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寻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寻租分析一般重点研究腐败行为对经济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芝加哥大学的墨菲（Murphy）和哈佛大学的施莱福（Shleifer）等人将政府的管理制度（如税收和投资申请等）定义为政府寻租，而官员利用这些制度从事腐败活动也被定义为政府寻租，非政府官员侵犯他人产权收益则被定义为非政府寻租；我国文献在讨论遏制寻租诱因的各种政策和制度时，一般不将官员腐败定义为政府寻租，但认为不从强化法治着手、而是采用各级行政监督和举报站之类的群众活动，不但代价大收效小，而且为寻租开辟了新领域。可见政策和制度一方面可能被个人或官员扭曲、出现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可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然而没有制度规范的经济是不存在的。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针对性和必须支付管理成本，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收益来源，本文沿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惯例，将寻租定义为消耗资源的重新分配活动，并将寻租活动区分为制度内交易（合法的或制度许可的）和制度外交易（不合法的或违反制度的），重点讨论制度外交易，并揭示这类交易的特征和它对经济增长的质量产生的影响、以及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一、简解：寻租的主要类型的基本特征
产权保护不力或保护措施缺乏操作性，会导致财产的低效使用和流失，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效应。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其产权保护和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是寻租活动后一个重要原因。观察社会经济的运作，可将较具普遍性的寻租活动归纳如下：(1)推销和购买商品时盛行收受回扣；(2)垄断性产业通过垄断高价，将消费者剩余的一部分侵占私分；(3)滥用行政权谋取私利，导致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和苛捐杂税；(4)经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采用各种手段（如讨价还价、哄骗、欺诈、贿赂等）争投资、上项目，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个人或小集团换取好处；等等。
寻租具有收益递增之特性。道德，制定某套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必然要花费一笔成本，一旦生效，律师业务领域即可扩大，而在此之前，则没有该业务领域。其次，寻租具有自然繁殖机制，原告雇律师，被告一般也须仿效；为清除腐败设立廉政司，而为监督廉政司又设立监察司，凡此种种，都属收益递增之例。再次，寻租者的数量可以抗稀衡反寻租，如果只有几个人以权谋私，他们会被处理，如果很多人以权谋私，任何一个人受处理的概率都会变得很小，因而以权谋私的收益总量就相对变大。这三种收益递增的机制和各种寻租方式相结合，会产生几种“寻租均衡收益”。但是寻租收益递增的产生，更与寻租活动和生产活动的相互影响有关。当大量资源流向寻租时，生产收益和寻租收益都会下降；而在某一交叉点，大量资源流向寻租可使生产收益下降的更多，进而使生产相对于寻租而言，失去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时，寻租将显示出收益递增型的一般均衡，即边际收益的增加降低了进一步寻租的成本。
二、寻租的经济分析
1、基本模型
以一个工业经济为例，并将其产出分为两大类：消费品和基础产品。如果生产消费品，产出为a；生产基础产品，产出为c，则c＜a。假设基础工业的产权保护完善，其产出水平不受寻租影响，而消费品的产出水平则受到寻租的影响。寻租是这两类生产活动以外的第三类活动。设定任何人都可能从事寻租活动、消费品工业能被瓜分的产权收益是b。随着寻租者和寻租方式的增长，任何一个寻租者都将面临收益递减的选择，但寻租总收益并不必然递减。如果寻租活动愈演愈烈，消费品生产者将被迫转向基础工业，进而导致消费品产出水平降低。
经济的运行状况，取决于消费品生产者和基础产品生产者及寻租者的人数变化。用x代表寻租者和消费品生产者的比例，生产收益和寻租收益是x的函数（参见图1）。当x=0，消费品的生产收益是a，产权收益未被瓜分。一旦x大于零，产出水平降至a-xb，虽然部分产权收益被剥夺，但相对于基础工业而言，消费品生产者仍能维持较高的收益水平，而寻租收益仍然是b，这一数量尚可满足寻租者的分割。当x达到临界水平x[,1]时，消费品生产收益被大量瓜分，降至基础产品生产收益c。这是寻租者和消费品生产者人数的最高比例，寻租者将潜在收益b全部拿走。临界点x[,1]=（a-c）/b，或a-x[,1]b=c，其中a-c是最大寻租收益，一旦产权收益被瓜分掉如此之多，消费品生产者宁愿转向基础工业。当x＞x[,1]时，寻租者的人数开始膨胀，因为相对而言，消费品生产者不断转向基础工业以保证收益水平c。寻租膨胀的结果，是消费品和基础产业的收益水平都维持在c，平均寻租收益为（a-c）/x＜b。这一极端的情况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寻租者在争夺一块定形的大饼。图1对寻租者的数量变化作了进一步说明：即使所有的寻租方式都只能得到恒定的收益，但相对于生产者而言，寻租收益仍会递增。这一特殊情况出现在0＜x＜x[,1]时，由于瓜分寻租总收益只受人数的制约，总收益量不会变化，而越来越多的寻租者拿走更多的财富，导致了生产总收益不断减少。这类相对的寻租者总收益递增，导致了多种均衡态，下面对这类均衡作一一讨论。
图1.生产和寻租的收益，b＜c。
2、产权保护完善
这种状态对应图1，产权保护很完善，因而b＜c，寻租收益低于基础产品的生产收益。虽然这类均衡很独特，所有生产者都做消费品，没有寻租者和基础产品生产，但揭示出产权定义完整可以使产出达到最高水平。
3、产权保护不完善
这一状态反映出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或单个寻租者的收益仅呈微弱递减，因而b＞a。图2指出了这一状态中寻租者和生产者的相对收益，表明只有一个均衡点，生产收益减至c，与寻租膨胀点x[,2]的收益持平，双方的收益都是c=（a-c）/x。同时，x[,2]=（a-c）/c，反映出x[,2]＞x[,1]，但在这个均衡中，所有人的收入水平都等于基础工业产出水平c，而不是a。
图2.生产和寻租的收益，b＞a。
4、交错状态
这类状态由图3表示，图中的第一个均衡点相当于图1的均衡点，产出都是消费品，收入为a。第二个均衡点对应图2的均衡点：寻租膨胀，经济活动分成三大块，消费品的生产、基础产品生产、寻租，人均收入跌至c＜b＜a。第三个均衡点揭示出经济中只有消费品生产和寻租，没有基础产品生产，各种活动的收益都是b，即a-xb=b，或者x[,3]=（a-b）/b，因而x[,3]＜x[,1]。寻租膨胀使消费品生产的收益降至寻租收益水平。便是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一旦x＞x[,3]，寻租者的收益将大于生产收益，引诱更多的资源投放寻租。相对而言，具有稳定特征的均衡是x=0，以及x=x[,2]。
图3.生产和寻租的收益，c＜b＜a。
5、分析与讨论
参数的变化会给均衡收益带来波动。首先考察寻租收益b，它可以反映出产权保护的优劣程度。前面已指出b不会影响收益的稳定性，但是b却可以决定获得哪一种均衡量状态。b值越大，产权保护越脆弱，进而使x=0的均衡不复存在（这是一种理想的均衡，生产收益达到最大值a）。b的值越小，产权保护越完善，进而使x=x[,2]的均衡难以久存（这是一种收入很低的不理想均衡）。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提高a的值可以增加理想均衡时的收入，也可以继续保持这一均衡；在不理想均衡中，a的值越大，寻租者和生产者的比例也越大，因为收入跌至c以前，仍有大量财富可供寻租者瓜分。最后，c值的增大，既可表达基础产业得到改善，也可表明产权保护趋于完善，因为a-c是寻租者可瓜分的最大值。c值的增大不会影响理想均衡，但可通过两种途径提高不理想均衡中的收入。第一，c值增大使寻租者的大饼变小，因而更多的人将脱离寻租；第二，c值增大表明基础产业的收入开始提高，使寻租膨胀得到遏制。在不理想的均衡中，寻租者的数量被控制得越小，收入水平就提高的越快。
以上的模型分析同时也揭示出，不理想均衡的特征是收入很低，经济运行自然逐步趋向理想均衡，这就要求产权保护必然使b＜c，即基础产业的收益大于寻租收益，或直接保护基础产业，使其生产率不断上升。然而无论使用何种方法保护产权，都可能带来极端的操作方法，这是因为不理想均衡是稳定的，任何微量的产权改革只能有限地制约寻租。施莱福等人对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寻租进行研究后指出：要走出具有寻租膨胀特征的均衡，只有进行制度体系的整体改革，才有可能奏效。
三、寻租的制度分析
本节讨论寻租对经济增长的质量产生的影响、以及官员寻租的危害性。非官员寻租的特征是寻租者并无行政权力，寻租者多为个人或小集团；官员寻租的特征是利用行政权力达到管理目标、以及扭曲制度和政策获取个人好处。各地公开揭露的官员和投资商之间的权钱交易，一方面揭示出各种体制性缺陷，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权力与责任的不平衡。在中国可作的调查表明，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和政策的多变及官员寻租，很多企业经营者不断扩大生产，盛行短期行为；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对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发现，2/3的企业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转换政府职能，89%的企业家认为问题最多的机构依次为行业主管部门、银行、以及财税部门。这一现状揭示出既存的各种政策和管理制度仍对市场主体产生很大的制约效应，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决策者。根据报纸的曝光和这些调查，可以对这些制约效应作出客观的推论。
扩大生产或新投资所需的公共产品包括：各种许可证、执照、进口额度等；而开办新企业必须得到业务、土地、水电、以及其他各类许可（如环境等），如果需进口设备，手续就更复杂了。新投资对这一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很高，但没有弹性，因而是官员的主要寻租对象，只要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受有效监督，寻租原因即会随之而生。但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新增投资，而增长的质量又取决于技术创新类投资，我们进一步讨论官员寻租对新投资的制约效应。
(1)如果投资商不能满足官员的要求，投资申请会受到刁难，或被限制规模等。
(2)投资商不愿进行权钱交易，官员寻租将对其形成进入壁垒。
(3)生产性投资项目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资本积累过程，如果产权收益得不到长期保障，投资导向将会倾向贸易和投机活动。
(4)技术创新类投资都有一定风险性，这使投资商更难承受寻租骚扰，如果项目成功了，产权收益缺乏明确保障，如果项目失败了，投资商要承担后果，这种状况使得创新的风险性变得更大。
综上所述，可以将不合理的管理和官员寻租的影响确定为两类：第一，迫使企业或投资商采取短期经营方式；第二，严重制约技术创新及长期生产投资，将资源配置导向贸易和投机及寻租领域。最终结果则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质量。墨菲等人对产权和寻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四、结语：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腐败行为多为制度外交易，这类交易越多，制度内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就越低，制约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旦导租膨胀在经济中形成稳定的均衡态，社会中就会出现诸多“见怪不怪”的现象，进而使寻租者及其各种手段在经济活动中流行，导致效率扭曲和道德扭曲。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各种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尚在完善之中，难以迅速有效地清除各种寻租诱因，但是对产权提供完善的保护则是可能做到的，这就要求对各类性质的财产进行明确定义，确保产权收益的归属；对官员的权力和责任进行详细界定，同时加速推行公务员制度。诺斯（North）在考察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变迁史后指出：遏制寻租的有效方法是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文化与道德。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法制如果不能有效地约束寻租，那么，寻租就会反过来冲击社会成员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因此，急待研究课题当首推执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