴奋，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技术化的器具已经在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关系中撬开了一道裂隙。技术化的器具预示着一个疏远于自然的人造物品世界可能出现。
2.技术物品的世界化。与社会生活的技术含量的增值同步发展的是人的需求。当人的需求越出自然的规约时，技术则担当起制造技术化的生活物品——不是技术化的器具，也不是自然化的生活物品——的任务。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片新的世界，那便是批量制造的工业产品。作为一种人工制品，技术化的生活物品在生产层面上是工业产品，在流通层面上是商品，在功能层面上是消费品。于是工业化、商业化、消费化的社会运作模式得以在技术物品世界化的时代中形成。而且因为生活世界的技术化，人类开始感受到疏远于自然的种种焦虑。但是，技术物品世界化的时代中社会生活的技术含量仍然处于人的主体性控制之内，其发展的规模和深度还没有达到溢出人的理解能力的地步。由技术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还是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理性、同一性、主体性等还能维持它们在与技术物品世界的关联中的合法地位。
3.技术物品的大地化。当技术物品充塞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或缝隙之中时，它们便由可理解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神奇的大地。作为大地的技术物品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它无所不在法力无边而又难以理喻的特点：首先，支撑技术物品产生的科学知识，作为人类对自然运动的阐释，其繁复庞杂的程度使个别主体无法把握，因而关于世界的整一性概念遭到了放逐；其二，技术物品在功能上溢出了人类的一般需求，于是技术力量超越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了技术的不可抗拒的霸权；其三，技术物品支配了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领域，在此基础上文化系统的基本意象亦由传统的“观念”变成了“器物”。在技术物品大地化的时代中，古典时代的那种以神学、哲学或诗学同一性为核心的观念主导型文化让位于以消费品为核心的器物主导型文化。叙事话语与技术物品构成的大地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
4.技术物品的代码化。人类文明越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理性的创造物离原初的自然就越远。这种人与自然的疏远化在最近的发展就是技术物品表现出取代自然意象为基础的语言而成为交流代码的趋势。在技术物品占据了生活世界大部分空间之后，技术物品便上升成为一种意义的标志，即技术物品的形式特征开始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形式特征组成交流代码。建立在自然意象之上的语言在表现技术化社会中人们的意义经验时显得力不从心，而技术物品代码却可以简洁而准确地完成这一任务，比如用蘑菇云图案来表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人类的威胁就优于语言的表现力。尤其是在电子媒体占领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时，语言的叙事方式无奈地交出了话语权，各种技术物品的幻像及其结构开始按照技术的逻辑从事传播和理解的工作。在技术充分发达的社会中，技术物品借媒体把自己变成了一堆“能指”，这些能指剥夺了语言对意义的决定权，它们甚至把文字也变成了自己的“所指”，犹如电脑键盘与屏幕上的文字之间的关系。
在技术物品充塞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结果：随着自然物在人类生活世界里的地位逐步让位于技术物品，以自然物意象为基础的语言与人类生活世界之间的同一性意义关系趋向崩溃，由技术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让语言成为了孤独的能指。
二、语言：自然意象的隐匿
比起技术化社会的历史来，人类依赖自然或对自然作简单加工而获取生活资料的历史要长久得多。语言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类栖居于自然化的生活世界的那段久远的历史恰恰是我们的语言生成的历史。
语言的生成意味着人与其生活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意义关系。这种意义关系一方面体现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世界向人的敞开，因此世界形态的符号化是这种意义关系得以形成的关键。从人的意识活动来看，意向性总是指向生活世界中的“物”，而物被意向性呈现为符号则意味着概念的出现。因此，意识虽然不完全来自摹仿，但它与意识主体所处的生活世界的物质形态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如果说人与世界的意义关系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而且语言本身表现为物在意向性活动中被符号化，那么，语言必然受制于作为意向性客体的物。也就是说，语言中所体现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物在意向性中的呈现。我们的语言都生成于前技术时代，自然物作为生活世界物质形态的主要构成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语言在本质上都是自然物的代码。前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关系体现在语言中就是自然意象的符号系统，正是在这个系统中人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同一性的意义关系。中国古代诗歌最为完美地体现了前技术时代中人与自然间的这种同一性意义关系，农耕文明和象形文字共谋的这项成就让我们领悟到：古典时代语言的显明特色就是能指与自然物的紧密关系。
1.构成我们的语言的意义元素大都是自然物的意象。语言生成的时代是人依赖自然或对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这种加工常常不改变自然物的外在形态，如对动植物进行驯化）以获取生活资料的时代。自然物以其原生形态向人展示其养育生命的功能，因而获取生活资料这一生存的根本意义就在观念上与自然物的原生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反过来，生活在自然物世界中的人类就必然用自然物的形态来表现对世界意义的理解。大量的自然物意象按照自然逻辑汇集、积淀成一个庞杂的代码系统，人类用这个代码系统来表现自己的意义经验。这些代码或者在发音方式或者在书写方式上摹仿着自然物的形态。语言的自然物意象系统一旦形成，作为表意的代码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无论后来的文明怎样朝脱离自然的方向发展，这种代码中的自然物意象基础都一直存在着。比如，越来越多的表达观念或感觉的词，还原到它们的生成机制，仍然是某种自然物形态的表现。在这方面，汉语最为引人注目。图案化的象形文字在外态上保持着自然物的质感。因而这种人类意向性活动的符号产物能够使人产生自然物自我言说的效果。能指与自然物象的紧密结合是汉语的一大特色，所以汉语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语言。
2.以自然意象为基础的语言系统使前技术时代人类的观念活动与自然运动之间构成了同一性关系。意识活动的前提是概念，而概念的基础是语言，因此，当语言能够提供一种用自然意象来进行理解的条件时，意识总是把意义同自然意象结合在一起。在前技术时代，意识对意义的陈述或者是以自然物的自我呈现为形式的，或者是以自然物的整体幻像（如人格神）为形式的。但无论是中国式的日月山川的自我呈现的意义论，还是西方的神灵凭附的意义论，都能提供意识主体与自然物相互认同的空间。福柯在《词与物》中曾探讨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型的转变。他认为，17世纪古典文化以前，词与物具有同一关系，此后，词与物相对地区分开来，词成了物的记号，而18世纪末到现代，词与物断裂了，知识型也发生了变化。在福柯看来，近代文化出现之前，西方知识型中词与物的关系是“相似关系”，词与物混合为一体。正是因为词与那时占据人类生活世界主导地位的自然物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前技术时代人类才把一种以同一性为基石的理解方式当作探知真理的宗旨，如神学本体论或气一元论。古典文化的意义整一性是建立在能指与自然意象的同一性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化中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感，与汉语的“自然主义”特色不无联系。
3.前技术时代文学的意义是一种镜喻意义。理查德·罗蒂说传统哲学是镜喻哲学，是观照自然的镜子。其实在语言的能指与自然意象紧密结合的时代，意义的生产大都指向宇宙。因为语言中词与物不可分离，在词中彰显出采的意义必然是物的呈现，所以前技术时代的意义经验只能表现为一种在话语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的感悟。像现代主义那样的主观心灵的独往独来的自我体验，只能发生在技术物品大地化斩断了语言和自然物的关联之后。汉语由于自然意象形式化不充分，其能指保留了太多自然物形态，因此汉语文学的这种观照自然的镜喻意义尤为突出。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但叙物的文学非常发达。中国古代诗歌非常善于表现人与自然物交流过程中对意义的体验，这是因为汉语本身能够将形式功能和自然物象结合为一体。总之，无论是叙事的文学还是叙物的文学，都借助于代码活动与自然物的同一性关系而使得自己的意义经验指向客观的事物。在这里，言词是工具性的，而意义则来自于自然意象。由自然意象形式化而形成的能指与人所面对的由自然物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无疑是契合的，二者间的表现关系使古典文学在意义上显示出明晰、整一的特征。
4.作为一种不完全形式化的语言，汉语文学典型地体现了前技术时代的文化特征。自然物意象的形式化是语言形成的普遍规律，但是比较起大多数拼音文字来，汉语在自然物意象的形式化方面尚未达到完全彻底的程度。象形化的方块汉字保留了许多图案的成份，所以它有着较强的造型功能。汉语在字形构成和书写行为等方面都包涵了一定的语义内容，所以在汉语语言活动中，意义、书写和字形是结为一个整体的。汉语天性上就是一种诗化的语言，它营造意象的功能极强。这种不完全形式化的语言是语言与自然物生活世界同一性关系的最好体现。但是，在技术化将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打破的时代里，保留了太多的自然意象的汉语遇到的问题也最多。完全形式化的语言与技术对自然的形式化整合的步伐是相吻合的，它可以通过抽象形式的重构来把自身变成技术物品的代码（比如UFO成为不明飞行物体的代码），以此适应技术物品由器具到代码的发展过程。而方块汉字在这方面就显得十分无奈。工业革命爆发以后，文化上的一个突出反应就是语言与其指称物的分离，或者说是以自然意象为基础的语言与技术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的不兼容。能指丧失所指，作为自然意象的所指隐匿了，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解放能指的运动。从索绪尔到德里达，我们看到了一条从能指的出走到能指的自由游戏的发展道路。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技术化程度有限，所以我们对技术化造成的语言指称对象的丧失问题感受尚不强烈。
三、文学：镜喻意义与能指游戏
在现代社会被技术物品占据的历程中，文学上出现了一系列以意义言说障碍为特征的现象。从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后朦胧诗，都因为企望言说一种“不及物性”的意义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叙述障碍。1947年，布鲁克斯认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对隐喻的大量使用（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而到80年代，杰姆逊干脆认为，现代主义诗歌带来的问题是，感觉不感觉到什么都说不出来（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这里问题出在符号与其指称物的脱节上。前技术时代中，自然意象形式化造成的符号与自然物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呈现为同一性关系，所以符号总是能够指称事物。而在技术物品构成生活世界的时代里，以自然意象形式化为基础的语言符号与其表现的世界分离了，于是表现问题出现了，叙述面临着障碍。
从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区分开来起，人们似乎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建立在符号与其指称物间同一性关系上的“镜喻”性意义系统已无法通过语言得到正常的表现，就像荒诞派戏剧中的情景一样。继而人们意识到，能够被现有语言准确表现的那些意义实际上已经在当代社会中消失，我们需要像新小说那样，在语言中寻找一种新的物感。技术物品剥夺了客观的自然物在意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又努力把自身形式化以取代自然意象为基础的语言。正如颠利所说：“这是一个人造物或非自然物狂喜的时代。”（注：玛可·颠利编《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艺术》，腾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这个时代里，符号与自然物之间建立起来的镜喻意义必然解体，当代文学只能在能指解放中寻找新的意义经验。
1.从指称性意义到不及物性。我们常常在认知范围内讨论文学的意义，那是因为传统文化在自然意象形式化的能指与自然物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能指的运动（文本）被坚定地认定为对所指的言说。传统文学是所指的文学，是客观事物的意义被置于理解活动之下的文学，它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强烈的及物性；客观的生活世界的现象是传统文学意义发生的源头和判断的准则。所以前技术时代的文学在意义上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或社会学意识，具有鲜明的指称性。但是当技术物品使言词与自然化的生活世界脱节之后，自然意象形式化的能指失去了言说的对象，所指的文学开始变成能指的文学，不及物性出现在文学之中。正如杰姆逊所言：“在后现代主义阶段，意符或者说语言的意义已经被搁置一旁。我们在这个辩证的第三阶段所看到的只是纯的指符本身所有的一种新奇、自动的逻辑：文本、文字……”（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刘象愚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6页。）在索绪尔之后，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意义从实证中解放出来，把游戏概念注入语义学。而到罗兰·巴尔特，不及物性的语言活动受到了赞扬；在德里达手中，语言的意义仅仅只是能指游戏的“踪迹”。索绪尔之后的发展是一条能指解放的道路。被解放出来的能指孤独而自由，用自我放纵的方式寻找不及物的意义。90年代中国的后朦胧诗，也极力让意义摆脱指称性，用主体对文字的经验代替主体对生活世界的经验来建立不及物性的意义。
2.从认知意义到能指游戏。传统文学的及物性意义所及之物是人们的生活世界。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传统文学意义的宗旨。在前技术社会中，西方的叙事文学细致地观察剖析社会生活中的因果逻辑，而中国的叙事诗歌则敏锐地感悟大地上的生命气息，这都是为了制造认知意义，即关于客观世界真理或价值的内容。但是当技术物品消解了语言镜喻客体的功能之后，对大地的言说似乎成为言词的不能承受的重负。文学失去了建立认知意义的功能，于是它走向能指的自我游戏，企望在这场游戏中让主体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经验。美国作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反对解释》(1966)一书中否认文学的意义的客观性，认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语言活动中的刺激与体验。这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学当作一种语言游戏。二战以后，游戏受到诸如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重视，但比起康德、席勒来，现代思想家们更倾向于把游戏视作符号活动的产物。后现代文学完全放弃了文学的认知意义，它倾向于在互文性中形成文本的意义，即把意义放在文本的能指“联络图”中，而不再是从文本与实在事物的关连中建立意义。互文性就是一种文本游戏。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就会发现，比起80年代的文学，话语游戏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
3.整一性意义的解体。前技术时代文学意义的客观性也为它带来了意义的整一性。在传统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确定的、单质的核心命意。因为语言有着明确而稳定的言说对象，即自然物构成的生活世界，所以语言的意义在指称性方面无可置疑。而在技术化社会的文化模式中，失去了所指的能指只能把自由游戏中产生的经验当作意义，这个意义是个体化的，它没有客观性，因此它必然丧失整一性。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不确定性成了文学意义的一个特点。解构派的理论甚至认为，所谓意义中心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意义只是主体移心的结果。近代以来，意义不确定性日益侵蚀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社会历史学的单整意义发展到现代主义时变成了个人生命经验的单整意义，但已有了一些相对主义的色彩。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以来，文学意义则表现为一种混杂的、笼统的或飘忽不定的姿态。所谓整体性、明晰性、确定性等等，在后现代的意义经验中，几乎荡然无存。当代文学越来越倾向于用身体化的当下经验取代历史意识，这恰恰是整一性意义解体的一个标志，因为当下身体经验在意义上是原始混沌状态的，而历史意识则要求对人类生存现象进行意义整一性层面的反思。由叙事学来看，及物性的传统文学由于有客观的“事”作为叙事意义的基准，因此其意义具有可确定性。在“叙述”行为与“事”距离渐远的当代文学中，叙述行为被认为是意义之源，而叙述行为本身不是客观的或实体性的，于是由之产生的意义也无法确定。
4.汉语文学的机遇。在以自然意象形式化为基础的语言逐渐失去了它指称的自然物世界，而技术物品构成生活世界的主导内容并发展出一套技术物品代码的时代里，技术化社会导致了技术型的文化。在这个文化模式中，语言与物质、言说与事实、能指与所指、叙述与故事、符号与实物、文本与生活世界，等等，出现了全面的疏离。但我们还不可能像罗素想象的那样一夜之间把我们的语言换掉，我们仍然力图在既有的语言家园中寻找意义。这样，技术化社会的文学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从叙事障碍到历史意识的消失，从能指游戏到意义整一性的解体，从所指缺席到物像的隐匿。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然主义”的语言与“技术主义”的世界之间的疏远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语言摆脱自然意象就可以和技术物品的世界相互契合了。事实上，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在形式化方面已完成了脱离自然意象的过程。但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因为语言无论怎样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自己完全转化为技术物品的代码。一方面是自然意象离开语言，另一方面是技术物品世界对自然语言的拒绝，于是语言只能走上自我游戏的道路。
从表面上看，作为不完全形式化符号的汉语保留了太多的自然物意象，它与技术物品世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这是汉语文化进入技术理性的障碍。但另一方面，这也许是汉语文学在技术化社会中发展的一个契机。首先，汉语独有的造型功能可以避免完全形式化符号在技术化社会中的指称意义消失的问题。汉语有着强烈的指物性，它在书写行为、字形构造及词汇搭配等方面都能产生指称性语义，因此汉语文学可以不落入纯形式游戏的尴尬，始终保持着一种鲜活的物感。其次，汉语具有一种意义、物像和形式几者合一的特点，这就为避免技术物品代码对意义经验的“脱魅”留下了可能。汉语不对客观物像作知识谱系的分解，因而保证了客体整体上的质感。因此汉语文学可以做到避免将形式游戏与意义经验完全割裂。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技术化社会中文学的镜喻意义将会被交流意义取代，而完全形式化符号体系在交流中有走入丧失语义内涵的危险。汉语因为是一种不完全形式化的符号体系，它能把物像带入非镜喻性的交流话语之中，因此，汉语文学将会在制造交流意义的文学活动中展示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