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社会正义：国外档案伦理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伦理论文,新进展论文,正义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档案与社会正义”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在国外发展比较快，以国外四大档案学杂志为例(Archivaria；American Archivist；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Archival Science)，2000年以前共发表与“档案与社会正义”有关的论文5篇，2000以后达38篇，其中2010年以后就发表了19篇，发文最多的刊物是美国American Archivist，共发表了28篇。相比之下，我国“档案与社会正义”问题研究比较薄弱，共发相关论文2篇。目前，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的新进展引起了国内外档案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对这一新进展进行考察。 1 “档案追寻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 维恩·哈里斯(Verne Harris)是南非著名的档案理论学家，是“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研究成果享誉国际档案学界，他的代表作是《档案与正义：南非的视角》(Archives and Justice：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他档案伦理的核心思想是提倡“档案追寻正义”，认为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南非档案界形成了“档案追寻正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哈里斯档案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哈里斯的档案正义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档案追寻正义(Archives for Justice)；(2)为正义而记忆(Memory for Justice)；(3)好客伦理(the Ethics of Hospitality)；(4)创造新公众(Creating New Publics)。 第一，哈里斯的“档案追寻正义”思想有五个基本观点：档案工作是反对种族隔离压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工作者不是一个客观的档案保管员，而是一个维护或者反对压迫制度的记忆活动家；为各种声音和叙事创造表达的空间，包括被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沉默；反对旧南非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元叙事，建构一个新南非的元叙事；档案工作在南非反对种族压迫斗争接近尾声，但档案维护正义传统仍然需要发扬光大。[1] 第二，2005年8月曼德拉基金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为正义而记忆”，哈里斯是这次会议主要组织者和演讲者之一，他多角度阐释了“社会正义是档案工作的指导原则”，从四个方面定义了“为正义而记忆”的概念内涵：(1)档案是社会正义的记忆工具；(2)记忆工作者是社会话语的积极参与者；(3)在社会话语中给共同体成员一个话语空间；(4)为记忆保存创立新的结构。[2] 第三，“好客伦理”是哈里斯近年来倡导的重要思想，哈里斯认为呼喊正义，不但应该积极参与争取正义的斗争，而且也应该倾听和回应那些要求终结不平等的呼声；好客伦理是真正的合作行动，是共同体对档案功能的总体性把握。如何在当代通过档案途径去获得社会正义呢?哈里斯指出的主要途径是坚持好客伦理，也就是“让客人转变为主人，让‘他者’成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机构应该为陌生人开门，主人应该为客人开门。好客伦理倡导对话、多元、宽容、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第四，哈里斯认为，档案走向公众是不够的，还应该创造新公众。换句话说，档案工作者有责任为共同体工作，进行反思，以便定义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需要什么。在这种方式中，新公众被创建出来，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公众里面。档案工作者必须抓住这些创造新公众的机遇，积极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进程，创建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新公众。 1.2 哈里斯档案正义思想的几个理论突破 “档案为什么要追求正义?”这是哈里斯档案正义思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他想阐释的核心命题，并且在理论上推陈出新，笔者认为哈里斯档案正义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理论突破： 其一，从谢伦伯格开始，档案管理员就是客观的保管员，必须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但是，哈里斯突破了这一传统，认为档案工作者不仅仅是档案管理员，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恪守社会记忆，同时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记忆活动家。哈里斯给我们的启示是，档案追求正义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档案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 其二，强调档案提供了恢复社会正义的强有力资源，档案是社会记忆建构的竞争性领域。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具有创新性，也是哈里斯的第二个理论突破。因为，社会记忆的建构支配着对当代社会的理解，社会正义要求抵制对社会记忆过程中进行隐瞒、删除、忽视与歪曲。事实上，档案维护正义在当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档案伦理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方式。笔者赞同哈里斯的主张，档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没有止境的，档案维护正义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其三，哈里斯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应用于档案正义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德里达认为每一个东西都有缝隙，这就是光线为什么能够进入的原因。哈里斯主张通过公共领域的对话，有意识地寻找可以让光线进入的地方，然后积极主动把对话大门打开，拆除文化隔阂与社会栅栏。在德里达哲学方法指导下，哈里斯倡导应该积极寻找档案中的缺口、删除、空白、沉默和遗忘，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这些地方，这些观点非常有新意，对当代档案实践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其四，哈里斯不但是档案正义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而且在南非档案领域为追求社会正义作出了突出贡献，其理论突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档案正义伦理为档案工作提供了一种追寻正义的途径，档案伦理的核心价值围绕追寻社会正义建构，这一核心价值成为档案机构与档案工作者理解自己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同时，正义伦理也是指导档案实际工作的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哈里斯对当代档案正义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为档案工作的职业伦理增添了新内容，笔者完全同意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对哈里斯《档案与正义》一书的看法，库克说：“哈里斯为21世纪的档案工作者谱写了一首职业赞歌，他邀请我们档案团体通过演唱这首赞歌来呼唤正义，勇往直前地去呼唤正义是我们的主要责任，否则，我们什么也不是。”[3]从库克对哈里斯的高度评价中，可以证明我们对哈里斯档案正义思想的肯定是有根据的。 2 档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 兰达尔·吉莫森(Randall C Jimerson)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和档案学家，曾任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会长。他是推动美国档案正义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近年来他把学术研究重点聚焦于反思档案伦理的核心价值观，探索档案工作如何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2009年出版的《档案权力：记忆，责任和社会正义》(Archives Power：Memory，Accountability，and Social Justice)一书是他研究档案正义理论的代表作，在这部400多页的著作中，吉莫森多方位探索档案和文件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档案工作领域找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 2.1 档案工作维护社会正义的四种途径 吉莫森指出，尽管档案工作者缺少足够的权力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去影响社会重大决策的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工作者就无所作为了，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档案工作人员如果选择维护社会正义与捍卫档案伦理的信念，那就仍然可以发现许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机会，这些机会就存在于实际档案工作领域。那么如何在档案工作领域找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呢?兰达尔·吉莫森在《为所有人的档案：职业责任和社会正义》一文中指出，在档案和文件工作中，可以通过四种途径维护公平正义与公共利益：(1)监督社会与政治领导为他们的行动负责；(2)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推进政府开放；(3)通过档案工作纠正社会不公平；(4)通过记录弱势社会群体和培育民族与社群认同，维护社会正义。[4] 2.2 档案工作维护社会正义的职业伦理原则 兰达尔·吉莫森在《档案权力：记忆，责任和社会正义》中指出，档案责任与职业伦理就是恪守诚实、公平、真实、专业的原则，在档案和记忆的实际工作中，档案工作者和文件管理员必须立场坚定，勇于为社会和未来负责，保护文件和文件保管体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些专业伦理原则对公共档案馆和私人机构同样适用，当面对外部压力时，档案工作者和文件管理员必须愿意成为正义的捍卫者，勇敢地顶住压力，阻止权力操控文件和限制获取信息。这些情况可能不会经常发生，但也应该有所准备，当它发生时会做出有力的回应。当文件真实性和问责性，包括文件的信息内容和获取方式受到威胁时，档案工作者无论个人或集体要敢于成为揭秘者，应该把真相说出来，发出反对权力滥用的声音，以便捍卫档案的价值和保护公众的权利。[6] 2.3 档案工作维护社会正义的行动目标 吉莫森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行动目标，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多样性、责任性、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在追求这些目标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难，甚至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或者是无法取得比较重要的进步。因此，在档案文件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档案工作者积极主动性，关注特定权力关系在建构社会记忆过程中的影响；同时，在争取社会正义和对政府的问责中，需要采取恰当的行动，对档案工作来说，这些恰当的行动就是如何用文件准确记录社会生活，准确记录社会重大变迁。 2.4 吉莫森档案正义思想的几个理论贡献 笔者认为吉莫森的档案正义思想具有如下新贡献： 首先，吉莫森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维护社会正义的四个途径。这个研究成果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应用档案资源反对不公平和权力滥用，如何建构档案维护社会正义的新策略。吉莫森的理论贡献也是对当代档案正义思想的新发展，他的“四途径说”是在广泛吸收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理论进步，《档案和正义：南非的视角》、《档案与公共利益：现代社会的文件和问责制》和《政治压力和档案文件》等著作对他影响最大。[5]总之，吉莫森对档案维护正义路径的研究是对当代档案正义思想新发展的突出表现。 其次，吉莫森对档案职业伦理原则的建构也是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推进社会责任与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档案机构与档案工作者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档案责任与职业伦理原则?吉莫森的理论贡献就是详细回答了这个难题，对于档案工作者来说，在实际档案管理工作中应该坚持公平、正义、诚实、负责和透明的职业原则，并且吉莫森还详细阐释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坚持这些原则。 再次，吉莫森认为档案工作是确保政府开放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这一观点具有原创性，是对档案工作范围的新扩展。档案工作者应该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正义的行动，积极推动政府开放与信息公开，坚持档案正义原则，通过推动信息公开与政府开放，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对档案工作的社会责任与档案职业伦理原则的新发展。 最后，强调档案正义在维护民主问责制方面意义重大，这也是吉莫森档案正义思想的一个亮点，他非常欣赏特里·伊斯特伍德的观点：档案是历史的宝库，政府的宝库，法律的宝库，一句话是民主问责制的宝库。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在坚持正义时往往会受到外部阻力与约束，这些阻力与约束对他们维护社会正义的信念形成考验，但是，民主问责制会增强他们坚守档案正义伦理原则的坚定性。 3 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国外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实际影响调查，这些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发展研究社会正义的档案学方法 温迪·达夫(Wendy M.Duff)和安得烈·福林(Andrew Flinn)等学者2013年在权威刊物《档案学》(Archival Science)发表了《社会正义对档案的影响：初步考察》一文，详细分析了档案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寻求研究社会正义的档案学新方法，在吸收概括学术界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以下几个方法论原则：(1)认识体制的不平等，关注在社会重要决策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个人、团体、组织和社区，而且这些决策对他们的利益影响非常大；(2)运用科学知识和档案资源(例如正义理论，档案证据，档案教育和实践)挑战和改变这些排斥性、边缘化和控制性的社会结构；(3)研究社会正义的档案学方法，涵盖了从文件的形成到文件保管斗争全过程，并且把从这些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应用到争取社会正义的努力中。这些过程包括什么会被记录和如何被记录，以及这些文件和其他信息资源是如何被选择、管理、控制、访问和保存等。 3.2 考察社会记忆的建构逻辑 社会记忆是通过档案建构的，社会记忆的建构逻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通过档案建构社会记忆总是偶然的、竞争性的、不断重构的；(2)政治和政治权力总是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3)档案和档案实践总是存在于权力语境中。因此，在这些情况下追求社会正义，要求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关注这些建构逻辑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努力把握社会公正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档案与社会正义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挑战性，它是“应用过去来改变现在”，用弗雷德金(Frederking)的话说，“社会正义意味着一个参与过程，同时培育为政治后果负责任的人，这些独立于实际的争论。”[7] 3.3 反思档案维护社会正义的突出特征 档案的显著特征是保管的文件除了包含信息之外，它们还具有作为证据的价值，“这些证据价值赋予它们极大的权力”，如法律文件、法庭证言、问责材料，即使一个人只是看看这些文件，也会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这些被保存的文件，即使没有被使用，它也会成为促进一种负责任和透明文化的潜在监督者与正义卫士，成为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责任的捍卫者。”[8]根据这种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档案完全可以在政治领域推进社会正义，人们认识到正是档案潜在的证据价值，使其成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这是档案最突出的特征。 3.4 揭示档案对社会正义的影响方式 谢伦伯格认为档案存在两种使用者，但是，霍顿(Horton)和思彭斯(Spence)认为除了第一(the primary user)和第二使用者(the secondary user)之外，还存在第三种非使用者(the non-user)，非使用者是不在场的使用者。[9]所谓“第一使用者”是指“从事档案产品的生产者”，这些产品可能是档案文件、档案查询、档案网站、档案展览；“第二使用者，是指使用第一使用者所提供的产品的用户”，也可能是书籍、文献、教育课程；“第三种非使用者”是指“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的人”。档案对“非使用者”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档案对社会的影响面非常广泛，“非使用者”也不能幸免。英国学者皮特·布罗菲(Peter Brophy)应用文化人类学作为切入点，研究档案对社会正义的影响方式，解释档案如何引起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又如何引发了寻求对不平等的改变。[10] 3.5 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研究的几个理论创新 笔者认为英国学者华莱士和邓巴等人对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几个重要的理论发现，理由如下： 第一，华莱士和邓巴等人对档案与社会正义复杂联系实证考察具有开创性，主要表现在从理论层面向现实层面的转向。倡导要推进社会正义，首先是宣传公民具有获取和利用档案的权力；其次是思考如何修补档案中的沉默、空白和排斥等缺失，如何发掘被遗忘的文化记忆；再次是思考如何能够通过档案途径恢复这些被遗忘与排斥的社会记忆，以便传递正义；最后是反对档案机构的记忆排斥与边缘化现象。这些方案详细具体，实施内容非常明确，便于在实践中推行。 第二，强调档案服务社会的间接性，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很有新意。因为，档案机构直接影响公众程度确实比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信息机构要小，档案机构对社会的最大影响不是提供服务，而是间接使用。档案机构是通过对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再利用，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采取的形式有出版物、学术著作、影视作品、政策法规、司法程序、公共论坛等。档案通过这些传播方式发挥作用，无论公众是否认识到档案文件和档案工作对他们的影响，档案的影响都实实在在发挥着作用。 第三，笔者认为，考察档案对社会影响的具体途径也非常有价值，“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进入过档案馆，那么档案是如何对这些大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影响?观察产生影响的途径，以便为他们争取社会正义提供必需的工具。”[11]研究档案正义对社会影响的新思路，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那就是纠正了仅仅停留在研究档案对个人的影响，停留在对人们思想与认识影响的研究。这个新路径强调两个转变：一是从对个人的研究转向对群体的研究；二是从对改变思想与认识过程的研究转向改变行动方式的研究。 4 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新进展的几点简评 国外学者对档案正义和社会公平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提出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笔者试图对这些新发展和新成果进行概括与评价，以便引起学界的重视： 4.1 提出了对社会正义基本特征的新认识 第一个研究成果是对社会正义基本特征的新认识：(1)社会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加平等的社会；(2)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表达自己意愿、现实和认识的渠道；(3)发展出能够促进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对话的策略；(4)提供一个能够清楚地识别、界定、分析不平等现象的方法，阐释这些不平等是如何在个人、文化、制度等不同层面运行。[12] 笔者认为这个界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对当代社会正义理论的新发展。什么是社会正义?西方学界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并没有对社会正义的看法取得共识。鉴于社会正义定义的难度，为了避免争议，档案学界回避对社会正义的界定，把重点放在社会正义与档案关系的研究上。但是，哈里斯和邓巴等学者没有回避这个难题，从档案与社会正义的研究目的出发，概括出了社会正义的基本特征。 4.2 扩展了档案伦理与社会正义的新内容 第二个成果是对档案伦理与社会正义内涵的新阐释。国外学者从发展档案正义理论的目的出发，对社会正义内涵给出新阐释，注重从社会各层面考察社会正义，强调社会结构、体制因素同社会公平正义的联系，强调“社会正义观是指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具有不可估量价值，有权享有自由、平等和尊重的共同标准，”[13]背离这个标准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笔者发现，这个新阐释的理论价值是注重建构社会不正义的判断方法，并且特别关注权力不平等现象在制度上的安排。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表现在物资、社会福利、权利、机会等分配过程中，尤其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扩展某些小团体的利益。这些判断标准也适用于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的双向考察。 这个新阐释致力于建构一个更好用档案记录社会正义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但吸收了近年来的重要成果，而且作出了新的理论发展。因为，社会正义关注权力与财富的分配，通过程序公平机制，评估社会正义。档案记录社会正义的途径是观察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制度安排公民是否满意，这些观点与哈里斯等人期待的目标非常接近，因为这些新发展揭示了档案与社会正义的基本内涵。 4.3 建构了研究档案与社会正义的新框架 第三个成果是对社会正义研究框架的新建构。笔者观察到在研究社会正义与档案关系方面国外学者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其中提出的研究框架尤为重要，这个研究框架具有五个维度：(1)权力关系是理解社会正义与非正义最重要的考察维度，档案能够生产和再生产正义与非正义；(2)社会正义是一个具有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为研究社会正义和档案的关系，制定有效的概念框架是非常必要的；(3)社会正义的表现及其影响不是二元性的缺席和在场，而是复杂的和多样性的，随着时间发展和变化的；(4)社会正义对档案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5)社会正义对个人与集体都可以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在社会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从这个研究框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研究的深化，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有了大的突破，这些研究框架反映了从社会各层面考察社会正义的多层次方法，强调结构和体制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密切联系。国外学者的这个研究框架，不但增加了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的新内容，而且也提供一个分析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的新视角，一个展示档案正义研究进展的新平台。这个研究框架不但是又一个新成果，而且对进一步深化档案与社会正义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4.4 开拓了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的新领域 第四个理论成果是强调档案正义的实践性。笔者发现在档案正义的研究文献中，尽管存在着激烈争论，观点多元，但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非常清晰：其一是明确拒绝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在档案伦理问题上确认这些学者代表谁的利益；其二是通过分析和研究社会不平等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寻求改变产生这些不平等的途径；其三是支持档案工作者在改变社会不公正中的价值取向；其四是站在反对社会不公正一方，通过参与社会正义运动改变不公正的社会体制。[14] 笔者对此有一个看法，档案正义研究开拓了社会正义研究的新领域，因为，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研究领域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已经超越了追求社会公平的知识生产，转变为呼唤实际行动，转变为寻求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寻求改变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分层。实践性是西方档案正义理论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总之，国外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对档案功能的新认识；扩展了档案伦理的新内容；开拓了社会正义研究的新领域；建构了研究档案与社会正义的新方法。 5 结束语 通过对国外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现状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档案权力和档案工作者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关注档案、记忆和证据同政府开放和社会正义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同时强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档案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第二，档案伦理的本质就是维护公平正义，反对不公平、不正义；档案保管就是一种权力，可以用它维护公平，也可以维护不公平；档案机构应该为所有人开门，既是正义的开始，也是正义的目标；档案是社会对话和社会认同的建构空间，也是推动政府开放、透明、负责任的重要力量。 第三，社会正义是档案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档案是确保政府开放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档案正义面临的关键任务，是如何发挥档案在维护社会正义中具有重要作用，如何以档案提供的历史视角，回应当代社会正义建设面临的挑战。尽管档案内容是关注“过去”，但它的实质是面向未来。[15] 第四，档案在建构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探索如何通过应用档案资源反对不平等与权力滥用，提出发挥档案功能的策略与建议。深化对档案与社会正义密切联系的理解，保障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提高档案机构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影响力，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注释： [1]HARRIS V.Jacques Derrida meets Nelson Mandela:Archival ethics at the endgame[J].Archival Science,2011(11):113-124. [2]HARRIS V,COOK T.Archives for social justice:Implications for archival functions[EB/OL].Calgary:Alberta Society of Archivists Conference,2012[2013-10-15].http://www.archivesalberta.org/media/images/pdfs/ASA-2012-conference-booklet-web. [3]HARRIS V.Archives and Justice: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M].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2007:10. [4][5][6]JIMERSON R C.Archives for all: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The American Archivist,2007,(70):252-281. [7][8][10][11][13][15]DUFF M W,FLINN A,WALLACE D,et al.Social justice impact of archive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J].Archival Science,2013,13(4):317-348. [9]HORTON S,SPENCE J.Scop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archives[J/OL].Yorkshire:Yorkshire Museums,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2006-03 [2013-10-15].http://cadair.aber.ac.uk/dspace/handle/2160/1808. [12]DUNBAR W.Introducing critical race theory to archival discourse:Getting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J].Archival Science,2006,6(1):109-129. [14]FREY L R.Social justice.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M].Sage:Thousand Oaks,2009:90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