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亚政党体制的转型：范式、原因和历史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范式论文,政党论文,体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党体制范式的转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注：本文中的东亚各国是指较早市场化并发生政治转型的 国家，主要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摆 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说，东亚各国政党体制的发展在 战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65年左右，这一阶段各国大都出现了众多 的政党，并模仿西方建立了多党制。结果是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人民不满，这说明多 党体制赖以存在的条件并不具备，最终这种多党体制在各种势力的反对下不得不让位于 一党体制或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即权威主义政体。从1965年左右至20世纪末，即东亚 政党体制发展的第二阶段，一般是一党长期执政，它们或取消本国的其他政党、或削弱 其他政党的功能，甚至有时是弱化执政党自身的功能，实行一党、实际是一党内少数精 英或军人的铁腕统治。在这一时期各国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也比较稳定，但社 会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东亚这些国家这一时期实行的一党体制或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依靠军队实行一党专制统治，尽管其中有的国家也有反对党存在，但对执政 党几乎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些国家包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第二类是实 行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的国家，其政党政治的特点是一党长期执政，并由其决定国家的 大政方针，但并非独掌国家权力。在选举中反对党很活跃，与执政党竞争选民，在国会 中反对党议员可以发表不同的政见，提出反对议案，执政党不得不考虑反对党的压力。 尽管在这一类型中各国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党政治的民主化程度也有 很大差距，但与前一类国家相比其共同特征是它们的政党政治乃至政治体制都带有一定 的民主性。这类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第三类是日本。日本应该说是东亚各国中 政党体制转型发生最早的国家，早在1948年美国占领军就在那里实行了民主改革，推行 多元化的政党体制。[1](P16—21)只是由于日本文化的东方色彩和社会基础条件在那时 还不够完善，加上冷战的压力及美国对保守的自由主义力量的支持，才使自民党一党长 期执政。尽管如此，日本政党政治的多元化程度仍然是东亚各国中最高的。这里有必要 指出的是，即使在权威主义时期，这些国家的政党体制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国家 是在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的体制之间有所变化，有的是在其中一种政党体制的内部一元 与多元力量之间的摇摆。
西方经典理论中认定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要求在一个国家内部至少有两个政 党可以公开而公平地竞争选票，而执政党和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对反对党进行压制和限制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亚没有一个国家符合这一标准，似乎只有日本比较接近这 一标准，因为它有基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在此背景下有基本公平的多 党的选举竞争，但它仍是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文化中的等 级观念、人伦关系在政党政治中造成的精英特权和裙带关系所至，在这一情景中，人们 总是把票投给他们很敬畏的执政的自民党的党魁和政府的领袖，有传统地位的人也总能 得到当地的群众的尊重而出任议员。在东亚其他一党或一党为主的体制下，政治竞技场 总是严重地向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一方倾斜。与一党体制不能容忍反对党的要求相比 ，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可以部分地满足反对党的要求；但是，显然这与多党体制有根本 性的差别。东亚一党为主的体制确实存在着权力的竞争，但很少出现权力的更迭。所有 的人都可以参与选举，但只有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才有可能进入政府，而且他们长期执政 。这是没有权力交替的有限民主，这种体制到底有多少民主性，其“度”的判定是要看 “执政党的势力圈与容忍反对党的程度”有多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这三类国家政党体制的范式及政党政 治都发生了重大或重要的变化，其趋势是多元化和民主化。第一类国家政治体制的范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类国家是反对党在原有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增强 了力量和利益表达的空间，执政党的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第三类国家则是在 较高水平上发生了政治转型或“民主的巩固”。
在第一类国家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野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政党政治多元 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并最终建立起了多党体制，实现了政治体制范式的转换。自1986年 菲律宾革命开始，菲律宾、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的政党政治和政党体制出现了多元 化的趋势，各国纷纷开放党禁，实行公开和较为公平的竞争和选举，接踵而来的是执政 党下台，反对党上台执政。菲律宾的反对党在马科斯专制统治的后期开始活跃起来，在 1986年人民群众推翻马科斯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导火索和领导的作用。马科斯 及其新社会运动党的专制统治被推翻后，菲律宾的多党体制很快建立起来，政党之间的 政治竞争和平等的选举逐步运转起来，1992年菲律宾举行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尽管菲律宾的政党和政党政治都还不够成熟，但公平竞争的规则已经得到了各政党的 尊重。泰国由于长期以来都是军人掌管着国家和政府中的重要权力，因而能够起中坚作 用的较大的政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政党制度在军人统治下也很不完善。然而，自20世 纪80年代以后，政党的作用在逐渐增大，并最终在1992年推翻了军人统治后建立了由政 党领导的文人政权，此后，多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过程的民主化逐步发展起来。在苏哈托 统治的后期，印度尼西亚的政党组织也发展起来，在推翻苏哈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并在后苏哈托时代建立起了多党体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政治转型后的政局一 直不稳定，与它们没有成熟的政党和政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即多党体制还很不完善。
在这些国家中，由于执政党长期对反对党或反对派实行高压政策，使多元的政治势力 很难发展起来，从而使社会中只能产生很多小的反对势力和利益集团。一旦民主运动结 束了一党统治，这些势力和集团就会迸发出来，在一些情况下很可能具有爆炸性的能量 。这种参政的急速的扩大，导致了许多小党或不成熟的政党的产生或重新露面。独裁统 治的结束越是突然，参政的扩大就越是迅速，与一党时期参政的狭小形成的反差也就越 大。这种巨大的反差通常使新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很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 形势，即新的政党自身的组织经验、参政经验和制度化水平都还没有发展起来，无力整 合、同化、削弱保守力量和其他各种不稳定因素，以至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导致 传统的独裁势力重新反扑，减少参政，恢复基础狭小的政党和政治体制。所以，目前各 国的多党体制都还很不稳定，也不成熟，因而由其主导的政治过程效率不高，制度化水 平低，甚至使国家面临着治理的危机。
第二类国家是在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野党的力量有了较大的 发展，对执政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加坡在经历了十几年完全由人民行动党一党 控制国会和政府的状况后，第一名反对党议员于1981年进入了国会，当时震动了政坛， 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此后，反对党逐步活跃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历次大 选中反对党的得票率均在20%以上[2](P51)，并不断有所增加，每次都有候选人当选国 会议员，人们对反对党的关注也在增加。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不得不认真对待来自在野 党的竞争，放宽政治限制，给反对党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并进行体制和政策的改革。[3 ](P59—65)马来西亚的反对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 几次选举中与执政党进行了激烈的较量，特别是在本世纪初的补缺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党 的候选人，并因此而士气大振，选民的支持率大增，反对党一度大有取代执政党上台执 政之势。[4](P237—258)这两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在市场经济水平较高的基础上之所以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型，与英国在殖民时期留下的制度特征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前者 一是指精英政治、等级政治；二是指其制度化平，新加坡的执政党对反对党的宽容(这 可与其他国家在一党执政时相比)和马来西亚的联邦制都有较大的民主空间，从而使其 制度的适应性较高。后者是指它们的东方文化传统和注重意识形态建设也增强了执政党 的控制能力。[5](P280—356)
第三类国家即日本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基本完成了政党体制的转型，因而其政党体 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在原有的政治架构内也发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重 要变化，其中一些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日本的自民党在1993年一度 下台，由反对党联合上台执政。尽管不久自民党又夺回了执政地位，但是它已不能单独 执政了，总要吸收其他政党入阁，从而结束了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 转变。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还在于，按照政治发展的理论，民主制度的巩固需要民主选 举下政党执政地位的两次更替，因而自1955年自民党上台执政后直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 日本才真正能说是完成了执政地位的两次更替或“民主的巩固”，这也可以说是多党体 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尽管日本的多党制度和多党政治用欧美的标准来看仍然不是那 么“标准”。
从宏观的制度层面上看，这一时期东亚各国政党体制转型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完 成了从一党体制多党制、一元动员体制向多元竞争体制的转变，开始了政党体制发展的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内在的意义还应包括转型后的政党体制不仅本身表明了有政治觉 悟的人口的增多，而且它能够更广泛地吸收人民参政。在过去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下， 人们参政的自觉程度和广度是非常有限的，多数人只是在追随的意义上被动员进入体制 ，政治体制只需将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参政制度化，而现代多党体制把更多的人的参政 结构化和制度化，并且，由于它有着更广泛的利益表达机制，人们参政的积极性和意义 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必将促进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和民主化建设。
然而，从微观制度层面和政党的政党体制的过程来看，这种现实的多党体制的意义还 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政党和政党体制对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过程的制度化程度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党众多、政党政治处于无序状态时，任 何一个政党都不能真正承担起整合社会的责任，相反会大大加剧社会分裂的程度。这就 导致了人们对政党失去信任，致使政治体制发生危机。而且由于东亚多党制度的制度化 水平还很低，其政党间的竞争很容易越过政党制度的边界，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变成 体制外的冲突或对抗，从而对政治体制本身造成威胁。因而“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 里，多党制是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 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6](P392)亨廷顿的这一论述不仅适合20世纪60年代之前 东亚的多党体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于21世纪东亚各国多党体制的现状。不过这 两个时期的多党体制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还不具备实行多党制的基础，后者已经基 本具备了这一基础。因此，就它们的前途而言，前者不可避免地被权威主义政体和一党 制所取代，后者则不再可能回到一党体制的时代了。
二、政党体制转型的原因
东亚各国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范式的转换或变化之所以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又各具特 色，既有它们共同的原因，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这一部分的意义在于一是根据政治转 型的原理解读了东亚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转型的基本原因；二是从制度层面解读了为什 么有的国家较早地发生了转型，而有的国家还未发生转型的原因。
历史原因。总体来说，东亚的多党体制确立时，或者说该国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发 生转型时，要比欧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政治转型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要高的多。原因是，如果与欧美相比，主要是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在 启动现代化进程时，面临着欧美各国商品和市场的冲击，因而其工业化更需要国家的保 护，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主义的力量。[7](P8)国家主义的强大不可避免地抑制 了多元化的进程，与此相适应，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支撑这个权威主义的政府，使国 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 元性发展起来，这又必然要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只有当这些多元性比历史上早发现代化 国家的多元性更加强大时，才有可能突破以权威主义和一党制为特征的强大的国家的禁 锢。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本来就晚于西欧、北美、东欧和拉丁美洲，加之由此造成的 强大的国家对市场和中产阶级的支配，因而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直到最近、是 在经济水平已经相当高的基础上才发生也就可以理解了。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无 论早与晚，政党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要为适应市场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做出调整，唯此 才能够谐调自己和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
经济和社会原因是，一般来说这一时期东亚各国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转型的经济基础 已经比较成熟。这主要包括：国内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水平达 到了较富裕的程度，出现了一个堪为中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育也较为成熟。例 如，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政治转型时已经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它的经 济水平也具备了政治转型的基础。亨廷顿所注意到在“第三波”民主化时，发生政治转 型的经济水平要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1000美元。[8](P71)在1990—2000年韩国 进行政治转型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在8000～12000美元之间，大大超过了政治转型所 应具备的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韩国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也已经 发育的比较成熟。衡量中产阶级的发展除了按照经济收入水平和职业进行统计外，民间 社会团体和反对党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标志。韩国的反对党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中发展起来 的。韩国的一大特点是由于反对派尤其是学生的政治斗争一直没有中断，因此它的中产 阶级和领导人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态度都非常成熟。其非政府组织在1998年已达到1万多 个，2000年更达到2万多个。泰国的军队政权只是在国家层面上掌握政权，对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干预很少，因此，泰国民间力量的发展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非政府组织非常 发达，在1989年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就达到1万多个，亚洲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多 次在曼谷举行。(注：例如，1993年3月27日亚太地区110个非政府组织的240名代表在曼 谷举行了历史上亚太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发表了《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 参见罗艳华：《东方人看人权—东亚国家人权观透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第50页。)泰国的经济水平也早已超出了亨廷顿设计的发生政治转型的水平，在1997 年是人均2800美元。这些都是导致1992年泰国政治转型和近10多年来其多党制和民主化 平稳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
菲律宾和印尼发生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时的经济基础是，经济和市场化已经有所 发展，均已超过亨廷顿所设定的第三波政治转型的经济界限，尽管非常有限。即在1986 年，菲律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在600美元左右，刚刚越过亨廷顿的民主转型的经济 基础的标准。印尼在1997年是1100美元左右。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菲律宾的中产 阶级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已经觉醒并形成了巨大的民主力量。马科斯实行军事管制 时期，菲律宾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的中产阶级得到了发展， 其明显标志是反对党的力量不断增大以及在1986年革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一 些学者指出，菲律宾的中产阶级是1986年民主革命的基础和中坚力量。印尼的反对党已 经在1997年以后急速地发展起来，1990年代，苏哈托在新兴的工商界力量的压力下不得 不放松了经济管制，给民间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9](P338)伴随着这一过程是中产 阶级力量的壮大。90年代印尼出现了两个有相当实力的反对党，一个是“建设团结党” ，另一个是在当时号称有3000万成员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这两个党对执政的专业 集团构成了威胁，是推动政党体制转型的重要力量。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没有发生政治转型，但这并不是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民主和 政治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在权威主义的体制内进行的。新加坡的市场已经比较完 善，经济水平也达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3万美元，中产阶级和民间组织也已发展起 来，到1994年初在新加坡登记注册的社团组织就达4562个。[10](P401)在更高的经济和 社会水平上发生政治转型或许是新加坡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可能 导致它的政治转型和“民主的巩固”与其他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有一点，由于 新加坡的反对党还受到限制，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产生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反对党领导 人，因此它的政治转型还不会很快发生。马来西亚的市场秩序、经济水平和中产阶级的 发展虽然比新加坡略逊一筹，但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199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6 80美元，这些都是其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重要基础。但它还有一个与菲律宾和印尼都不 同的情况，就是由于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长期以来它的军队从不干政，因此现在 马哈蒂尔的权威主义统治不像马科斯时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时期的印尼那样专制，尤其 是近年来反对党在体制内已经有很大发展，在这一点上比新加坡政党体制的转型更快一 些。如果说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是政治转型的基础的话，那么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则导致了体制内的多元和民主的变迁，它们的变化 趋势是趋同的。
文化原因。一般来说，东亚各国或地区传统上都处于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 化的覆盖之下，这些文化都有较高的稳定性，在这些文化发生向现代性的转变之前，它 们支持的是一元化的体制，这是东亚各国或地区政治转型来的较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 如，与拉丁美洲相比，东亚的儒家等东方文化比拉美的多样的移民文化更具有稳定性， 因而拉美的文化更可能推动体制的多元化和转型。与非洲相比，主要是因为非洲的文化 和社会结构太落后了，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很快就瓦解了。而东亚在受到欧风美雨侵蚀 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相当发达的传统文化和科层制度，这使得欧美文化在与东亚文化交汇 时两者只能互相吸收和借鉴，而不能相互同化，因而东亚文化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和 对体制的一以贯之的影响。
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文化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11](P265—296)，尤其是近几十 年来这种冲击更加剧烈，实际上东亚文化本身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着这种挑战 ，并不断地使自己实现向现代性的转化。[12](P142—19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元的 体制才有了文化支撑。这是当代东亚正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基本的文化背景。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这种大的背景下，东亚各国还各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例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其政党体制和政治 体制还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型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在西方文化中，英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和精英主义是较强的，英国在殖民时期在两国的社会中传播了这些价值观，这一点正好 与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相吻合，从而加深了这种文化因素的底蕴，也就使这种文化因素 对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更加深刻，这种文化支撑的是一元的和精英主义的政治，所以，最 终那里的一党政治也就获得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英国的绅士文化在殖民时期就 比较宽松，这影响到了两国在独立后的统治政策，同是在一党政治和权威主义体制下，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比其他国家留给反对党的活动空间更大一些，禁锢不是那么严密，从 而使政见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反对党可以适当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政见，从而不断地释放 反体制的能量，这既可以分散体制承受的压力，又可以帮助执政党和政府适时地调整政 策，所以，这种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应对环境 变化的挑战，这反而延长了这种一党体制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寿命。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前殖民地的政党制度的转型来的更早一些，这一方面显示出美国文 化或基督教文化这种与多元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对一元化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与东亚一些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差距较大，难以融合，从而东西方文化 之间的相互调适和吸收难以奏效，造成了更具现代活力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排斥， 因而这些国家就不得不较早地以体制范式的转换来适应这种文化的挑战。例如，在这种 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下，菲律宾、印尼、泰国和韩国的许多民众对一党长期占据执政位 置并极端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感到不满，因而在反对党的导引下奋起反抗，从而导致了政 党和政治体制不得不以范式的转换来适应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以菲律宾为例似乎很能说 明问题。菲律宾之所以在600美元的人均产值上、在比东亚各国(除日本外)都早的1986 年就发生了政治转型，应该说与西方文化的输入有很大关系。它近代以来已经逐步成为 一个基督教国家，受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较深。要不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采取的行动，它过渡到多党制的时间会晚的多。
制度原因。制度化水平也是影响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党和政党制 度的制度化水平与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及民主化有着重要的关系，从这一关系来 分析东亚各国的情况可以解释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一般原因和各国发生时间不 同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化是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高制度化的体制必 然导致高度的民主。[13](P488—511)这一观点阐述了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基本关系，但 又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有着不同的制度化要求和 标准，尤其是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例如，一些权威主义的体制和历史上的一些高效的体 制的制度化水平是较高的，但它们与民主的距离比一些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体制更远一些 。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制度化与民主的关系尽管是成正比的，但并不是直线 型的。[14](P111)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的结合可以基本上说明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化与民主化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但环境的挑战是复杂的，如果 一种制度不能随时据此做出调整，那么，原来制度化水平较高的体制可能会比制度化水 平低的体制更可能成为体制转型或民主化的障碍。当然，一般来说，在这一时期，制度 化水平较高的体制会为民主化创造基础的条件；相反，制度化水平较低的体制则可能因 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较早地进行体制的转型或民主化。当然前提是它们也必 须具备了转型的最起码的条件，正如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一样。
在当代东亚各国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 尼西亚等国，之所以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发生的更早，尽 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美国的干预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然而制度化水平低是共有的重 要原因之一。尽管它们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但与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相比，它们在转型前都比较僵化，领导层和政党体制缺乏现代性，不能适应 环境的挑战，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后承受不了多元化的压力，不能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的政党体制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以至不得 不以体制范式的转换来适应这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可比案例是腐败对它们的转型起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国家的政党体制发生转型前几年或十几年间，包括日本在内 一般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腐败，尽管有的国家是发生在政党和政府的高层，有的 是在下层官员中更为普遍；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政党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高而 成功地抑制了腐败这种非制度化的运作形式，但它们也因此推迟了自己的体制转型。这 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新加坡的政治过程更为规范，因而抑制了腐败；马来西亚的政治过程 并不十分规范，似乎制度化水平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由于它 实行的是联邦制，政治体制比较复杂和多元化，因而有较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并且它 的政治的透明度要高于新加坡，现代化导向也比较明确，使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腐 败。
我们可以新加坡为坐标来分析制度化水平与政党体制转型的关系。一般来说，新加坡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较高的，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评价指标和经验的判断中 得出结论。评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由其主导的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的 标准可以从该体制的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三方面来评估。
适应性是指一个政党和政党体制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能力，它是指环境挑战与时 间考验的函数。遇到的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考验越久，该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 适应性越强则生存空间越大，机会越多，也就有利于政党的延续和发展。新加坡的人民 行动党及其一党制度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环境 的挑战基本相似，都是处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都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结构向现代结构发生了转型，实现了一元向多元的转化， 在此基础上，多数国家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不能适应这一转变，不得不发生了自身范 式的转换，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通过领导层的自我更新、体制的改 革和政策的调整始终主导着这一过程。如果以政党和政治体制的转型为界限，可以说人 民行动党领导层的新老更替、公务员队伍的改造和政策的调整都是东亚各国开展的最早 、最彻底，也是现代化取向最明确的。
自主性是指一个政党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程度。一般来说，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 方面经常会出现参与政治生活的新兴团体；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利益结构也受 到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出现了与主流体制或执政党的离心倾向，它们不再遵 从既有的政治程序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非制度化的意愿运作，这就出现了可能摧毁主 流的组织与程序安排的潜在危险。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也面临着这些因素的挑战 ，面临着同化各种利益集团、把它们吸纳进现代化进程的任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这些 利益集团进行控制和改造的方式是，通过把其头面人物吸收进政治体制之中，让他们进 行有限的政治参与，减少了这些集团与主流集团和体制的摩擦；同时，对其进行现代化 的改造，由于人民行动党的现代性较强，可以不断地同化这些非主流集团的意识和忠诚 。这就是说，由于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制度化水平较高的组织或体系，其自主性为各种机 制维系和保护着，限制甚至同化了各种利益集团对主流体系的冲击，因而保障了体系本 身的正常运作。而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及其一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则一度十分被动，削弱 了自主性。韩国的执政党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受到了军人集团的控制，严重削弱了 政党的功能。印度尼西亚在70至90年代，其执政的专业集团受到了苏哈托家族体系的控 制，党的决策受到了苏哈托家族的极大干扰，没有多少自主性。菲律宾在70至80年代上 半期马科斯执政时期，执政党也成为马科斯集团手中的工具。在泰国，由于90年代初之 前军事集团取代了政党，因而几乎谈不上政党的自主性。这些国家的多党制时期，政党 的自主性一般也很弱。被一般说来，增强自主性，即当政党要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的时候，就会激化潜在的矛盾。这时，一个政党能否在矛盾中保持自主地位，并进而化 解矛盾，还是被矛盾所困扰，是自主性强弱的重要标度。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人民 行动党在东亚各国的执政党中是做的很好的。凝聚力是指在组织内部必须达到某种程度 的共识，这是组织制度化的关键条件。一个有效运作的组织，其内部对于在组织的功能 边界内解决争端的各种适用程序必须具有某种实质上的共识；这种共识还必须扩散到多 数的组织成员。换句话说，这种凝聚力在个人层面上与对组织利益的维护和对组织效忠 的程度和扩散有关，而在组织层面上则与自主性和系统性有关。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 凝聚力也是相当高的，这与它注意培育具有较强现代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都有一套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进行统治。在20 世纪70至80年代是新儒家理论，在1991年提出了“共同价值观”，在90年代后期至今又 以“亚洲价值观”来应对传统、西化和邻国的民主化浪潮提出的挑战。这些都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增强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凝聚力的作用。当然，最主要的凝聚因素还是人 民行动党的现代化导向，经济的成功和现代用人制度是保障其具有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党作用、推动民主化进程 的重要因素。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使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大打 折扣，并且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但是，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当这些国家的政党体制 无力面对多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时，它们就以或者说不得不以范式的转换来应对，尽管 这在一定的时间内会造成阵痛、经济的迟滞和社会的不稳定，但这可能也为它们适应这 一挑战做出了体制上的正确的选择。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面临的一个 重要问题是，它们尽管在现代化和国家化的过程中能够与其相适应并适时地做出政策和 体制方面的调整，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及后现代性政治的挑战中难以做出有力的回应。 与东亚以至大多数国家相比，由于其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又有一定 的民主性，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可以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及同化各种势力，然而或许正 因为如此，在面对新的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较高的制度化程度和一定的民主性使其可 以在比东亚其他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抵制新环境中各种因素的挑战，因而使其没有像过 去那样对自己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这就使它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显露出了 僵硬性。因此，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它的政党体制与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 化的不适应性会增加，所承受的改革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三、历史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各国逐步取得了独立，政党政治也进入了独立发展的时期 。(注：东亚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尽管在19世纪末(例如日本)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但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主要是外部输入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还谈不上是独立发 展和国家体制的支撑。有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党甚至是从外部输入的，到 193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打压，逐步失去了活力，1940年代就消失了。参阅杨进发：《战 前星华社会结构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版。)最初，这些国家大都 模仿西方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建立了多党制或两党制，但是那时政党的环境与西方政党所 处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西方的政党已经越过了政党政治的初始阶段，自19世纪以来 基本上面临的是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推动民主进程的任务，人们的价值和行为的现代性和 民主性已经发展起来。而在东亚，20世纪中叶政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内环境则有很大 的不同。从发展阶段来看，当时处于政党和政党政治刚刚起步的派别活动阶段。在这一 阶段，参政和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都是低的。个人和集团从政治行为的传统模式中脱离出 来，但尚未发展成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只涉及一大批在软弱的、昙花一现的联盟 和组合中相互竞争的少数人。这些组织既不持久，也不定形；通常只是在个人和家族的 竞争和联合的背景下个人野心的投影。这些政治组合也可以说是政党，但它们缺乏持久 的组织和社会支持，而这两者都是政党的精髓所在。从国内环境来看，政党所面的任务 仍然是完成民族主义的任务，建立和巩固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政党政治中，人们的价值 和行为都还处于传统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包围之中，缺乏政治现代性，社会政治还没有 为现代的组织、政党和民主体制的运作做好准备。因此，这样的多党制和两党制很难存 在下去，它很快就被权威主义下的一党政治所取代了。
东亚的权威主义体制和一党体制在一些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现代化导向或现代性。 一般来说，它们的市场化导向都比较明确，在那一时期市场和经济水平都有了较大的完 善和提高，教育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依据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的分化，人们的价 值观念在此期间也有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具有现代性了。从政党政治和政治发展的历史 阶段来看，东亚的权威主义和一党体制承担的历史任务是要通过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稳定 来发展经济、改造社会和文化，从而为建立现代国家和政治民主作好准备，这其中当然 也包括为发展现代政党政治打好基础，尽管由于社会环境中的传统性使它在很多方面不 得不借助权威的或传统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历史的过渡。对于很多执掌权力的传统的政治 精英来说，这一过程是违背他们主观意图或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不得不为之或难以抵御 的。
东亚的一党体制或权威主义体制固然能够集中使用资源并为社会带来稳定，从而为经 济发展创造条件，但当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党体制很难适应 经济和社会多元化日益发展的现实，难以体现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从而使得多元社 会力量的不同的政治表达缺乏通畅的渠道。而且事实是东亚多数国家垄断政治权力的一 党，尤其是其领导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新生力量和其他政党采取压制的态度和政策，这 最终会使社会分裂加剧，社会和政治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对抗日趋激烈。这时实际上就 预示着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条件已经具备、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了。当东亚各国为 现代的政党体制或多党体制准备好了基本的条件之后，在外部和内部因素的推动下就发 生了一党体制向多党体制的转型。当东亚各国刚刚完成这种体制上的转型时，尽管可以 说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但在实质上要完成这一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 体制上的转型还不能完全涵盖价值和行为层面上的转型，而且在多党体制环境下政党自 身的建设也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政治精英们也还不能很快适应这一新的组织形式。
当代东亚在政党体制发生转型后所建立起来的多党体制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在经 济方面，它仍然要把发展经济放在最重要位置，这一点似乎与权威主义和一党制时期没 有根本性的差别，但是它要清除一党制时期鼓励和留下的干扰市场的家族、个人和政府 因素，完善市场机制，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在政治方面，它所面临的主要 政治任务是进行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推进民主的进程，这与权威主义和一党制时期是要巩 固国家独立和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从所要完成的经济和政治任务 来看，这一时期的东亚与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20世纪的中欧和东欧、20世纪70年代以 来的拉美是处于政治发展或政党体制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上。当然，就具体的历史环境 而言，不可能完全相同。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与那些较早完成这种转型的国家的政 党和政府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东亚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在实现这一转型时 所面临着后现代性政治和政党功能弱化的挑战，即它们在现代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功能还 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时就受到了要弱化自己的现代性功能和发展自己的后现代性功能的压 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东亚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现在已经不需要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功能了 ；相反，在主要的方面仍然要强化这种功能，而是说全球化的压力要求它们改革那些只 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政治功能，突破民族国家所限定的功能边界，在这一背景下， 显然不能像欧美同一时期那样几乎在政党的支撑建立现代国家和国家民主化的功能已经 发展到顶点时才面对后现代性的挑战。这就使得东亚的政党和多党体制的发展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不能完全按照既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来设计自己。
当然，东亚各国现在仍然要把注意力放在完善和发展多党体制的功能、建立现代国家 制度和推动民主进程上来，这是它们所面临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在这方面，由于东亚这 些国家的多党制度和民主的历史都还不长，建立民主体制的前提条件只是在最近几十年 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还不很成熟，制约着政党体制和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但从另一方面 来看，由于东亚还处于多党体制发展的早期，尤其是很多政党才刚刚建立，因而我们是 在年轻的民主体制中来研究年轻的政党的问题。进而，用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历 程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制度的西方的政党体制的标准来要求东亚的政党体制是相当 不公平的，这就如同指望正在发展中的东亚的政党政治体现欧洲政党政治的特点一样是 不现实的。实际上，从制度层面上来说，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民主性 正在发展起来，已经与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没有多大差距；只是从深层 次的价值层面上来看，尤其是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来看，东亚各 国还缺乏“西方式的现代性”。不过或许正如新儒家的理论家所言，东亚的现代性必然 具有东亚的特色，包含着对政府的尊重、对市场的干预和社群主义。
对政党体制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从历史进程和不同的视角审视 当代东亚多党政治的发展和历史地位，而且这本身似乎也是对政党发展阶段理论的一种 挑战和丰富。按照经典的政党发展理论，在经过权威主义统治后，政党和政党政治将走 向成熟，但东亚的情况似乎一直没有证明这一命题。例如，尽管菲律宾的政治转型已经 发生了17年，但其政党和多党政治都还很不成熟，党员和党的领袖经常随意变换自己的 党派身份，这与一党政治之前几乎没有多大差别。东亚多党制度发展的趋势尽管也有按 照传统的政党发展理论逐步成熟的表现，例如，本世纪初发来泰国泰爱泰党的崛起有简 化泰国政党格局的趋势，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政党简化和通过规范政党行为来提高政党 制度制度化水平的措施，但总的来说这种趋势不太明显，发展缓慢。如果这仅仅是由于 东亚的多党政治还处于政党政治发展的初期，有待于成熟，那么按照传统的政党理论这 是预料之中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后现代性政治的挑战和世界范围内的政党功能弱化的趋 势也影响到了东亚，这可能使东亚的政党很难完全按照欧美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模 式发展，或者说发展出一种制度化水平很高的两党或多党制度。已有的政党发展理论并 没有对此做出解释。当我们关注这些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一些是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即新 时期东亚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普遍不高。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实行多党制的 两个时期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本质性的差异，例如，政党的民族主义倾向前一时期要比后 一时期强的多；在意识形态方面，前一时期的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理想性更为浓重，对意 识形态的迷信和服从程度也更为强烈，而后一时期的政党更注重实际，其意识形态的实 用性也更受重视。再者，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前一时期的多党体制面临着权威主义的 压力，而现在的多党体制承受的这种压力已经大为减少，或者说一党政治和权威主义的 复辟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当今东亚的多党政治是政党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的重要表现和 特征。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一党执政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