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本科院校转型障碍分析与建议_大学论文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障碍分析与建议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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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17-0005-04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大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相继诞生,改变了过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迅速崛起,对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代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和人才成为全球竞争的新焦点。作为人才培养的战略地,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和竞争压力。然而,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却“照猫画虎”,一味效仿普通本科院校的办学模式,变成了“非驴非马”。学生就业难,行业企业又出现“用工荒”,饱受社会的诟病。“在今天全球化与大众化的背景下,现代大学再一次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1]2010年10月,为促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卓越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核心理念。2013年11月,为进一步落实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观,解决人才供给与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错位、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功能失衡等现实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政策研究报告》,积极引导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积极响应,如火如荼地开展转型工作。转型既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过程,也是一个问题不断出现的过程。应用技术大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转型必然会遇到诸多障碍。分析转型背后的障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对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中的障碍分析

      1.文化传统的困扰。文化传统属于社会环境的范畴,“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取向影响最为深刻”[2]。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说,“文化传统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形成的。它以观念的形态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过程,同时又以观念的形态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人们的社会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文化传统不同深度的烙印。”[3]作为人才培养的聚集地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习惯地认为“学”比“术”重要,“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人为地把学与术分割开来,甚至连蔡元培先生也认为学与术应该分离。他曾说:“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所限与程度之差。”[4]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下,许多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出现了认知上的角色冲突和行为上的定位紊乱。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后,认为今后应进一步向学术型、研究型高校看齐,以培养学术理论研究型人才而不是技术实用型人才为主,盲目自大,不惜丢弃本校几十年专科办学所积累的经验和特色。此外,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在目标上追求“高、大、全”“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学科定位上——追求综合,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规模定位上——越大越强,在目标定位上——瞄准北大清华”[5],难怪有学者发出“我国高校的恰当定位为什么这么难”[6]的感慨。一些学生深受传统的“读书发财”“读书做官”等陈腐思想的影响,“眼高手低”“挑三拣四”“拈轻怕重”,不愿从事技术类、服务类工作,不愿到基层和偏远的山区工作,热衷于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和紧俏专业。

      2.学校的利益权衡。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学校经费都是有限的。“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经费,除非社会愿意重新分配目前用于国防、空间探索、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国家资源,否则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普及高等教育。”[7]对于新建本科院校而言,更是如此。国家投资少,又没有特殊的财政支持,融资渠道少且不畅,严重制约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转型。因此,新建本科院校的决策者对于转型并不像教育主管部门那样热情,他们担心转型带来的称谓变化使学校降格,损害了学校的利益,无形中增加了改革中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尽管很多地方本科院校名义上早将自己定位为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但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转型持观望态度。正如林南所强调的:“如果有机会,所有行动者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改变制度,以促进他们的自我利益。”[8]长期以来,社会上常把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本科、高职高专等不同类型,从表面看是分类,其实是人为地把高校划分三六九等。[9]排在前面的一级本科院校,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国家资助和社会青睐。“发展,转移学术重点和参与社会生活都需要金钱;哪些大学得到最大数量的金钱,就将有助于决定哪所大学拥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发展优势。”[10]因此,排在后面一级的地方高校、民办高校、职业院校,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源、更多的资金、更高的美誉度。此外,在市场经济思潮影响下,一些高等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也出现趋利避害的现象,大办热门专业、成本较低的短线专业,以求得办学效益的最大化。

      3.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师资队伍的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也是学校建设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兴起于21世纪初,起步较晚,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由高职高专院校发展而来,因此,师资队伍的结构布局、质量水平、规模数量与普通本科院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学历结构不合理。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学历、职称偏低。虽然近几年大多数地方院校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加大了鼓励措施,但收效甚微。其次,职称结构不合理。由于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从高职高专院校发展而来,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与学校的发展不协调,只能通过招聘大量青年教师来填补空缺,造成了职称结构布局不合理,难以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最后,学科骨干、学术骨干匮乏。从国内外应用性技术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学科骨干、学术骨干在学校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专任教师与社会兼职教师的比例不合理。兼职教师既可以将实际生产中最前沿的技术引入讲授内容,帮助学生解决生产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弥补高校专任教师在实践教学方面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中,兼职教师占60%,而我国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兼职教师所占比例却不足30%。我国聘任社会兼职教师的制度还不完善,既没有严格的聘用制度,也没有有效的考核措施,造成兼职教师的素质、技能层次参差不齐。

      4.产学研结合“貌合神离”。产学研结合是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对传统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模式的发展,也是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应用型本科院校、职业院校采用最多的一种教学模式。一般来说,产学研结合就是“生产”“教学”与“研究”三者的结合,是“以产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为基本主体的合作”。[11]就我国产学研结合的相关研究来看,“多数只停留在政策层面或经验层面上,理论层面的研究数量不多且有待深入”[12]。尤其是对产学研结合还没有形成深入、透彻的认识,造成学校与企业的结合“貌合神离”。首先,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对专业课程内容调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认识存在差异,校方希望课程内容调整更注重基础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而企业则满足于“学生能为我所用”即可。其次,在实习过程中,许多企业不欢迎学生来内部调研、实习,缺乏对“新大学”的认识。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新大学”的理论成果未惠及企业,未为企业创造效益;第二,学生管理难度大,学生缺岗、逃岗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三,现在企业普遍采用的是精密、智能化的高端设备,一旦损坏,维修程序复杂、费用昂贵,因此,一般都不愿意让学生进行实习操作;第四,出于保护商业机密的考虑,涉及核心技术、重要设备、关键技术和岗位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环节,一般都不会对学生开放。企业人为地把教育与生产隔离起来,使产学研结合仅仅成为一种形式。

      5.生源质量低。美国著名教育家柯南特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新建本科院校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生源不仅质量低而且数量少。迫于生计压力,很多新建本科院校不得不多次降低分数线,以完成计划任务,甚至个别高职院校出现了“注册入学”的现象,生源质量堪忧。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受“正统”观念的禁锢,“信公不信私”,公办的大学才正宗,公办的大学才可靠。其次,随着计划生育初见成效,我国新生人口逐年减少,学龄人口总量呈下滑趋势,高考生源数量急剧下降,公办高校扩招的比例却不断攀升,这对本就饱受社会诟病的地方本科院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再次,我国高考实行的“唯分数论”分层次录取制度,按成绩的高低依次录取,公办高校有优先权,新建本科院校只能尾随其后(部分地区本科二批与本科三批已合并,如山东省),录取的生源主要是全国各地高考成绩较差或落榜生“弱势群体”,生源质量可想而知。最后,新建本科院校的学费比公办高校的学费高,很多家长和学生不愿交这笔“冤枉钱”,宁愿选择再等待一年,也不就读新建本科院校。

      二、对完善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的建议

      1.有备无患,转变观念。首先,大学生应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处理实践操作、企业文化、人际交往、薪酬待遇、个人理想等方面的问题,正确看待前进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克服职业生涯的阶段性和发展障碍,摒弃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处世方式,理性看待薪酬、待遇、晋升等短期利益与职业发展、职业远景等长期利益的关系。其次,大学生应制定长远的人生奋斗目标,完善职业规划。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所说:“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有罗盘的航行。”有了明确的职业目标为牵引,大学生在校期间就会更加致力于专业能力的培养,通过早期的职业生涯定位获取相关的能力和经验,就业时也不会把短期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注重未来的发展潜力。再次,改变“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陈腐观念,摒弃“眼高手低”“拈轻怕重”的陋习,到最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参加“三下乡”“爱心支教”“回乡社会实践队”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使学生既可以借此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爱好、优势等个性特点,也可以丰富社会阅历,有效提升自己的交往沟通能力、忍耐能力、处事能力,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

      2.追求卓越,“双色”齐飞。许多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格”后,面临专业建设层次提升和专业结构重新调整的双重挑战。因此,积极探索、科学制定学校的近期和中长远发展规划,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定位目标,是当前学校的首要任务。高等学校“定位的主要依据应当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职能”[13]。温家宝同志曾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问题是“动脑的不会动手,动手的不会动脑”。应用型本科就是要培养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应用型人才,以学以致用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综合职业的培养为本位,具有创新思维和实战能力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专用人才。其次,服务地方经济。“新建本科院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14]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经济的大力扶持和资助,它的发展具有地方性、区域性,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主旨。再次,追求专业特色。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在追求专业特色时,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追求有限卓越”的发展思路。同时,应对本地区其他高校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态势有全面的了解,着力培育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最后,追求区域特色化。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特色资源,地方高校要善于利用这些特色资源,与产业发展充分结合,作为区域特色化的突破口,加强产业优势的研究开发,整合研究资源,使强势优化、优化特化,真正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

      3.柔性引智,进走结合。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道出了大师和教师对于高校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高质量、结构布局合理、适应社会发展与专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思维的师资队伍,必须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学术与实践兼顾和专兼结合”的原则。首先,加大教师队伍的引进力度,通过人才招聘、柔性引智等多种渠道或方式,短期内引进大批优秀教师;邀请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人士来校工作,并为其提供研究基金和住所,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其次,鼓励教师进行在职提升。通过学历教育和各种非学历教育,不断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拓展在职教师的视野。再次,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倾斜政策,健全教师的竞争激励机制,增强教师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自我提高的意识,完善保障制度,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最后,积极探索、挖掘社会教育资源,构建一支高水平的兼职教师队伍,严格规定兼职教师的准入条件,制定有效的兼职教师考核聘用制度。此外,培养“双师型”教师,还要积极引导专业教师“走出去”,到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习,丰富实践经验。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遴选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顶岗实习,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参与企业经济活动的咨询策划。企事业单位行业专家的丰富经验,也能服务于高校的人才培养。

      4.深度融合,联袂共赢。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最大动力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企业意识到自己的资源与技术毫无竞争优势时,就会选择与人才聚集地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从而产生了产学研模式。因此,政府应在校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保护校企双方主体的利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教育事业。校企双方要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尊重人才,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校企双方可以共建二级学院和实习基地。为打消企业的顾虑,学校与企业共建二级学院,建立模拟实习基地,待学生充分熟悉设备后再到企业实习。同时,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专家到学校担任二级学院的院长,成立二级学院的院务委员会、专业管理委员会,共同对学校的教学事务、科研进行管理和指导,使校企合作真正落到实处。此外,科研成果要惠及企业。学生要利用校企共建的平台,积极进行科研,将研究的成果及时转移到企业生产中,为企业谋求利益。

      5.学收结合,健全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公办高校有一定难度。“地方本科院校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率最高,并且呈现缓慢升高的趋势。缓慢增加的贡献主要是由新建本科院校承担。”[15]因此,应给予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积极倡导和鼓励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奉献更多的力量。首先,国家应制定法律法规,维护新建本科院校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与公办高校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学术与收益相结合。“大学是花钱的,好大学是很花钱的。”[16]大学要想成为好大学,就必须通过开放办学、联合办学、建立校友基金会等途径,全方位、多层次地吸纳社会资金,减少对学费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外界投入的期待。最后,诚信办学,健全就业机制。要做到诚信招生,就必须做到“三不以”,即不以虚假学历招徕生源、不以夸大学校师资力量招揽生源、不以玷污其他学校的名誉抢夺生源。健全就业机制,定期举办校双选会,为学生创造就业机会,加强与知名企业的合作,让学生学有所用、业有所成。同时,要完善就业跟踪制度,指定专人密切关注近年来学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失业原因,帮助学生再次就业,真正做到诚信办学,以获得社会、家长、学生的认可。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正经历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相似的过程,即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后,学校的办学定位面临重新分类、分层与分化。如何使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并正常发展,是所有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过程的剖析,不仅有助于了解我国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还有助于把握我国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基本趋势,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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