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心的光明”——建国后的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明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王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身辱志不降，吹尽狂沙始到金
1949年后，王元化先生负责《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经郭绍虞先生推荐在复旦大学任教，撰写评论文章也一直没有停顿。1951年，他被调至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不久，又调当时规模相当大的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副社长，同时任出版局和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他在《舒同书法集书后》中，回忆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经历：“平时说说笑笑的同志，突然全都绷紧了脸。开会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感到很不习惯。一次会上大家说完，轮到我去批评那位我并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我实在说不出，但又不能不说，而要说又不知说什么，既紧张又惶恐，憋了半天，哇一声哭了出来。一位同情我的同志批评我受到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人道主义思想界限，总算结束了这种窘困局面。”王元化已然意识到，今后“恐怕就不可能这样轻松过关了。”但是，他依然无法改变自己宽厚的天性，对一些所谓有问题，有些还是相当严重问题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伸出援助之手。已经有很多象鲲西先生《还书记》这样的文章记述了这些事情。
署名方典的《向着真实》由新文艺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不久就印行了三版，1955年被禁。王元化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完全没有料到在以后历次文艺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写真实竟会成为最受攻击的目标之一，经历厄难。”1954年底，他又被调至复衍任书记的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担任文学处处长。几乎于此同时，株连极广的反胡风运动开始了。王元化在1945年就已经认识了胡风，但是交往不多。当时地下党文委的一位负责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表示缺乏证据，并因此在解放初未被安排工作。他在筹建新文艺出版社时又举荐了张中晓，后又出版了两本胡风的事，新文艺出版社就被认为是胡风的老窝了。1955年4月底，张春桥接替调京的夏衍， 出任文委书记并成为反胡风专案组成员，就立即将王元化隔离，自同年6月至1957年2月下旬，先后幽禁在两个地方。家人也全然不知他身在何处。据彭柏山夫人朱微明《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因为元化坚决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张春桥对他百般折磨。”李子云在《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中说：“曾听说周扬同志提出王元化同志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他肯承认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元化同志仍然坚持拒绝，结果戴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王元化虽然在当时尚未也不可能从学术角度对意图伦理做出后来的批判，但是，他反对因态度立场对人物、事件定性的态度是一贯的。直到1957年初的隔离时期，他还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对组织上派来和他谈话的人讲，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文艺观点不同即将胡风打成反革命，还为张中晓辩护，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结果当然受到严厉呵斥，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不是过来人是很难体会这种苦难的。王元化以后在《序无梦楼随笔》中沉重地写到：“在隔离审察中，由于要交待问题，我不停地反覆思考，平时我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充满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下，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至今每一念及，犹有馀悸。”他为此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经济来源也几乎断绝，他只能为书店翻译书稿。不久，所谓的3 年自然灾害也发生了，王元化还患上了肝炎。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他与父亲维周先生一起翻译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这是译本很难读的书，难度极高，但是，译本的翻译质量之高是罕见的。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此书有很多从方言而来的地名音译，要将它们复原为汉语远非一件轻松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地名，王元化断为“芦墟”，而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认为应作“用直”，后来证明还是王元化所断为确。1959年底，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随后被安置在作协文研所。
在以后的岁月里，王元化所遭受的折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文革开始，他自然在劫难逃，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1970年至1972年，再次被隔离审察，心因性精神病再次发作，少年时的眼病复发，某天早上醒来，右眼完全看不见了，幸好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治愈。绝大多数原来的朋友当然是不再往来了，肉体上、物质上的折磨伴随着精神上的孤寂，压迫着王元化。王元化所作七律《送柏山上路》有句云：“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实在是王元化心情的最好写照。
但是，公道和正义感并没有在人心中死绝。好几位著名学者，如韦卓民、熊十力、郭绍虞、朱维基先生依然尽可能地帮助他。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先生正好分别对应于王元化自己致力最深的几个领域，分别是：韦卓民之与黑格尔研究，熊十力之与佛学（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龙》研究中），郭绍虞之与古代文论及《文心雕龙》，朱维基之与莎士比亚译介。王元化也就在连生存和存在都几乎成为问题的环境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坚韧意志，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是否还有出版问世的一天的情况下，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埋头于思想与学术、思辨与反思的海洋里。事实上，这些文字的发表也都在十年以后了。还是让我们引用他曾经引用过的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多夫》里的话吧：“他的目的不是成功，是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依照现代学术的分类理论，这些领域可以说都相隔甚远，大概不会有哪位学者彼此兼顾。然而，王元化这么做了，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计算，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而更是一位信仰者。尽管这些领域在他的思想学术旅程中绝不是孤立分离，而是互相关涉、互相交融的，我们在评述时却只能无奈地略作区分了。
王元化被安置到文研所后，应一些青年之邀，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而开始了《文心雕龙》的研究。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一部在体例上略仿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的专著，不过，其主要部分均在文革中完成。这是部开创性的、有典范意义的著作，奠定了王元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其范围绝不局限于文学理论界。创获之多之大，都不是本文可以全面论述的。我们只能就他采用的研究方法，在书中选取几个首发之覆，略加评述。其实，王元化在1964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已经作了自我说明：“《释义》是掌握了清理和批判的原则对《文心雕龙》创作论进行剖析的，不过在论述方面，《释义》的正文和附录各有其不同的重点。正文侧重于清理，因为正文的任务是按照刘勰理论的本来面目忠实地揭示它的原有意蕴，这样就不宜在这个重点之外，另生枝节干扰阐述的主要线索，分散读者的注意。所以《释义》就把批判划归附录，作为附录的重点之一。自然就研究方面来说，清理和批判不能截然分割。只有经过了批判才能真正清理出刘勰理论的原来面目，同时也只有真正辨清了刘勰理论的原来面目之后，对它的批判才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在表述研究的成果时，仍不妨使正文和附录各有侧重的一面。不过，我们应该把正文所侧重的清理，理解作经过了批判的清理，把附录所侧重的批判，理解作经过了清理的批判。”
这段话固然是夫子自道，却是因了老辈学者固有的谦逊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明王元化所使用方法的精义。他的清理、批判互为表里的研究方法不仅应用在刘勰的思想上，也将之用于探究作为他山之石加以借鉴的西方理论。这一点在此也只能简单的谈一下。王元化曾多次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对于将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的看法：“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他由此想到，“对于萌芽形态尚未成熟的文学现象，只有用后来已经成熟的发达形式的文学现象才能加以说明。”当然，这绝对不是说他认为《文心雕龙》是“低等”的，恰恰相反，他认为同时代的西方尚无堪与比肩的作品，而且很好地说明了他之所以赞同季羡林先生“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理由。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借鉴流于借用、比较流于比附的病态现象。将中国文艺理论术语，特别是其“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萌芽胚胎”，予以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不仅是研究手段，也是研究目的本身。王元化对西方的有关理论同样采取了清理批判的态度，选择翻译了《文学风格论》和莎士比亚研究评论文字，钻研了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等等，这一切确保了王元化名之为“综合研究法”的可能和成功。
此书问世后，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以及季羡林先生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最高奖），充分说明学术界对王元化“综合研究法”的高度评价。程千帆教授在《原学》第三辑发表的谈话中谈到，近代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至当代朱光潜、王元化等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新的突破，在于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这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融解与渗透。又说：“王元化讲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比别人讲得都好，这是由于他对德国古典美学体会深。不是硬用黑格尔套刘彦和，或者反过来。”无独有偶，袁行霈教授回忆，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中，王瑶先生生前曾有一个重点选题，就是要把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15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分别进行总结，按照时间序列，其中打头的是王国维，结尾就是王元化。同样要注意的是，在王元化的理解批判中也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方法，如考据。在此仅举一例。关于刘勰的身世问题，过去一般认为刘勰出身士族，王元化则不同意这种说法，在1961年写成《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利用了大量的材料，从土族身份的规定、刘氏世系、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文心雕龙》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等角度，如剥笋般层层推演，考明刘勰并非出身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他宁愿阙疑，比如刘勰家族与天师道的关系问题，他也注意到刘勰祖先颇有以“之”为名者（季羡林先生也指出了这一点），当然更不会不知道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断，不过，具体到刘勰家族，他并未骤下决断。
王元化在1996年为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读黑格尔笔记的影印排印合璧本所写的序《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里回忆了从接触、到喜爱、到钻研黑格尔著作的经过。他在50年代被审查时开始接触黑格尔，最先阅读的是《小逻辑》，后来旁及所有黑格尔著作的中译本，除了《小逻辑》以外，其中《美学》、《哲学史讲演录》都是他反覆读过很多遍，并且作了几十册的详细笔记。韦卓民先生因此称他之读黑格尔为“韦编三绝”。据王元化自己讲，他起初是“一个从来不习惯于思辨思维的人”，但是在克服许多困难，读通了之后，他成为黑格尔的景仰者，领略了黑格尔哲学“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他从此“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元化只读那些难懂的书，有意识地向自己发出挑战。结果是，他“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批判也被他应用在黑格尔哲学本身。经过以独立思考为原则的批判，黑格尔哲学不再仅仅是批判的武器了，而且也成为他进行武器的批判的利器。王元化有关黑格尔哲学的心得是相当多的，可贵的是，虽然他也和韦卓民先生保持着密切的、高质量的有关黑格尔的通信，但是，这些心得主要还是他沉潜自造而得的。他无法利用德文原著，如果不是经过冷暖自知的苦读与思考，是不可能对名家的译文提出精当的批评的，认为“情志”比朱光潜先生所用的“情致”更为恰当就是显例。在此，只能简述一下他的几个主要心得。这些心得化为铅字发表当然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首先是知性问题。知性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王元化认为，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将知性看作认识的一种性能和一个环节是完全必要的，有助于纠正将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的二分法。按照这种二分法，很可能将知性和理性混淆起来。知性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并不可能达到对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知性也不能认识美。他在隔离结束回家后，利用这个心得解决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难题。先生不满意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明方法”和“叙述方法”来加以解释，认为马克思也是运用了感性——知性——理性三段式的。马克思所说的“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就是指知性而言的。王元化在后来运用这个理论，批评了所谓的“抓要害”以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恶劣作风。下面还会谈到，这个观点还惹起过一场风波。
其次是关于《小逻辑》提出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三范畴论。王元化发现黑格尔在《理想的定性》中使用阐述了理念经过自我发展过程而形成具体的艺术作品，他并进一步认为美学中的情况相当于逻辑学总念论三范畴论中的普遍性，情境相当于特殊性，情节相当于个体性。他还曾经对黑格尔关于“抽象的普遍性”和“总念的普遍性”的划分相当钦佩，不过，近年来已放弃此说。他认为，知性的普遍性固然不可取，但以为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却是一种空想，在逻辑上虽有可能，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这样的思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王元化后来还将这一意见用于对卢梭公意说的批判。
复次是黑格尔《美学》中的情志说。情志既不是具有低劣意味的情欲，也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智所形成的思想，而是盘踞心头不招即来的一种意志力量。它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却又兼具两者的某些性质，王元化认为，这就可以将艺术品中表现思想感情问题置于更深入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诸如此类的心得在他的黑格尔研究中尚有不少。
当然，在90年王元化开始的反思中，有些观点已经被他自己舍弃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普遍性外，比较重要的是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问题。王元化最近已不赞同两者一致的说法，而是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它们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历史并不一致，后者绝不能代替前者。因此，他指出，应当强调法律上的证据，而不能根据逻辑推理和自由心证。
在这段困厄的日子里，王元化还和夫人一起，共同翻译了几十万字的西方莎剧评论。心灵的经历与体验和研读黑格尔颇有相近之处，他也经过了从不喜好到为之入迷的过程。这里面当然有学术研究的成份与追求，不过，更主要的恐怕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探求人性的渴望。有心人自可参看他的《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王元化的平反要晚至1979年。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他的研究兴趣明显转向了思想史研究。1976—1977年，分别撰写了长篇论文《韩非论稿》和《龚自珍思想笔谈》，其意均在批驳评法批儒闹剧中的谬论邪说，以真正的学术文章傲视兼藐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字。
《韩非论稿》旨在探究所谓“集法家大成”的韩非思想。王元化指出，韩非的学说融会了法、术、势三个方法，与早期法家一断于法明显不同。韩学说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术，在立论上也是如此，论者在评价韩非时模糊了法和术的界限。韩非主张的根本就不是法治精神，而是君权至上，而且还是愚民政策的倡导者，只能说比起早期法家来是后退了。王元化在文中直截了当地反对将乾隆归入法家，认为乾隆倒可归为韩非一流。他完全知道主张将乾隆归为法家的是何许人也。王元化又一次运用黑格尔作为武器，指出韩非的君主本位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如黑格尔说的使“个体停止其为主体”，即用共性湮没个性，用同一性取消特殊性的那种本体论。他还揭示了，韩非的治道就是利用人的自私自利的恶劣情欲，同时必然就会满眼敌情人人可疑。并且，韩非滥用了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是合理的不可两立的矛盾律，将之扩大到本来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在“四人帮”垮台前夕，这是需要巨大的只求真理的勇气的。
写作《龚自珍思想笔谈》时，王元化仍尚未平反。他将龚自珍的文学主张概括为《识某大令集尾》里的“达”、“诚”、“情”三字，阐述了它们的新意所在，并着重指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情”近似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其内涵乃是反唯理主义的个性解放。王元化一反旧说，认为龚自珍的经世致用之文和他的批判性寓言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指出对前者不能评价过高，相反，后者却有恒久的价值。他还以《龚自珍全集》无一字提及申韩之法，连申韩之名也仅一见为证，批驳了将龚自珍归为法家的无稽之谈。
千淘万漉，堂堂溪水出前村
王元化先生在1979年11月9日历经23年的冤案平反前， 已到大百科上海分社负责文学卷编务，平反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1981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后再连任一届。1982年，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1983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1985年5月， 不再担任宣传部长。
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王元化不再参与任何实际工作运作，杜绝一切请托推存之事，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毕生喜爱的事业——学术研究之中。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是他矢志不移坚持的，曾有戏言曰：“我既不参加合作社，也不加入互助组，我是单干户。”虽然如此，他还是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培养了好几位博士，主编了多套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丛书，参加和主持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当然，这些繁忙的学术活动与组织工作绝不会使他停止笔耕。1979至1999年这20年间，他的学术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潮，而且和以前从事地下工作和身受迫害时期相比，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下面，我们大致编年的方式予以依然只能是简单的评述。
整理发表劫后幸存的累积了20余年的旧稿之外，王元化不断有新的力作问世，很多意见都受到学术思想界的高度重视。1980年发表的《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他指出，面对滚滚而来泥沙俱下的西潮，“如果有人主张重袭前清顽固派保存国粹的那种对策，或者采取义和团扒铁路、砍电线杆的那套蛮干办法，我是坚决反对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六——一九八二）理论二集都对此文评价很高，认为它“对于其他一切传统和新生形式的借鉴，这都是十分中肯的告诫。”鲁迅是王元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敬的作家，也从未停止过对其思想的探究。1980年，他为鲁迅百年诞辰写作了《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提出要开阔思路，“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因此，在鲁迅研究上也应倡导综合研究法。文中还指出，鲁迅和进化论的关系以及所谓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路程，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讨论。王元化表面上谈的只是鲁迅和章太炎的关系问题，但是，正是在此文中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状况表示了明确的不满：“目前在思想史方面我们还很缺乏具有卓见的文章。”同年12月撰就的《模仿·作风·风格》是译著《文学风格论》的跋。文章指出，长期以来的风格理论是非常贫乏的，他着重阐释了作家的创造个性和文学体裁本身的要求，进而提出“倘使我们整理并借鉴我国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中的风格理论，放开眼界，使思想活跃起来，是可以突破今天在文学风格论的探讨上所形成的僵滞状态的。”此文之出，开以后风格论研究的风气，周振甫先生的《文章风格学》、詹瑛先生的《文心雕龙风格论》等都受到影响。1984年4月， 王元化在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作了题为《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的发言，针对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某些不良学风，对“批判”作了说明：“绝不能理解为大批判式的批判，而是指对于概念进行清理，沙汰其中模糊不清的杂质，使之通体透明、清晰、准确。”对那些意在求胜的所谓商榷文章和企图作惊听回视之论的所谓翻案文章进行了批评。这也是他就学风发表的较早的意见。
王元化在这个时期仍然有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风波之中的经历。1983年初，他去天津迎宾馆与王若水、顾骧共同襄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讲话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由王元化统稿。周扬坚持将王元化已经发表的关于知性问题的意见写入文章，以表示自己的赞同。文章发表了，遭到某位“理论权威”的不满，竟由此引发了一场“反精神污染”运动。王元化当时作为宣传部长，向上海市委提出不重复过去运动的方式，不搞人人表态，更不去剪披肩发。这些意见得到汪道涵、陈国栋的支持。王元化还取消了《解放日报》已经排好了的两版表态文字。中纪委专门派员调查过他。不久，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夏征农为组长、陈其五和王元化为副组长的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同年，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对“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已”的恶劣学风，痛加抨击，“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强调“我们应该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和脚注中一丝不苟地予以注明。”王元化是亲受其害的，他的著作广被承认后，抄袭者蜂起，有人随意统计就不下50次。1984年11月，经他倡议，复旦大学主办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讨会，在讲话中对思想史研究必须注意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当我们研究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时，应该划清下面几个界线：一，不能用语言对比来判断一位作家是属于哪一个思想体系，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庸俗化的办法。一个思想家在引用其他思想家的文字时，我们应注意有这种差异：一种是舍本意的引证，另一种是用本意的引证。这两种引证方法要严加区别。……二，要划清思想资料和思想体系的区别。”这些都是人所未言的。1986年4月， 王元化又在《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讲话，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要素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这样的要素有四个，即在创造力上表现的特点，心理素质，特有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价值系统。面对学术界随生随灭的所谓“新学派”、“新学说”，他在本年11月的《新思潮与新成果》中发出告诫。他引用黑格尔曾经援引过的《新约》里的话，即当您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门口，批评趋新猎奇、随心所欲、只凭好恶、任意摆弄的“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所谓理论。
戏剧评论是王元化一直感兴趣，也曾经投身其中的研究项目，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无专文发表。80年代中后期，臭名昭著的样板戏居然重新作为革命宣传与教育工作工具而被提倡，王元化于是在1988年4 月作了《论样板戏及其他》的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后经修订，改名为《论样板戏》。文章尖锐地指出，样板戏是三突出理论的实践，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而三突出理论所表达的那种个人崇拜根本就蕴含着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文章发表后，得到广泛的支持，不过，也有人写信谩骂。 9月，王元化撰写了《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其中对鲁迅的评价引起各种各样的很大关注。他的主要意见是，鲁迅直到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这个意见当然被绝大多数的真正研究者认为是符合鲁迅实际的。但是，后来也居然有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在其所撰《从五四启蒙中继承什么——重读〈新民主主义论〉兼评〈新启蒙〉的某些观点》中说，他认为是“有意的歪曲，是自由化思潮惯用的伎俩。”真是不知所云了。实际上，王元化此文的真正精义恐怕是对传统文化特点的论断以及对启蒙运动中断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这样的特点：“靠意会不借助言传的体知的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的尚同思想，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系统。”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忽视个性，以社会道德排斥自我，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个性失去了主体性。这种固有偏见加上传入的错误理论双管齐下，是启蒙运动中断的重要原因。因此，不仅没有必要把责任推诿到救亡上去，而且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必须反对学者与艺术家的参与意识，以为有参与意识就会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他是不赞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的。
此年的王元化是非常忙碌的。10月，主编的《新启蒙》文丛出版。这份杂志的某次一般聚会在不久后就被指责为一场更大风波的源头。上面提到的那位文艺理论家在同一篇文章里说到：“所谓‘新启蒙’，……实际上不过是在召唤资产阶级思想的亡灵，要我们‘补’资产阶级的课，用资产阶级的文化观、价值观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航向。”另一位化名的作者干脆诬指《新启蒙》为“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指责《新启蒙》的宗旨已由王元化在第一本丛刊的“编后”中明确表述了：“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贵，不媚时阿世。”这是他有关坚持的为学态度，从无改变。1989年3月， 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撰写了序言，顾准其人其书，他的经历和思想，此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尊敬。同年4月， 王元化在一次于北京举行的文化发展问题座谈会上，忧心忡忡地提出必须警惕和防止文化水平的下降。
进入90年代后，王元化更加高飏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在学术界首先倡导进行深入的反思。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抱着“我没有什么要反思的”的心态，对他的倡议无法理解。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他提出这一倡议的心境和“反思”的真正内涵。王元化的心境在《与友人谈掌故书》里有所表露：“我也一样觉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实在觉得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论聪明，论才智决不后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此家国，舍身忘己，忍大苦难，仍无法力挽狂澜，促其新生。瞻望未来，茫茫不见光在何处，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在这样沉重的心情之下，他所说的“反思”，针对的不仅是外在于自身的社会状况、运动思潮，而且同时或者毋宁说更多地要反诸己身心内，就自己的心灵变化、思想演变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理和解剖。其结果自然会抛弃一些以前的观点思想，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看法；发掘出一些过去被忽略的理论问题、思想潮流及其代表人物，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大改变了知识资源和思想构成。这也是他90年代极有创获的学术思想的主要发展取径。
1991年11月，王元化撰写了《文心雕龙讲疏序》，此文是进入90年代后所作的第一次反思，对过去在黑格尔哲学思想影响下撰写此书的某些观点作了深刻的再思考。次年2月，又撰《思辨发微序》。 文中首次引用王船山的综合情意说，认为过去中国知识份子大都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良心渗透到治学中，并说到：“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5月， 他撰写了致张灏教授的《与友人论海内外学风书》，在肯定了海外现代思潮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接受那种六经注我或强人从己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有些学者所使用的概括方法，他援据自己有关黑格尔具体的特殊性的反思结果，表达了不同的意见。6月，他撰写了重要的《与友人谈公意及其他书》， 后改名为《与友人谈公意书》。这是他对卢梭思想反思的重要成果。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心中很多年，他象读黑格尔时那样反覆详细地重读了《社会契约论》，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笔记，后来在1998年还发表了《吴江与王元化关于〈社会契约论〉的通信》。为了行文的方便，只能打破时序，在此一并叙述了。卢梭对罗马民主制的矛盾态度首先引起王元化的注意，然后以擒王的方法直捣《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公意说。王元化运用的还是上面几次提到的对黑格尔哲学反思的结果：“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总念的普遍性一样，这个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内，从而消融了特殊性和个体性的存在。”他断言卢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者”，并且还引用了阿尔图塞指出的《社会契约论》的“四大裂缝”，将之明了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初是人民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集体，以公意作为最高的指导。……缔约的人民被称为主权者……；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缔约者的另一重身份，作为守法的臣民。前者是他们的权利，后者是他们的义务。”这种被抽掉了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人民就是奴隶。王元化指出：“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要的公意，只是一个幻想，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系。”此文后来还被译成英文发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几乎被学术史遗忘了的杜亚泉及其思想就是王元化在反思过程中重新发现的。1993年，他撰写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全文分〈杜亚泉简介〉、〈活力的源泉〉、〈更新和保守〉、〈新思想辩〉、〈游民与游民文化〉、〈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陈独秀驳杜亚泉的统整说〉、〈功利主义之争〉、〈动静说与调合论〉、〈道德继承问题〉、〈时代条件与理念〉共11节，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起了纠谬补缺的作用，而且还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上提出了许多值得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的问题。文章认为：“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凌驾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之上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东西文化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在重复这场论战中一些重要观点。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提及这场论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这段时间内，王元化花了很大精力和心血主编了《学术集林》及丛书。在1993年9月出版的《学术集林》第一卷的后记中， 他针对当时出现的“学术出台，思想淡化”的说法，提出了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意见，受到学界的欢迎与赞同。同年11月，作《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其中说到：“这种反思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记忆，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他着重谈了对激进主义批判的反思：“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夹杂了斯宾塞观点的社会进化论在我国成为一种主导思潮，”而过去对其消极面认识较少。虽然诸如鲁迅等前人对进化论有所反省，但是，“新的必胜于旧的”这种观点毫无改变，并且还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这个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王元化在批判的同时，也表达了“文学上的流派是否也要像设计时髦衣服一样，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来一次更新换代？”
京剧是王元化从儿提时代一直保持至今的爱好，现在也成了反思与研究的对象。1985年10月，他的长文《京剧与文化传统丛谈》在《新民晚报》连载，读者之多，超出想像，一时洛阳纸贵。此文讨论的问题都有分节小标题标明：〈大传统与小传统〉、〈京剧与传统伦理〉、〈模仿说与比兴说〉、〈演员、角色、观众〉、〈心物交融〉、〈善出善入〉、〈发展与承传〉、〈假象会意自由时空〉、〈失败的例子〉、〈鲁迅谈梅剧〉、〈有神传真〉、〈成功的例子〉、〈振兴与戏改〉。全文在次年发表，王元化为撰此文查阅资料进行构思花了半年时间。文章其实远远溢出了京剧的范围，兼及大小传统关系、京剧的道德内涵、中国传统艺术特征等一系列问题。以这样宏大的背景来观照京剧，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五四是作为“五四之子”的王元化反覆思考、反思、再思考的问题。1997年7月，《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王元化关于五四的思考》。 文章比较全面的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看法。文中指出，用“文白之争”和“新旧之争”不足以概言五四文化，五四的内容更为深远广阔。民主与科学是否可以作为五四主流还值得探讨，而近年来受到广泛注意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实是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五四的思想成就主要是“人的觉醒”。五四时期有四种流行的观念值得注意：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题目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他还分析了五四反传统的复杂性，提出五四并不是全盘反传统，对诸子、民间文学还是肯定的，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领域，但是将精英文化和士绅文化视为必须予以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带有很大片面性。这些看法必定会给五四研究开拓出新的取径。
清园先生的反思还在进行下去，远远未到总结的时候。这篇注定挂一漏万的小文也必须打住了，我们在此谨引用一段他1988年答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问时所说的话，作为结束：
“我希望于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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