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人道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四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人道主义是新文学发生期最重要的核心观念，五四新文学家对于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有着较系统认知，并作出独特阐释，其中他们认为，集中表现于文学活动的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先驱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其核心观念形成于19世纪后期，源自俄国新理想主义者的理论创造。本文即力图系统梳理五四新文学家对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发生发展历程及主要观念的认知、阐释，并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
一 五四视野下现代人道主义先驱的人道观
现代人道主义基本观念形成于19世纪后期的俄国，周作人所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称誉的“现在世界上，最美丽最要紧”的“俄国思想”①，主要指此观念。五四新文学家认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思考，虽然俄国的现实苦难、战争及社会暴力是诱发他们思考的起因，但其思考却是指向人类整体生存问题及“人”的基本问题，周作人曾有此论断，“《罪与罚》中，拉科尼科夫跪苏涅前，曰‘吾非跪汝前，但跪人类苦难之前’。陀氏所作书，皆可以此语作注释”②，据他判断，陀氏是把全人类不幸苦痛当作思考起点，而托尔斯泰受举世推崇，亦缘于对全人类问题的深刻全面思考。两位文学家的人道观，已被认为真正具备“现代”的“人道主义”的特质，即具有“现代性”③。在五四新文学家看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创作、思想及社会活动已使其成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的先知。
中国在20世纪初对这两位文学家介绍阐释集中于其人道主义观，而稍后译介的欧西及日本多种文学思潮论著亦如此，说明当时盛行世界的新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潮对他们理解集中于此。因而周作人对其理解也基本围绕时代关注的中心，且采用新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解释系统进行阐释。五四新文学家认为，如何最终解决人类的问题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核心命题，它不仅包括实现人类正当关系，达到四海同胞，人类间兄弟互爱，且还包括完成人类最终联合的目标。当然要建构此理论，其前提是人类拥有共同的永久人性的观念，这恰是两位先驱通过“抹布”主题提出的。不过要完成此理论主要还是依靠“爱的哲学”观，这是实现正当人间关系与人类最终联合的重要基础。
(一)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
国内最早系统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观的是周作人，1918年初他翻译W.B.Trites《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向国内引介陀氏“抹布”命题。W.B.Trites在文中对此观念做了细致论述，他首先引用陀氏对“抹布”意义的说明，“Goljadkin断不肯受人侮辱……但是倘若有人要将他当作抹布，却亦不难做到……却又非平常抹布，乃是有感情，通灵性的抹布。他那湿漉漉的褶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抹布虽是抹布，那灵妙的感情，却依然与人无异”，之后又做进一步分析，“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的悲痛声音……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塘里，悲叹他们的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叹，倘尔我因不意的灾难，同他们到一样堕落的时候”④，周作人极赞同文中对“抹布”命题的概括，并在《译者案》中加以补充。应该说，五四对陀氏的解读与阐释，基本都围绕Trites与周作人的思考命题展开，且看法接近，因为这些看法也是当时西方人道主义文学家、思想家的普遍认知。除周作人外，沈雁冰也是陀氏人道观的最主要介绍者，还有田汉及一些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都深受周作人影响。
五四新文学家对“抹布”命题作出深入阐释，并对它与陀氏人道观生成的关系做了明晰判断。
具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家认为，陀氏主要关注“下等社会”被蹂躏凌辱虐待着的人们，并在俄国较早真正意义上“发现”他们被掩盖的真实精神世界，因此提出了“抹布”命题。陀氏之所以真正发现下等社会人的灵魂，并明确表达“抹布”命题，主要缘于西伯利亚服刑时的切身体验观察，其关于“发现”及对“抹布”命题的思索，五四新文学家有过深入思考及阐释。
首先，陀氏“从强盗和杀人犯的灵魂里发见可贵的性质”⑤，看到这群堕落者“也有灵魂、其中还时时露出美与光明”⑥。此发现周作人、田汉介绍最早，沈雁冰又做了系统阐释。其次，陀氏更重要“发现”，是堕落者灵魂仍能使其“足与为善”⑦，有改造成新人的可能。在他看来，这些人堕落非因本性卑劣，乃是不正当社会生活扭曲人性所致，任何人相同境遇下都会如此⑧。这在另一方面正说明，这种堕落可以扭转医治，沈雁冰指出陀氏“所著言罪之小说，实皆‘悔罪’(redemption)之研究。彼谓罪者，道德上之病也。病有时而愈。罪者，人之灵魂受苦至深至不能忍而出之也……然及其终也，仍得湔涤自新复为善人”⑨，周作人也强调陀氏对拉科尼科夫最终能“逐渐的革新，缓慢而确实的上进”的肯定⑩。关于此“发现”过程，沈雁冰作了具体描述。当然并非所有堕落者都能彻底改悔，但陀氏认为，尽管很多人没机会及意志去改过，但其对自身道德状况都有清醒认识，常会悔恨，W.B.Trites着重强调此点，沈雁冰也指出，“书中描写盗贼、凶手、娼妓……把最灰色的生活全写出来，但是这些英雄到底要对自己的罪恶追悔”。
五四新文学家认为，陀氏笔下堕落者能清醒认识自我，并有悔意，是因为陀氏认为他们灵魂不会完全堕落，沈雁冰概括道，“那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虽过了堕落的生活，然而灵魂永不至于堕落”(11)，田汉也说这些人悲惨生活中闪烁有良心的权威(12)。陀氏做出这一判断，源于其“性善论”人性观(13)，在他看来，首先，包括堕落者在内人们都有着共同的灵魂，即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他是我的兄弟”(14)，其次，这种灵魂本质是善的，且这种善不可磨灭，乃永久之人性。沈雁冰对此有过明确说明(15)。在周作人、沈雁冰等看来，陀氏在着力表现堕落者时，在“湿漉漉的抹布生活”中找出人性，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16)。
五四新文学家普遍认为托尔斯泰人性观与陀氏相近。实际当时西方很多批评家、史家皆有此共识(17)。五四新文学家认为，托尔斯泰与陀氏一样，也肯定人性本善，堕落者完全可能改过自新。沈雁冰说托尔斯泰倾倒于“陀思妥夫思该主义”(18)，极赞成陀氏“罪是道德的病态，病每每是因于外邪，不是内起；所以无论怎样堕落的人，没有不能自新的”见解，《复活》便贯彻此认知(19)。而关于堕落者如何获取新生的问题，周作人认为，陀氏所强调经过苦难堕落者能湔涤自新、重获新生的观点亦为托尔斯泰认同，而对此主题，陀氏尚未实现的一些理想，乃通过托尔斯泰创作得以完成。周作人分析道，“拉科尼科夫……悔罪自首……向上之新生活，即始于此……至于七年后之新历史，则未著笔，托尔斯多氏乃完成之，《复活》Boskresenie所记纳赫鲁陀夫Nekhludov事，是也。”(20)此外五四新文学家认为，两位先驱的共通思考也表现在同情了解“下等社会”上。五四特别强调托尔斯泰发现农民精神真谛及所受影响，这在当时译介的托尔斯泰研究专论中皆有确论，《近代思想》一书便指出托尔斯泰自认发现农民精神真谛，即“至简至纯之信仰”(21)，此信仰对托尔斯泰产生重要影响，升曙梦论及托尔斯泰坦承道德观深受两位农民影响，令其彻悟(22)。而托尔斯泰对“农民的神秘的崇拜”对于俄国的重大影响，升曙梦亦作详论(23)。
综上所论，五四新文学家认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而这种对于共通人性的认识，只是为其人道主义建构提供了理论可能，而理论构造的真正完成更多依靠“爱的哲学”观。
(二)“爱的哲学”与人类问题的解决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爱的哲学”观对近代俄国产生过巨大影响(24)。“爱的哲学”是从宗教层面，对现实、人类关系、人应该的存在状况等进行思考的宗教哲学形态的理论结晶。升曙梦说“与杜思托伊夫斯基同讲爱的福音，从文艺出发而到达了宗教的，是托尔斯泰”(25)。五四新文学家普遍了解“爱的哲学”这一特质，如沈雁冰将陀氏思想称为“爱与牺牲的宗教”，并指出陀氏把自己思想归功于基督教，基督教是其宗教观主要来源(26)；而托尔斯泰公开宣称自己的教义解释才符合原始基督教，尤其“爱”的哲学的教义，这对五四新文学家而言亦为常识。
周作人在找寻现代人道主义源头时，敏锐注意到“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27)，尤其现代人道主义发生的俄国，“原始的基督教思想……传布的很广，成为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的根本”(28)，他在分析两位先驱人道观时，特别强调与基督教的关系，如《圣书与中国文学》从基督教“爱”的观念出发，重点分析两位先驱“爱的哲学”的来源(29)。据他分析，把犹太民族上帝说成整个人类创造、主宰者，在《旧约》已开始，耶和华的爱与慈悲涵盖全人类，也包括恶人，已显出博大爱的精神(30)。而到《新约》时代，耶稣把“神的对于选民的约变成对于各个人的约”，因此在基督教观念中全人类皆兄弟；兄弟间应互爱，而非仇恨、相憎；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恶人。这正是两位先驱“爱的哲学”的来源，“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奇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31)。他们虽标榜自己是基督最忠实解释者，但实际他们是对基督教“爱”的哲学等观念加以重新阐释后，才纳入自己宗教思考体系的。对此，凌霜曾引述托尔斯泰自述来说明：“吾之所谓宗教的真理，非此教与彼教之比。乃集各宗教共同之点(人类平等为宗教共同之点)，采其精华，弃其糟粕，建为一教，以求人群真正之幸福，并以众生平等世界大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鹄的”(32)。
周作人在说明“爱的哲学”来源后，又通过解读《圣经》对“爱的哲学”内涵加以阐释。首先，关于“爱”在“爱的哲学”中所处地位，周作人说《圣经》所讲“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就是在说明“爱之所以最大的理由”(33)，很明显，“爱”最大，是因为“爱”就是上帝，是世界本质。据沈雁冰介绍，陀氏认为俄国有伟大道德原则，其“根本点就是爱，举世上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现象合起来不及爱的动力最伟大”(34)。其次，关于“爱的哲学”观基调问题，周作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他们不晓得’……耶稣的这两种言行上的表现，便是爱的福音的基调”(35)。引文中耶稣前一句是说明，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因此谁也没资格去仇恨、审判兄弟；第二句表达了耶稣宽恕别人的宽广胸怀。这两点就是两位先驱肯定兄弟爱的最充分理由。周作人谈到，托尔斯泰正是从这两方面阐述《安娜·卡列尼娜》主旨(36)，而当时只有陀氏与托尔斯泰观点相同(37)。
五四新文学家认为，在两位先驱人道观中，“爱的哲学”成为人间问题最终解决的根基，它不仅是实现人类正当关系，达到人类兄弟互爱的基础，而且也是完成人类最终联合的基础；两位先驱认为，只有通过“爱”，才可能实现人类和谐，创造人间最大幸福。
对于两位先驱主张的人间最高理想及实现基础，五四新文学家具有清醒认知，凌霜明确概括托尔斯泰主张：“世界由爱而相合。人类由爱而相群。托氏主张情爱、以为耶之爱仇如己、佛之舍身救世、皆此爱字有以鼓荡之……彼之主张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种种问题、亦皆此爱字有以致之也”(38)。沈雁冰介绍陀氏政治思想：“和一切人作兄弟，做个世界的人……我们的事就是全世界的事，而这些事的办成，不能用大刀，却要用兄弟友爱之力，和我们向人类的总联合所用的友爱的努力”(39)。关于彻底解决人间问题、达到人类最终幸福具体途径手段，周作人重点谈及无抵抗主义，说托尔斯泰的“道德思想是所谓无抵抗主义”(40)，并做了详细分析(41)。鲁迅在介绍阿尔志跋绥夫时也着重论及。五四新文学家认为，无抵抗主义正是“爱的哲学”的具体落实，沈雁冰有过专门论述(42)。
二 俄国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贡献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观在70年代得到俄国全社会重视，产生巨大影响。其人道观被发现源于两方面，首先是俄国社会思潮转型。五四前后中西史家认为，70年代俄国爱他主义成为主导思潮，周作人就指出俄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利他主义的著作很发达(43)。因此倡导“爱的宗教”的两位先驱正顺应潮流。升曙梦就说过托尔斯泰观念最适合70年代爱他主义思潮(44)，此氛围使两位先驱人道观受到广泛理解与热爱，田汉说：“杜氏‘爱之福音’至七十年代‘爱他主义’(Altruism)盛行之时始为俄国文坛所注意。彼遂一跃而为当代伦理之指导者。人之从彼学得者，非学‘何者当爱’而为‘爱’之伟力”(45)，他们成为时代精神化身(46)。其次缘于社会局势变化。克利米亚惨败后，人道问题成为时代核心问题，俄国人转向对战争及社会暴力、不公正等问题严肃反思，因此两位先驱人道思考得到确切理解与广泛接受。
伴随两位先驱人道观的发现，俄国兴起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理论、实践是两位先驱系统人道思考的直接承续与发展，70年代后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正是从多方面对这些思考做出新拓展，最终形成相对完整的现代人道主义观。五四新文学家特别强调，并非局限于人道主义信仰者，当时俄国进步作家普遍参与现代人道主义思考，周作人就指出，观念差异极大的俄国作家都体现出一种共通的人道主义思想(47)，形成俄国文学独有特性(48)，而对于共通思考中的差异，周作人则用“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等做了圆通解释(49)。此外还有一些看似与人道主义思考相距甚远的作家，如阿尔志跋绥夫、安德列夫，也被五四看作人道主义思考者。其中介绍最多是安德列夫，周作人指出，安德列夫虽被称为颓废派，却仍然带着浓厚人道主义色彩，这是俄国独有的特性(50)，沈雁冰承袭此说法(51)，郑振铎则认为安德列夫表现出更为深刻独特的人道精神(52)。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最重要介绍者，其实他早在日本已和鲁迅开始了这一工作，主要是对现代人道主义作家迦尔洵、安德列夫、柯罗连科的译介，当时可谓空谷足音。1909年3月东京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周作人译迦尔洵《邂逅》，鲁迅译安德列夫《谩》与《默》，卷末附有“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以后译文”的预告，说明将译迦尔洵《四日》、《绛华》，而《新译预告》表示要翻译出版安德列夫《赤笑记》，同年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册鲁迅译《四日》，卷末“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译文”预告中有柯罗连科《海》与《林籁》，《新译预告》仍有《赤笑记》(53)，鲁迅后来说《赤笑记》未译完(54)。可以看到，这些已译及计划翻译作品包括迦尔洵与安德列夫数部反战小说。对已译作品，周氏兄弟在各册卷尾附有作者及作品介绍，其中重点谈及两位作家主要反战思考及作品。此后直到五四，国内对俄国现代人道主义作家的介绍，只有1917年周瘦鹃节译安德列夫《红笑》(55)。到五四前后，译介俄国人道主义文学成为风气，其中周作人所译俄国小说，主要集中于俄国人道思考者的创作，并坦言就是为宣传人道主义。周作人介绍这些作家人道思考，主要集中在为所译作品撰写的《译者附记》，与为《域外小说集》修订版所撰《著者事略》，精要概析了这些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活动及所设想的解决人间问题的方案等。以下论者将通过对五四新文学家译介的分析，阐明其对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认知。
五四新文学家对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关注核心，是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考的一条基本思路，分为两个层次或阶段：首先，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考对社会黑暗、不公表现出异常关注，对于人类苦难产生“感同身受”的独特生命体验，并发生异常激烈的情感震荡。其次，作为这种独特生命体验与激烈情感震荡的必然结果，大批人道主义者集中思考如何解决战争、暴力与社会不公等世界难题，进一步明确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确切社会改造的行动方案，同时热切提倡并全身投入直接的社会改造活动。这两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一)“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与情感震荡
五四新文学家认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虽受两位先驱人道观直接启发，但真正触发其人道思考及社会改造的，是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情感震荡。现代人道主义思考中情感、体验居于如此重要地位，是人道主义与那些更多凭藉理性的社会改造观的重大差异。
由于道德观及观察、思考现实方式受到两位先驱启蒙，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在面对战争、社会暴力时，不仅能看清本质，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于同情被压迫被损害者，而是对人类苦难产生“感同身受”的独特生命体验，即他们敏锐感受到的其他人类的苦痛及身心折磨，也在自己精神中异常强烈体验，甚至“感同身受”的苦痛折磨，使一些作家亲身投入人间苦难，共同承受人类苦痛。这种独特生命体验过程，引发了异常激烈的情感震荡。五四新文学家对俄国人道主义作家的这种生命体验、情感震荡及由此引发的人道思考，都有详细介绍。
国内最早介绍了迦尔洵，鲁迅认为人道主义思潮中迦尔洵最先做出表率(56)。迦尔洵不擅理论思考，所做完全是对人间苦痛的“感同身受”与亲身分担，再以文学传达其体验，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及《近代欧洲文学史》中皆有分析。不过迦尔洵不具备完全代表性，五四新文学家主要关注具有普遍性的俄国作家，关于“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与情感震荡问题，很多新文学家都集中分析安德列夫，以周作人最为全面透彻，对新文学家产生广泛影响。
首先，五四新文学家探讨安德列夫能做到“感同身受”的原因。郑振铎引述安德列夫原话，“几千的生命现在我们灵魂里……每个生命说它自己的话”，显出安德列夫对人类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人类灵魂相连，别人与我在彼此灵魂中共存，郑振铎认为这是他能“感同身受”其他人类苦痛的原因(57)。周作人则分析安德列夫人道观，比如剖析《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主人公心理时说，“Dementev固然多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但愈看重自己，也便不能不想到别人的‘自己’”，周作人认为，主人公表现出对人类苦难身受之感正基于此。
其次，五四新文学家集中介绍安德列夫对人类苦痛“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与激烈情感震荡。自1908年以来安德列夫最为国内推崇的是斥责“战争的罪恶”的《红笑》(58)，周作人说它被评价为历来非战文学中最猛烈的作品(59)，这源于作品的情感强度，即周作人所概括的，它是“用笔蘸了血”写就(60)，“读了这书……包管头痛心跳起来，夜里做恶梦”(61)。1908年安德列夫创作描写七人绞刑前心理体验的《七个绞死的故事》，周作人引述了安德列夫对创作意图的说明，即他反对死刑，主要缘于对普通人在死刑前强烈恐怖感受的深切体察：“死刑的恐怖……在愚弱的平民的颈上时，尤其可怕……在那弱的有罪的人，除了发狂与心灵的基本上的剧烈的震动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对付呢？”(62)周作人认为此认知完全符合陀氏人道观(63)，其中“弱的有罪的人”是指普通人类，与陀氏一致。应该说，这部作品正是安德列夫“凭藉神思”(64)，对死刑给普通人所带来精神摧毁“感同身受”的直接表现。
周作人介绍安德列夫，主要围绕日记体小说《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关于创作背景，周作人称，欧战后安德列夫“和一般的‘智识阶级’饱受了战争中留守的恶趣”，这部作品“便是写这一种感想”，周作人说这种“感想”具有普遍性。周作人仅译几段“感想”，藉此表现安德列夫对战争基本态度及因战争暴力引发的情感震荡。
第一段“感想”体现安德列夫对所有被战争裹挟者一视同仁的立场，他借主人公口说：“为什么要怕德国人呢？他们岂不是同我们一样的是人……岂不是同舟的人么？”既然是同舟之人，那么所有战争就都是不义的了，因此在安德列夫看来，政治家所说正义伸张对普通人无任何意义。正是基于以上认知，主人公对战争思考便集中于战争的荒谬残酷带给普通人的苦痛。而主人公也是一个未临战场的普通人，整部作品在描画他对战争惨苦在精神上的“感同身受”与强烈情感震荡，应当说，这样一个人的反应才能代表绝大多数普通现代人道主义者，正是这些普通人道主义者普遍的生命体验与情感震荡，真正形成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考人道问题，寻求解决人间问题之道的体验与情感基础。
主人公首先表达对德国人的关心，像关怀弟兄。接下来几条日记可谓惊心动魄，战争暴行激起主人公强烈情感震荡，从口不择言的表达方式看，是安德列夫在悲恸、狂怒与诅咒，且情绪激荡已超出普通人极限。在1915年10月13日日记中，主人公对弱小民族濒临屠灭极为忧惧，因为这是人类兄弟间残杀，这令其“哀怜涕泪”。而1916年1月27日前后他则受到剧烈精神刺激，“从哀怜涕泪，转为诅咒”，精神震荡异常激烈。周作人认为这一天“感想”极有力，主人公描绘了他精神转变的情形。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主人公，实际是安德列夫受到强烈刺激，整夜难眠，将血手染指妇雏，使主人公暴怒到极点。主人公这种情绪起伏的自我表达，正是人道主义者“感同身受”体验的具体展现。随后他整夜被噩梦缠绕，出现白天般的强烈情绪震荡，被屠戮母子间无法拉上手的景象始终纠缠他。第二天情感震荡仍未褪去，他热望人间手相连，但现实却在“见证”，有“别种的力”使这些不能实现，此时他情感又转回悲伤哀怜，此哀怜已是经过苦痛体验与震荡后的情感表现，且已不仅针对战争受害者，而是扩展到对全人类普遍不幸苦难的瞩目与关切：“我能诅咒什么人，裁判什么人呢？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苦难是普遍”(65)。综上分析，周作人通过系统译介，将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及激烈情感震荡做了完整复现，并表达出寻求彻底解决的强烈愿望。
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在人类苦难前忍受巨大痛苦，但当情感震荡实在难以承受，他们也会爆发仇恨诅咒，燃起复仇火焰，如周作人所译梭罗古勃《童子Lin之奇迹》(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表达了对战争暴力、虐杀的猛烈攻击，甚至诅咒凶手灭亡，小童Lin俨然复仇之神，死咬不放地追逐杀害全体“敌”族小儿的罗马骑兵，一次次被骑兵踏杀，又一再拖起残躯追逐、诅咒，直到骑兵们在恐惧中蹈海，整篇作品令人无法喘息。与之相比，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医生》更具广泛代表性，因为它反映了普通人道主义者面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暴力所做的抗争。医生代表坚信人道的知识分子，当巡警唤他抢救因煽动屠杀犹太人受伤的警厅长时，他内心反复斗争是否应救此凶徒，脑中不断翻涌虐杀犹太人的场面，心中剧烈颤抖。与战争相比，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更真实的人间罪行，更能反映人间暴行最普遍的特质，而医生的反应也更能代表最普遍的人间感受。小说中医生始终处于激情状态，在情感翻腾与心理纠缠漩涡中挣扎，这种状况源于他对这些暴行无比憎恨，以及由暴行引发的猛烈心理激荡。最后医生拒绝疗救，此抉择正源于其情感真实反应，也充分表达作者立场及决心，是他对“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炽烈的抗争”(66)。
这些作品表现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思考的突出特点，即在他们的感受思考中，都表现出对解决战争、暴力及社会不公等世界难题的深切企望，而此企望与其对人类苦难“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与激烈情感震荡紧连为一体。这些作品都体现出：当情感震荡强度达到无法承受之时，他们都会表现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强烈欲望，如《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最后呼号，“我的心正在发炎，我伸出手去叫道，——来，让我们接手！我爱你，我爱你”(67)，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必然结果；甚至更进一步，强烈情感冲击直接导致大批人道主义者开始思考并明确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具体改造行动方案，同时热切提倡并全身投入直接社会改造活动。需要说明，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对“解决”问题思考的深广度，完全取决于其情感反应的强度与深度。“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及激烈情感震荡，在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考“解决”问题乃至付诸实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即以情感体验作为思考与行动触发点。对此五四新文学家有明确认知，沈雁冰说，“俄国近世文学全是描摹人生的爱和怜……从此爱和怜的主观，又发生一种改良生活的愿望；所以俄国近代文学都是有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观念”(68)，周作人《点滴·序言》也充分肯定感情的地位，认为它是使人道思考真正落实于实践的枢纽。
(二)关于彻底解决人间问题的思考
1918年周作人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中指出，最早从现代人道主义立场对世界性难题提出明确“解决”方案的是俄国现代人道主义，之后在《点滴·序言》中又明确指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从共通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希求“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69)。关于“解决”问题的思考，他们已与两位先驱有了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人道思考已完全纳入新理想主义思潮：其一，作为新理想主义者，他们经历过科学洗礼，其人道观已消除两位先驱人道观浓重的宗教意味；另外，他们不再陷于抽象观念思辨，而是紧扣现实，把精力放在体察人间现状，并为解决人间问题寻找切实答案上。其二，托尔斯泰主要还是立足思考“解决”俄国问题(70)，对人类问题解说空泛，多是抽象观念思辨。相形之下，现代人道主义者对“解决”人间问题的考量，是集中在“解决”世界现实问题上，所提方案，也是针对整个世界；其“解决”方案，也不再是毫无现实基础，无法落实的空洞理想(71)。其三，现代人道主义者从新理想主义出发，对“解决”的思考显现强烈社会改造色彩，一方面，其思考完全指向实际社会改造，而并非哲学宗教思辨，另一方面，其思考及“解决”方案已具真正实践性、行动性，且很多人已开始投身直接社会改造。其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未来社会持乐观判断，确信理想终会实现。两位先驱虽有相近判断，但新理想主义的思考判断更多具有明确现实政治指向，不再只是缺乏现实依据的纯粹思辨的结论。
1.爱的哲学
现代人道主义正是在新理想主义潮流引领下，对如何彻底“解决”人间问题做出回答。五四新文学家主要关注“爱的哲学”观。周作人认为，“爱的哲学”被俄国新的人道主义者作为“解决”世界现实问题的基础，他谈到安德列夫与库普林肯定只要“人类互相理解”，“如此便没有什么事不可解决”，而这种“爱的哲学”正源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安德列夫与库普林“本来也是Tolstoj派的人”(72)，其实这正是多数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不过这些新人的“爱的哲学”已对两位先驱的观念做出较大修正。
现代人道主义者完全认同两位先驱“爱的哲学”的前提，即对人类共同的永久人性的肯定，周作人所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及《译者案》对陀氏的分析，正是现代人道主义者从新理想主义出发对“共同人性”的解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表述更为明确。继而，现代人道主义者也与其先驱相同，以“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为前提宣扬“爱的哲学”，但他们对两位先驱“爱的哲学”进行新理想主义的改造，完全剥离两位先驱“爱的哲学”浓厚的神秘宗教理念及抽象思辨成分，将“爱的哲学”彻底“人间化”，即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的“爱的哲学”只是世俗性的、落实于人类现实生存层面的观念，其中心内容，是把人间所有难题的发端皆归于“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即自我中心的损人利己，人间的不合、仇恨等皆源自人与人之间彼此不了解。而要“解决”人间难题就应遵循以下路径：首先，通过打破隔膜，“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73)，谋求人类在情感理智两方面相互沟通及认同(74)；但这还远远不够，还有更重要一步，是将人类互爱作为社会改造及实现最终“解决”的核心基础与根本动力。
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将“爱”置于如此崇高地位，皆源自对“爱”的力量的推重：“爱”有创造奇迹的不可思议的伟力。周作人所译库普林《皇帝之公园(幻想)》便展现了“爱”的非凡力量，描绘出“爱的奇迹”。小说讲述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仍有冥顽不灵的旧日帝王子孙，作品重点表现其精神“突变”。一个纯洁女孩把真挚关爱带给一位老王(孩子的爱代表人间最纯洁、无邪、无功利性的博大的爱)，让他首次从情感上体悟普通人间挚爱之真意，感受“爱”的幸福，并体察到充溢着生命的真实生活的魅力，于是奇迹发生，孩子的爱融化了化石脑壳，他开始完全认同新生活价值，并愿成为普通人，他认为这才是人间“最尊贵”的身份。此“突变”设置，就是为突出“爱”不可思议之伟力，在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爱”之力，是一切理性层面的政治理论、历史事实、生活经验等都无法相比、替代的，库普林甚至强调这些理性层面的认识根本改变不了老王，只有“爱”才是改变精神的唯一力量。老王改变，虽也包括理智的醒悟，但更重要是因“爱”引起情感上的迁移。小说在强调“爱”的伟力同时，也充分肯定只有充满“爱”、符合人性的生活才是人间最高理想，体现人间最高价值，而建立在暴力、等级、偏见、否定劳动上的生活毫无价值。
2.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
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认为，既然“爱”能彻底改变观念，创造奇迹，因此在其感召下，全人类必能兄弟间联手，建立理想社会，且“不用一点强力，纯是自然成功”(75)。在五四新文学家看来，库普林在《皇帝之公园》等表明理想社会的信念，郑振铎说库普林“是相信将来的，相信‘乌托邦’之能实现”(76)。不仅如此，库普林还构想了理想社会图景，一方面“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另一方面，人类本质得以充分完善，达到人性发展至高点——“神的人类”，人类社会由所有“神的人类”联合。周作人在《〈皇帝之公园〉译者附记》借人物之口对这两方面作了集中解说(77)，这些言论完全能代表库普林，正如周作人所说，“Nazanskij所说爱之宗教，盖即Kuprin之理想”(78)。1922年《东方杂志》登载升曙梦《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改造运动》，概析了俄国现代人道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必然到来的信念，认为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自我定位，而俄国人探寻理想社会，并非停留在当下政治革命上，而是还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们最终的企盼，是人类达到“同胞的结合”，建造“人类底新自由的生活”(79)，当然基础正是安德列夫孜孜以求的全人类的爱与结合。
俄国现代人道主义始终认为，这些解决方案并非空想的未来之梦，而是十分切实的计划。首先这些方案有现实针对性，力图解决当下世界最紧要问题。以《皇帝之公园》为例，小说特别强调理想社会出现前人类的大问题：“二十世纪中间，经过那一回可怕的残杀，丧了几百万性命，费了几千万金钱”，理想社会在此后逐步实现：“从此以后，战争便都停止了。人类的智力……将全世界化作一所华丽的园圃，巨大的工场，其中出产，都比从前多出十倍。机器也极发达，每日作工，止须四小时便足；可是人人总得作工。罪恶消灭，止有善存在世上”(80)，这里现实指向极为明显。此外，库普林对理想社会诸多设想，与同时代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粹派等激进社会改革势力的某些具体政治理念、设想如出一辙，而其他现代人道主义者也大抵如此，如科罗连科在很多问题上服膺社会主义，说明如从同时代人来看，库普林等的设想并非难以实现的空想。
其次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确信，自己正行进在通往理想社会大道上，理想社会终将到来。升曙梦《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改造运动》重点引述安德列夫对理想社会正在靠近的展望。升曙梦认为人道主义者设想可以实现，因为安德列夫的预见是准确的，他的话“一半已实行，一半正在实行”，且随“一九一七年底革命”成功，“世界改造底序幕”已拉开，一定还有“更远，然而更光耀的日子”(81)。升曙梦的判断与安德列夫、契诃夫、周作人等完全相同，因为他们都站在新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周作人《〈齿痛〉译者附记》高度赞扬安德列夫、契诃夫等的理想信念，肯定其预言已实现了，理想社会正在走来(82)。综上分析，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设想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理想社会的基本方式就是：在清醒现实政治分析基础上，凭借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理念、手段等逐步实现社会改造，一步步迈向人类理想之境。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重要社会改造观念，与其它社会改造观区别主要集中于“解决”手段的分歧。
3.“憎”与“抵抗”——“爱的哲学”及其社会改造观的补充思考
现代人道主义者在发展“爱的哲学”同时，也指出“爱的哲学”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改造观本身面临理论与实践困境。五四新文学家最关注的是“憎”与“反抗”命题，此难题令许多人道主义者深感困惑。
其一，一些人道主义者对“爱的哲学”及“无抵抗主义”发出质疑，提出“憎”的存在，他们认为当面对暴力及社会不公侵害时，人不可能没有憎，鲁迅在介绍阿尔志跋绥夫对托尔斯泰“无抵抗主义”强烈反拨时强调，“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83)，即“爱”虽如“无抵抗主义”者说是人的本能，但“憎”也同样会是善良人的天性。因此在一些人道主义作品中，与“无抵抗主义”宣扬的由“爱”发出的不服从相对，出现了由“憎”发出的不服从行为，这可以《医生》为代表；而有些作品“憎”甚至发展到极端，如《童子Lin之奇迹》生动描绘出一幕“憎的奇迹”。对于这种“憎”，鲁迅指出，它虽有违“无抵抗主义”宗旨，但仍未偏离“爱的哲学”的核心。第一，医生等人道主义者并未脱离“爱的哲学”要求，其心理动机仍是“爱”，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人类爱，况且他们是因大“爱”才去深“憎”。对此鲁迅做过较圆满解说：“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84)。因此，医生反抗正植于更广大的爱，为更多生命安全拒绝疗救凶徒。而《童子Lin之奇迹》除恶务尽的决心，表达的还是希求“完全的解决”(85)，人间“爱”实现的急迫心理，因此“憎的奇迹”是别一种意义“爱的奇迹”。第二，这些人道主义者仍不赞成“以暴易暴”，因为即使这两部态度激烈的作品也并未主张任何暴力手段，医生和童子只表现出基于“憎”的不服从及对施暴者灭亡的诅咒，并无任何付诸行动的反抗。所以在鲁迅看来，这些人道主义者“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即他们未离开“爱的哲学”根基，只是对“无抵抗主义”进行“调剂”。
发出如是质疑的人道主义者，往往会遭遇“爱憎的纠缠”的心理困境。虽然鲁迅为“憎”的心理反应找到理由，并说明其本质未偏离“爱的哲学”，但对当事人而言，当难以遏制的仇恨、憎恶充塞心胸，并欲将反抗付诸行动时，他们确会真切感到仇恨与反抗的欲望是对“爱的哲学”的巨大悖逆(因为即使动机目的仍是“爱”，但他们的“憎”的情感与欲做出的反抗，毕竟不是爱，而是仇恨与暴力)，而他们毕竟是“爱的哲学”忠实信徒，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个体精神内部矛盾、纠缠也在所难免。鲁迅说《医生》就“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86)，而《工人绥惠略夫》、《灰色马》等更表现出“爱憎的纠缠”精神悖论的强度。这些作品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一幕幕激烈心理交锋，其中不仅包括人物自身心理斗争，有些作品还将这种个体精神的纠缠外化为角色间观念冲撞。经过反复心理交锋，有些人暂时找到圆满解决之途，如医生最终肯定基于“爱”之上“憎”的合理性。但更多人面对矛盾始终困惑，并在精神痛苦中绝望挣扎。爱与憎的心理纠缠在鲁迅所译《工人绥惠略夫》中达到惊心动魄的激烈程度。
其二，他们开始宣扬实际“反抗”。这在安德列夫对比利时义战的肯定上表现明显，话剧《比利时的悲哀》描写学者葛雷罗由主张和平主义到反战的转变，沈雁冰说这“也就是安得列夫良心的呼声。安得列夫也和俄国其它作家一样，常同情于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他反对侵略的战争……然而他赞成自卫的战争”(87)。而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对改革者的“反抗”与暴力问题也作了探究，“无抵抗主义”者亚拉藉夫使用暴力显然违逆“无抵抗主义”(88)；而绥惠略夫从表面看已远离人道主义原则，且走向极端，“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89)。即便从“调剂”过的“爱的哲学”看，三个人物也都远远越过人道主义底线，但在鲁迅、沈雁冰等看来，他们总的精神仍在人道主义照耀下，不仅人道观仍是其现实思考的精神背景，而且其行为、选择亦未离开人类爱：安德列夫赞美自卫战争与反暴的暴力，仍是基于同情“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他肯定的“反抗”仍是出于“爱”的选择；亚拉藉夫如鲁迅所说，“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终于为爱做了牺牲”(90)，绥惠略夫行为最核心根源仍是对人类热切之爱，爱而不得引发的强烈憎恨正说明本来爱的深厚强烈。因此，从根本意义而言，他们“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91)。
综上分析可以看到，俄国现代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改造观念，它所探讨并试图加以解决的，皆是人性及人类社会的终极课题，并提出诸多关于人类社会改造的重要观念与命题，同时它还体现出巨大的实践价值与道德价值。应该说，所有这些都对20世纪的世界，以及东方的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现代人道主义命运多舛，它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亦未实现，但它所拥有的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改变人类历史的热切愿望，对社会彻底变革的深入思考探索等特征，对于处于动荡的当今世界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论者认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思考亟待政治哲学界、思想界、知识分子群落等的重新挖掘、认知，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现其人性的光辉，发挥其巨大的思想、社会价值，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③④⑥⑧(14)[英]W.B.Trites，《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周作人译，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
②周作人，《〈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译者案》，《新青年》4卷1号。这段文字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也有介绍，1919年5、12月《民铎杂志》6、7期。
⑤(11)(13)(26)(34)(39)沈雁冰(茅盾)，《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1922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1号。
⑦⑩(20)周作人，《〈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译者案》。
⑨(18)雁冰(茅盾)，《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919年4月5日、5月5日、6月5日《学生杂志》6卷4、5、6号。
(12)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
(15)沈雁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冰(茅盾)《陀斯妥以夫斯基带了些什么东西给俄国？》有相近论断，1921年11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号。
(16)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1年1月1日《新青年》8卷5号。冰，《陀斯妥以夫斯基带了些什么东西给俄国？》，沈雁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
(17)这在沈雁冰当时著述中皆可看出：《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托尔思泰的文学》，1920年12月15日《改造》3卷4号；《陀斯妥以夫斯基带了些什么东西给俄国？》；《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月报》13卷1号。他在《关于陀斯妥以夫斯基的英文书》(《小说月报》13卷1号)介绍各国研究著作英译本，其观点资料多采自这些著作。
(19)沈雁冰，《托尔思泰的文学》。
(21)《近代思想·上》，(日本)新潮社原著，过耀根译述，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173页。
(22)[日]升曙梦，《启发托尔斯泰的两个农夫》，邹诩译，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
(23)(44)升曙梦，《俄罗斯文学里托尔斯泰底地位》，灵光译，1921年9月《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
(24)五四“爱的哲学”亦称“爱的福音”、“爱的宗教”。
(25)(46)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501页，第494页。
(27)(29)(31)(33)(35)(73)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
(28)(43)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30)关于上帝无所不被博大的爱，《罪与罚》摩拉陀夫的独白已充分表达，1918年周作人首译为中文，见《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
(32)(38)凌霜(黄凌霜)，《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号。
(36)仲密(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1919年2月2日《每周评论》7期。
(37)(41)(78)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1917-1919年编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第279页，第291页。
(40)周作人，《〈空大鼓〉译者附记》，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
(42)雁冰，《文学家的托尔斯泰》，1919年12月8日《时事新报·学灯》。
(45)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升曙梦《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陈望道译，《小说月报》12卷号外)也有相同论断。
(47)(49)(69)(85)周作人，《点滴·序言》，《点滴》，周作人辑译，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
(48)(50)(55)(58)(60)(65)(67)(82)周作人，《〈齿痛〉译者附记》，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51)冰，《安得列夫死耗》，1920年1月25日《小说月报》11卷1号。
(52)(57)(76)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五》，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14卷9号。
(53)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域外小说集》(第1册)(第2册)，东京神田印刷所，分别1909年3月、7月版。
(54)鲁迅，《关于〈关于红笑〉》，1929年4月29日《语丝》周刊5卷8期。
(56)鲁迅，《〈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1929年上海朝花社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奇剑及其他》。
(59)周作人，《〈齿痛〉译者附记》。《近代欧洲文学史》(第291页)与《小说丛话》(未刊，《周作人文类编·8》，第408页)也有相同论断。
(61)(72)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62)周作人，《〈齿痛〉译者附记》。这段说明在《小说丛话》(《周作人文类编·8》，第408—409页)、《近代欧洲文学史》(第291页)也以文言译出一部，远少于《〈齿痛〉译者附记》。
(63)周作人，《小说丛话》，《周作人文类编·8》，第409页。
(64)周作人、鲁迅，《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见《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鲁迅译，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版。
(66)(83)(84)(86)(91)鲁迅，《〈医生〉译者附记》，《小说月报》12卷号外。
(68)雁冰，《俄国近代文学杂谭·下》，1920年2月25日《小说月报》11卷2号。
(70)升曙梦，《俄罗斯文学里托尔斯泰底地位》，《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
(71)两位先驱对俄国问题“解决”的意见还有一定切实性，不过对世界问题他们虽也有一些切实思考，但大抵仍是抽象“解决”方案。
(74)[俄]V.Dantshenko的《摩诃末的家族》明显表现此过程，周作人译，1920年1月1日《新青年》7卷2号。
(75)(80)[俄]库普林，《皇帝之公园》，周作人译，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
(77)周作人，《〈皇帝之公园〉译者附记》，《新青年》4卷4号。
(79)(81)升曙梦，《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改造运动》，馥泉译，1922年3月10日《东方杂志》19卷5号。
(87)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15卷8号。
(88)(90)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1921年7月《小说月报》12卷7期。
(89)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