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让教育更美好——再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更美好论文,农村教育论文,进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2)06-0069-07
一、城市化浪潮奔涌而至，农村教育美景不再，正在迅速走向萧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将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的进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瞩目并对人类进程产生影响，关键是速度迅猛和规模宏大两条。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0.6％升到17.9％，30年间城市化率增长7.3％，年增长率不足0.24％；从1978年到2008年，城市化率从17.9％提升到45.68％，提高了28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6.07亿人。尽管这个比率仍低于同年(2008)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47.6％)，但毕竟中国人口基数大，几亿人口由乡到城的转移规模也够大。2011年末，我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到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将会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目前欧洲只有35座类似规模的城市。迟福林先生认为，未来5到10年乃是中国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假使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1]这就是说，再过二三十年，我国又将有四五亿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
那么，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农村教育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不完全的城市化”导致不平等和不完全的教育
现今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流动儿童这两个受教育群体，其实都是不完全城市化(或叫“半城市化”)的产物。“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其主要内涵，是指已经常住于城市的“新市民”(“准市民”、“农民工”)不享有完全的市民权，日常生活与城市处于隔离状态，认同心态上和城市居民间存在一定的障碍。正是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为、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将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2]在“半城市化”状态下，城市需要并且能够接纳的，是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而不是拖家带口的农村移民家庭。这样就必然出现两种情况：或者农民进城打工，孩子留在乡下，父母与子女分离，形成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大军；或者孩子随打工的父母进城，四处辗转漂泊，居无定所，学无定校，形成同样庞大的城市“流动儿童”大军。据全国妇联2008年初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0～17周岁留守儿童总数约5800万，其中14周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约为4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的比例为28.29％。0～17周岁城市流动儿童总数约为1212万，其中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873万。在全部城市流动儿童中，农村流动儿童占78.74％，农村流动儿童占进城流动人口的12.5％。这里指的是跨县(区、市)迁移到城镇的人口。如将统计口径扩展至跨乡(镇，街道)迁移的话，则流动儿童总数将增至2266万，其中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达1634万。在全部城市流动儿童中，农村流动儿童占71.36％，即为1617万。[3]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中国城市化中人口迁移的不彻底性，导致数千万儿童或者与父母长期分离，无法接受来自亲情的完整教育；或者随父母入城颠沛流离，不能享受与城市学生平等的国民教育。
(二)乡村学校走向“空壳化”
据《华商报》记者孙强、刘海宏对陕北、关中、陕南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的调查，乡村“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教师越来越老。”极端的例子是，一所乡村小学，4名教师共教1名学生。农村出现了大量“没有了学生的乡村学校”，直接原因就是“农民进了城，乡村娃娃也进了城。”[4]《中国青年报》记者田文生通过对重庆市农村学校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论：“空心村在增多；生源流失和村校衰退互为因果”；“村校正静悄悄地走向集体消亡”。但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让学校和孩子一起进入城镇是不是解决乡村教育难题的唯一出路？”[5]上述信息表明，农村社区的“空心”化与农村学校的“空壳”化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而“空心村”又与“城镇化”存在着因果关系。
(三)城区学校普遍承受“大班额”重压
安徽临泉一中学，不足60平方米的教室，摆了12排桌椅，排了136名学生，最多时超过140人。[6]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城区中小学平均班级人数达79人，远远超出规定的班额标准。[7]湖南益阳市赫山区7所小学，5所中学的调查显示，班级平均人数为75人左右，最多达89人，远远超出规定的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8]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情况是中小学教育出现明显的村消城长态势：小学在校生中，2000年农村占70％，城镇占30％，到2008年，农村占41％，城镇占59％；初中在校生中，2000年农村占46％，城镇占54％，到2008年，农村只占13％，城镇占87％。由于大量学生流向城镇，城镇学校大班额现象十分突出，最大班额容量曾达到70人、80人甚至90人。[9]这里列举的不过是媒体报道的几例。事实上，城区中小学校超大班额现象相当普遍，由来已久，已经成为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的一大顽症。
二、农村教育城镇化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制度的本质要求。国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福利化公立学校均衡发展模式。如欧洲多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在社会事业全面福利化的政策框架内，将所有公办学校费用都包下来，甚至将免费教育延伸至学前教育和大学教育。日本和韩国则推行义务教育“平准化”政策，公立学校财政支出全覆盖，城乡学校建设同标准，既无薄弱校，也无豪华校。日本办学理念是，尽量不在义务教育阶段提供富裕阶层歧视其他阶层的机会。再一种是公立学校均衡发展兼顾选择需要模式。如美国，主要体制模式是在保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充分供给前提下，适应不同阶层的选择性需求。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也大体如此。但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点在于政府全额负担公办学校支出，提供免费程度不同的义务教育，保证基本入学机会公平。
我国的教育失衡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专家学者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但大多没能跳出捆绑发展，结对帮扶，眼睛向下的以城带乡的思维圈子。从实践效果看，这些做法虽有成效，也受欢迎，但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笔者提出，适时稳步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治本之策。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城镇化，是笔者自行设定的一个概念，大致意思是：基于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低下，教师流失严重等实际，拟将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乡村逐步转移至办学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镇地区，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藉离乡进城之手段，达到城乡教育均衡化之目的，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本文特指农村中学教育县城化，并以为这就是当下农村教育城镇化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使目标指向变为现实行动的整体设想是：初中进城，集中修建一县教育园区，把县城所在城镇逐步变为一县基础教育的主阵地，从而实现由乡村化→县城化→城市化的战略转移。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城市不仅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更拥有乡村学校所无法比拟的文化资源及发展资源。城乡教育差距，不仅表现在校舍、师资、设备等看得见的硬件上，同时还表现在环境、氛围、心理等看不见的文化场域上。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得这种差序格局体制化、定型化、长期化。当坚硬的城乡壁垒一时还难以打破，当教育公共财政的惠泽还无力做到城乡同标准、全覆盖的时候，是社会流动为城乡教育资源的流通和分享率先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种体制外的流动终究是无保障、欠稳定、难持久的。中国的农民从来都是现实主义者。“山不过来，我过去。”既然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下乡难，又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么，打起行囊进城求读便成为觉醒农民的必然选择。而日渐加速的城市化又为这种学生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简而言之，农村学生向城流，其实是一种“差距—刺激”效应，是弱势的农民群体对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安排做出的无奈抗争，是朴素的农民对矫治教育不公城乡失衡开出的朴素药方。
第二，农村人口城镇化强力推动农村教育城镇化。如前文所述，中国社会存在的“半城市化”现象，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一种特有的过渡性产物，不应长久存在。依笔者之见，中国的城市化要经历三个阶段或三个过程，即土地城镇化、劳动力城镇化和家庭城镇化。[10]过去30多年主要经历前两个阶段，现在正逐步转向第三个阶段，即要完成农民工向城镇的举家迁移，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2010年7月，重庆市正式公布农民进城路线图计划，中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拉开帷幕。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38.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累计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化率将由目前的37％提升60％。[11]这就是说，以举家迁移为特点的“人口城市化”阶段会加速到来，“民工流”之后将是“学生流”，农村教育城镇化作为其伴随物自然相伴而来。这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农村教育的大趋势。
第三，城市让教育更美好。向往城市，走向城市，与城市孩子同享成长的欢乐，是农村学子普遍的心理诉求，也是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强劲动力。2009年郑州市12355青少年维权及心理咨询中心曾组织百名大学生志愿者对该市所辖的五市一县共48个自然村的小学进行调查，当问及是否想去城里上学时，50.4％的学生表示“想”，理由是城里的教育质量比农村好，学习条件和环境好；在城里可以看更多的书，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留守儿童最直接的愿望则是到城里能和父母在一起。[12]高考状元县甘肃会宁县共有中小学生14.8万，其中县城学生4.5万，保守估计，全县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人。该县唯一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学生数逼近1000人，最大班额已突破50人，将近1/3的学生来自农村。家长的愿望是，“无论如何要守住县城，供孩子上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用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的话说，会宁人渴望教育的心情，就像“渴望老天下雨一样”迫切。[13]笔者曾于2009年寒假组织人员对陕北两市(延安、榆林)六县(神木、横山、清涧、吴起、安塞、延长)30多所农村中学的学生及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中学生想去县城学校、市里学校和省会城市学校就读的占到被调查人数的比例分别是44％、25％和18％。笼统回答“你想去城里学校读书吗？”答“非常想”的占23％，答“想”的占53％，这与前一问结果大致吻合。当问及农村中学生家长“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县城读书吗？”时，答“非常愿意”者占16％，答“愿意”者占57％。①人们为什么为读书背井离乡含辛茹苦而心甘情愿？亚里士多德早就说了：“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以今天的时尚语言来说，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同理，城市，让教育更美好！
三、先于理论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
农村教育城镇化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以当下情形看，理论研究不仅滞后于实践探索，表现出不应有的迟钝；而且总是对农村学校的凋敝，农村学生向城市涌动患得患失，忧心忡忡。他们更热心于做立足乡村重振农村教育的文章。倒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思想更解放，行为更超前，令人刮目相看。
(一)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官员思想敏锐，行为大胆，积极呼吁并倡导当地教育的城镇化
1.浙江省依据人口迁移变化配置教育资源。浙江经济发展快，当地农民进城多，外来打工人口多。预计外来人口1800万人。截至2009年底，该省九年义务教育接纳农民工子女114万人，75％来自外省，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20％。浙江省教育厅长刘希平认为，“现在农村教育流出人口非常多，农村孩子要么随父母外出打工流出，要么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到了县城，农村学校学生数下降得比较快。”“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是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县城。”这些地方“大班额”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年浙江每年又新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10万人左右。农民工子女主要还是集中在大中城市，如宁波约有23万，温州约有22万，杭州约有18万。过去的做法是按学生户籍配置教育资源。从2008年开始，按照常住人口进行配置，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乡下进城就读学生都纳入地方教育整体规划，使他们真正享受到优质教育。这意味着按照城市化的规律“重新审视教育布局的相关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14]
2.海南实施教育移民，既可扶贫又促均衡。海南省教育厅长胡光辉撰文指出，尽管国家相继实施了“两基”攻坚计划，“两免一补”政策，农村办学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但有两个问题仍然突出：一是政府没有足够力量把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偏远落后的贫困农村；二是贫困农村区域和生源都非常分散，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有的学校一个班级几个人，校舍闲置，既浪费资源又难以保证教育质量。因此，政府在按需向贫困地区“输入”教育资源的同时，有必要探讨由偏远贫困村庄向相对发达地区“输出”生源的新路，“把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至今没有通路、通电的贫困自然村和处于生态核心保护区的边远村庄的小学生转移到就近条件较好的乡镇中心学校或县城九年一贯制学校就读，把初中生集中到人口较多、经济文化条件较好的乡镇中学或县城中学就读，也就是实施教育扶贫移民。”海南及北京房山等地实施这一计划多年，已经取得了经验。他认为，教育扶贫移民，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看，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神圣事业。[15]
3.河北张家口市把县城教育看作是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关键。张家口市教育局长胡守荣认为，农村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城镇，关键在县城；只有搞活县城教育，农村教育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可能。无论从现在还是长远角度看，扩大县城教育资源已成大势所趋。因为，“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这个‘城’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中等城市，而是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它相当于链条的中间环节。县城教育做大做强了，上可以连接大中城市，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同时减轻大中城市的就学压力；下可以带动辐射乡村及整个农村地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教育发展链条。起码在目前阶段，才能使城乡一体化成为可能，使农村教育健康协调发展成为现实。”[9]
(二)一些地方已率先实施农村教育城镇化
1.“平原模式”：农村初中全部进城。鉴于农村办学条件差，待遇低，教师大量流失，学生大量外流(进城)等实际，山东省平原县决定，从2008年起，农村初中全部“农转非”，农村初中生全部进县城读书。一步到位，实现了农村初中以上教育的城镇化。笔者曾撰文，将此称之为“平原模式”。[16]
2.陕北两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为学生进城就读解除了后顾之忧。陕北一向以贫穷落后著称。这些年，由于煤、气、油等矿产资源的开发，陕北开始由贫变富，仅榆林地区就有府谷、神木、靖边三县进入了全国“百强县”行列。神木县不仅率先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引起全国轰动；而且舍得给教育花钱，实现全县12年免费义务教育。[17]陕北吴起县近3年来，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推行“全县免费教育”，而且对45岁以下青年推行“人人技能工程”，技能培训费由政府买单。3年共投入8亿，社会反响强烈。[18]根据笔者所做的调查，吴起县已于2007、2008年完成了农村小学的撤并。目前，全县高中建在县城，校舍条件一流。初级中学，城区有2所，在校生4010人(2009年)，乡中学3所，学生886人；镇中学3所，学生1387人。政府已做出安排，预计到2010年前后，彻底完成乡、镇中学撤并进县城的计划，目前正在加紧扩建、新建城区教育资源。农村初中县城化已近在眼前。
3.四川省内江市基于城市化进程加快，进城学生急剧增加，农村学生大幅减少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对全市城乡学校布局进行战略调整。主要措施包括：首先是大刀阔斧地新建、改建、扩建一大批城区学校，扩大城区学校资源总供给量。计划3～5年内，按照1万人口设置1所义务教育学校的口径，再新扩建25所左右的新城区学校；扩大城区学校规划范围，着眼于2010年建成100万人口大城市的目标，再新改扩建25所左右的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构建大城市学校布局。其次是积极改造城区及城郊薄弱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增大其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能力。再次是稳步撤并农村学校。计划3年内再撤并村小150所，收缩片区初中30所，小学高段逐步调整到片区完小以上学校，基本消除“空壳学校”、“麻雀学校”。并积极努力，把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建设好。[19]
(三)重振乡村教育秩序，设计美好，说易行难
城市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对农村既存教育秩序形成某种颠覆性的撼动，它有可能导致教育的“城市取向”进一步强化和具有独特价值意义的乡村教育资源的遮蔽与流失。刘铁芳先生的多篇著述都曾传达出这样一种忧虑。他认为，乡村教育之所以作为乡村教育，并不仅仅因为其是作为教育的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乡村作为乡村少年发展的精神场域。乡村生活世界必然地作为乡村教育展开的生活基础，成为乡村少年精神与人格发展的基本背景。乡村教育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教育的形式层面、文化层面和作为文化与精神事件的乡村教育的本体层面——人格精神层面。就目前而言，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广受关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颇有涉及，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则基本处于遮蔽状态。如果乡村教育不能很好地触及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则意味着我们对乡村教育的投入换来的将是低效、无效，甚至可能是负效的结果。他呼吁，审视乡土教育的人文价值及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位序，以呵护乡村少年完整的生命成长；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涵括两个层面：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培养乡村少年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养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长期以来，我们对乡村教育目标的关注，大多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亦即基本国民教育的保障，实际上，后一层目标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20]
笔者对上述诸论颇多同感。事实上，城市化的提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这之前有太多的人们正是在乡下学校完成了他们的基础教育，因而普遍地怀有对乡土教育的美好记忆与深厚感情。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不会否认乡村教育对他们个性发展人格完善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笔者以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乡土教育好不好、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办到办不到的问题。乡村教育的衰落，根本在于乡村社会的衰落；而乡村社会的衰落，根本在于城市的繁荣与城市生活的巨大诱惑。更重要的是，国家对此持一种引导和鼓励的政策，其政策逻辑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是任何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化行程的必经之路。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繁荣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是一种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社会转型与变迁是缓慢的，但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这就是我们为农村教育城镇化所要付出的代价。
四、十字路口的抉择：农村教育发展需要前瞻性战略思考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抉择，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业已显性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教育格局，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到底应以城带乡还是以乡就城，教育城镇化能否成为农村教育的治本之策全面推广。笔者坚持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理论上的辨析、澄清以至达成广泛社会共识，乃是当下第一要务。因为，认识决定态度，态度影响决策。
根据笔者的有限调查与肤浅研究，初步形成以下浅见，斗胆写出来，向同行大家求教：
第一，教育的农村包围城市，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总体趋向一脉相通；或者说，它是城市化的伴随物、副产品；是社会变迁不可抗拒的规律；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既然我们接纳并拥护城市化，就应理所当然地接纳并拥护农村学生向城流这样一个事实。审视农村教育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固然有多种角度和多种理论解释，但最切中要害的，还是城市化现象、城市化规律和城市化理论，其他解释总感觉有些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城市化是“纲”，土地流、民工流、学生流是“目”，纲举目张。只有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我们才能高屋建瓴，不致迷失方向。
第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应坚持就高不就低、就城不就乡的原则。首先是集中财力，统一规划，努力扩大城镇教育资源。目前，农村教育与城镇化的建设重点，是县城镇；重点对象，是初中及初中以上的教育；下一步或目前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延伸到小学和幼儿教育。主要措施是：新建、改建、扩建以县城镇及城郊学校为主的校舍资源。目标是：全部消化已经入城的农民工子女，准备接纳即将进城或有意入城求读的农村学生，令其学者有其校。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笔者所使用的“农村教育城镇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个地理区位概念。在当下即是指农村初中县城化，即把初中及以上的教育放在县城所在镇来办。我不反对城镇名校下乡“结对帮扶”一类的做法，并且认为它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段是有效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权宜之计，甚至不排除名校迫于压力做秀的成分。城区名校的压力已经够大，名校名师的工作量已经足够饱满，名校的升学压力更是无处不在。在此情势下强求名校下乡扶贫，说易行难，不可期望值太高。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乡村学校的劣势远远大于优势，有太多的方面与城市学校不具可比性。因此，要想让城乡孩子享受大致均等的教育资源，釜底抽薪之道，不是城镇教师下乡，而是乡下学生进城。农村教育的出路不在乡村在城镇。做教育均衡的文章，还是要考虑一下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需要进行一点成本核算。激情而为，恐难避免盲目和浪费。大批乡村“希望学校”倒闭废弃就是例子。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需要政策思维的根本转向。思维方式不转变，就不可能把有限的财力投向最急需的城区学校来。
第三，农村义务教育的主阵地逐步向城镇转移，不是抛弃农村，难为农民；也不是重城轻乡，进一步加剧城乡对立。事实上，中国是个以农为主的人口大国，即使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上或者更高，农村还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村人口还有好几亿，村庄也不会完全消失。更何况，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城乡面貌差距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的条件不比城市差，甚至农村的发达程度超过一般城镇。那里的城乡界限已很模糊，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农村教育质量等均与城市(镇)没有显著差别，加上农村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条件的优越，农村教育城镇化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意义，当然也不是他们迫切追求的目标。在笔者的思维框架内，农村教育城镇化，更多地适宜于人口居住分散、自然条件恶劣、城乡教育悬殊、教师外流严重的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搞一刀切。此其一。人们依恋乡村，却在当下又不得不离开乡村，多少有点“撤离延安有延安，死守延安没延安”的味道。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城市化的早期及中期，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当达到城市化峰值的后期，则会出现人口由城向城郊再向乡村回流的所谓“U型转弯潮”，亦即“逆城市化”趋向。只是这时候的农村已不是落后、衰败、愚昧的代名词，它的发达相当程度上可以和繁华的城市媲美，不同的是风格各异。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中期。“人人都说城市好，一门心思向城里跑”，这是大趋势，挡也挡不住。“逆城市化”的到来还需相当长的时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必然要遵循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此其二。
第四，关于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前景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期盼的理想前景当然是城乡教育的小差别或无差别化。这个状态还可以用“城乡均衡”、“城乡一体”等政策术语来表达。“农村教育县城化”与“城乡一体化”应是这样一种关系：农村教育县城化是相对微观的一个范畴，它是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是当下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操作目标，也可以视为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而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它是由中央政府提出的统筹城乡的重大举措，属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手段是城乡统筹，目标是城乡一体。为此需要协调一系列重要政策问题，包括公共财政均等化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问题、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问题、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问题等。成都作为国家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验区，他们把城乡一体化进一步细化，即在城乡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基础上，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其战略途径是“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21]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当然要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以成都城市化模式分析，农民要向城镇集中，那么农民的孩子向城镇集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农村初中县城化，作为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当下目标或手段，与城乡一体化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它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侧面，一个重要步骤。
当然，农村教育城镇化并非一化了之，一好百好。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是解决贫困农村孩子不能分享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教育差距拉大，城市学校，尤其是城市重点初中、高中，重点大学日益贵族化的问题。二是解决业已入城或即将入城求读的大批农村流动学生在城镇上学难问题。初中教育县办，农村学生进城，可能遇到的突出问题大致有：扩大县城教育资源遭遇建设资金瓶颈，农村学校撤并对农村文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对农村孩子的恋乡恋土的乡土文化价值教育的缺失。当然，也有可能增加贫困家庭经济负担、增加校园安全压力等困难。这些问题，笔者曾在另文有过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第五，对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应持积极鼓励态度，“叶公好龙”、无所作为的心态不可取。跳出围绕农村说农村的定势思维圈子，才能廓清农村教育的发展出路。笔者对农村教育城镇化的设想是：近期目标：农村初中县城化；远期目标：城乡教育一体化。指导原则是：循序渐进，东西有别；尊重民意，先易后难；量力而行，适当超前；先试点后推广，先进镇后进县。方法步骤是：农村中学合理有序地撤、并、转；集中财力修建县教育园区，实现县域内教育资源的统筹与共享；以学生移民带动传统农村社区的整合及新城建设；从教育、经济、文化、社会诸要素综合研判，当下提倡以县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新县城建设”要比“新农村建设”更切实际，更有意义，也更划算。理论界、特别是教育理论界对“教育城镇化”的提法与做法讳莫如深，鲜有深论，我推想，不是他们没看到、没想到，而是有所顾忌。他们担心这样会与中央关于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政方针不相吻合，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教育理想追求南辕北辙。其实，他们又是对城乡教育失衡最为关切的人。他们在经历思想分裂的阵痛，他们处在“叶公好龙”式的矛盾纠结之中。这是教育理论研究滞后的重要病因所在，值得我们深自反省。
［收稿日期］2012-10-12
注释：
①本次调查涉及农村学生及家长、农村中学及教师、城镇中学、县教育局等个人和单位共7种问卷，计2041份，收回有效问卷1959份。其中，上述两项问卷各发放760份，收回问卷分别为739份和70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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