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高校学报“栏目主持人”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报论文,主持人论文,现象论文,高校论文,栏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栏目主持人”：命名与意义
“栏目主持人”现象，作为高校学报进行栏目建设的实验地，最早是由《南京大学学报》（下引高校学报，皆指其哲学社会科学版或人文社会科学版）于2000年第1期开始实施的。当然，最初的四个栏目后边注明的并非现在的“栏目主持人”而是“本专栏特约主持人”。此后几年，《南京大学学报》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从2004年、2005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求是学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复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十几家高校学报都先后推出了“栏目主持人”制度，开设了一个或几个由“栏目主持人”主持的“栏目”。
毋庸置疑，高校学报作为学术研究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栏目设置就是把一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和论述主题大体相同的同类文章汇集起来，它不仅使文章的编排变得更为有序，而且也便于编辑的策划和组稿以及读者的检索和阅读，因而具有重要的归类功能与导读功能。正因此，如何搞好栏目建设，推出自己的重点栏目、特色栏目、品牌栏目甚至优势栏目，以实现自己记录成果、积累学术、传承文明的学术价值，就成了高校学报着力较大的工作。就此而言，“栏目主持人”制度对于高校学报的发展及其栏目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栏目主持人”制度有利于提升学报形象
学报作为高校的“学术橱窗”，作为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的学术刊物，是推动高校教学科研与促进高校学术建设的重要工具。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凡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无不重视学报的发展及其对学校的影响力。比如，蔡元培在主政北大工作时，首创《北京大学月刊》并亲自担任总编辑，极大地促进了北大学术研究风气；王亚南在治厦门大学之初，就提出办大学主要抓教学与学报两条，并率先创办《厦门大学学报》，致力于推动学术研究。
就此而言，国内有学者把办好一份大学学报放到了胜过一个重点学科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要办好学报工作，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看其栏目设置是否有特色，是否反映了本校的学科优势，是否反映了本地区的地域特色。而冠有“栏目主持人”的栏目，势必因其栏目设置的品牌性、栏目稿件的持续性和栏目主持的权威性这“三位一体”的特征，使该栏目成为高知名度、高美誉度的特色栏目。有了这样的特色栏目与品牌栏目，学报甚至学校的知名度都会有所提高，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我想，这也正是教育部在2003年推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和在2004年推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实施方案”的本意吧！
2.“栏目主持人”制度有利于加强学术交流
学报作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窗口”，其栏目设置不仅起着展示学校科研实力和研究水平的作用，而且可以起到吸引优质稿源、培养读者群体的作用。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方面，由于学报办刊宗旨的综合性和办刊思路的封闭性，学报并不缺少稿源，但是，能够填补空白、纠正前说、创新突破的高质量稿件却总是凤毛麟角，无法真正传达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由于所编发稿件的内容的分散性，对某一学科、某一专业研究成果的反映，学报就不如单科性学术刊物那样较易做到全面深入、系统完整，在各种杂志，特别是单科专业性杂志出刊较多且读者财力有限，不便于读者长期固定订阅的情况下。学报引入“栏目主持人”制度无疑有着重大意义。毕竟，栏目主持人在组稿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与学术影响，针对他所主持栏目的特点和稿件作者的特长，组织到一些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资料翔实、论证有力，甚至是不同专家的思想各异的学术性文章，在体现出其分管学科的专业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凸显出栏目的特色性与刊物的知名度。对此，国内首创“栏目主持人”的《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认为：一个好的编辑，应结合学校的重点学科，通过聘请“特约栏目主持人”，与专家合谋，共同讨论选题及作者人选，并可通过专家组织一流稿件。
3.“栏目主持人”制度有利于促进编学互动
编学互动，实际上就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编辑与学者的关系问题。对此，笔者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编辑与学者的一体化道路，也就是学术界主张的“编辑学者化”道路，编辑与学者指的是同一个人。这应该是编辑从业者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随着编辑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普及，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高学历的青年编辑会越来越多地充实到编辑队伍中来。另一种是编辑与学者的二元化道路，即编辑与学者指的是不同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较大的不同：编辑重在选题与策划，意在整体上的布局；学者重在组稿与甄别，意在局部上的谋篇。当然，这种二元化是从分工的相对意义上而非从身份的绝对意义上说的，因为这里的编辑可能是职业编辑者，也可能是身兼编辑的学术鉴别者，因而从外延上已经涵盖了上述第一种意义上的“编辑学者化”。就此而言，学报“栏目主持人”的引入，是高校学报从“学者型编辑”与“编辑型学者”的双重视角解决编辑与学者的关系的一种积极尝试，对于促进编辑与学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发展，对于实现学报编辑作为一种实践、专业和文化的工作特征，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虽然学者与编辑关注问题的着眼点有所不同，但由于他们都承载着传承文明的共同学术使命，因而可以通过“栏目主持人”这种形式，使他们各自具有的学术资源和编辑资源得到某种程度的整合与优化。
二、“栏目”与“主持人”：几种组合模式
目前，高校学报开设“栏目主持人”的“栏目”，有着多种多样的设置方法与模式：有按学科分类设置的栏目，有按专题设置的栏目，有按特定作者群体设置的栏目，有按重大事件（历史的或现实的）设置的栏目，有按当前重大社会实践设置的栏目，有按地域文化设置的栏目，有按文体设置的栏目，等等。虽然类型繁多，不一而足，但基本上都贯彻了或者根据本校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或者根据学校所在地的地域特色设置栏目的原则，因而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品牌性与合理性。
然而，上述栏目的划分，主要是从文章的性质和内容这一个视角来看问题的，因而无益于我们对问题的说明。如果从稳定性与持续性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高校学报中开设有“栏目主持人”的栏目，其“栏目”与“主持人”之间依照其是否存在着固定的关系（这里的固定，首先指其栏目名称而言，其次才指其出现频率而言），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
1.栏目及其主持人都是比较固定的
比如，《南京大学学报》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诗学研究”和“21世纪中国侠文化”，《复旦学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等。对这种现象应该分两种情况看待：一种是栏目的开设依托该校的某优势学科（重点学科），该学科集中了该校众多的知名学者，因而本身已经形成了该校的一个优势学科群；另一种是栏目的开设依托该校几名甚至一名在某方面较有名望的学者，但并没有形成该校的一个优势学科群。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栏目以内稿为主或者内外稿交相辉映，如《南京大学学报》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后一种栏目则多是外稿或基本上全是外稿，如《求是学刊》的“社会转型与法律多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学报特色栏目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高校学报作为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的主要阵地，其与其他社科类学术刊物的重要区别，就是它必须首先面向本校教师开放的内向性。当然，适当组织并选用一些外稿，通过争鸣的方式启迪并推动本校的优势学科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一个特色栏目，如果刊发的尽是外稿，势必会喧宾夺主，有失自己特色栏目的身份”。所以，那种眼光向外、“唯名是求”的做法似乎值得研究。
2.栏目比较固定但其主持人是不固定的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研究”与“心理研究”，《求是学刊》的“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南开学报》的“当代西方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栏目设置往往有一个鲜活的特点：专栏策划与专题策划相结合。 以2005年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研究”，第1期是“教育与市场机制”专题，第3期是“转型期中国教育重大政策案例研究”专题； 《南开学报》的“当代西方研究”，第1期是“欧盟的发展及其政策”专题，第3期是“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关系”专题。笔者认为，这种栏目的开设，在当前特色栏目一派繁荣的幻象背后，把专栏策划与专题策划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了“栏目主持人”的内在精神：它通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形式，不仅整合了编辑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优势，实现了编辑与学者的互动，而且也发挥了学者“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术气魄，调动了各方面学者的活力与潜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栏目编排是把“大栏目”（专栏）与“小栏目”（专题）结合起来的一种样板，它比较合理地解决了栏目过大则稿源充足但主题不深入与栏目过小则主题深入但稿源不丰富的矛盾。
3.栏目及其主持人都是不固定的
比如，《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的“文明对话研究”和2005年第3期的“现代性与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 期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和2005年第2期的“传媒研究：中国百年电影回顾”；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的“西部社会研究”，等等。 这些栏目设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随意性，缺少相对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因而处于经常变换之中。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不仅给作者投稿造成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而且给读者阅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这类现象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从作者来稿看，这类栏目背后往往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由于学校这方面的学术大家少，加之外来投稿的不可预期性，因而形成了一部分具有相同主题但缺少连续性的少量的优质稿件，就只好把它们因时制宜地编辑成栏。可以说，正是“稿件”的非持续性导致了“栏目”的不稳定性和“栏目主持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从编辑策划角度看，问题还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栏目与专题之间的区别。事实上，上述这些“栏目”，与其称之为“栏目”，还不如称之为“专题研究”更为确切。就此而言，把那些具有相同主题但缺乏连续性的文章以“专题研究”的栏目刊发，对那些已经引入了“栏目主持人”的学报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如《南开学报》和《浙江大学学报》），而对那些并未引入“栏目主持人”的学报来说，则恐怕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了（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三、“栏目主持人”现象：问题与评论
如前所述，高校学报“栏目主持人”对于提升学报形象、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编学互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作为高校学报的一种新现象，“栏目主持人”现象必然对传统的编辑理念形成一种冲击，并对现有的编辑资源与学术资源提出新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则可能使得“栏目主持人”现象成为影响学报编辑工作的新的制约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试图通过尝试着提出因“栏目主持人”的出现而使学报编辑工作面临的种种问题，供大家讨论，以求更加主动地做好编辑工作。
1.“栏目主持人”的选定条件与职能定位问题
从学报的学术性与专业性角度考虑，目前学报中“栏目主持人”的选定，大多数都是本校中处于教学与科研第一线且属于学科带头人的专家与学者。但是，这些学者除了本身的教学、科研与导师任务外，往往又都担当了很多学校兼职与学术兼职，很难保证有足够的精力搞好学报编辑工作。而且，对于那些已经形成了优势学科群与学术共同体的重点学科来说，学科内不同的学者会在研究方向或课题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就此而言，那些在校内具有学科优势栏目的“主持人”是否必须固定在某一学术大师身上，那些在国内具有同等科研水平栏目的“主持人”是否必须从本校选定，都是值得商榷的。对此，笔者比较赞成那种栏目固定但主持人不固定的做法，也比较欣赏那种从校外选用部分栏目主持人的勇气（如《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社会转型与法律多元》和《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专题研究：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就栏目主持人的职能定位来说，在引入栏目主持人之后，原先由编辑单独面对作者的情况必定会形成由编辑与主持人共同面对作者的情况，从而形成了主持人与编辑、作者的新型关系。毋庸置疑，编辑与主持人在栏目的开办上存在着分工的不同：编辑策划，主持人组稿；编辑审定，主持人把关。但是，由于主持人学术造诣与学术地位的特殊性，会不会形成编辑做不了主而听凭主持人摆布的局面？比如，专家把稿子约来了，但从整体上看又不符合编辑的意图，这时候难免会出现“用还是不用”的尴尬。再者，文人相轻，同类相聚，专家组稿会不会“求同不存异”，对于与自己观点相左、相异甚至同自己唱反调的文章持拒斥态度，从而形成所谓的学术霸权或学术派系，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关涉着栏目主持人发挥作用的性质与程度问题，也关涉着栏目主持人与编辑工作者之间能否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与互动发展的关系。
2.学报编辑的办刊宗旨、栏目策划与编辑思路问题
高校学报出于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宗旨，大多都带有综合性质，特别是对于那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大学，更是如此。这种综合性的优点是知识涉猎面广，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容纳量，有利于读者开阔眼界，集思广益，但缺点是内容比较分散，对某一学科或专业的研究成果的反映，不如单科性学术刊物那样较易做到全面深入、系统完整。就此而言，“栏目主持人”的引入，对于突出重点栏目、特色栏目，集中相关稿件，实行学术资源共享和办刊优势互补是大有帮助的。但是，由于“栏目主持人”制度对栏目策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有一支相对稳定、结构合理且持续发展的作者队伍，要有一定数量、相对固定且篇幅适中的学报版面，以保证栏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于是，如何处理好特色栏目与一般栏目、固定栏目、轮换栏目与临时栏目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编辑与主持人“主动订货”的文章与作者“来料加工”的自由投稿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学报栏目策划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学报编辑中受过专业教育的高学历人才的大量涌现，编辑往往置学报宗旨于不顾，而从自己所在所学或感兴趣的学科或专业出发进行栏目的策划与组稿，因而出现栏目因编辑设置、为编辑设置的所谓“编辑中心论”的情况。在目前学报特色栏目比较庞杂的情况下，这种“编辑中心论”在内稿比较有限甚至缺乏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学报公共资源的私有化问题，即公共资源被编辑私人“合法地”挤占的问题。因此，学报从栏目策划到文章组稿，都必须贯彻宗旨负载的原则，即从本校的教学与科研出发，在涵盖本校主要学科与专业的情况下，突出本校的重点学科，突出本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突出那些理论性与现实性比较强且富有争鸣性的热点、焦点问题。
3.“栏目主持人”的发展态势与栏目的多样化问题
自从教育部2003年和2004年先后推出“名刊工程”和“名栏建设”实施方案以来，“栏目主持人”现象在高校学报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不可否认，就学术期刊的总体而言，“栏目主持人”背后也表现出“三热三冷”的现象：高等院校开办的期刊热，社科院（联）开办的期刊冷；哲学社科类学报热，理工农医类学报冷；有的高校学报热，有的高校学报冷。像国内有名的《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就没有开设“栏目主持人”栏目。事实上，这些著名高校的大多数学科与专业，都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引入“栏目主持人”制度。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许正因为各个学科与专业过于平衡与对等了，学术大师到处都是，也就没有必要开设“栏目主持人”以突出其中的某个学科或专业的必要了。这也许正是这些高校学报依然采用学科划分栏目的主要依据。从另一方面看，很多开设有“栏目主持人”的学报，这种栏目也并不多，多的五六个，少的两三个，很多学报甚至只有一个，像《四川大学学报》在2005年的第1～3期中，每期只有“‘三农’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在2005年第234期中， 每期也只有“民间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在2005年第1～4期中，只有第1 期有个“西部社会研究”。这无不说明学报对引入“栏目主持人”制度所持的谨慎态度。所以，“栏目主持人”制度只是高校学报名栏建设中的一种方法，尽管它有可能是最主要的一种，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唯一的一种。就此而言，高校学报名栏建设的方法有很多，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摸索，比如，“笔谈讨论”、“专题研究”、“本期视点”、“热点透视”等，都是以往比较有效的栏目建设方式。“栏目主持人”在今后的发展中，究竟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种长远策略，我们都必须对其中的问题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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