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机制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5-0033-06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集中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主力军的高校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机制，更有效地为公共政策分析、公民社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商业管理服务，遂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知识转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不同机制；接着以知识转化机制之一的大学智库为线索，概括国内、国际大学智库实践的基本经验和特征；最后，从智库培育基金、政策分析市场、智库质量保障、多元经费投入和成果输出、智库评价等角度，对培育我国优质大学智库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机制”一词可以指“沟通渠道”、“互动方式”、“相互关系”等不同内涵，本文中的“机制”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人员实现向非学术机构(如政府部门)转移或与后者建立合作、互动关系的方式和途径。
一、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知识转化的现状
传统学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积累而非知识转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贡献主要通过人才培养、政府委托项目、专业性期刊和专著、“明星”学者“个体作坊式”的知识普及等途径来实现。近年来，由于知识服务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被重新认识和认可。同时，受到高校质量评估运动和问责制的影响，大学科研活动越来越关注“质量指标”，这些指标通常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主要依据文献引用率和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力来评价学者的研究水平，但这些指标难以全盘照搬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中。无论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还是从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的角度，我们都需要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的新机制。
从1999年教育部启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至今，国家已在66所高校建立了151个重点基地，基本覆盖人文社会各学科。十年来，这些基地向中央、省级单位提出咨询报告、政策建议4万份，获得中央领导批示或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有2155份。[1]2003年，教育部推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进一步把咨政服务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人文社会科学的招生快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学生数量增长率高于大学整体入学人数的增长率)(见表1)；二是研究力量的壮大。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研发人员、经费投入、项目数量、论文和专著数量等指标上持续攀升，但相关学科的知识服务水平却没有显著提升(见表2)，其中2007年、2008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研究开发项目成果数还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较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绝对产出数量①，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贡献的乏力值得关注。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的历年统计数据整理而成。这里人文社会科学类别引用了教育部数据库的分类方式，但显然这一分类并没有覆盖高校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合教育部公布的其他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本科生和博士生在上述7个学科的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同期本专科和博士生全部招生比例的增幅(后者分别185.9%和120.6%)；人文社会学科硕士生的平均招生增长比例与全部硕士生的增幅大致相当(后者为324.9%)。
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受到高校科研立项、发表、评价、推广各个管理环节的阻碍[2]；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在性质上的差异也是需要学者和学术管理部门不断探索的。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出如下区别：第一，在选题自主性方面，研究者选择基础研究问题时相对自由，而应用性研究课题要更多考虑特定使用者的需要；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基础研究学者有更大自由度来决定是否延续原来的研究思路，或者转移到那些他们认为更有趣或更有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而应用性研究一旦开始，研究者并不期望有所变动；第三，在研究成果评价方面，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者主要是科学家同行，而应用性研究的评定由科学界以外“制度化的参考群体”做出——他们的职责是促使研究成果实用化。[3]如果观察一下目前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出的申请规章，不难发现学术管理部门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目标导向是模糊的，例如，基金项目申请书通常要求申请者同时论证“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目标。因此，厘清两类研究的不同本质和实现路径，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重要前提。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多元机制
英国科学院2008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学者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实际影响力的评价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学者们都认为这些学科的社会贡献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4]如表3所示，人文社会科学在“公共辩论”、“文化开发”和“公民社会”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社会科学学者对于人文社科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贡献有较高认同，并认为有更大的潜在影响可以发挥，而人文科学学者在这方面评价和期待均不高；人文、社会交叉学科的学者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在“公共辩论和文化开发”方面的影响力有较高评价；在“科学和技术”、“经济和商业”方面，学者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评价普遍较低。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应用可以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工具性运用，即实质性地服务于特定问题的决策；(2)符号性运用，即用研究结论为某种政策立场提供注解；(3)概念性运用，即运用理论或假设，为重新界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5]通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公共政策和实践的贡献并非那么直接和明显，因为决策者通常综合运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难以清晰鉴定特定理论的贡献。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个层次不断提升的连续体，包含以下五个层次：(1)知识传播：将研究成果传达至有关实践和专业人员；(2)认知：研究成果被实践和专业人员阅读和理解；(3)参考：研究成果被实践者的报告或行动策略所引用；(4)影响：研究成果影响了决策者选择和决定；(5)应用：研究成果直接被实践者和专业人员采用。[6]
从知识转化机构的运作和活动类型看，我们还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分成“学术咨询”、“合同研究”、“合作研究”、“培训”、“人员流动”五种常见途径(见表4)。学者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程度不尽相同。一项针对西班牙科研委员会下属97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学者们参与最多的是“技术咨询”和“合同研究”，其次是“合作研究”和“培训”，“人员流动”的参与频率最低。活动频率受到学科差异的影响，如经济学研究团队中“人员流动”和“培训”较为常见。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借助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活动类型，研究团队的跨学科性和多样化阅历背景都有助于提高知识转化的质量。另外，该研究表明，团队带头人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也是决定知识转化质量的重要变量，因为在传统的学术晋升系统中，对于尚未获得稳定学术地位的学者来说，他们更愿意从事那些能给自己直接带来晋升机会的学术活动(而不是商业性活动)。[7]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方式和类型的多样性，意味着高校的知识转化政策和评估制度需要分层、分类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多样性，也决定了知识转化的成果形式必然是异彩纷呈的。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服务形态中，以稳定的专家(通常来自多学科)团队形式运作，为政府在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决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支持的“智库”(think tanks)，是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有效载体之一。而以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为己任的大学，在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理应有更多担当。下文将简要介绍国际上大学智库的发展情况，分析我国大学智库的现状及问题。
三、大学智库的发展：国际比较及中国现状
1、国外大学智库的发展概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0年发布的全球智库调查报告，以资源投入、对专家的吸引力、与决策精英和媒体的互动、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社会影响力等为评估指标，列举了全球25家最佳大学智库(Best University-Affiliated Think Tanks)[8](见表5)，其中有11家来自美国，其余智库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虽然胡佛研究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个别机构成立时间较早(甚至早于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但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大学智库建立最为集中的阶段，而上世纪80-90年代也是欧美国家智库整体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
美国大学智库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得益于其国内特殊的环境：分散化的政治和决策制度、发达的“政策企业家精神”(policy entrepreneurship)和多元、充沛的经费投入。[9]与美国智库发展鲜明的民间性形成对照，近年来欧洲的大学智库发展更多受到政府力量的驱动。[10]例如，欧盟委员会为整合各成员国的教育和科研活动而设立了各类咨询项目，这些项目为大学智库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支持和发展机遇。以“让·莫内项目”为例，目前该项目已在全球68个国家的760所大学设立了欧洲问题教学和研究项目(我国的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参与其中)。欧洲大学智库的研究主题涉及欧盟各个政策领域：欧洲一体化，全球治理，欧盟外交、安全与防务，经济与金融等。虽然大学智库在欧洲的地理分布较为分散，但是通常大学智库的地位与所在国家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那里的大学智库活动也越活跃。
2、优质大学智库的基本特征
与其他智库一样，大学智库通常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发挥作用：(1)政府决策的“外脑”：更敏锐地发现问题，提供决策方案；(2)启迪民众：以通俗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政策分析和信息；(3)监督政府权力运用：定期提供基于客观事实和数据的政策评估；(4)为边缘社会群体代言：将社会边缘阶层的声音传送到决策层，为他们争取基本权益，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公平和公正。[11]
尽管世界各国智库的类型、规模、功能、政治取向各异，但成熟的智库具有一些基本的成功要素。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迪尔克·梅斯纳指出，一个严肃、可信的智库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三个要素：(1)出众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利益组织保持距离，保证所提出建议尽可能以解决问题为目的；(2)与决策者保持联系，以获取切合实际的信息；(3)开展国际合作，以恰当地处理全球化挑战。[12]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约翰·桑顿在北京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谈到了该学会奉行的三大核心价值：(1)质量：由各领域最优秀的学者把思想变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2)独立：虽受惠于多个赞助者，依然从事独立、公正的研究；(3)影响力：不仅是发表成果或提出有意思的思想，更需要广泛的宣传。可见，优秀智库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强调研究的独立性、高品质和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3、我国大学智库的发展现状、障碍和潜力
有学者估计，目前我国的大学拥有约700-800家可以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比较而言，政府直属的政策机构约有200家。[13]尽管如此，发挥更大影响力、占有更重要地位的是那些大学以外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如中国社科院)。因远离政府决策中心，加之学术化、理论化、学科本位、活动“个体化”的特点，我国大学智库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院校(如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开等)建立起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外交、经济政策的研究机构，并开始与世界顶级智库建立合作关系(如清华大学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建立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我国的大学智库还体现出某种“地缘政治”特点，如云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建立了东南亚、西藏问题的研究机构；厦门大学设有台湾研究院。一些院校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着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智库“品牌”。
必须看到，除了政府决策大环境的不利因素，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还存在着阻碍大学智库发展的诸多因素[14]：(1)从研究文化看，政策研究成果还远不如传统学术研究更容易获得正式认可；(2)大学政策研究的影响力(如果存在这样的影响力的话)主要以研究者个人名义，而非研究团队的名义呈现在公众面前；(3)除了少数政策研究者，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难以直接接触决策部门，研究者和决策部门的联系有赖于“关系”和资历；(4)大学政策研究面临严峻的活动资金困难，研究经费资助的渠道单一且竞争异常激烈；(5)在评价制度方面，获得政府官员的“批示”是政策研究者能获得的最好褒奖，但这样的评价方式可能淹没数量更大、水平更高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
反观政府所属的智库，也普遍存在与体制距离过近、专业化程度较低、过分注重经济利益等弊端，而大学的学术生态有助于大学智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学学者群体中的学术和社会批判精神、对知识的非功利性追求、多学科文化的交融、密切的国际学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大学智库完成“独立”和“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近年来，大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入国内大学寻求发展机会，这些学者带来的多样化学术思维方式可以克服某些官僚智库的僵化工作思路，归国学者的国际学术网络也是实现智库专家国际合作的良好基础。当然，经院式的传统思维和话语方式、缺乏本土人文关怀的学术取向也是大学智库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为此，中国大学智库需要不断革新学术思维、话语体系和知识推广模式，以切实提高在国内、国际政策分析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政府决策中的发言权。
四、建立优质大学智库的构想
与自然科学的知识转化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成果和效益通常是无形和潜在的，并具有更强的公益特性；人文社会学科对于特定社会、文化的依存度也比自然科学更大。虽然本文使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称谓，但是在学科不断分化和综合、交叉的今天，我们很难笼统地提出普遍有效的知识转化途径和机制。我们还必须承认：人文社会科学中必然存在大量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抑或主要服务于知识积累和创造的研究活动，这些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应用和转化活动同样有价值。
就智库建设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智库建设都需要面对权力、财富和知识三者的复杂关系。首先，大学智库需要避免成为“政策合法化工具”——仅满足于为既定政策做“背书”。政府智库通常更关注宏观政策和议题，大学智库可以更加注重“地方性”和“过程性”研究，这或许比“全局性”研究更有现实意义。另外，面对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公众对社会公正、公平的强烈诉求和“专家”、“知识”在社会服务中不断遭遇的信任危机，大学智库需力戒成为政府以外的其他赞助者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防背离大学智库公益性的基本要务。
围绕培育优质大学智库的设想，我们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设立大学智库专项基金，培育优质智库团队。政府设立专门的大学智库培育基金，以项目为依托，侧重跨学科团队建设，在不同政策领域培育若干智库“雏形”。通过优胜劣汰机制，遵循“项目驱动—团队建设—品牌营造”的建设过程，最后确立若干稳定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智库。
2、培育政策分析市场。政府应加大对大学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方面服务的采购力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更加主动地跟踪决策部门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学术界之间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大学智库应该在一个包括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等多元主体的政策分析市场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3、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高品质的政策研究需要将专业的政策研究方法和科学、理性精神结合起来。高品质政策研究必须基于实地调查，同时更多关注“民意”和“常识”。大学智库还需要谨慎地处理好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大学智库需要从人才选拔和配置、研究过程参与的广泛度、成果传播和品牌建设等角度，保证成果质量的持续提高。
4、通过经费的多元投入，提高大学智库的独立性。鼓励大学智库从政府研究基金、民间资本、社会公益基金、外国资金等多种渠道获得研究经费。多元经费投入是最大限度确保智库研究客观性和独立性的需要。
5、多层次、多形式输出成果，提升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大学智库应该被赋权在不同场合(期刊论文、专题会议、专著、网站、大众媒体等)以适当方式发表研究成果，以接受公众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辩论。智库成果应追求可读性、通俗性、可操作性。可通过邀请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加入、组织国际专门会议、将研究报告翻译成外文、完善网站建设等途径，提升我国大学智库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同时，需要把大学智库建设与政策分析专门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
6、建构有利于大学智库发展的科研评价制度。大学和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突破倚重“学术论文、纵向课题、学术内部评价”的科研评价传统，真正将知识转移的贡献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结合国际经验，我们提出四方面的大学智库评估指标：(1)资源投入：聚集一流专家的能力；经费筹集数量；接近决策部门和政策精英的可能性；在政策、学术界和媒体领域的网络关系等。(2)实践性：及时完成重大研究项目的执行能力；专家被官方任命担任顾问的人数等。(3)产出：研究报告的数量和质量的稳定性；出版物(报告或专著)数量和质量；组织专门会议的数量和层次；人才输出等。(4)影响力：媒体曝光率或文献被引用的数量；网站点击量；建议被采纳的比例等。
注释：
①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统计，2008年人文社科领域仅期刊论文数量就达30多万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