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异同论文,学派论文,角度看论文,年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6)01-0009-05
环境史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想顺利地发展，如何在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同时做到本学科自觉？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环境史研究需要从历史学外部继续做好学习和借鉴工作，但是，在借鉴与环境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环境教条”，惟环境而谈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史研究需要在历史学内部自觉地做好继承工作，但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自己的研究单位，丰富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迄今，国际史学界对于环境史与历史学之外的一些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已作过一定的研究①，但将环境史置于史学流变之中，通过比较来认识它对以往史学的继承与发展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②。环境史既以人与自然互动的生态史观为指导，对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考察与研究，就势必需要并应该从历史学自身汲取养分。这里，仅以年鉴学派为参照。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联系与区别，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历史观念和现实关怀等方面都有体现③。本文仅从“人”的角度略陈管见，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认识环境史对年鉴学派的继承问题，以明确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环境史已被简称为“21世纪新史学”④。同样是新史学，它们的一个共同方面，在于研究对象——“人”的角色及其活动的更新和丰富，这明显有别于19世纪的传统史学。如果说，传统史学侧重于考察精英人物的纵横捭阖，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家则在审视帝王将相的运筹帷幄时，聚焦于平民百姓的一举一动⑤，因为他们都认同将“人”视为复数而非单数，都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因而可以说，在对芸芸众生之活动的关注方面，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家难分高下⑥。他们观察历史的角度所发生的由“大人物”到“人类”的变化，本身孕育着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的多元化，由此开启了多姿多彩而又具体的人在史学舞台上展现的门径。
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大师布洛赫牢记先辈的教导：“从本质上看，历史学家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学科。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1] (P23)第二代的布罗代尔和第三代的拉杜里秉承先师的遗志，对历史认知结构和时间观念进行了革命性变革，随之而来的平民大众型历史文本对官僚权力型历史文本的取代与补充，提供了更合理的历史解释模式，从而打破了大人物对小人物活动的封锁，恢复了小人物的生活节奏，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多样性。
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2] (以下简称《地中海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结构、多元时间并着眼于复数意义上的人的典范。他笔下的地中海世界，既为大人物提供了表演空间，又为小人物留下了活动余地，因而我们看到，山民、平原人、农民、地主、牧民、海员、商人、王公贵族等形形色色之人，以地中海世界的自然环境为底色和基调，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姿的地中海历史画卷。拉杜里的《蒙塔尤》[3] 则运用人类学和心态史[4] (P112)的方法解读了雅克？富尼埃主教留下的宗教审判纪录，颇为生动地再现了1294—1324年间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史。拉杜里的意图很明确，即“试图将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会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因而，他不仅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再现了与人相关的地理环境、生态物种、农牧业、窝棚、牲口圈、转场放牧、领主权和宗教裁判所以及生产方式等，而且聚焦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性行为、爱情婚姻、对儿童的情感、娱乐休闲、心态、宗教仪式、信仰观念、人伦道德、期盼、追求、精神寄托乃至终极关怀，角色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地点容纳了家庭、小酒店、祭祀场所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空间，内容囊括了器物—制度—文化精神心理等与人相关的一切。所有这些共同体现了构成法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乡村的原汁原味，原来由普通人构成的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是那样的真实并充满人性和亲情。《蒙塔尤》无疑是继《地中海世界》之后史家研究对象与关注重心进一步下移的样板，它对集体意识和大众心理的考察，开创了关于下层社会的心理透视与研究的先河，因而使得人们“活动”之前的心理因素和潜意识；“活动”之中的价值观念和指导思想；“活动”之后的自我反省以及对责任、道德的认同，总之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七情六欲，一一映入我们的眼帘。这些内容本来在历史的真相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但很长时间以来却不为史家所重视和揭示。
同样，在环境史中也不会有被遗弃的子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及被遗忘的角落，因为“环境”是所有人的居所家园，环境史也是所有人的历史家园。当然，其中既有勤勤恳恳、细心照料“家人”的大丈夫，也有挥霍无度、戕害大地母亲的败家子。不幸的是，在历史上，后者似乎居多数，我们从《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5] (以下简称《尘暴》)一书中，可以深深地感知这一点。《尘暴》是沃斯特的经典之作⑦，讲述的是美国南部大平原上人与土地间的一段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所经历的一场生态灾难，即沙尘暴。据沃斯特的研究，在19世纪中后期，“那些新来到草原的白人男女有时也惊叹它的美丽，也有一些人理解它的生态价值。在这些少数人中有一个得克萨斯的牧羊人，他曾经注意到‘草是真正的起作用的，如果我们能被救，那么草就是我们的救星……草能保持水土’。但是，并没有太多的新来者有这份感激和欣赏力，所以草是注定要消失的。”[5] (P99-100)沃斯特在分析草地破坏的原因时，提到了牧牛人的行为、农民的态度、投机者的嘴脸，等等。譬如牧牛人或牧场主，他们任意放牧，丝毫不用承担所有者维护草地的责任，认为“不管这些牧牛人是不是英雄，但的确是他们先把土地推到了使用的极限，然后又超过极限”[5] (P105)，而他们行为的结果，是“牧牛王国的崩溃”。沃斯特进一步对制造尘暴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思考与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5] (P120-125)，明确了美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弱点[5] (引言P5-8)，富有启发意义。
所以，无论在年鉴学派那里，还是在环境史家笔下，历史文本不再单单凸显“大人物”的卓越贡献及其活动的恢弘场面，除此之外，它还将传统史学遗弃的“小人物”由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使我们从中感知芸芸众生的脉搏在跳动、气息在流转，甘愿分享他们的忧愁困苦、喜怒哀乐，自觉寻找当下自身的平凡人生与“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⑧的共鸣，并对某些受害群体寄予深深的同情⑨。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人”的角度来解析，还是可以看出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一些差异：
第一，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二者的认识不同。在布罗代尔笔下，“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之物打交道的历史。虽然他也承认这种历史在缓慢流失、缓慢演变，并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但在他眼里，这里的流失、演变和反复不过是冬去春来、昼夜更替和雨过天晴般自然景象。即使他提到了“森林砍伐日趋严重”、“滥伐山林的现象发展很快”[2] (上卷P191)，他也无意于追问，是谁在滥砍滥伐？他们为什么滥砍滥伐？他们滥砍滥伐除了毁坏森林和林中小鸟的生境，会不会殃及自身？而这样的追问以及对问题的解答正是环境史家的诉求，因此，在环境史家笔下，“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是一种动态的历史。之所以有如此的“动”、“静”之别，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历史的创造者，或者说历史发展的能动因素的认知的差异。
第二，从对历史创造者的认知来说，二者的观念迥异。在布罗代尔的著述中，地理环境占有突出的位置。但细细推敲，我们还是发现，在布罗代尔眼中，地理环境依然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或舞台。布罗代尔明确指出：“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和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2] (上卷P317)环境史家并不忽视这一点，同样坚持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推动力，这也是笔者坚持以人的活动为原点，考察由此引起的环境变迁的原由。但是，环境史家威廉·克罗农还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6] (P18)环境史家基本上都持这种看法，其根源在于，作为环境史研究灵魂的生态史观，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倡导人与环境的互动，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超越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思维，进而更新和丰富了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认知。这就使我们看到，在环境史中，“自然”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活跃因素，它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还是人类社会变迁的能动因素，自然在人类文明解释中的地位也就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台下走到台上，从后台来到前台，从布景变成演员。这实质上是对历史发展之动因的认知模式的转换，是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一大区别所在⑩。导致这种区别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二者的思想渊源或理论基础的不同——年鉴学派的思想渊源或理论基础之一，是地理学，而环境史家的思想渊源或理论基础之一，是生态学。
第三，从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的自然要素看，二者的涉及有别。简言之，年鉴学派所涉及的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基本局限于一定的水面/地表——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拉杜里笔下的蒙塔尤等；所考察的受人影响又影响人的环境要素比较简单——布罗代尔提到了希腊渔民“一味用炸药捕鱼”[2] (上卷P193)，拉杜里研究了气候等。而环境史家因为要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史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以致人迹所至之处——天上地下、高山之巅、大海之滨——以及那里的万事万物无不被纳入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因此，环境史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
第四，在对人的活动的记述或再现上，二者各具特色。由于史观的不同，史家记述或再现人类活动的历史画卷各具特色。如果说，传统史学受英雄史观的影响，所呈现的历史画卷单调片面，那么，年鉴学派(还有新社会史)在人民史观的左右下，所描绘的历史画卷更加丰富全面。不过，它们二者都局限在面上。环境史家在生态史观的指导下，已经并将进一步构建起立体多维的人类历史画面，尽管画面的基调有时甚至更多的是“滚滚而至的黑色风暴”(11)。这当然是今天的人类活动的足迹已上及苍穹、下至地层深处的结果。因此，环境史文本势必涉猎广泛，既要研究人类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的镇定自若或无所适从，又要研究人类在一定范围或区域中对大气、水体、土壤、森林、原野、矿山等自然环境以及对豺狼虎豹、花鸟鱼虫等自然物种的影响；既要研究人们在乡村、城市、公路、铁路、航线、流水线、实验室、图书馆、会议大厅等场所的活动及其后果，也要研究人们在超级商场、星级酒店、陋室、厨房、下水道等场所的活动与影响。
对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我们就能从《地中海》的那山、那水、那人和《蒙塔尤》的那村、那景、那情中，明确环境史可以继承而又应该发展的东西。简言之，无论《地中海》的山山水水，还是《蒙塔尤》的村村寨寨，它们作为人类活动的场所，是环境史可以继承的研究单位。广而论之，地球上有无数的“地中海”和“蒙塔尤”，都可以纳入环境史研究的范畴。而在“地中海”世界和“蒙塔尤”村，需要研究、可以研究、应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譬如，“地中海”的海水有没有被污染？如果海水被污染了，是因为工业企业的废水排放，城市生活的污水流淌，还是船载石油的泄漏，抑或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海水被污染后，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怎样的威胁？沿岸居民有没有因此患上某种疾病？那些人受到的危害更大？那些人应负的责任更大？又譬如，“蒙塔尤”的土地有没有被破坏？如果土地被破坏了，是因为雨水的冲刷，农药的毒害？还是因为贪官的渎职，奸商的飞扬跋扈，抑或官商勾结？失地农民如何应对？他们的生活何以保障？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分析、思考与研究，就为环境史家发展年鉴学派、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到目前为止，人类活动的形式无非表现为生产活动、生活活动和社会活动，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场所则因时而变、因人而异。那么，循着上述的问题思路，全面考察人与环境互动的种种后果，合理地选择研究单元，我们就可以深入挖掘环境史所要研究的问题。
今天，环境史不仅本身发展十分迅速(12)，还极大地影响了历史学的其他学科，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文化史，都从环境史领域和生态史观中获得了新的滋养，挖掘了各自的内涵，扩大了各自的研究范围[7] (P104-110)。那么，环境史研究如何回应本文开篇所提的核心问题——如何做到本学科自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深入理解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及其活动，将“人”由环境的旁观者转变成局中人，“即在场的人。这个在场的人其实就是整个人类，就是人本身的全部丰富性，就是人性的真正永恒性。”[8] (P46)不仅如此，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人也必须“在场”和“参与”，而不作壁上观，或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史真正成为所有人的历史家园，使环境史家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全新体验和感悟，由此呈现的环境史文本才更具人性魅力和意义。也只有这样，环境史研究才能有助于人们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恢复历史与现实的同一性，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
后记：本文修改之时，恰逢哈尔滨市因松花江80公里污染带到达而被迫停水。面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府官员以及哈尔滨市民为调水、购水、备水而忙碌、小学生停课一周之情景，笔者真切地体会到环境问题与芸芸众生的密切关联，意识到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用以及环境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譬如，沃斯特分析了环境史家从地理学家那里获得的洞察力[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 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页]，威廉斯探讨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迈克尔·威廉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杂志》第20卷，1994年第1期，第3-21页]，梅雪芹论述了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的关联(梅雪芹《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的关联》，《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②国外学者已开启了这方面的探讨，但仍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参见：约翰·麦克尼尔《论环境史中的自然与文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pp.5-43；斯维尔卡·索林，保罗·沃迪《环境史之问题的问题——关于这一领域及其目的的再阐释》( Sverker S
rlin & Paul Warde,' 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a Re-Reading of the Field and Its Purpose' ,Centre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September 2005.)
③高国荣《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一文，初步探讨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④沃斯特将环境史简称为21世纪的“新史学”，见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6页。
⑤从这方面来看，年鉴学派的代表作当数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环境史著作可举沃斯特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为例。
⑥甚至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年鉴学派，见查尔·米勒和哈尔·罗斯曼《摆脱困境：环境史论集》(Char Miller & Hal Rothman ed.,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第xii页。
⑦《尘暴》已被称为“环境史的经典”，见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8页。
⑧勒华拉杜里语，见《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文版前言”第5页。
⑨沃斯特在描绘20世纪30年代那一特定的群体——尘暴难民(Okie)时，即对他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见《尘暴》第三章“流民和难民”)。侯文蕙在评价《尘暴》时，认为它“最独特的地方，最能感动读者的，或最能影响读者的，是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人文情怀”，见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9页。
⑩笔者在这里仅以布罗代尔为参照而加以分析，所得出的认识可能是片面的，欢迎学界前辈和同仁赐教。
(11)《尘暴》第一章的标题，即“黑色风暴滚滚而至”。
(12)在今年7月份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历史上的人与自然”是会议探讨的重大主题。其实，笔者早在3年前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预计“这届大会的召开，无疑将是环境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并将极大地增强历史研究的环境维度。”(参见拙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老实说，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在这方面是准备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