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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的人口科学工作者们都普遍感到，与中国人口的对策和实证研究相比，中国人口理论的探索是滞后了。因而，事实上不少学者已开始了对中国人口学基础理论“两种生产”论的“拓宽”和“引申”工作，也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现实状况进行理论的审视。毫不奇怪，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笔者在学习和思考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后，也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尽一点作为人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笔者总的看法是，我国原有的人口研究基本理论对人口实践的满足已告一段落，中国人口研究基本理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人口理论体系，应首先在诸如人和人口等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2 中国人口理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口理论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是由其发展过程显示出来的。我们有必要认识中国人口理论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状态和特点，以便进一步完善其理论体系。
2.1 在“两种生产”论基础上的研究日益扩展、深化，出现了新的理论要求
撇开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不谈，建国后中国人口理论的正确探索起于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新人口论”即是其杰出代表。但由于人口实践对当时政治实践的依附，导致理论判断失真，正确的理论探索方法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人口研究》编辑部，2000）。因此，对人口形势的错误判断依旧泛滥，人口必须控制的真实需要得不到应该产生出来的正确理论的支持。
中国人口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众多人口学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中汇集、整理、归纳出“两种生产”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社会中“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的历史作用和它们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真正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弄清了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规律，从而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进行人口控制找到了正确的理论根据。接下来的20年，是在正确人口理论指导下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两种生产一起抓”，既取得了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生产）巨大成绩，也取得了人口控制伟大成就的20年。
随着“两种生产”论这一人口学基本理论的确立和构建完成，有关人口的实证研究也开展得十分广泛。研究的重点开始时当然放在与控制人口数量有关的专题上，但研究的实践发展随客观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得内容更丰富，直至今天感到有必要“扩展”、“引申”不久前所确立的理论，把理论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在整理、论证、构建“两种生产”理论之初，相当多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的关系方面。这一研究的理论方面自然就是“两种生产”理论本身的构建；具体的实证研究则以分析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关系和生育率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主。不管从这些研究的目的或研究的最终结果看，这些研究大都在“两种生产”理论所涵盖的范围内。研究想要说明的，或者是要发展经济（强调要提高生活水平，就要控制人口增长），或者是要使生育率下降（强调除计生政策之外，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要）。
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研究的深入，加上有关人口调查（普查、抽样调查）资料的逐步丰富，以及在与西方人口学交流中对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吸收，中国的人口研究既扩大加深了研究范围和研究的深度，也显示了综合性。
首先，研究工作发展的态势表现出有突破“两种生产”论涵盖之处：(1)即使是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到了经济以外的变量，并且更着重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查瑞传等，1999）。人口、经济、资源承载力等统一在一个研究中考察已不是个别现象。(2)由于控制人口数量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更多人已把注意力集中在因改革开放而迅速增加的人口流迁和人口城镇化现象上。这一现象与经济发展有本质上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和政策因素，在研究其后果时也不可避免地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尤其对小城镇的大量扩张引起的资源滥用和环境污染关注较多。(3)有更多的、非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方面的研究。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这种研究更具有深度。这类研究中已更多地综合考虑经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内在相互联系而不仅是考虑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其次，在吸收西方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在说明问题的精确性和提出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上都得到了加强，但对于所研究的问题与整个人口系统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在整个人口学理论上的意义却缺少考虑。这种不断增多的精确的实证对策研究也有待“两种生产”理论体系之外的理论总结与提升。人们已感到“方法精细、理论粗糙”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翟振武，2000）。
事实上，人口学工作者们近数年也在陆续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理论观点，尤其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广泛传播以来，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联系起来作研究的想法日见成熟，扩展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从而扩展“两种生产”理论的要求日益强烈：首先，有人觉得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要强调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从而提出人口发展要适应于社会发展的“两种发展”理论；显然，这是要从社会综合的角度对反映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种生产理论作扩展而使人口理论包含更多的因素（李涌平，1996）；其次，有人把与人口联系的有关因素纳入研究范围直接地把“生产”的方面扩充，把环境方面要达到的目的（资源的生产和废物的消纳）看作是一种“生产”，从而把物质资料的生产看作是人口生产和环境生产这两端的纽带而得出了“三种生产”论（叶文展、陈国谦，1997）；再次，有人认为两种或三种生产相适应的调节要有一个精神产品的步骤或环节，从“三种生产”论又扩大到“四种生产”论（周丽苹，1998）。如果说，上述几种推进人口理论建设的思路是从社会的综合性、把人的各种活动看作是某种生产来进行理论的提炼，那么，下面这两种思路在把人口和经济之外的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从而在发展人口理论方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种是从理论上的“适度人口”概念出发的，即把原来基本上是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扩展为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因素在内，且人口要与这些因素适度结合的“可持续适度人口”概念（毛锋、叶文虎，1998；原新，1999）；另一种是从具体地域的人一地关系出发，提出具体地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人地生产系统协调”论（贾绍凤，1997）。最后，还有人认为从哲学的层面上考虑，上述各种推进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的考虑主要从“物质决定精神”出发的，强调的是人的各种“活动”（即各种“生产”）的结果，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在适当时候也要强调“精神的反作用”。因此，包括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在内的人口研究的基本理论，也可以，而且应该从人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对人本身的调控、组织、教育和引导两个方向的决策和行动的角度提出。这样，就提出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两方向决策”论（钟逢干，2000）。
由上可见，人口研究的实践和发展趋势，已显现了对理论发展的需求，且实际上已有不同角度的理论探索成果，只是如朱楚珠教授所说：“各说各的，理论上缺乏完整系统”（朱楚珠，2000）。这些探索成果本身提供了明显的相互综合的可能性。
2.2 中国人口实践的进步要求恰当正确的理论解释和说明
中国人口理论的创建和前进是有着中国人口实践的基础和背景的。人口理论探索的逆顺成败也是人口实践过程的反映。中国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人口实践的进步，推进了人口转变并使之达到了一个虽然对之有不同意见，但却在形式人口学上又被一部分人称之为“完成”的阶段（于学军，2000、2001；李建民，2000、2001；翟振武等，2000；李建新，2000；赵时亮，2001；朱国宏，2001；叶明德，2001）。而不管争论意见涉及多广的范围，对于以下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和状态，各论战方的看法却都是一致的：
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开始下降；解放后则下降迅速，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由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10‰以下，大多数年份是6～7‰左右。出生率与死亡率则不同，尽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时也不算高，但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但未开始下降，反而随社会经济生活的好转而有所上升。只是到70年代初，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后，出生率才开始了比较稳定的下降。而在80年代略有小的波动，之后一直稳定在略高于15‰的水平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则主要取决于人口出生率的变化：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出生率上升而死亡率却明显下降了，自然增长率由20‰左右提高到25‰以上（三年困难时期例外），其后70年代由于普遍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而出现出生率下降使自然增长率降到只略高于10‰；80年代的上升小波动则是由于人口出生率的相似波动导致的，90年代则几乎是逐年下降，到这两三年已降到了10‰以下。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相关联，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也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19左右，而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到90年代中期则上升到70岁左右。
以上是我国人口转变的历史事实，当然对事实有一致的意见是基本的和正常的。但论战各方有一致意见之处还不止于此，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也是一致的：(1)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2)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但计划生育政策起了更主要和更大的作用；(3)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到低水平是不稳定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人口结构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会有使生育率反弹的可能；(4)中国国情特殊，应付国情和人口变动的政策特殊，其人口转变过程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其特殊性。
可见，在对待中国人口转变上，各研究者和参与论战各方在相当多的具体问题上是有一致意见的，不同意见只是在是否能说“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或“早已完成”并进入了“后人口转变阶段”。笔者认为，上面相当多的一致已为在理论上统一认识准备了基础，只要按一些学者所说，进一步探讨中国人口转变上的诸多相关问题（朱国宏，2001），也象在对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的探索上作综合一样，可以达到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统一认识，而且这两者本质上其实是一个问题。
3 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人口研究基本理论并建立统一的人口理论体系，需在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国人口学者在“两种生产”论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的探索需要统一，面对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事实所持的看法需要整合，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两者的统一和整合所要做的根本工作是在人和人口、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要做到这点则要依靠高层次的哲学思维。
在哲学高层次思维上解决人口研究理论的基本问题我们是有成功经验的。人口要不要控制、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方针的形成，就是在哲学层次的思维中完成了“两种生产”论的理论构建后达到的。今天，我们要在人和人口、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完善我国的人口研究基本理论和取得对我国人口转变态势的一致看法。
3.1 在人和人口的区别、联系方面达成共识，统一人口研究基本理论方面的新探索
在统一人口研究基本理论新探索中首先要在人和人口以及人口学（纯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区别和联系方面取得共识，因为纯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区别和联系是大家认识较为一致的，这里关键是说明人和人口的区别与联系。前不久，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不够重视，一时间甚至分不清人和人口究竟哪个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郭志刚，1998）。
首先，人和人口是有区别的。人是主体，是认识统一的物质世界，即自然、社会和思维活动一切现象的认识、实践活动的承担者；但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845），所以人作为主体虽然不是组成统一独立的社会认识主体，在认识、实践过程中表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的统一”；且可分出个人主体和大小不一的集团主体，后者的两个最高、最大形态是“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田心铭，2000）。而人口，则是人本身被作为客观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被观察、认识和研究时对人的抽象，且主要是统计意义上量的抽象，这时人口不是主体而是客体。
其次，人和人口又是有紧密联系的。人在进行认识、实践、研究活动时，是主体、是人；而本身在被认识、被作为实践和研究对象时就成为客体、成为人口，这本身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
再次，人口由人抽象而来，虽然人本身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变动性是人口所不能全部反映和包含的，但因“人”的每一成员又是“人口”中的成员，所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变化又正是人口特征也随之发展变化的原因。
弄清人和人口的区别、联系后如何进一步统一、完善新近我国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的新探索？
首先，弄清这一区别和联系对“两种生产”理论作阐析的含意。事实上，指导人口研究的基本理论“两种生产”论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都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是历史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两种生产”论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表述了人口理论的原理。但如果我们要在阐析这一基本理论时也强调“意识的反作用”，就要在另一层次上考虑问题，就要明确人和人口的区别和联系。既然“人”和“物质资料”都是被“生产”出来的，所以这里的“人”和“物质资料”一样都是被作为客体和对象来看待的，也就是这里的人主要地是指“人口”（当然，因“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因也隐含着“人”的意义）。这样，这一“两种生产”论就隐含着作为主体的“人”（即个人和社会集团直至社会总体形态和人类总体形态）作决策和采取行动去生产“物质资料”和“人”（人口）这样一个含意。当然，由于不存在统一独立的社会主体去决策和生产“物质资料”和“人”（人口），所以，以往的历史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不相适应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两种生产相适应”迄今为止只是表现为客观规律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但现时代类似于中国的“两种生产一起抓”的计划生育工作却可以最终使主体（人和社会）在进行两种生产时所作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符合这一客观规律，从而在这一领域最终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弄清人和人口的区别、联系对“两种生产”论阐析的含意完全可以用在对新近中国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的新探索上，从而可以为统一、完善我国人口理论探索提供思路。
笔者认为：“两种生产”论原意在于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表述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原因，以及从经济结果看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规律，换一个角度从“意识的反作用”突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与社会的统一）的决策和行动后，就突出了主体的决策和行动去生产物质资料和人本身的过程，以及各个不同的主体的决策和行动的不同状态和结果。正是从主体的决策和行动出发，就可以以“两种生产”论为基础，把人口研究基本理论扩大且容纳上面提到的各种理论探索。首先，主体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时要利用改造和促进资源、环境，利用、改造和保护资源环境就是环境生产（使我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环境既能源源不断提供，进行物质生产的资源又能不断消纳、无毒害地处理掉物质生产过程中弃用的废料），而这就要做到“三种生产相适应”之意。其次，主体在利用资源环境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去满足人（人口）本身的需要时不管是从物质生产方面还是从环境生产方面看，先把指导进行物质和环境生产的精神产品（理论、方法、方案、设计、工艺、规范规则、管理方法等）生产出来是非常必要的，而这就要做到“四种生产相适应”之意。第三，事实上，主体利用资源环境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又生产、调控、组织、教育、引导人本身并管理、分配物质生产的成果和改造、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复杂过程，是通过主体的决策和行动，生产出多级别大数量的精神产品并使之贯彻到群体和个体的实践中去完成。在这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中，从社会的运作方面看，就是“人口发展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资源环境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对人口的承载方面看，就是“可持续适度人口”论；从具体的地域方面看，就是“人地生产系统协调”论。第四，以上整个思路就是“两方向决策”论的思路，即主体外向地利用资源环境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并改造、保护资源环境，内向地生产、调控、教育、引导人自身。而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主体向这两个方向取得效果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两方向决策”论就是按本思路统一、完善中国人口研究理论新探索的中心一环。
3.2 在人和人口、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区别和联系方面达成共识、统一，以有对中国人口转变认识的探索
上面提到，在对中国人口转变态势的事实方面，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这是要对所持的人口研究理论观点和应用观点进行判定的问题。
笔者想按上文思路，在弄清人和人口的区别、联系的基础上，按上述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的探索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状态和怎样转变到这一状态作一说明，之后，再谈一下对“转变是否完成”的意见。
人和人口的区别、联系上文已述，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人是主体，但一方面，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没有孤立的个人、主体；另一方面，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从来也没有并永远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独立的社会主体。尽管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和“人类总体形态”是我们考察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时经常要提到的概念，强调这些对认识中国人口转变的形成和怎样转变到这样的形态是很重要的。
如上文所述，中国人口转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其特殊性，概而言之是“自觉过程”与“自发过程”的差别（赵树亮，2001），也即（计划生育）政策作用效果大于或小于社会经济发展作用效果的差别（翟振武等，2000）。笔者想从主体的决策和行动角度出发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更进一步说明中国人口转变状态和怎样转变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部分有影响力的主体（马寅初为代表）逐步认识到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作为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未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更未有实质起作用的行动，因而计划生育未能实行，在人口转变方面未出现有意义的变化；不过，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在对抗人口死亡率方面20世纪中叶之前就已开始取得了成就，所以，中国人口转变在20世纪中叶前已经开始。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种生产”理论的构建完成，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总体上对我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已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较快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分散来看，还有相当多的人（以及某些社会组织）还未有这样的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的认识程度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决策和行为，计划生育仅作为政策规范对他们的行为起作用。然而，不管怎样，计划生育工作的蓬勃开展已使中国人口转变的态势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变化。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逐年深入展开，生育率稳定地下降，世纪末时不仅人口死亡率稳定地降到了低水平，人口出生率也稳定地降到了低水平，从而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降到了较低水平。这样的结果在本质上是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实质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使自己有了相应的决策和行为的表现。
从主体的人的决策和行动角度看，中国人口转变就是这样达到现时状态的。而按此主体的人作决策的角度，对于中国人口转变状态的特点，我们则应该这样来认识：从人口死亡率方面看，由于决策主体充分利用了社会经济进步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死亡率尤其是低年龄组死亡率较早而也较快地稳定下降，总的人口死亡率达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就达到了高水平）；从妇女生育率方面看，虽然决策主体自觉进行计划生育的程度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时段里存在各种差别，但在三、四十年时间内，决策主体就由少数到多数在政策规范下进入了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阶段并使生育率稳定地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是一个时间短、成效大的现象，这使得一方面育龄人群，尤其是育龄妇女比例高，从而使生育率很低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也不很低；另一方面人口老化程度并不高，高年龄段人口死亡率也不高，且高低年龄组共同形成的人口粗死率相当低。这样，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相当低的人口死亡率就形成了与先发人口转变国家相比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按此角度认识中国人口怎样转变和转变状态的特点，可以明白为什么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说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而说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的学者又不愿意用人口死亡率指标，且使用自然增长率指标也不多并受到质疑的原因（叶明德，2001）。
由于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到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类型在指标的具体数值上没有严格的规定，中国人口转变到当前的状态可以说是转变到了低、低、低类型，从而也可以说是完成了转变。但是，从社会生活主体进行决策和行动取得社会经济进步和控制自身增长的过程看，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应该承认，社会生活决策主体在政策规范下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部分自觉，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利益导向引导到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时才能说是完全自觉。因此到我国市场经济确立之时，赵时亮所说的我国人口转变的“自觉过程”（赵时亮，2001）才能最后完成。所以，也许朱国宏要区分“形式人口学”（纯人口学或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和“人口研究”意义上的人口转变是对的（朱国宏，2001），起码从我们以社会主体的人作决策的方法观察中国人口怎样转变和转变到什么样的状态来看，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问题、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而且，从社会生活主体（人）决策和行动的角度理解资源环境改变、社会经济和人本身的发展变化也是进一步理解纯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并推进两者的发展的正确途径。
不过，判断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并非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中国人口转变的真实状态及其发展趋势以及这种状态和趋势与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的统一）的决策和行动的关系。在这方面能达成共识就能制定出相应的社会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即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采取正确的行动）、达到富民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4 结束语
本文从近期有关中国人口理论的新探索和有关对中国人口转变分析的情况出发说明中国人口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认为从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的统一）作决策和采取行动利用资源环境发展社会经济和调控、教育、改造人这一角度出发，弄清人和人口、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区别、联系就能在中国人口理论探索和中国人口转变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发展中国人口研究基本理论。笔者强调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基本问题和高层次的哲学思维，但困难在于确定和描述不同层次、不同地方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主体的决策和行为的目的和强度，以及分析这些决策和行为在利用资源环境、发展社会经济或在调控、教育、引导人方面的效果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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