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邦论文,本位论文,公民道德论文,启示论文,公民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4)05－0042－06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古希腊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两大特征：其一，城邦至上，城邦的地位远远高于家庭和个人，个人和家庭必须完全服从城邦的需要；其二，城邦主导，城邦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负责全体公民的道德教育、培养和建设。正是基于以上两大特征，学者们将古希腊的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称之为“城邦本位型”[1]。研究古希腊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运行机理和利弊得失，对于推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希腊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社会条件 古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由城邦为主体，推行城邦至上的公民道德，这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不可分离。 形成条件之一：以城邦商业交换体系为基础的奴隶制经济是古希腊推行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尽管古希腊的公民家庭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地产，并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但无论是出售自己多余的产品，还是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都依赖于一个相对成型的城邦商业体系。通过这个城邦商业体系，古希腊的公民与自己的同胞、外邦人以及外国人开展了非常频繁的贸易活动。正是这个商业交换体系，将整个城邦凝聚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把‘典型’的城邦看成是一个贸易实体，那完全是正确的。城邦作为存在于西方历史上因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组织形式乃是一种重要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形式。”[2](P37)另一方面，古希腊的各个城邦都推行奴隶制，大部分的公民家庭拥有一定数量的奴隶，大部分的生产劳动主要由奴隶完成，这就使得很多公民能够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抽身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城邦重大事务的管理工作中。 形成条件之二：以小国寡民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制是古希腊推行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政治基础。古希腊的城邦大多规模有限，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古希腊人认为一个城邦的土地和人口必须是有限的，柏拉图曾经概括了一个基本限度原则：“土地必须大得足以供应一定数量(不能更多)的人民过有节制的生活。而这个居民数必须大得既能在受到邻国的非法侵袭时保卫自己，又有能力至少给受到别国欺侮的邻国以某种帮助。”[3](P148)城小人少，公民与公民之间非常熟悉，每一个人对其他人在城邦生活中的言行都能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古希腊各城邦逐步形成了一种非常彻底的直接民主制。所谓直接民主，就是指公民能够直接参与讨论、决定和管理城邦重要事务，所谓彻底，就是指公民直接参与讨论、决定和管理城邦重要事务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国家全民公决的范围。古希腊城邦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主人，都有通过公民大会参与管理城邦重要事务的权利、义务和机会。彻底的直接民主制，确保了公民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自主性，构成了培养良好公民道德的肥沃土壤。 形成条件之三：由强敌环视带来的城邦危机感是古希腊推行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心理基础。古希腊诸城邦的强大外敌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散布在城邦之外的强大外族。在古希腊之外，有完成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越欧亚非的波斯帝国，有被希腊人视为蛮族的马其顿王国。这些外族对古希腊各城邦的财富和人口虎视眈眈，随时都想入侵城邦以掠夺其金银财宝和牲口粮食。另一个是希腊内部的其他城邦。古希腊由几百个大小不一的城邦组成，城邦与城邦之间亦敌亦友：在外族入侵的时候，诸城邦可能相互结盟以抵抗外敌；在外敌消退的时候，城邦之间又可能彼此开战。常规性的强敌环视时刻威胁着整个城邦的安危，这必然会在整个城邦催生深厚的城邦危机感，使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强烈的城邦意识。为了城邦的生存安全，为了城邦的繁荣发展，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作出相应的牺牲，将自己融化在城邦之中。 二、古希腊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道德要求 依据得天独厚的社会生活条件，古希腊城邦推行“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这套公民道德发展模式以城邦至上为基本理念，要求城邦里的每一位公民都必须根据城邦发展的要求，具备与之相应的一系列道德品质。 1.在公民与城邦的关系方面，古希腊强调城邦至上，并以此为核心推崇爱国精神、自由精神和守法精神 与强调个人价值至高无上的现代西方理念不同，古希腊人认为城邦高于个人、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是至高无上的，是价值的源泉；个人、家庭及其他社会团体都必须依附于城邦，服从于城邦；离开了城邦生活，个人就一无所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清楚：“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4](P9) 古希腊人之所以强调城邦生活，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独特的、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基本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能够自足的就是整体，不能自足的就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整体先于部分并且高于部分，部分离开了整体将一无所是。城邦生活可以自足，所以城邦是一个整体，个人生活不能自足，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生活，所以个人就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因此，城邦生活绝对高于个人生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有非常清晰的指认，他说：“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4](P9) 城邦至上意味着古希腊人必然要爱城邦，要为城邦的生存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由此可以演绎出三个道德要求：一是爱国。作为古希腊的公民，第一要务是爱国，爱自己的祖国，坚信自己的祖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成功、最合理、最值得骄傲的国家，全力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祖国。伯利克里给希腊人灌输的观念是：“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5](P43)二是自由。对于一个直接民主制国家来说，自由就是由全体公民自己决定本国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古希腊人非常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即使没有任何报酬，他们都愿意担任公职，并以此为荣。他们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的思想家以为乐于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人的天性，西塞罗提出：“我只满足于声称，自然已经给人类植入了对于品德的如此强烈的需求，植入了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如此强烈的愿望，这种需求和愿望超过了一切来自欢乐与闲散的诱惑。”[6](P12)三是守法。古希腊人非常强调遵守法律，他们的守法精神源于这样一种理念：既然城邦的法律是自己制订或所选择的，那么我就必须严格遵守城邦的法律。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证明了古希腊人严格的守法精神：因为城邦判我死刑，所以我必须死。 2.在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古希腊强调共同管理，并以此为基础追求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 对于古希腊公民而言，公共事务永远优先于私人事务，而一切重要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全体公民共同管理。如果说城邦至上充分说明了每一个公民与城邦的关系，那么共同管理则完全体现了每一个公民与其他公民的关系。在公共事务面前，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 古希腊的民主是非常充分的，每一个公民都充分享有参与立法、参与司法和直接介入城邦事务的权利。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他们主要采用了三种维护民主精神的方法：一是投票制，古希腊公民大会对重要公共事务的决策采用投票制，每一个公民一票，每一票的分量是完全相同的，最后完全根据票数的多少作决定；二是抽签制或抓阄制，古希腊议事会的成员组成就采用抽签制或抓阄制，每一个公民都有抽签或抓阄的权利，只要抽中了或抓中了就能成为议事会成员；三是定期制，古希腊的执政官实行定期制，刚开始是十年一任，后改为一年一任，任期到了之后就必须重新选举。这些制度切实保证了每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不被剥夺，也有效防止了权力泛滥和独裁现象。与这样的民主生活相适应，古希腊的公民必须具备高度的民主精神，既乐于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意见。 古希腊人认为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是平等的，一方面，每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即政治民主；另一方面，每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享有同等的经济待遇，即经济民主。毫无疑问，在私人生活领域，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财富不可能完全相等，每一个公民所能满足的物质需求也不可能完全相等，但是，古希腊人非常强调在公共生活中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享有同样的物质生活。斯巴达人在公共生活中采用“公餐”制，15个人一组，每个餐友捐出等量的食物和钱，所有公民在一起用餐，用同样的餐，这就体现了非常充分的平等精神。 3.在公民美德方面，古希腊强调理性第一，追求以理性为统率的智慧美德、勇敢美德和节制美德 在古希腊的公民道德中，理性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普罗泰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亚里士多德“人的功能就是理性的现实活动”[7](P12)，都指认出了古希腊人的重理性观念：理性是人有别于乃至优越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公民的所有欲望和冲动，都必须服从理性的约束；公民的一切生活，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审视，听从理性的指引。正如柏拉图在其四主德中分析的，理性应该“起领导作用”，激情应该服从和协助理性，欲望应该受理性领导和监视[8](P169)。古希腊人对理性如此重视，以致后来的学者如此评论：“希腊政治的基石是理性，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9](P19)。 以理性为统率，古希腊首先强调的美德是智慧，因为智慧代表着知识，代表着对自身利益和城邦利益的正确认识。有了知识，就能识别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有了正确的知识，就能作出合理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智慧才能将激情和欲望导往正确的方向。没有智慧，任由激情和欲望自然泛滥，公民和城邦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思想。对于古希腊的公民来说，勇敢是最大的荣誉。为了抵御外敌，为了保卫城邦，古希腊的公民需要勇敢面对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为此，他们需要一切与勇敢相关的品性，能吃苦，善武斗，有牺牲精神。只要是有利于城邦的事情，他们无所畏惧，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斯巴达人从一出生就得接受各种训练，以培养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的意志。古希腊人还非常重视节制，就是要求欲望必须受理性的监督和支配。因为欲望自身没有辨别利害的能力，所以如果不加控制地满足所有先天和后天的各种欲望，个人就会陷入疯狂状态。欲望必须服从能够辨别利益的智慧，哪些欲望需要满足，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满足，都必须由理性裁定。 三、古希腊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建设路径 古希腊公民道德建设卓有成效，每一位公民都将自己视为城邦的主人，乐于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勇于承担自己的公共责任，养成了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公民道德素养，这不仅得益于每一位古希腊公民的努力，更得益于古希腊城邦独特的公民道德建设体系。 1.城邦统筹，系统培养公民道德 古希腊的公民既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又有高度的理性精神。这两种精神的结合，使得古希腊人能够以主人的姿态和科学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城邦。也就是说，古希腊城邦与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经过严密理性的整体设计的，城邦的公民经常会像柏拉图那样，“那就让我们从头设想，来建立一个城邦，看看一个城邦的创建人需要些什么”[8](P58)。古希腊的公民道德建设，包括城邦需要哪些公民，不同的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素质，这样的道德素质应该如何培养，都是经过理性论证的，并且是由城邦统筹安排的。 古希腊的公民属于城邦，从出生到死亡，公民都必须听从城邦统一安排。尤其是在斯巴达，城邦对公民的每一成长阶段都有周密的规划。婴儿生下来之后必须接受一定的体质测试，通过测试者留下抚养，未通过测试者则可能弃置荒野。婴儿先由母亲抚养到7岁，抚养期间必须接受包括忍受痛苦、接受贫困以及身体能力等方面的训练。从7岁开始，男孩就被送到国家公育机关，由政府负责教育训练，过半军营式的生活。到了18岁，他们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到了20岁，他们要向国家宣誓，开始服兵役。如果他们一切表现良好，到30岁时就可以成为一名公民，开始参加集会，或进入公共兵营，或做儿童教师。到了45岁，他们就被安排做“国民军”，主要在地方部队活动和教育青年。[1] 2.将理性教育、艺术熏陶与身体训练相结合，进行全方位的公民道德教育 具有高度理性精神的希腊人非常重视对年轻人进行理性教育。理性教育能够让人们明白：我可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所由人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内在的)理性。……人们既知理性的重要，所以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4](P384－385)古希腊的理性教育方式有多种多样：在学园里有导师的直接教育，在训练营里有城邦领导人的演讲教育，在公共食堂里还成年公民的辩论教育。 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古希腊人非常强调艺术熏陶的作用，他们将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渗入各种各样的艺术之中，通过艺术熏陶培养塑造青少年的正确情感。柏拉图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可以使人“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8](P107)。所以，古希腊人对各种艺术的内容、形式、旋律以及表达艺术的器材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真正达到用艺术陶冶心灵的目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将笛子引入儿童教育，因为笛声无补于心灵操修。 古希腊人还非常重视体育训练在意志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小学通常开设四门功课：读写、体操、音乐和绘画，其中体操课偏重战斗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将来士兵的勇德，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借以培养勇毅的品德”[4](P410)。在斯巴达，儿童在七岁至十七岁之间都要接受体育和竞技方面的训练。柏拉图对训练目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有很必要像终宵不眠的警犬；视觉和听觉都要极端敏锐；他们在战斗的生活中，各种饮水各种食物都能下咽；烈日骄阳狂风暴雨都能处之若素。”[8](P107) 3.提供大量的公共闲暇活动，促使公民观摩演习公民道德 古希腊为自己的公民提供了品种繁多、经常不断的公共闲暇活动，如集会、宴饮、节日庆典、观看戏剧等活动。在这些公共闲暇活动中，公民们既可以观摩学习其他人的公民道德行为，也可以不断演习自己应该完成的公民道德行为，从中不断强化自己作为公民的参与意识、集体观念和民主意识。在市场集会中，公民们可以面向公众演讲，宣传各类重大事情，发表个人意见；在宴会上，公民们可以与其他公民进行自由平等的交往，交流、讨论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尤为重要的是，古希腊有非常多的公共祭神活动及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据统计，全希腊的宗教节日超过了300个，分布在希腊全境250个地方，分别祭祀400个以上的神祇[10]。在公共祭神活动中，参与者一遍又一遍地强化着众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体验；在节日庆典活动中，来自不同城邦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强化城邦优越的爱国体验。另外，古希腊人还非常热衷于戏剧，公民们通过组织、表演以及观看戏剧，可以不断地体验、核对、纠正自己的公民道德观念。 4.参加大量的正式公共活动，通过实践反复强化公民的道德修养 除了公共闲暇活动，古希腊还有很多正式的公共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可以强化公民们早期在学校里认识和培养出来的公共道德。 古希腊大多数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所有重大的公共事务都需要经过全体公民讨论决断。古希腊城邦经常召开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参加，掌握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包括重要政府官员的选举。雅典的公民大会设有常设机构——议事会，其几百名组成成员均由抽签产生，这意味着每一位公民都有成为议事会成员可能性。伯里克利时代还设立了一批处理各种案件的民众法庭，通过抽签在全国各地选出6000名公民，组成201人到1001人规模不等的各个陪审团。也就是说，古希腊公民有大量机会参加整个城邦的公共政治活动，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反复检验、纠正、强化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 古希腊的战事非常频繁，影响比较大的战争有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持续时间近50年的希波战争以及内斗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频繁的战争不仅培养了大量的英雄，更塑造了战士们吃苦耐劳的钢铁意志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在战争中，公民们要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要面对恶劣的天气，要面对严重的缺衣少食，要面对无穷无尽的疲劳和伤痛。在不断地战胜各种敌人的同时，公民们强化了团结观念、服从意识和牺牲精神。英雄事迹的广泛流传又能激发更多公民的英勇气概和爱国激情。 5.制定法令，监督保障公民遵守公民道德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教育的作用时，认为教育的力量不是万能的，因为教育只能鼓舞正直的青年人，对那些天生不顾羞耻的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对于这一部分人，只有通过法律的强制和惩罚才能驱使他们走向善良，他说：“我们还需要与此相关的法律，总的说来，需要有关人的整个一生的法律。多数人宁愿服从强制，而不愿服从道理，宁愿接受惩罚而不是赞扬。”[7](P231)在古希腊，尽管没有什么正式的成文法，但各城邦都设有自己的法庭，会对各种各样损害城邦利益的人和行为进行审判，并处以各种责罚。 四、古希腊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启示 对于古希腊城邦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我们必须有三个前提性的认识：第一，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在古希腊培养了当时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公民群体；第二，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并非近乎完美，它是以公民对非公民的剥削和个人的不自由为基础的[11]；第三，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并不整体适合于我国，因为我国与古希腊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完全不同。以这三个前提性认识为基础，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在古希腊公民道德发展模式的成功道路上，到底有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1.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尤其需要对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合理的约束 古希腊公民道德建设之所以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个人与城邦之间建立了非常稳定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今天看来，古希腊在处理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方面确实有其不合理之处，它以城邦的自主性抹除了个人的自由，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古希腊将每一个公民个体有机地整合到城邦之中，牺牲了公民个体的部分自由，以城邦至上的方式协调平衡了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确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这一点告诉我们：只有在公民个体与国家整体之间构建起和谐、稳定的联系，良好的公民以及公民道德才有可能培养出来。当然，在一个已经经历了自由启蒙、自由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里，像古希腊那样完全以国家溶化个体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将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分开，要求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作出相应的牺牲(即让渡出自己的部分自由权利)，搭建起维持公民与国家和谐、稳定、公正联系的桥梁，这是当今社会培养良好公民道德的必然要求。 2.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大量的公共政治实践活动来强化，现代社会不具备彻底直接民主制的条件，比较可行的方式是采取政治活动与自发性社区活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 古希腊的公民有大量的机会参加各种形式的公共政治活动，每年至少一次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之余的议事会，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审判活动，正是通过大量的公共政治活动，古希腊的公民逐步培养出了一个公民所需要具备的全面素质。就这个意义来说，大量的公共政治实践活动，是形成强化公民道德的重要途径。但是，当今中国社会与古希腊的条件不尽相同，我们的社会规模远远超过了彻底直接民主制所能容许的极限，因此，现代国家里只有少数公民(即公务员)才有可能直接从事大量的公共政治活动，绝大多数的公民与公共政治活动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条可行的途径是建立不同层次的公共政治活动，即使大多数公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全国性、全省性、全市性乃至全区性的公共政治活动，但肯定有可能参与小区甚至社区的公共活动。因此，要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非常重要，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各种公共活动同样至关重要。 3.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展示国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的活动，通过讨论、宣传、学习、体验这些活动深入熏陶中国人的公民情感 在古希腊，熏陶公民情感的重要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关注参与保家卫国来促进公民的国家危机感，另一个是通过关注展现民族优越性来激发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国家战争是凝聚民心的有效方式，各种竞赛活动(无论是体育竞技还是戏剧演出)同样能够激发城邦公民的民族自豪感。自“冷战”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世界的主旋律，我们在今天很难有机会感受到国家战争所带来的国家危机感，但是，巨大的自然灾害同样也可以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2003年的抗击非典以及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国都在共同关注灾情疫情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深深的民族情，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灾难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12](P637)在各种展示民族优越性的国际活动中，以中国身份参加并且取得巨大成绩的人和物同样能够深深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姚明、刘翔、丁俊晖、李娜、中国女排、莫言、张艺谋、李安乃至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世贸大厦，以及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成果，都深深触动着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 4.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要求公民们过一种相对平等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一旦个人私欲被激发，奢侈生活开始盛行，优秀的公民道德就会土崩瓦解 古希腊城邦本位型公民道德发展模式是以压抑个人意识为前提的，它一直努力压制能够唤醒、激发个人意识的东西。事实上，最能激发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东西就是物质享乐和等级差别。当个人沉迷于物欲满足带来的快乐之后，他必然会全力追求能够给自己带来物质快乐的东西，这些东西必然会与城邦的要求相对立；当个人在物质享乐方面与他人有差别时，他必然会激发出追求无穷奢靡的动力，这些东西也总是与城邦的道德要求相去甚远的。事实上，古希腊人严格要求公民过一种相对朴素的生活，并要求公民保持相对平等的生活水平，这正是确保古希腊公民道德长盛不衰的支柱之一。而古罗马的毁灭，古罗马公民道德的崩溃，正在于巨额财富的涌入所导致的享乐风、奢靡风。因此，在构建中国公民道德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通过改革各种社会制度来促进社会公平，更要重视通过各种思想运动来倡导生活节制。 ［收稿日期］2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