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国际银行业结构调整分析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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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再一次终结了欧美银行业繁荣的神话,危机中政府救助政策以及行业自救举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写着全球银行业的格局。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与危机前将有所不同,生存下来的银行将无法复制危机之前的模式,国际银行业变革的新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传统经营与金融创新、全能银行与专业银行、国有化与私有化、资本监管与亲周期性等充满争议的问题无疑是国际银行业在变革时代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经营结构将回归传统,金融创新将更多满足实体经济需求

近十年来,国际银行业在监管放松的背景下,过度参与了传统信贷业务之外的创新衍生产品。当以存款为主的资金来源无法满足此资金需求时,银行不得不以短期拆解资金来满足长期资金需求。由“贷出—持有”向“发起—分销”模式的转变支撑了国际银行业繁荣的十年。但是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高杠杆和资产债务期限错配使银行资产大幅缩水,同时引发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一)重塑传统银行基本职能,影子银行将继续萎缩

传统银行基于“真实票据理论”融通资金,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银行作为支付体系的中心,对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当尘埃落定,世界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之时,国际银行业不得不重新审视“银行”的基本职能,调整经营结构,实现向传统银行模式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存贷款业务的回归,而是全新的传统经营结构与理念的理性回归,这也是对过去十年国际银行业过度创新的一种扬弃。

在全球金融系统信贷供给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影子银行将不断缩减,影子系统中各机构的自我监管意识将进一步加强。过去20年银行业的表外业务高速发展,在银行体系之外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影子银行或平行银行系统。影子银行系统包括经纪自营商、对冲基金、私人股本集团、结构投资工具(SIV)、渠道(conduit)、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这些机构除货币市场基金外杠杆率远高于银行,其借入期限非常短、流动性好的资金,然后贷款或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长期工具,这一功能是通过运用以银行业信用资产为基础的信用衍生品工具来实现的,这样可以规避正常的银行监管,如准备金要求、资本金要求以及向存款保险体系缴纳保险费等。

传统银行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督,运作较为公开、透明,并通过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可以一定程度躲避挤兑风险。而影子银行系统的经营活动则更为隐蔽,其中多数机构并未形成可以预防挤兑的防火墙。资产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去杠杆化导致投资者无法判断哪些机构具备偿付能力,从而使影子银行普遍遭到挤兑,这样最终导致整个结构投资工具和渠道体系的崩溃。

随着影子银行的崩溃,银行业不得不加速资产清理进程,将结构性投资工具、对冲基金等机构予以撤销,将不透明的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未来银行业高风险、高杠杆的表外业务将会大大减少,经营策略将更加稳健、保守,更加注重基础资产的经营。

(二)金融创新将有节制发展,更多满足实体经济需求

金融危机促使国际银行业向传统业务转变,并不意味着扼杀银行业继续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力。未来过度金融创新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通过金融创新盲目做大表外业务的经营方式将有所改变,创新产品的发展规模脱离实体经济水平的局面将有所改善。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将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立足于满足市场的真实有效需求。

第一,银行业将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客观的态度衡量其各个业务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考虑从缺乏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市场中退出。为了满足投资者不同风险和收益偏好需求,适度的金融衍生工具会继续得到发展,但那些远离基础信贷资产的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短时期内将没有市场。

第二,银行将密切关注业务创新可能引发的风险点,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技术,以全局视角加强金融创新产品链条各个环节的全面风险评估。银行将更加重视通过压力测试评估特定的事件对银行经营带来的潜在影响,并且要有足够的实力应对突发的风险。另外,银行业的监控系统、信息收集系统、支付结算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有所加强。

第三,未来跨行业金融工具、交叉性创新产品依然存在,创新金融机构依然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银行业参与创新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将进一步加强。

二、业务结构依然延续全能银行模式,但将展开艰难的“归核化”调整

美国大萧条后执行近70年的分业监管政策创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投资银行业。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投资银行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全球银行业的发展。直至危机恶化之前,仍有大量的观点认为,相对于庞大的综合化全能型银行,独立投资银行具有难以动摇的竞争优势。但是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暴露了独立投行高杠杆、高风险、高收益运作的缺陷,美国的投资银行或者破产,或者被收购,或者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曾经风光无限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神话走向破灭。迫于危机压力,独立投资银行向全能银行转变以获取更多流动性支持。

风靡一时的全能银行、金融超市理念在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一定挑战,甚至有观点认为全能银行会随着花旗的分拆而走向没落。但全能银行并非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际银行业重新采取分业经营模式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危机之后最强大的国际银行仍是全能银行。

(一)全能银行通过分拆之路从追求范围经济向归核化转变

花旗曾致力于打造全能化的金融帝国,并将“一站式”金融服务理念发挥到了极致。近年来,花旗在投行业务上的过度扩张和对高风险金融工具的大量介入,使花旗受到严峻的挑战。获得政府担保和救助后的花旗集团告别了曾引以为傲的全能金融帝国运营模式,分拆为“好银行、坏银行”。但是花旗的分拆并不意味着全能银行的终结,部分全能银行较好地经受住了次贷风暴的考验,多样化的业务结构和收入来源,业务线的均衡分布以及合理的区域布局,大大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桑坦德银行(Santander)和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便是很好的例证。

第一,次贷危机后全能银行业务模式仍具有吸引力。无论是零售客户还是企业客户均有广泛的金融服务需求,他们希望更优惠的价格、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全能银行能够更好地满足这部分市场需求。而小型专门金融公司的服务收费一般较高,因此全能银行与小型专门金融公司这两种模式将继续共存。未来一些全能银行将通过对陷入困境竞争对手的收购进一步扩张,另外也会有一些在危机中得到发展的机构向全能银行模式迈进。

第二,发挥比较优势,专门化、精简的金融服务方式将更受青睐。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国家将受益于专注生产它们具有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但该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对一系列相同的产品进行贸易。克鲁格曼扩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这是由于同一产品类别下的分化,一些国家擅长于产品类别下的某一部分而不是整个产品类别。若将克鲁格曼的理论延伸至银行业,可以理解为银行专门从事于某些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对所有顾客提供所有产品服务。

未来国际银行业或将不再盲目扩展业务领域,而是与整体发展战略有机融合,使综合化平台能够促进核心业务更快成长。银行业通过推动业务结构优化调整,打造核心业务的领先优势,在梳理、区分核心和一般业务的基础上,通过非核心业务清理,释放大量资本,突出核心业务的地位,从而转向适度多元化,以及金融服务方式专门化、精简化。

(二)全能银行不仅注重规模扩张而且更关注混业风险

20世纪80年代起,银行业的经营范围逐步挣脱传统存贷款业务的限制,开始把目光转向全能化经营,试图通过并购重组将业务触角扩展到更大的金融业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可办理几乎所有金融业务的“全能银行”。全能银行不仅提供低风险的传统银行业务,吸收存款和提供商业贷款,而且还从事交易业务、并购贷款、管理个人的投资组合、将储蓄投资于国外产品以及设计复杂的结构性贷款。为了获得更高资本回报率,全能银行便开始进入到更复杂和风险更大的领域,尤其是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爆炸性发展,全能银行开启了利用衍生品开发和交易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次贷危机中部分全能银行由于品种繁杂与机构臃肿从而陷入困境。

未来全能银行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将吸取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加快部门整合的力度,在经营中不仅注重规模扩张更关注混业风险,夯实内部防火墙,确保证券自营业务的独立运作,并控制交易上线。在加强风险控制方面以下两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加快构造内部防火墙,避免风险传染。一般而言,全能银行具有庞大的规模和品种繁多的业务,并且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持股关系,在获取协同效应的同时其稳定性也得到加强。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持股关系也使得人们担心内部机构之间风险的转移和传递,一个机构的问题可能在全能银行不同机构之间传递。因此对于全能银行既要有一道风险防火墙,强调将风险限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防止风险的扩散和蔓延,又要有一道资讯隔离墙,禁止或限制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传递,借以防止滥用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银行在大量介入证券化业务之后,要真正有效地在信贷与金融工具投资之间划清界限,真正做到防止短期资金流入长期性的金融投资,这需要各个业务部门的决策层互相独立,总部的首席风险官拥有绝对控制风险的权力。

第二,股票和债券自营业务与商业银行部门的运行分开,股票和债券部门与代客理财的基金管理部门和私人财富管理部门的运作完全独立。客户资金由托管银行管理账户,与银行的自营账户完全分开,同时,设定各项业务的风险上限,进行全面、实时的风险监控管理。

三、市场结构调整加快,并购以及中小银行倒闭潮使集中度上升

全球金融危机将促使国际银行业市场整合速度加快,国际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将进一步上升。

(一)救助并购将加速欧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上升之势

欧美银行业的数量在次贷危机之前的十年出现了相似速度的下滑,从1997年到2007年欧洲15国的银行数量下降了29%,美国则下降了22%。经过长时间的并购整合,美国和欧洲银行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欧洲,并购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整合的主要驱动力,前五大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在50%以上,美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相对欧洲较分散,这一比例为36%。危机中银行业的并购更多地表现为救助并购(Rescue Acquisition)和趁低吸纳(Bargain Hunting)。危机之后,当一些银行重新崛起而其他银行仍徘徊在困境之中,传统的战略并购(Strategic Merger)模式将逐步回归。

而美国政府的并购“新政”也将促使美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面临更大程度的调整。为了便利投资者们对陷于困境的银行获得新的股本投资,2008年11月21日,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OCC公布了一项有关新类别国民银行牌照的规定,被称之为“待启用牌照”(Shelf Charters)。这是OCC对投资者获得国民银行营业特许权有条件的初步批准,直到相关的投资集团能够对“陷于困境的机构”实施并购时才启用。OCC采取新类别的国民银行“待启用牌照”,目的是为了扩大潜在买家收购陷于困境的银行,便于投资者对陷于困境的储蓄机构进行新的股本投资。

金融危机中FDIC扮演着破产银行接管者的角色,按以往惯例,当FDIC接管了那些“陷于困境的银行”之后,通常是在一家银行关闭之前寻求商业银行或储蓄贷款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竞标,而私募投资者等其他机构无法参与。这一新规定使潜在的非银行收购者可以从OCC那里申领到仅适用于国民银行的有条件的“待启用牌照”(Conditional Preliminary Approval),这一牌照在颁发之后处于“未激活状态”,一旦这些收购者从FDIC竞标夺得被拍卖的银行,这些机构便可正式启用这一国民银行的牌照,并从FDIC那里收购被接管银行的资产并承担存款项下的债务。

OCC实施这一创新举措的具体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OCC审查“待启用牌照”的申请。评估拟建银行管理团队的资格、陷入困境银行可得到的资本来源和数量以及银行如何运营的简要业务计划。第二,若审查通过,OCC将提供国民银行特许权的有条件初步批准。一旦特定机构进行有针对性并购,就应该准备更正式、更详细的运行计划。第三,投资集团在核准之前,要清楚地知道FDIC关于破产或陷入困境银行的名单,投资集团有资格对这些机构竞标。第四,如果竞标被提交且被接受,FDIC就会批准这一竞标,这样银行就会按照投标的条款被并购。“牌照”在未满18个月时仍处于“搁置状态”,在这一期间,“牌照”仍可用来参与其他竞标。

OCC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被称为“银行兼并方面的一次变革”。现有的金融机构可能不是唯一的有能力或者有意愿购买这些问题银行的买家,新的程序大大提高了银行潜在买家参与的可能性,扩大了股本投资者,而且还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有条件的“搁置”程序。此创新举措恰恰迎合了金融危机背景下银行并购市场的需要,这类新型的牌照将使潜在投资者面临的不利条件最小化,从而扩大了那些失败机构的投资池,这对未来美国银行业的并购与市场结构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中小银行倒闭潮将进一步推动市场结构的调整

未来两三年,欧美上百家中小银行机构的倒闭将推动市场结构进一步整合。2009年以来美国中小银行的倒闭数量仍在增加,截至2009年9月11日,美国当年倒闭的中小银行数目已高达87家,超出2008年全年25家的3倍多,创下199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仅7月2日当天就有伊利诺伊州的6家银行和得克萨斯州的1家银行宣布倒闭。

危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小银行的两极分化之势,同时也孕育着更多的市场整合机会。一方面,未来两三年,经营状况不佳的中小银行倒闭潮将延续,这促使银行业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经营良好的小银行会利用大银行的调整期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小银行正趁机吸收存款并从受损严重的大银行那里吸引顾客和优秀的管理人才,通过增强银行稳定性和拓展社会关系,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咨询,以扩大客户基础和经纪项目,从而实现更大的投资并购规划。

四、产权结构变革已经展开,欧美银行业“去国有化”路径选择不可避免

国有化是一国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危机管理或者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一项常用工具。和美国相比,欧洲的银行业从来没有完全私有化。早在1931年,德国在应对当时的银行业危机时便采用了国有化政策,英国在1945-1951年和1974-1976年期间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国有化进程。法国于1982年颁布了《国有化法》,曾对银行的控股权比重高达90%。20世纪90年代初北欧银行危机后,瑞典和芬兰政府都在各自国家的大银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芬兰为例,1991-1993年,芬兰政府、央行以及政府保证基金共向银行注资40742百万芬兰马克(见表1),其中,政府共向银行系统注资7742百万芬兰马克,央行注资13800百万芬兰马克。Kansllis-Osake-Pankki(KOP)和Union Bank of Finland(UBF)、SKOP、SBF等银行都接受了政府的股本金注入。1988年至1993年期间,芬兰接受政府注资的银行数目约为278家,约占整体银行数目的一半,政府甚至对部分银行进行了100%控股。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从银行业淡出了产权主体角色,政府在银行业中拥有的资产份额不断下降,全球银行业产权结构因此而发生了重要的去国有化变革。在多年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后,次贷危机形势的发展使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市场伸出了“有形之手”。

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英格兰银行一向谨慎,不愿过分干预市场,以避免引发道德风险。在次贷危机的初期,英格兰银行只是通过紧急贷款机制以6.75%的惩罚性利率对外提供资金。而且对是否采取银行国有化的救助举措方面也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形势发展到无计可施才被迫采纳。北岩银行是危机中由于流动性问题而遭受挤兑的金融机构之一,英国政府迟疑是否利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在市场化救助失败后,才不得不施以国有化。英国推出的直接向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方案备受推崇,美国也不得不步英国后尘,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国有化方案。截至2009年6月18日美国共注资664家机构,注资规模为4182.39亿美元,其中对AIG、花旗等四家金融机构的注资额度超过了政府注资总规模的50%。德国、葡萄牙、比利时、冰岛等国也曾先后对本国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机构救助计划,这大大降低了全球性金融机构或者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型金融机构惨遭破产的可能性。但是欧美国家崇尚自由市场的理念根深蒂固,政府不会作为银行的永久持有人。一旦危机形势缓和,市场信心恢复,时机成熟,政府无疑又将有序地把政府股份通过出售、回购等方式出让。未来国际银行大规模的去国有化行动不可避免,英国已开始与若干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商谈出售其国有化银行的事宜,而美国多家银行正在积极准备归还政府的救助资金,免受政府的严格限制,特别是在员工薪酬和高管任命方面。

可见,在欧美银行业市场化与国有化的博弈过程中,至今依然没有打破国有化→私有化→国有化的循环。银行国有化方案是解决危机一时之需的有效手段,但下一阶段私有银行追求短期利益积累的风险,最终又将迫使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付出更加高昂的重组成本。虽然适合各国国情的银行业产权结构模式不尽相同,但实践证明国有股权占主导的产权结构模式不仅可以保障银行业的日常稳健运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具有显著信用增级效应,而且在金融危机中更能稳定市场信心,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

五、资本结构管理将展开变革,逆周期的风险缓释政策将得到加强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与困惑,尤其就资本管理、信息披露和流动性管理等方面应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

(一)加强资本交易账户管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

值得深思地是,美国银行业的资本水平虽然高于欧洲银行业,却无法避免成为引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市场普遍认为资产可被迅速出售且头寸可被迅速平仓,银行交易账户所要求的资本金水平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按市价计值的会计准则助推了资产的非理性繁荣。而当金融危机来临时,银行并没有足够充足的资本缓冲来消化损失。因此有必要对交易账户资本金标准实行重大改变,并且对评估交易账户风险的整体方法进行根本性审查;同时不仅要关注国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要重视资本金的质量,尤其是核心资本和一级资本。

未来国际银行业的资本管理或将一定程度改变在次贷危机中暴露的亲周期性。亲周期程度取决于银行所采用的模型方法,未来国际银行业有必要改进风险计量模型,改变由信用风险计量模型的敏感性所带来的亲周期性,以建立相应的资本缓释政策。当经济处于上行期时,风险容易积累且通常被低估,银行应当积累额外的资本缓冲,这将可以更好地反映整个周期内的风险,从而增加银行在衰退时期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准备金,理想的情况是,这些逆周期的资本要求不是酌情而定的,而是实行公开的反周期性政策,作为自动稳定器成为银行资本管理的内在组成部分。

(二)强化信息披露,使反映整个周期内风险演变的信息更加充分、透明

在次贷危机中,国际大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充分不仅放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极大地影响了市场信心,也影响到监管者的决策效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大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信息披露,包括市场头寸、大型竞争对手及国家的风险敞口、表外业务、复杂估值模型以及风险管理活动等相关信息。

金融监管者、中央银行在促进国际大银行加强信息披露的同时,有必要利用有效信息展开宏观谨慎评估,以评定金融稳定和早期风险预警情况。

(三)国际银行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流动性缓冲和融资风险管理

流动性问题一直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为主要的市场压力。由于国际银行业对通过交易产生流动性的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使得基于标准比率来进行的流动性管理更为困难。雷曼兄弟的破产曾使欧美银行间拆借市场几近冻结,大量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丧失,全球金融系统险些崩溃,可见,国际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具有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特征。

经过流动性危机的考验,国际银行业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流动性风险管理:第一,通过提高现金和短期债券占总资产的比率来改善流动性,使融资方式更加多样化、均衡。银行尤其需要更多地关注融资期限结构和资金来源的可靠性,以防止这些因素在经济衰退期引发潜在的风险。第二,更加注重资产负债结构的期限结构管理,通过创立或改善流动性组合来匹配短期流动性缺口。第三,在无法获取大额资金的假设条件下,展开更严厉的压力测试,对银行、国家、全球进行系统性情景假设并执行模拟流动性演练。第四,银行应当更为详细地分析交易资产以及资产负债表外头寸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第五,加强流动性风险监测。密切跟踪早期预警信号,比如信贷违约掉期利差(CDS Spread)、评级下调等,及早预警可能的流动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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