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民主论文,当代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以“滞胀”为特征的新经济危机爆发，民主社会主义开始面临危机。到苏东剧变，民主社会主义开始呈现出总体上衰退的趋势。“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在70年代的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同时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而告终，在随后的20年让位给一个危机和自我怀疑的时期。”①
具体来讲，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凯恩斯主义失灵。凯恩斯主义是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思想和政治框架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却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自己的基础。因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权力受到侵蚀，而民族国家权力的逐渐失去，就必然会冲击着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根据地——国家政府。简言之，由于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全球市场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力量，国家丧失了控制自己事务的权威，已经不能奉行独立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方式也就似乎失灵了。
第二，福利国家面临困境，传统福利政策难以为继。福利国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福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命运。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衰退，进入高失业、高通胀、危机重等多症并发的“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
第三，社会结构的变化，严重削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化，产业工人阶级急剧萎缩，新中间阶层快速膨胀，直接威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民主社会主义“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有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时间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锐减，在选举中得票率下降，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下野，直到90年代初，西欧社会民主党还一直处于被动的境地，政治影响严重受损。面对形势的变迁和压力，民主社会主义开始酝酿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创新（或称之谓转型）。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第三条道路
尽管民主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不少西方右翼政治分析家和理论家宣判了死刑，但一向以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民主社会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它总是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而客观上，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整个80年代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之中，但在私有化浪潮和市场万能的表象下，慢慢积聚的却是结构性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时，80年代的极端个人主义也使社会付出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并对人类道德造成了潜在的破坏。随着市场的放任发展，对新自由主义反国家的市场哲学的支持在缓缓减弱，而国家应当在市场进程中起一定作用的主张却在不断加强。民主社会主义者把握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通过修改补充价值观、改革福利制度、构建新的经济体制及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等理论和政策的调整，积极回应挑战。这样，与新自由主义的进退相对应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回归和复兴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从1994年5月荷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开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在欧盟15国中一度有13国由社会党、工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整个欧洲政治舞台刮起了一股粉红色的狂潮。这样，民主社会主义终于走出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阴霾，再度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面复兴和神奇回归。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过程中，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最为引人注目。它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为了适应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努力进行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把这种创新称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或“范式转移”。
从概念上讲，“第三条道路”并不新颖。但是，当前欧美正在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与历史上的“前辈们”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此前的“第三条道路”是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西方和东方两个制度体系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当下的“第三条道路”则是指一条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自称是一条“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概念”的道路。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③
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转型标志的“第三条道路”，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创新：
（一）用“激进主义政治”来取代“左翼政治”，以期达到突破左右政治分河的藩篱。首先，虽然这两者在传统意义上几乎是同义词，但“左”总是意味着某种承诺，而这种承诺正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试图放弃的。从历史上看，由民主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传统左翼政治内涵了两个承诺，即“社会主义”的目标承诺和与该目标相关的“平均主义”承诺。这两个承诺几乎成了左翼政治的一种身份象征，很难触动。战后民主社会主义者接受福利国家虽然调整了这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的目标的保持以及福利国家的分配政策所体现的平均主义依然是左翼政治的身份象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不断改变，但无法对这种身份特征进行任何的触动。进入90年代后，这两种承诺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陷入了一种瓶颈状态。共产主义体制或“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形象，而福利国家改革首要的目标在于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如果不能突破这两种承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左”是与“右”相对的，不超越“左”，也就不可能超越“左右”。而且，在“右”的思想和政治方式占据主导的形势下，“左”的阵营要想有所突破，打破左右界限就是一种便捷的方式。所以，在新自由主义无疑占据主导的情形下，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者自然把“超越左右”当作了一个思想前提，为此，它必须首先使自己摆脱“左”的限制。这也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逻辑
（二）以新个人主义价值观来替代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团结”是社会民主党的主旨，集体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但到7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被迫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作出回应。吉登斯等人提出的新个人主义便是这种回应的表示。如尤里奇·贝克所描述的，这种新个人主义既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④ 它是由市场、通信和文化的全球化产生的。在此人们被要求将他们自己构建成个人，去作为个人来计划、理解和设计自身。由于个人现在生活在一个更为开放、反射性的方式中，他们摆脱了传统的集体代表工具，诸如工会、大规模团体和福利国家。新的个人主义向政府寻求支持去建构他们自己的历史：促进关于选择的信息，投资于人力资本以帮助他们用其新的技术、知识要求和科学风险来引导全球化。吉登斯把“社会投资国家”视为在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社会里培养企业家精神。平等不是通过普遍的权利或集体的工人代表，而是通过扩大个人与获得有报酬的工作机会相联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吉登斯还强调，这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同，它对社会的团结威胁要小得多。这种新个人主义无疑为社会民主党摆脱传统的集体主义的束缚、包括从组织上摆脱工会的束缚确立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第三条道路”者确立新的政策目标奠定了基础。布莱尔认为，新的价值观对“第三条道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政府行为的目标和指南，是一切政策的源泉，如果没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政府无论占多大程度上的多数，都只会是无舵之舟，难以发挥作用”。⑤
（三）确立“第三条道路”的新政策目标。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一份万全的政策清单，也不是要改革所有现存的机构和制度，它优先关注的是达到四个广泛的政策目标：第一，在基本的政治政策方式方面，实行实用主义的“中间路线”，致力于聚集“中左”政治力量的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者强调站在“中左”一边有其深刻寓意，目的在于改变自己传统的阶级政治意义。从理论上说，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是阶级政治的产物。即使是在50年代后，许多社会民主党为了适应传统阶级结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扩大的形势，开始奉行“全方位党”战略，但在实际的政治战略中，作为左翼政治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依然将主要的战略基础定位于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同，在政策上强调福利国家的分配政策，以及在组织上与工会的天然联系，这些都突出表明了它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延续至今。但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信息革命的发展改变了这种传统阶级政治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难以靠聚集工人阶级的支持来赢得政治上的选举胜利，任何政党为获得政治成功不得不把目标朝向那些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而这支队伍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从政治立场来说，都体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传统的阶级政治显然容纳不了它们的多层次需求。“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显然是争取这些庞大的、政治意识多元化的中间群体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二，以“社会投资国家”来改革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是“第三条道路”政治议程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整个“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都是围绕改革福利国家展开的。布莱尔认为，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福利简单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则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人完全推向市场。而“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坚持撒切尔时代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不受到限制的同时，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提高他们进入市场的能力，同时加大就业的压力，防止一部分人滥用福利。总的原则是：为有能力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为无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扶助，而不是施舍。第三，培育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第三条道路”认为，老左派忽视公民社会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取代公民社会。在社会日益多样化的时代，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必要的，它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权力过于强大和公民社会发展不足甚至会危及政府稳定和经济增长。所以，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第四，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实行全球性治理。“第三条道路”主张者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已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依靠各国政府外，还要依靠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各种社会运动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全球治理不以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为目的，而是要借助于国际法的力量，确认全球伦理责任，建立一种与世界秩序的霸权观念相反的模式。它意味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从地区到全球层次解决共同问题的新方式。
三、对“第三条道路”的定位
“第三条道路”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反应，代表着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种转型方向。所以，这一理论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第三条道路”关注并把握了时代变化的主线。依照布莱尔的观点，时代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的日益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专业技能和信息的增加成了就业和新兴产业的主要驱动者；政治本身的性质的急剧变化。⑥ 二是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第三条道路”继承了民主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实用主义传统，打破教条，兼收并蓄各种理论政策为其所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尔曾不无自豪地自称其方式为“永恒的修正主义”。三是尊重传统与创新变革相结合。“第三条道路”不乏对对新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的吸收运用，也不乏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变革，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第三条道路”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决裂。在变革的同时，“第三条道路”并没有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基本价值，布莱尔多次表示：“新工党的基本信条是必须将传统的价值观以新的方法运用于新形势之中”。⑦
“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内容是：试图在市场和社会、进步和公正、权利和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实现其超越传统左右政治的局限，适应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及选民的政治取向，同时还试图用这些新的价值观来重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维系个人、政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间的协调发展，克服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危机，应对21世纪人类发展提出的新问题，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第三条道路”被称之谓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创新或“转型”，但其实质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转型和调整，但每次都是改良主义趋向的进一步加深。在这次“第三条道路”提出的调整中，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自由主义达成了深层次的妥协和联合。所以，当下的“第三条道路”是在认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选择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作某些局部的改良和调整。所谓“转型”实质是对其传统的背离。
“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试图适应当代科技、经济、社会组织和生存环境的变化，突破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框架，在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这是一条艰难复杂而又前景未明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为了迎合现实的需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惜牺牲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就有削弱自身的存在价值和被同化的危险。另一方面，如何把多年对立的左翼政治观点和右翼政治观点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适度干预，协调好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既能实现公平，有能提高效率，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艰巨的实践课题。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成功“转型”，“第三条道路”能否成为西方国家在21世纪的一条新的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尚需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适应时代的变化，及时更新和发展其理论的态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释：
①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27页。
④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38—39页。
⑤ 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参见陈林等：《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⑥ 陈林等：《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第12—13页。
⑦ 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