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为何混合式方法论路径更适合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更适合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012-06
一、引言
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政治学越来越重视其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意义。同样的，中国政治学也有相似的关注，它认为其社会价值是评估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要务，并聚焦其上。中国政治学应当追求一种纯粹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研究路径，还是像公共行政管理那样采纳一种更为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偏向多元主义的研究路径呢？我认为，一种集问题导向研究和理论导向研究为一体的混合式研究路径，也许更适合政治学学科与中国。
在美国政治学开设的学科课程中，几乎每一份调查都指出，现代政治学受哲学、科学、现代美国高级教育系统、个人行为以及政府反应研究的综合发展的影响。这句话意在厘清如何通过改善和规范美国社会来解决其社会问题，在用语上包含着数学味的统计学分析。自20世纪早期以来，政治学学科在许多方面——既有好的也有坏的——都采用了一种完全美式的研究路径。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和公共行政等研究领域，到城市政治、理性选择等次级领域，美式观点主导了政治学。
美国(以及西方)政治学在认识论上都是多元的，研究范围也很广泛。当一些学者力求对政治现象构建宏大的理论时，大量的美国政治学家却将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一些特定政治现象下的微观-中观问题上并力图据此发展出理论。这种劳力的专门化与分工，与既定课题的复杂性相结合，导致了政治学学科内大量的领域划分(实际上已成割据之势)。
美国政治学在研究领域上的划分(美国政治、公共行政、比较政治、及其他等等)只是其学科分化的一个最典型表现。其结果是，学者们常常发现自己的工作被所研究的次级领域、制度、国家和理论，以及他们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目标分门别类。
政治学学科是规范主义、历史主义与科学的独特混合体。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调查、鉴别、说明与解释真实政治世界的经验事实。一些研究含有实用主义的政策暗示，而另一些则增加了我们关于政治世界的观念理解、拓宽了学科的背景知识。追根溯源，政治研究在东西方都是古已有之，而作为学术性学科出现的政治学则仅有百年历史。而且与公共行政不同，现代政治学是在一种学术背景而非实践背景下兴起的。
由于这种基础性背景，美国政治学竭力在其学术背景之外发掘自身价值。除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以外，学科的许多关注点都脱离了社会，并失去了实践应用性。更确切地说，学科选择了一种内化型的狭隘的学术观念：研究集中于政治生活那些神秘不可知的方面，从评估选举预测模型中的各方力量，到牵强附会地评析中世纪著作家们对大型城邦联邦制度优势的看法，再到冷战前普力夺政权(praetorian regimes)①中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性别角色问题。当政治学学者痴迷于上述或其他边缘性研究领域时，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美国政治学将引领以大学为基础的美国社会学朝着学术区块化和不切题的方向发展。
公共行政，如同衍生它的学科一样，是一跨学科的实用性领域，这意味着其部分理论——即便不是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实践。其实用性还表现在，在缺乏自身健全的理论结构时，它从任何可能之地——通常从与它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寻找自己的主要观点，并借以解读政治制度、过程与结果。
二、永无休止的政治学争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近年来，政治学家们花了太多功夫来使本学科更加科学化，因此假定比其他政治知识来源更为优先，并且没有做足够的努力使政治学成为洞察重大政治问题之智慧源泉。”[1]美国政治学正进行着一场持久的非常严肃的内部辩论，即什么构成了恰当的研究。人们曾为此相交或反目。这场争论源自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多样性。简单说来，纷争起于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学杂志中定性研究的缺失。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争论道，阐释和批判方法没能在出版上享有公平的机会，即便这种研究是按照严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实证主义者们的回答是，定性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达到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合适水准。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自二战后美国政治学便被行为主义主宰，行为主义颠覆了更多传统的分析政治与政府的方式。[2]在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信条渐渐结晶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被当作行为主义教条。索米特和唐能豪斯[3]指出，美国政治学受八条信念归导——即所谓的“行为主义教条”：
一是指政治学最终能成为一门科学，既可用于预测，也可用于说明；二是指政治学应专门或主要关注那些能够被确切观察到的现象上，如行为或言论；三是指数据应被量化，结论应依据于量化的数据；四是指研究应以理论为导向并由理论决定(通常经由假设的发展而完成，这些假设可由经验资料验证)；五是指政治学应为了研究的纯粹性而放弃应用性研究，不论这些研究将用于为当下社会的具体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还是改善项目风险投资；六是指价值(民主、平等、自由等等)的真伪不能科学地得以验证，已超出合理调查的范围；七是指政治学应当更加跨学科；八是指政治学应当更注意重视与批判自己的方法论。
批评者们很快发现，这个教条——美国当下的政治学范式——将许多有价值的、有趣的研究领域排除在外。[4]例如，教条假定个案研究是“不科学的”，不能为一般化提供基础，不能创造或建设理论，不能对政治知识的增长有所贡献，并甚至因此不被考虑刊登在一流杂志上，还不能当作博士论文选题。[5]事实上，对这种趋势持反对态度的人(所谓的“改革”运动)正随着学科日益朝着“政治的科学”发展而被边缘化。[6]
然而，以行为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同样造成了学科内部的分裂，并将其从原来的社会需求上分离开来。[7]新的社会需求不是由学术性的政治学提供，而是由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等来提供——既通过以大学为基础的应用研究，也包括党派或非党派的政策智囊团。
例如，Barilleaux[8]注意到，美国政治学现在面临一种两难困境：继续沿着行为主义的路径前行，就会面对一些行为主义无从解答的问题，或者承认行为主义的局限性，然后通过复原对道德和终极问题的研究来恢复政治学的权威地位。在政治学学科内部，这一矛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处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一名公共行政管理专家，我认同那些“改革运动”的傲慢宣言，即定量已经在美国政治学上占据了权威甚至控制地位，后患无穷。对P值、回归系数或回溯力计算等琐事——而不是实际判断、常识或慎思这些实践智慧——的关注驱动着政治学的“科学化”讨论，这时，政治学学科已经失去了它的应用价值，而这些社会需求则由公共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和比较分析来满足。[9]表1中，胡杜尔展示了公共行政管理与政治学在社会需求上的分歧。[10]他细致地探讨了1903年(美国政治学协会成立的年份)至今，影响了两学科关系的主要事件、主要理论趋势和关键因素。
表1 公共行政管理与政治学的关系变迁
三、美国政治学：分裂的学科
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国政治学会完全分裂，更别提继续行为主义路线了。一位初期的学者，雷蒙德·格特尔在1922年写道：“恐怕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将学术热点材料与研究者及实践应用可能性愉快地结合起来。”[11]
一个世纪以前，当美国的大学开设政治学课程时，一个一般的、理论上的政治概念从该学科研究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主要是德国)研究方法里衍生出来。20世纪20年代，受培养有教养的公民的需要以及教师资格中要求学生高到课率的影响，美国越来越重视政治学。[12]
现代美国政治学的历史，是对科学、现代美国大学建设以及个人行为与政府回应理解三者共同作用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学学科就因理性选择与历史制度主义之间的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分裂。美国政治学家们常常在学科内部按其方法论路径来定位自己。其结果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学科发展深受“对立的派系竞争和费解的琐碎问题研究”[13]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从差异中汲取营养。这种宗派主义制造了一个“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学科，使政治学无力去解答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14]
2000年，这些不满通过被称作“改革运动”的反抗而再次爆发，“改革运动”指责美国政治学协会是一个由“东海岸的婆罗门人”控制的组织，协会维护一种“指向定量的、行为主义的、理性选择、统计的以及正规模型方法的狭隘主义和方法论偏好”[15]。正如雅诺指出的，政治学如今细分成如此多的次级领域、方法论路径、地区专业化和理论，以至于“政治学家们看起来在美国政治学协会会议上走到了一起，但这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16]。巴诺简洁地表述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困境：“下个世纪学科的未来还不明朗，但它在过去一世纪里的发展以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增加为特征。除了主要范式的转变外，任何学科概念都没有被另一种方法完全取代，学科被清晰地打上了缺乏基础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共识的标签。”[17]强调这种分裂是中美政治学学科都面临的问题。即：理论与经验工作之间的差距；经验工作与政治/政策分析之间的差距；收集数据，但既不用于建构理论，也不应用于政治/政策分析。
在行为主义兴起之前，政治学的核心框架是由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的三个要素所构建的。在这样的传统中，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得到了一样的结论，但他们都聚焦于相同的问题，由此型塑了政治学作为一门富于智慧的学科的传统。正如詹姆斯·凯撒已经概括的，美国传统政治学包含三个主要元素：地区知识，有关政体的一般性政治学，以及特殊地区的政治学。如果人们快速浏览《美国政治学评论》、《政治学杂志》或《美国政治学季刊》，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相反，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正如我的本科学生经常抱怨的那样——美国政治学高度强调美国的制度和有利于自己的统计模型，而忽略政治学研究中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层面。
1969年，戴维·伊斯顿在其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演讲中认为：“社会问题并不是以纯粹的经济问题、心理问题或政治问题等形式出现。我们的危机是从那些涵盖了人类行为所有层面的困惑难题中产生的。”[18]伊斯顿提议创立一个“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促进社会科学的整合。可惜的是，似乎美国政治学协会里没有人注意到或者在乎。
也许音乐学教授乔纳森·贝尔曼和菲尔·福特最恰当地表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观察，而这一点非常适用于美国政治学：“有时……学者有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旨在使他们不考虑任何其他人的观念。”[19]为了取乐，他们列出了一个流程图(表2)，此图能够非常容易地应用于政治学。
四、中国政治学：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
中国政治学应照搬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路径吗？中国的学生、学者和实践者应该像美国那样付出同样的思虑——和情感——去考虑学科本质、历史，以及它的创新性问题、假设、方法、经典著作和争论吗？这些问题尤其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现代研究生课程越来越零碎和专门化，其代价通常就是绕开了本来应为政治学家头等问题的更重要的问题。
表2 方法论潮流的流程图
在中国语境下为什么这点很重要？简单地说，当我接受着定量政治学训练的同时(犹如一个跌落信念的异教徒)，我同时心属中国研究和公共行政管理。这一热情并非没有危险，因为不论是中国研究还是公共行政管理都鼓励学者采用一种更为整体的、混合的方法论手段去研究政治与政府。正如许多年前我的博士生导师所提醒我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抛开理论、方法论和实用性来从事政治学。”他尤其喜爱串联我们学科的悖论和内部冲突(“让我们分解亚里士多德！”是他最重大的观察之一)。我乐于在这种将理论、方法论与实用性并列的语境中，来讨论自己有关中国政治学未来方向的设想。
1985年，伊斯顿指出了在所有社会科学的总体框架内重新实现美国政治学整合的需求，强调“运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知识去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必要。他感到遗憾，政治学已经陷入了试图重新整合那些多元的、高度专门化的学科领域的难题之中。他强烈呼吁“运用知识以解决社会问题，要求重新集合纷繁的社会科学中被专门化了的知识。”[20]
五、一个老外的提议：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中国的政治学，与这个国家一样，从十年的动乱中走出来，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声望与严谨性方面都有快速的进步，并正准备争取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应有地位。有人认为，例如布吕格尔，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政治学学科抱有戒心。[21]那么，我们应期望中国产生何种政治学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应当模仿一种美式或西式研究路径？或者，它是否应该大胆地采用一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许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将会是怎样的？也许它将是一门国家中心的、旨在提供服务的科学，并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影响。这样的路径会将重心放在应用政策分析上，这些政策旨在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目标。这一政治学将很快地在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帮助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
这一政治学会因其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将自己与美国和西方政治学区分开来，这一实用主义正是中国多年发展的写照。比起一个更加自傲的、冷漠的政治学而言，基于对中国尽心尽力促进改革发展、政治稳定和党内民主之需求的总体理解，问题导向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能理想地弥补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差距，以及类似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于美国和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能够通过持续跨学科的路径从而较少地依赖于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论路径，并保持开放的姿态去面对多样的方法论与学术路径，而不考虑其学术起源。考虑到中国政治学广泛的可研究领域，人们可以预想一场趋向一个广泛共识的运动。这些研究兴趣将很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面向，而不局限于严格的传统政治现象。换句话说：一种混合的方法论路径。
“百家争鸣。”，“让百花齐放，让百家争鸣。”[22]作为老外，尽管我并不愿意使用这个政治敏感的词汇，但它确实表现了对中国政治学现状及未来境况的乐观主义态度。一个健康的、恢复自信的中国政治学无疑会产生出新理论和理论争辩，很可能确立该学科在政治学领域中的独特地位。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论、观念和对策的兴起，将会创造一个甚至更为广泛的需求——既在抽象意义上也在实际意义上——并随之激励政治学在中国国内更大的发展与可见性。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完全的中国路径将会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与探讨的源泉。
最后，中国政治学能够并且应该坚持其文化传统——与美国政治学所做的方式一样。我的意思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是大大方方的、不可辩驳的中国式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拥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管理、政治理论、法律理论和比较学研究路径。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需要整体性复兴，而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一是中国的独特性；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三是中国历史、文化与发展的特性；四是城-乡和沿海-内地政治与发展的二元性；五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六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与人口问题。
六、结论
有关政治学什么研究方法最好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我们应当像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依赖于定量数据吗？或者我们应该承认人类是不可预料和与众不同的，因此不能将他们当作原子一样做科学研究？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原始的定性研究；我们应该采访并观察人们，以便找出是什么让他们运作起来。
美国政治学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公共目的。中国政治学没有理由不去追求一个类似的目的。2000年，美国政治学协会战略制定委员会建议，协会的核心任务将再次包括“培养公民以使他们成为卓有成效的公民和政治参与者”。[23]类似地，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协会已经尝试着通过发展谅解备忘录，来扩大该组织与国外公共行政管理组织的公民参与项目——其中包括一个与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协会(CPAS)合作的项目。
用真正富于革新与想像力的政策路径武装起来的中国政治学家、政策分析家、公共行政管理学者，以及官员们，已经迎来了开始成功地向世界输出中国特色的关于公民、治理和公民参与等基本概念的时刻。鉴于现代中国的崛起，人们可以轻易地预见中国政治学——像中国这个国家本身那样——将提供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世界观以及研究政治与政府的路径。
注释：
①“普力夺政权”是亨廷顿在《变革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中用的一个英文术语，中文译者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大概是说社会各阶级各集团都走极端，都轮流以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社会长期陷于动乱动荡，无法达至全社会所公认的正义与公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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