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新中国基层市场制度的转变
——以江津县为例
王春英 王之含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将建立“国家市场”作为市场管理的重点，通过调查市场状况、整顿市场秩序、提高财政收入能力、培训管理人员等措施，清理了传统市场上的交易中介与管理中介，建立了一个没有中间剥削的新市场。“国家市场”的初步建立，使得政府对市场的管理由“间接”转为“直接”。这不仅为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使得1953年国家与市场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成为可能。
〔关键词〕 “国家市场”；市场管理；中介组织；交易员
市场的形成与管理是党史、国史、经济史等领域的重要课题[注] ① 市场的概念相当复杂，不同学术流派对其的界定各有不同。本文所说的市场或市场体系，接近于制度经济学的界定，即市场是一种商品交换和资源分配的制度安排。学界大体上将市场划分为三个层级——全国性市场、区域市场和基层市场，其中基层市场主要辐射县级商业中心及以下。新中国成立后，市场规划方面的同一性使得有关基层市场的讨论对于其他市场而言亦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国家”要素在其中的作用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国家对市场实行的是间接管理，官商之间存在着一个既是商业中介机构又是国家控制、治理社会的辅助机构——牙行[注] ② 参见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燕红忠：《清政府对牙行的管理及其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黄东海：《牙人角色演进与中国古代商业中介机构之法律地位探析——从牙人称谓的流变视角出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黄东海：《明清商牙纠纷类型及所见国家商业社会控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民国时期，牙行的功能逐渐被会馆、商会、同业公会所取代，但国家管理市场的基本模式并无实质变化[注] ③ 参见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文享：《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邱澎生：《由代收税捐看清末苏州商会的“代表性”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为了不露马脚，邓强等人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2012年3月2日，城投公司与市建公司签订合同，将肇庆市安居华苑项目发包给市建公司。同年3月23日，市建公司又将项目内部承包给公司员工梁某金。而在此之前，梁某金已和林某强签订合作协议及委托书，将项目委托给林某强个人承包施工。
新中国成立后，以佣金为生的牙商与经纪人因具有剥削性而无法继续存在，国家开始直接介入经济制度并逐步强化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相适应的经济模式。同时，在“重构”市场的过程中，国家的汲取能力迅速增强[注] 参见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这些情况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注] 参见刘亚娟：《新旧之间：建国初期上海国营鱼市场经纪人制度的改革》，《史林》2016年第2期。 。
学界普遍认为：1949年至1952年，国家与市场是“并存”关系，政府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在稳定经济、实现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至1978年，国家与市场是“侵蚀”关系，政府最大限度地替代市场，最终使市场走向消亡[注] 参见曹文宏：《建国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基于政治和经济的二维解读》，《东南学术》2014年第6期。 。对于两种关系之间的转变，有学者以江津县为例，考察了国家对粮食的管控过程，认为通过整肃，到1952年，粮食市场上已经基本没有私商[注] 参见李婉琨、曹树基：《粮仓、市场与制度：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 。笔者则在以往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统购统销后，为协调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建立了颇有弹性的“国家粮食市场”[注] 参见王春英、张艳梅：《向社会主义过渡：建国初期的粮食市场与国家调控》，《史林》2017年第5期。 。
以上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力求建立一个新的市场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由国家控制，兼容计划与市场，可称之为“国家市场”。本文拟对这一市场体系在新政治体制下的产生过程及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加以考察，进而指出“国家市场”对政治、经济政策的后续影响。下文将以1949年至1953年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的市场经济结构变化为例，从市场的整顿摸底、市场秩序的重新规划、财政收入能力的建设和管理人员的教育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市场管控之前提：“摸底”旧工商业
江津毗邻重庆，有长江航运之便利。其商业从清代开始发展，下辖的白沙镇尤其繁荣。民国初期，江津大的行帮有26个；1932年改帮为公会后，有41个业别、1710家商户；1947年，商户数增加到3386个。县城之外，乡村也有许多当地称为“场镇”的市场。1945年，江津县参议会通过决议，各乡镇在寺庙附近举办公营市场；至1948年，全县公营场镇共有68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格局得到了延续。[注] 参见《江津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428、432—433页。 就工商业体量来说，江津可算一个中等县城。本文以江津为例讨论基层市场制度的转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旧工商业的摸底是新政权直接管理市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前，老解放区就开始了工商业登记。1949年12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工商业登记办法，要求属地所有工商业者皆向政府重新登记。登记内容涉及名称、类别、地址、负责人、股东与股东会、制造或营业项目、资本额等。[注] 《开办工商业要声请登记 华北人民政府颁发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48年12月31日。 此时的工商业登记可能既有摸底之意，又有掌握战争状态下变动的工商业真实状况的意图[注] 参见《新经营工商业户须向主管机关登记》，《人民日报》1949年3月30日。 。
随着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工商业登记成为评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力量的重要举措。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发出《关于工商业登记办法的通告》，指出：“为了给工商业以方向指导，减少生产与贸易之无政府状态而利生产之恢复与发展”，全市进行工商业普遍登记[注]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510页。 。随着解放战争逐步取得胜利，北平登记工商业的做法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得到推广。
1950年7月，江津县开始筹备工商业登记事宜，县人民政府对此相当重视。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县长王昭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由工商科科长王仲昌及工商界开明人士何策襄分任；其余18位委员分别来自政府部门、国营企业、工会及工商界[注] 《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第一期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在这21人中，工商界人士只有6人，他们在登记名单上的标识是“工商界开明人士”或“工商界人士”[注] 《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委员名单》，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这些工商界人士应为与新政权关系良好者，其中何策襄作为解放前的县商会理事长、现在的工商联筹委会委员，是政府与工商界联系的桥梁。不难看出，这是一份用心组织的名单，也是工商业登记成功的保障。
总之，在思想理论创新的天地中，每个学术领域都有自己的前提和前沿。我们总是努力用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前提的创造，然后再进一步进入这个领域的前沿。在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沿，找到对于自己合适、对于社会重要的问题，运用恰当而有效的方法，包括运用哲学和科学的假说方法，来提炼自己的假说，对假说加以论证，让实践和历史做出检验。这就是我们未来有可能作出的贡献。
各地的工商业登记工作都是从对商人的宣传开始的。在北平，工商局局长程宏毅告诉企业代表，登记是为了政府全面了解本市的生产状况和供求状况，从而帮助私营工厂避免生产的盲目性，保护和扶植生产事业[注] 《平市二期工业登记开始 工商局昨召开十五行业会议说明登记是为正确指导生产》，《人民日报》1949年6月10日。 。武汉在宣传中称，政府可通过登记了解工商业者的真实情况，进而有计划地调整产销与税收，纠正工商生产中的不合理现象[注] 《为便于有计划地调整工商业 中南区开始工商业登记工作 全区争取月底前大部登记完毕》，《人民日报》1950年6月10日。 。山西省的宣传提纲则强调，普查不是要增加税收，而是为了政府了解真实情况，以便合理地贷款扶持、加工订货。同时，这也是工商业者表现爱国热情的机会。[注] 《山西省工商业普查登记宣传提纲》，《山西政报》1951年第5期。 不论各地如何宣传，出发点都是要告诉工商业者：登记既是正当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爱国的表现。
江津县宣传时共提出十条口号，其中有六条直接针对工商业登记。这六条中，三条宣扬总登记有利于工商业者，即总登记是“制止盲目生产的必要措施”与“指导正确途径的首要步骤”， 保护工商业必须从总登记着手。其余三条涉及总登记的政治意义，即总登记是建立计划经济的必要步骤，也是拥护《共同纲领》工商政策的需要，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注] 这十条宣传口号是：“一、工商业总登记是调整商品产销关系，制止盲目生产的必要措施。二、工商业总登记是建立计划经济，达到繁荣市场的必要步骤。三、工商业总登记是照顾工商业家共同利益，指导正确途径的首要步骤。四、保护工商业必须从工商业总登记着手。五、工商业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和达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六、拥护共同纲领的工商政策。七、中国共产党万岁。八、毛主席万岁。九、朱总司令万岁。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参见《工商业总登记宣传口号》，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6。 与前述大城市相比，江津县的宣传口号显然更具政治意涵。这或许意味着在中小城市，政府更有权威性与自主性。
在中国，家族家风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历史上以家族为单位创作、入仕的数不胜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谢家族就是代表，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陶家几代为官，有深厚的家学传统，陶渊明的直系亲属无一不是身处仕途之中。因袭父辈遗风，把“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平生之志”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宣传组配合下，县文教科发动中小学、文化馆等单位，组成了三个宣传小组，集中动员宣传。宣传形式包括开动员大会、作专题报告、画黑板报、贴标语及分户访问等。同时，委员会分期分业召集各商户学习文件指示，逐条详加讲解，并在业内推定组长领导学习、收集商户疑问，委员会随后派人逐项解释。[注] 《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第一期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3)开始迭代，让原始信号在最佳原子上投影(使投影值极大化)，然后迭代，不断地将剩余量再投影在最佳原子上，使剩余量最小化。贪婪选择过程即为选取与信号内积最大的子波，即振幅最大值。
细致的宣传推动了江津县工商业登记的有序进行。在城区和白沙镇，按行业设立了登记处，在同行业工商业者中选出或邀请积极开明人士三人至五人负责办理宣传组织、收发表格、初步审查及学习文件等事项。其余乡镇均不设行业登记处，仅成立乡综合登记小组，由各行业工商业者内部选出一人为组长，二人为副组长，负责带领商户学习登记的规范，掌握相互评议的方法，从而完成登记工作。[注] 《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组织章程(草案)》，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工商业登记的对象涉及各行各业，各个地方的登记内容可能有细微差异。江津县的登记表要求工商业者提供的信息涉及三个方面：工厂或商号的基本信息、负责人信息，以及经营业务或生产产品的信息[注] 《工业分类登记表》，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7；《川东区江津县商业总统计表》(1950年11月)，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8。 。表格的设计与地方工商业的发达程度显然有很大关系。如湖南地区的登记表中甚至要求提供商号或公司的资金详情、店(职)员待遇、商品经营详情、盈余及分配情况等[注] 《湖南省工商业声请营业登记暂行办法》，《湖南政报》1949年第2期。 。在这些信息中，工厂或商号的资本额是最为关键，也是工商业者最不愿被外人知晓的信息。但对政府来说，它却是征税的依据。于是，在江津县的工商业登记中，资本额成了政府与工商业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注] 参见《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第一期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登记结束后，双方也经常在此问题上形成拉锯。
摸底过程中，部分商户对登记资本额心存疑虑，不愿意配合。新政权除反复宣讲，努力打消他们的疑虑外，对仍不愿配合者，采取了相应的惩罚措施——轻则罚款，重则停业。例如江西省的罚款金额相当高，最高可达资本额的10%[注] 《江西省人民政府对于违犯工商业登记之临时罚则》，《江西政报》1950年第10期。 。北平工商局直接规定，未登记者将被停业[注] 《未经登记工厂作坊 工商局令迅速登记 逾期将予停业处分》，《人民日报》1949年9月11日。 。江津也是在登记合格后，方发给商户营业证书和登记证书，使其获得在新政权下合法经营的权利[注] 《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第一期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2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
虽然宣传中并未专门提到，但工商业登记的主要目的或许就是为日后合理征税奠定基础。对此，工商业者心知肚明，白沙工商业者甚至主动要求办理登记，以求公平课税[注] 江津县工商科：《调查小组报告》(1950年9月)，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湖南省长沙市工商局对全市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并评估出私营工商业的总资本额后，认为国家分配的税收任务显然过高了[注] 《长沙私营工商业与税收情况》，《内部参考》1950年5月11日。 。这皆说明工商业登记对未来的税收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江津县税务局在195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中也持同样观点[注] 参见《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195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3。 。
12月，为进一步推动市场迁建，市管会成立粮食、副食品、土特产、花纱四个市场管理组，每组由相关行业推选委员九人至十一人，市管会指派干部一人至二人参加。在建设市场的过程中，市管会要求各业同业公会会员集体参加劳动，包括挖填地基、搬运材料、搭建房屋等，最终同行业集中到一处营业。[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在成立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时，江津县政府提到其目的主要是“全面了解工商企业实际情况以备给予正确的领导和保护，使其迅速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以便免除生产中的盲目性，以便实行计划经济”[注] 《为呈报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组织简章及委员名单请予核备由》(1950年11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人陈云看来，消除旧社会的“商业投机”是经济战线应该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注]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1950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特别指出：旧中国工商业的重要特征是“高度的投机性”，其生存主要靠投机而非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必须改革这种不合理的经营状况[注] 《私营工商业应当力求改造》，《人民日报》1950年6月17日。 。要消除投机性，工商业登记无疑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它的完成不但有利于准确征税，而且为后来的“五反”运动提供了可资比照的数据，更有利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财政收入能力建设由此迈出坚实的一步。
二、“国家市场”之初创：整顿市场秩序
工商业登记的完成使“国家市场”的建立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国家需要进一步建设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运作，以便有效征收税款。
制作：1.将红菜薹用手折断成4.5 cm长的段，取其脆嫩部分洗净沥干。腊肉切成3 cm长、0.3 cm厚的片。2.炒锅置旺火上，．放入芝麻油烧热，下姜末稍煸，放入腊肉煸炒1 min，用漏勺捞出。3.将原炒锅连同余油置旺火上烧热，放入菜薹，加精盐煸炒2 min，再加入腊肉合炒1 min，用手勺推匀，将锅颠翻几下，起锅盛盘。
民国时期，国家主要通过制定规则、审核经纪人资质等方式来管理市场。例如1932年，江津县商会拟订《整理各业经纪服务规则》。1937年，江津县政府又颁布《经纪服务规则》，规定官方审查合格后，经纪人方可在市场上执业。[注] 《江津县志》，第516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重清查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剥削性与投机性，同时整顿市场空间秩序。1950年，江津县政府在调查农村初级市场时指出，“旧的农村初级市场残存着浓厚的封建剥削性和投机性，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间商人[注] 这里的“中间商人”包括买卖粮食时的经纪人、买卖牲畜时的“偏耳”，以及类似行业把持者的把头等。 把持市场，转手哄抬物价，导致市场秩序严重混乱；二是交易地点零散，摊贩缺乏固定经营场所，导致市场拥挤，甚至阻塞交通[注] 《改造农村初级市场和加强市场管理的作用》，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这种对市场交易剥削性、投机性的清查是一种全国性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政府的市场调查中，牙行、居间人等屡屡被当作封建压迫者、投机者而受到批判。政府认为，部分居间人不但剥削他人，还拖欠、侵吞资金[注] 《西南各地私营工商业中 工人店员遭受封建压迫仍甚严重》，《内部参考》1951年5月17日。 ，甚至操纵市场，以从中获利[注] 《市军管会判处一批投机奸商》，《文汇报》1954年1月30日。 。
不过，此时某些地方干部还需要借助有实力、有专长的居间人管理市场[注] 参见《重庆建筑工人反对封建把头运动 因干部不重视受到阻挠》，《内部参考》1951年10月29日。 。例如，上海国营花纱布公司向经纪人支付2‰的佣金，每月共计约5000万元。华东贸易部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现象”，希望通过两个方面来作出改变：其一，说服经纪人将佣金由2‰降为1‰；其二，培养自己的干部去市场进行实际交易，与私商建立直接关系，去掉不合理的中间剥削。[注] 《上海纱布市场“佣金问题”的商榷》，《商情月报》1950年第1—2期。按：《商情月报》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国内贸易司物价处编印的内部刊物。 华东贸易部的对策反映出此时国家管理市场的态度：去掉中间剥削，直接掌握交易活动。这应该是各地普遍的选择，符合整个国家的政策趋势。
为了整顿市场，国家还利用原有的商会与同业公会，筹建工商业联合会。1950年，江津县政府设立工商科，开始整顿市场，规定商户必须凭工商登记证进入市场[注] 《江津县志》，第516页。 。1951年6月，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全县14个区设立分会，并成立了66个工商小组、78个同业公会[注]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内部发行，出版时间不详，第62页。按：实际上直到1954年3月，江津县工商联才正式成立。这与全国工商联的情况大体一致——1953年4月，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之前同样以筹委会的形式存在。 。作为一个官方工商业管理组织，江津工商联筹委会的任务是整理、改造全县各工商业组织，设置规则，规范市场，最终实现推行政府政策法令、为政府施政提供咨询的目标[注] 《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组织简章》(1951年6月)，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
旧工商业摸底的完成、新管理机构的设立、市场的集中规划，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这些都为新政权全面管理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其改变旧的征税方式提供了极大便利。
1951年9月，江津县市管会成立。10月，江津县最重要的商业镇——白沙镇成立了市管会筹委会。各级市管会的相继成立开启了江津规划市场空间与秩序的历程。
白沙市管会的管理人员来自县工商科、县税务局、县公安局、五区政府、县财委会、白沙人民银行、白沙土产公司、白沙粮食公司、白沙百货公司、县区工商联筹委会，涵盖县、镇两级众多重要工商业单位及国家行政管理部门；职务分配上以县工商科、县税务局、区政府为中心，下设总务、业务、组织管理、调查研究、监察调解五个小组，分别由来自县财委会、镇土产公司、镇人民银行、县工商联筹委会、县公安局的人员领衔[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这种分配当然是为了便利管理与协调，同时也预示着在新中国基层市场管理中，政府机关、税务、人民银行、国营企业、公安局之间存在“五位一体”的合作关系。
民国时期，白沙市场已经分门别类，形成了一些著名的集市，如粮食、盐油糖、棉纱市场等[注]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内部发行，出版时间不详，第111—115页。 。市管会调查发现，这些市场空间规划混乱，小贩主要集中在重要街道两旁，每逢场期，四乡农工商贩也会集中到通街大道，导致道路拥堵。因此，县政府要求对整个市场“实施全面性管理”[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规划市场地址；二是重新制定市场规范。
重新规划市场时，白沙市管会起初设想在沿河街区分设粮食、副食品、花纱布及土产四大市场，但因建筑经费没有着落，决定改变计划，先就重点行业设立市场，其他逐步展开[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缺少资金及对新址缺乏归属感，是重新划定市场时经常遇到的问题。为此，一方面，白沙市管会责成各行业负责人自行筹划，尽量租借旧材料，以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因顾虑客源流失而不愿搬迁的商家，市管会决定从易到难，逐一突破。10月中旬，市管会从较易整顿的屠宰业入手，在码头划出一片地，作为屠宰市场。全体屠宰业户参与挖掘地基，并连夜将案架迁来，仅用两天时间，即开始在新市场营业。这个案例有效带动了竹木业、陶冶业、蔬果业等的迁建。[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1月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江津县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工商业登记工作。此次登记涉及72个行业、2039户工商业者及千余户城区固定摊贩，基本完成了对工商业的摸底。[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出席行署工商厅计划会议资料》，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工商业登记对国家严格管理市场大有裨益，国家借此将旧式工商业“正规化”，宣布了它们即将拥有的正当权利，为之后的市场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虽然将固定摊贩纳入登记范围，以防止坐商化整为零、转为摊贩[注] 《江津县工商业总登记委员会为完成城区工商、四乡主要工矿业总登记总结报告》(1951年2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但摊贩中的流动商贩最终还是成了难以掌控的“市场游移者”[注] 参见王春英：《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层商业网络(1949—1952)》，《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
深圳莲花山公园里，有一座名为“自我完善”的雕塑：大力士用力挥舞着锤头、凿子，不停地开山劈石、雕刻自身。
1953年，四川省政府出台中小县城及区乡初级市场管理办法，要求各县设市管会，重点区乡设分会，均受当地政府领导。市管会成员以政府工商部门为主，吸收税务机关、国营贸易机构、合作社、工商联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系统管理市场，以稳定物价、保证税收。[注]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小县城市场与区乡初级市场的管理暂行办法》(1953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21。 可见，江津县的做法在四川省整顿市场秩序、建立“国家市场”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和代表性。
空间秩序化只是规范市场工作的一个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将每个行业，特别是重点行业的经营纳入“国家市场”之中。在这方面，白沙棕丝行业的整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白沙棕丝曾远销上海、武汉等地，有着极好的信誉。新中国成立初期，棕丝经营主要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点：技术与原料来源。为此，市管会首先督促成立了江津县棕丝质量检验组，并制定了棕丝市场管理规则。新出台的检验办法详细规定了棕丝品质标准及检验手续，并指出：若想在市场上出售棕丝、棕绳，必须先由检验组检验并盖章。检验组收取棕丝价值的1%作为检验费，其中30%作为检验工人的津贴，其余70%归市管会。此外，包装也必须遵守市场统一规定。[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也就是说，检验组拥有决定棕丝能否出售的权力。
新评议体系在发动群众方面颇有优势。评议时，每个行业选出示范户，并在街头黑板报公布登记资金，请群众比较，听取群众反映。同时，在各行业内部组成互查组，对本行业情况进行调查，着重清查重点户及有疑问的商户。在清查过程中，互查组根据账目逐项盘点实际销量，并毛估利润率，从而确保数字真实有效。[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195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3。 这样一来，商会、同业公会曾经起到的市场中介作用，在新的市场管理系统中就基本消失了。
经过集中交易、统一规范、统一包装，白沙棕丝市场出现了销售畅旺的景象。市管会在报告中写道：“从前转运商不敢向销货商负责，保证棕丝品质的好坏，现在能向对方提出书面保证，品格优良，绝无潮湿灰渣的责任，因之销路畅旺。”[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然而，行业潜在的技术落后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随着检验标准的提高，生产成本必然有所增加，但牌价未能及时上涨，导致商户亏本。加之原料产区实行收缩政策，一段时间后，私营商户遇到了经营困难。对此，市管会决定采取集体统购联销的方式解决商户面临的问题[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1月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
从江津各行业市场的整顿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管理基层市场的机构主要是市管会。交易程序方面，一般来说，无论本地坐商还是外埠商户购销货物，均须先登记验明运销手册或证明文件，然后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在具体交易过程中，国家规定了质量标准和交易手续，并要求根据商品类别，由市场管理组交易员协助介绍成交，或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之后，市场交易员开出成交单，将价款、货物交割清楚后，买卖双方各付交易总额的2‰作为市场管理费，再向税务局办理缴税，交易方算完成。[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委员会概况》，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6；《江津白沙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在此过程中，市管会还会收取商品检验费，作为其运行经费。
在市管会和其他政府部门调查、规划、说服教育的基础上，公安部门要求相关商户限期迁移。白沙镇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工商业户的搬迁和集中。[注] 《江津白沙市场管理委员会概况》，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6。 至1953年3月，白沙所有行业被划分为四大类——粮食、副食、布匹百货、其他日用土特产品，共规划了35个市场。与民国时期的公营市场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市场划分更加细致，场地更为集中，实现了市场空间的“秩序化”。[注]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9—120页。
对于传统市场内中间商剥削行为的批判，促使新政府建立新的市场管理体系。尤其是对中央来说，由政府来严格管理市场，是去除中间剥削与旧社会投机之风的必然选择[注]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3—446页。 。虽然新的市场管理体系努力去除旧俗，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机构仍然或多或少地带着旧传统的影子。与旧有中介机构不同的是，新的机构完全以官方色彩出现，制定了新的行业标准，规划了新的市场空间，遵循着新的交易程序，从根本上便利了管理与征税。
“是啊，黄安人心里都有股狠气！”陈山利话峰一转，“武汉的女子，都是父母掌心的宝，他们怎么舍得让你当兵？”陈山利望着面前娇娇弱弱的李晓英，感慨着，“你后悔吗？”
三、市场中介之替代：采取新的征税方式
在规范市场的过程中，一些国营公司发现新市场秩序混乱，呼吁成立新的市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会”)[注] 《中国粮食公司白沙支公司报告江津县人民政府工商科五月份业务工作总结》(1951年6月20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04。 。对政府来说，市管会并非单纯的商业管理部门，而是掌握市场交易数量和价格、规划长期经营方针的重要机构。因此，各地市管会基本都以县工商管理部门及区政府为领导，由税务、公安、银行、国营专业公司、工商联或同业公会的工作人员组成。江津县亦是如此，县政府决定，在较大的市镇成立市管会，在一般乡镇成立初级市管会[注] 《改造农村初级市场和加强市场管理的作用》，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 。实际上，市管会的职能与传统的市场中介机构是有相似之处的，原来的市场中介亦随之演变为市管会下的交易员。但两者的重要区别是：市管会在市场的整顿和“国家市场”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是一个主动的管理机构。
“国家市场”初步成形后，江津县的税收工作获得了许多有利条件。例如，交易地址与交易方式的变化有利于新政权直接监管贸易行为，掌握市场体量。又如，市管会管理下的交易员与税务局关系密切，成为服务税收工作的重要力量。[注] 参见《江津县人民政府工商科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8。 再如，税务部门在前述工商业登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其对市场真实情况有了更准确的掌握。江津县政府工商科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工商业登记开始时，该科已会同税务局对关系民生的米粮、土布等行业实行重点管理；乡镇市场的管理则由区政府与税务所负责；工商科还与税务局、工商联、公安部门联合规定，商户进行交易时必须持有运销手册、采购证件、售货发票等，以便相关部门掌握产、运、销的确切数量[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出席行署工商厅计划会议资料》，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这些举措和规定无疑为税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此外，工商联代替了传统市场中介——同业组织的部分功能，成为新政权联系业户的主要力量，这一变化同样深刻影响了新政权的财政收入能力。商会与同业公会作为政府管理市场的重要中介，曾在民国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不过，江津县工商科直截了当地指出：“原有的商会与同业公会，是在封建势力的操纵与把持之中，如砖瓦业负责人文某崑买空卖空把持订货，屠宰业公会垄断市场，在今年三月闹内荒，便暗中抬高市价，对于税收方面，普遍互相瞒报。”[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工商科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8。 由此可见，对新政权来说，原有的市场管理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虽然熟悉市场，但其封建性与投机性是与新市场秩序不相容的。利用这部分力量的前提是消除其封建性，工商联筹委会由此应运而生。在之后的各种运动中，工商联不断发掘新的商界开明人士，以解决新政权缺乏专门人才的问题[注] 参见《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工商科初步业务计划》，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6。 。
20世纪50年代，各地的市场管理政策虽有差异，但总体上具有趋同性。例如，江西省鄱阳县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管理权力层级，即税务局——工商联——同业公会——商贩[注] 参见王春英：《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层商业网络(1949—1952)》，《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同业公会看似依然是国家与商贩之间的中介，实际上已经丧失独立性，成为工商联下的办事小组。税务局则在征税过程中完成了对市场的管理。在江津县，税务局采取了与鄱阳相类似的征税与市场管理方式。
2.1 入组患者基线特点以及单变量分析 133例晚期三阴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所有患者肝转移、脑转移、淋巴细胞、CD4+淋巴细胞的总生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提出三种征税方式：“自报实缴，配合查账办法”“民主评议方式”“定期定额征税办法”[注] 李海等主编：《统一财经 为新中国奠基立业：记全国解放前后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173—174页。 。“自报实缴”主要针对会计制度比较健全的行业与地方，与税务机关的查账工作配合施行；“民主评议”主要针对会计制度尚未健全的工商业，即根据营业额在行业内分等分级，并选择一定比例的典型户进行调查，通过评议组织将评议结果提交税务机关；“定期定额”主要针对较小的商户，即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评定其营业税及应缴税额[注] 参见《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6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03—7204页。 。
类似其他中等城市，江津主要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来征税。实际上，1949年，江津县税务局开始征收工商业税时，便曾采用“民主报摊”的方式，即税额由商会先行上报、摊派后，再由各同业公会选出评议员，进行民主评议。这一方式利用了商会、同业公会熟悉工商业情况的优势，缺点则是各行业间无法协调，缺少发言权的小行业容易出现征税过重的问题。[注] 参见《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直接税股(1—5)工作检查报告(1950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8。 应该说，江津县工商业税的征收方式看似依然有民国时期按比例摊派的影子，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新政权的政策趋向。
在沥青路面的施工过程中，施工设备使用较多，因此，设备费用是一项较大的成本要素，一旦施工设备出现问题，对沥青路面的施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施工单位必须结合施工的具体要求合理安排施工设备，而且要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控制设备成本：
民主评议时，原有公会或商会仍在起着组织、沟通作用，但评议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令新政权感到不满意。其一，由于行业之间、大小商户之间的话语权不同，税负不公的现象难以避免。其二，评议员多为原公会、商会领导，他们既受人际网络掣肘，又受新政权政治要求制约，左支右绌，引起诸多小商人不满。小商户们认为，评议会被少数人掌握，开会时他们的发言权受到了限制。其三，税务局认为，评议额与任务额之间之所以存在差距，是因为自己掌握商户资料有限，对店员、工人等群众力量的争取和运用不够。因此，撇开旧的同业组织，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就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注] 《江津县税务局第二季度工商税评议征收工作检查总结报告》，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3。
1951年4月，江津县税务局依照政务院颁布的《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确定了新的评议体系，即联合民主评议委员会(设主任1名)——联评会常委会(共10人)——分业民主评议委员会(共34个)——民主评议小组——工商业户，采取自报公议与互查互评的评议形式，按照自报实缴的形式纳税[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195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3。 。在这个评议体系中，各行业按大、中、小业户比例选举分业评议委员会评委和评议小组组长，组成基层评议的“权力机构”。“最高权力”则掌握在联评会主任和常委手中。其中常委由三部分人组成：税务机关、工商管理机关及工商联代表组成的“当然委员”，各行业推选出来的“代表委员”，政府聘请的工商界公正人士即“聘请委员”。[注] 《江津县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规程》，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85；《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组织通则》，《北京市政报》1951年第9期。 新评议体系的建立使得传统商业力量的作用进一步消退，政府及其代表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1947年，吴努提出为了防止外来侵略，缅甸需要寻找好的盟友时，也告诫说盟友一旦找错，那会比外来侵略者更危险。[41]英国、美国上述给缅甸带来的这种不信任和经济军事援助诉求的落差，部分印证了缅甸人的这种担心，反向增加了缅甸同中国、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动力。
设计中的质感主要是体现在设计建筑物的风格上面，大型的建筑往往更能体现质感，在一些大型的建筑物上面往往使用的是粗犷的装饰物，这主要是给人那种磅礴的气势，并且也能够带来一种厚重感，让人觉得舒适，如果想要人的身心愉悦，就需要非常重视设计中的质感体现，建筑物的外观和他的风格，以及整个设计的风格，都应该考虑怎么样应用这些。
在民主评议缴税额之前，税务局有一个任务数字。例如1950年，江津第四期工商业税的任务数为5.15亿元(旧币)，在用实际行动支援国家财政的号召下，经过自报会议和评议会议，认缴额为5.39亿元。之后，评议会常委会列表呈送税务局，商户几天内便缴款入库。[注] 《第四期工商税预征收任务工作总结报告》，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3。 不过，这只能反映商户在短期政治任务面前的热情，而征税是一项常态化工作，更多时候，评议数字与任务数字之间需要不断调适，评议过程始终伴随着商户与税务局之间的博弈。例如1950年第二季度工商税评议时，商户通过自报公议得出的营业额，与政府任务数额之间相差53%。税务局遂以商户公议营业额为基础，斟酌实际情况，根据任务数按比例增加了缴税额。商人们对负担过重颇有异议，请开明人士何策襄从中缓颊，希望停止查账，延缓税款入库。税务局并未改变税额，但放宽了缴纳时间。[注] 《江津县税务局第二季度工商税评议征收工作检查总结报告》，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3。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已经不是商户或同业公会。
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看，各地的民主评议纳税制度在执行上可能略有差异，但就结果而言，其对旧有市场中介力量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民主评议中的群众动员使原有商业权威及其话语权不复存在。虽然新政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抛开商会与同业公会，但部分干部已在设法绕开这部分力量，直接参与到市场秩序的管理中来[注] 参见《上海市税局表面接受民主评议实际仍搞“专管制”》，《内部参考》1950年9月22日；《华东区及上海市的最近情况》，《内部参考》1951年2月14日。 。就发展趋势来看，这部分力量的退却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注] 参见《天津工商业税实行按月征收办法收效很大》，《内部参考》1951年3月5日。 。另一方面，民主评议中人为因素过多，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假报漏税、行业不均、大小斗争、评议税额差距过大等等。这意味着民主评议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税制，后期一定会转向按税率计征。而按税率计征时，原有市场力量将会随着新政权对工商业情况的熟悉而彻底隐退。[注] 参见《津市征收工商税中所发生的问题》，《内部参考》1950年8月2日；《南京税收情况反映》，《内部参考》1950年7月10日；《皖北区税收及征粮工作情况》，《内部参考》1950年7月27日；《湖南邵阳开征夏季工商业税 商人联合一致隐瞒营业资金》，《内部参考》1950年9月26日；《无锡评议夏季营业税 普遍发生逃漏税情事》，《内部参考》1950年9月27日；《衡阳工商界对调整公私关系的反映》，《内部参考》1950年7月12日。
在原有市场力量逐步消失的同时，国家开始对收取佣金的行业征收高额税款。在政务院1950年1月发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中，房地产代理业、交易所业、牙行业、委托拍卖业、代表经销业等中间行业的税率是最高的，达到6%。同年12月，政务院对税率作了更加细化的规定，有些行业按照营业总额或营业总收益额纳税，另一些行业则要按佣金收益计算。后者的税率高于前者，达6%至15%。包括牙行业、经纪业及行栈在内的牙纪业又是其中最高的，即15%。[注]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法令选编》上辑，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第161、176页。 高税率的出台无疑是国家态度最直接的体现。在新政权看来，“黑牙纪”靠中间剥削谋利，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对其加以取缔，是人民政府应尽之责。当然，原有中间力量的退出，意味着新政权需要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
四、“旧人”变“新人”：培训市场交易员
新的市场管理系统和税务系统需要大量基层工作人员。这部分人的来源有三个：老干部、留用人员和新招收人员。其中，留用人员有技术但政治上不过硬；老干部政治过硬却缺乏技术；新招收人员的人数最多，但不论技术还是政治，都需要加强管理。[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50年度工作总结》，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3。
据统计，江津县69%的税务干部系新招收人员，13%是老干部，仅有18%为留用人员[注] 《江津县税务局干部来源比例》(1951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地方税务干部数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新政权税务系统所需人才与旧政权截然不同。
基层税务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一的状况使初创时期的“国家市场”管理系统遭遇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治身份影响工作积极性。例如在湖南衡阳税务局，有工作人员系地主出身，还有个别地方征收员甚至当过土匪。他们怕被清算，不敢收税。[注] 《湖南公营企业不纳税 部队运货亦拒绝检查》，《内部参考》1950年6月7日。 其二，因文化水平较低、对政策认识不清而造成工作失误。例如有的干部不懂百分比，认为按3%处罚就是罚三倍[注] 《河南税收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任务观点及命令主义作风》，《内部参考》1950年8月1日。 。又如有些干部认为“调整税收”就是“将税减轻”[注] 《苏南无锡等地工商界及税收干部对调整税收的反映》，《内部参考》1950年9月4日。 。其三，缺少合格税务人员，正常工作难以展开。在湖南，有的县只有三个懂业务的税务干部；安化税务局局长一身兼四职，税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注] 《湖南公营企业不纳税 部队运货亦拒绝检查》，《内部参考》1950年6月7日。 湘西行署二十余县只有两个县有税务局局长；郴州八个县只有一个县有税务局局长[注] 《湖南省财政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内部参考》1950年6月14日。 。在安徽，阜阳专区十个县的税务局局长甚至分不清营业税和所得税[注] 《皖北党政部门不重视税收工作》，《内部参考》1950年6月15日。 。其四，税务局干部对商人持歧视态度，认为他们是新政权下的“反动分子”。有些地方的税务干部甚至将商会会长游街示众，以此督促他人缴税。[注] 《河南税收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任务观点及命令主义作风》，《内部参考》1950年8月1日。
中高职衔接“3+3”分段培养要取得较好的成效，政府、中职、高职、企业等合作多方必须对学生的培养全过程进行有力监控，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但现实是中高职在分段培养过程中各自为营、互不干涉，中高职之间没有相互监控的举措，中高职双方没有制定合理的政策制度评价和调控对方的人才培养过程，无法保障对方人才培养的质量，将导致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大打折扣。
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的普遍性，陈云就注意到税务人才数量缺乏、素质缺失的弊端，并提出：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局长[注] 《陈云文选》第2卷，第66页。 。具体到江津，如前所述，市场管理机构分为两部分：一是工商科下的市管会；二是税务系统。两部门的基层市场交易管理工作主要由交易员完成。因此，厘清市场交易员的来源与培训模式，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家市场”是如何在传统市场中介消失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江津县交易员基本上由税务局招收，属于税务系统工作人员，但也负责完成市管会交办的管理工作。换言之，交易员实际上由税务局与市管会共同领导。他们不属于国家干部，却因身处市场管理系统的最基层而承担着这一系统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例如县工商科发现，如果没有交易员监管，交易价格便与土产公司牌价相差甚远[注] 《江津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六七月份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8。 。
市场交易员的来源同样有三个：一是留用人员；二是原来牙纪中思想进步、作风优良者；[注] 《地方税半年总结工作》(1951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3。 三是新政权提拔的新人。其中前两者均可视为原有的市场中介力量。新发展人员又可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内干部推荐的人选。这种推荐部分依靠人际关系网络，如德感税务所所长王贞祥在招募交易员的过程中便依赖熟人介绍[注] 《为撤销德感税务所王贞祥同志所长职务由》(1952年10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又如江津县城区税务分局需要一名交易员，城关区委便推荐了一位内部工作人员[注] 《为增加交易员廖盛材来局工作报请你局核示由》(1953年4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10。 。二是新培训的学生。这部分交易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基本上都从事过商业活动，通过培训可以快速上岗。以交易员张治国为例，江津解放后，他参加了江津县救国委员会举办的转业训练班，经过三个多月的短暂培训，被分配到李庄税务所担任交易员[注] 《张治国自传》(1951年8月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张治国的经历很有代表性——税务工作技术性与专业性比较强，这使得进入税务系统的门槛比较高，必须接受过教育，再参加专门培训。正因为税务工作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在江津县税务系统的干部中，出身中农、地主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成分(见下表)。此外，推行新税制后，还有交易员因无法胜任工作而被淘汰[注] 参见《为呈报我所调整交易员情事》，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10。 。截至1953年3月，江津共留用交易员92人，编制数以外聘任的交易员为161人[注] 《为补报交易员处理情况由》(1953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10；《呈报交易员的处理问题由》(1953年3月3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10。 。
江津县税务干部成分比例统计表(%)
资料来源：《干部成分比例统计表》(1951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新发展人员的进入，为“国家市场”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规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江津县在市场交易规则中规定：交易员在市场内主要负责交割货款及督促商家按期缴纳税款；介绍买卖或征收交易税时，必须佩戴标志；不得在市场内从事经营及其他投机活动，更不准索取佣金，否则以违法论处，任何人均有检举之权利[注] 《江津白沙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
1950年，江津县税务系统开展了反贪污运动，通过挖掘和坦白，清理出一批贪污分子[注] 参见《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50年度工作总结》，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3。 。之后，又利用各种政治运动的时机展开相应斗争，如土改运动时，税务局内对地主成分的人员进行了“思想斗争”。税务局还组织了许多政治思想学习，努力使学习文件与经济领域的各种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升干部职工的觉悟和政治领悟力。[注] 参见《十二月份总结》(1951年12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这些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思想学习和经济斗争，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税务工作人员的作用。
县税务局还清除了一些没有“政治觉悟”的人，以保持交易员队伍的“革命纯净性”。例如，地主出身的税务局工作人员刁某林，在土改中拒绝对农民进行赔偿，税务局认为他“思想顽固”，决定将其开除[注] 《为报请将我干部刁某林清洗出革命阵容由》(1951年12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对于政治表现优异、工作认真负责者，税务局则予以提拔[注] 参见《江津县税务局李市税务所函》(1951年8月11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川东税务局指出，只要有德才和发展潜力，即使资历短浅，也应不拘一格加以培养[注] 《川东人民行政公署财政厅税务局指示》(1951年10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
1951年下半年，江津县税务局将72名交易员提拔为干部[注] 《十二月份总结》(1951年12月1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每个被提拔者都要写一份自传，在自传的结尾，他们不约而同地运用新学到的政治词语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与忠诚，“革命”成为自传的主旋律[注] 参见《张治国自传》(1951年8月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蓝义昆自传》(1951年8月8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成从修自传》(1951年8月9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提拔者中，中农及地主成分依然占49%[注] 《提拔干部统计表》(1951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6。 。这或许反映了技术型部门的特殊之处。
1952年底，本着“保证税收、简化手续”的原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这两份文件对原有税制作了重大修改，简化了税种与收税手续。[注] 参见《新编税制改革业务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1953年初，随着新税制的贯彻，四川省政府作出规定，要求各地将“交易员”“代征员”“管理员”等名称一律取消，统称“服务员”，仅负责在市场中居间介绍、完成交易、办理成交手续、评定商品等级、开具发票、过斗过秤、征收市场管理费及代征临商税等事宜，不得干预市场管理或处理违章案件[注]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小县城市场与区乡初级市场的管理暂行办法》(1953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421。 。这意味着对交易员本职功能的强化和对其管理功能的弱化，交易员制度被放在了辅助地位。1956年，随着市管会划归供销合作社领导，江津专区的市场管理体系出现了新变化：供销社合作社开始统一管理乡村市场，市管会仍然保留，但主要职责变为改造私商。[注] 参见《关于各区市管会移交给各区供销合作社的通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538。
新中国成立后，市场管理系统与税务系统高度重合，基层市场工作人员具有“亦新亦旧”的特点。通过培训与教育，旧式的市场中介人员或从业者成为新市场的基层管理者，维持着“国家市场”的正常运行。随着新市场管理体系不断巩固，这部分人的作用开始逐渐减弱，退居辅助地位。换言之，“国家市场”的运作模式成型以后，“人”在其中的作用弱化，“集体”或“国家”的功能则得到了凸显。
五、余 论
从概念上看，“国家”与“市场”似乎是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部分，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市场运作中，二者却展现出了统一的一面。这一时期，新政权力图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统一市场。在此市场内，“国家市场”是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 。恰如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所言，国家需要通过市场管理的方式控制贸易[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39页。 。
1949年至1953年，市场管理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市场”。政府之所以着力整顿市场秩序、重树市场规范，实际上是希望建设一个没有中间剥削的市场。这种努力指向两类市场力量：一是牙商、经纪人等交易中介；二是商会、同业公会等管理中介。虽然所谓中间剥削主要指交易中介，但其实后一种市场力量更是新政权想要清除的对象。原有市场中介的消失，意味着政府需要改变传统的市场管理方式，由“间接管理”转为“直接管理”。
1953年，“国家市场”体系初具雏形。全国普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可以被视为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薄一波等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乡镇建立合作社就是要与传统集镇竞争，因为集镇是商人剥削农民的中心，所以若想消除中间剥削，合作社就要设在集镇，直接服务农民。只要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掌握了大部分商业，就可以消除中间剥削。[注]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9—11页。 这一思路带来了合作社的快速发展。1956年，供销合作社成为乡村市场的管理者[注] 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这意味着国家对市场的直接管理已经深入乡村。
与此同时，国家管理市场的方式还从“管团体”逐步转为“管人”。这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在基层发动、动员群众与资本家作斗争，来防止其偷税漏税[注]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2页；《北京市重大贪污行贿行为尚揭露不多现正缩小包围圈集中火力围剿重大贪污案》，《内部参考》1952年1月10日。 ；还可以直接处理各种违法行为，以树立新政府的形象[注] 参见《江津白沙市场管理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1月5日)，重庆市江津区档案馆藏，档案号9-7-397。 。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又埋下了对抗与冲突的隐患。由于基层商人开始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所以当他们觉得税负太重时，很容易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注] 参见《苏南江阴县杨舍镇商人抗税骚动》，《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这不能不影响到工商业者对政府的印象。
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标准化生产滞后。现阶段，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也逐渐凸显出规模化等优势。但是农户与农户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公司和农户之间，普遍存在着很大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生产技术方面，还包括生产环境、资源等方面，使得品牌的内在一致性难以维护，从而制约农业品牌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市场”的初步建立有效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国家市场”管理制度结构上的变化则为1953年国家与市场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提供了条件，同时使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高效的特点。
总之，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面上呈现“强政府”“弱社会”的态势。通过国营公司与供销合作社相结合，政府控制了工商业的原料、交通和销售渠道，完成了对市场的掌握[注] 参见王春英：《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层商业网络(1949—1952)》，《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然而，“国家”直接面对“个体”后，便难以在“社会”中找到转身余地。这种模式隐藏着诸多深层次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The “National Marke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ssroots Market System in the New China ：Taking Jiangjin County as an Example
Wang Chunying and Wang Zhihan
Abstract :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focus of market management wa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market.” By investigating the market situation, rectifying market order, improving its absorptive capacity, train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so forth, the new regime cleaned up the transaction intermediaries and the management intermediaries 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and set up a new market without intermediate exploitation.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market” transformed government market management from “indirect” to “direct” management.This not only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olitical movements but also made it possible for state-market relations to change dramatically in 1953.
〔中图分类号〕 K27；F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6-0055-13
(本文作者 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0；王之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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