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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认为，财富之上，还要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它会给生命滋养。而生命的核心是真诚，有力量由内而发，最后止于至善。
在没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中国，如何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精神？商业的意义在哪里？记者就此采访了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教授，作为当代儒家，傅佩荣教授从儒家的角度，阐述了在财富积累的同时，如何通过教化，不断提升生命价值的路径。
傅佩荣教授专攻宗教哲学，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记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解释了新教伦理对西欧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很多企业家在讨论中国当前的问题时，也一再强调要重建或者回归宗教，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傅佩荣：韦伯主要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宗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后来日本的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包括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合理基础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儒家已经产生了两千多年，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发生作用？这与天主教在西方的情况相同，天主教存在了两千多年，为什么直到18世纪才发生作用？
因为西方出现了基督教新教，新教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些天赋，如果你不能将这些能力发挥出来，就对不起上帝。所以，每个人在世上就要发展自己的能力，得到具体的成就，而成就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赚钱。第二，人们赚了钱不能挥霍，如果自己花了，就成了沉溺于物质享受中，违背了宗教的原则。自己不能花，就要用之于社会。
所以，西方新教的伦理要点在于，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但赚来的钱要用之于社会。所以，西欧资本主义能够成功、现代化能够发展，这是两个主要原因。
儒家思想也有类似的作用。举个例子，海外很多华侨在当地有很多成就，像东南亚的华侨往往很有钱，为什么呢？源于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这些华侨的祖辈一开始为谋生流落南洋，完全靠拼搏积累财富。但他们并不是把钱用于享受，而是用来培养子女。有了资本，子女又被培养成人才，就很容易现代化了。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背后都有儒家思想的作用。所以，宗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
记者：这就是儒家学说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这种学说在20世纪90年代是很风行的。中国内地曾经发生过文化断裂，那它的经济发展背后是否也有儒家的作用呢？
傅佩荣：我想，儒家在中国内地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它一直存在于代代相传的思想中，只要给了中国人机会，这种思想就会表现出来。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文化背景上、佛教是在印度教的文化背景上发展起来的，而我们中国，除了儒家，还能有什么路走？儒家是我们从小就在语言、文化中渗透的，像一种基因一样。
记者：您的意思是教化是财富的下一步？
傅佩荣：是的。《论语》上说，孔子到了卫国都城，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真多。冉有问人多了做什么？孔子回答说让他们发财；冉有问发财之后做什么？孔子说，好好教育他们。(编者注：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儒家的财富观，关键就在于教化。孟子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儒家认为，纯粹的享受对于人生来说是不够的，还要受好的教育。礼乐教化，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好的教育。
记者：有了财富就要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生命的目的和提升的途径是什么？
傅佩荣：生命的目的就是成就自己。儒家是希望你成为君子，成为圣人。人长大之后心态还是自我中心的就是“小人”，一般的人都是“小人”。
孟子说，值得追求的叫做善，自己有善叫做信，善充满全身叫做美，充满并且能发出光辉叫做大，光大并且能使天下人感化叫做圣，圣又高深莫测叫做神。(编者注：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最后是“不可知之”的境界，通过礼仪教化，是要提升生命的质量，让生命充实而有光辉。
道家的庄子也曾经提到“真人，神人，天人，至人”，都在“人”前面加个字，这代表什么？代表一般人不够，要有个目标，往上提升。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都有个目标，要让平凡的人变成不平凡的人。这种教育的目标就是成就自己，而成就自己是永无止境的。
财富是为了生命的质量
记者：儒家是如何看待财富的呢？
傅佩荣：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便是做执鞭这样低贱的工作，我也愿意。如果求不来，我就遵从自己的爱好。
《圣经》说，要让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针眼那么困难。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要么侍奉上帝，要么侍奉金钱。但儒家没有讲得那么偏执。孔子也喜欢富贵啊，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儒家强调的是财富的正当性。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记者：在基督教里，新教伦理强调创造财富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儒家是如何看待财富和社会责任的？并且在教化的同时，又是如何保持对创造财富的内在动力？
傅佩荣：儒家有这样的原则：富贵是对我个人成就的肯定，也是我的机会，让我能够服务社会，而从来不会把富贵当成目的。儒家把富贵当成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富贵意味着对社会更大的责任。
记者：如何把各种学派的思想并列，并且得到人性的救赎？
傅佩荣：儒家和其他宗教是并列的关系。儒家有一种宗教情操，但并不具备宗教所必备的条件。宗教条件比较完备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认为现实人生作为生命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要设法修炼自己，要珍惜这一生。基督教和儒家对入世的情操掌握比较好，人不是为解脱而生的，比较正面看待人性和人生，所以他们沟通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
儒家也尊重祭祀这样的宗教活动，但儒家本身并非宗教。儒家永远有向上提升自我的空间，人性是向善的，你可以不信任何宗教，同样可以不断地自我超越。
记者：对那些不愿意通过宗教寻求生命解释的人，如何建构一个持续的有力量的世界？
傅佩荣：首先是丰富的精神生活。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另外，孔子还要求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丰富的精神生活会给生命滋养。
而核心还是真诚。有力量由内而发，最后止于至善。至善是天下大同，人生有一个目标，就会产生一个宗教的效果，就会看到社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改善。宗教有一个好处：通过团体，有明确的信仰，有一种深刻的默契，消除了个人孤单的感受。
中国人的神和天
记者：但是，儒家不是宗教，而且中国的神是人格化的，缺乏严格宗教传统的中国，在道德上缺乏像上帝那样的约束？
傅佩荣：确实中国传统的神都是人格化的，也有祖宗。但是在这些众神之上，还有一个至上神，那就是“天”。孔子和孟子把“天”当作至上神，它是超越一切的。
中国人祭拜祖先，而祖先是自私的，即使我是败家子，祖先也要庇护我。但“天”不会，天是公正无私的绝对正义。孔子说：“获罪于天，无可祷也。”所以，孔子两次差点被杀，都把“天”抬出来。孔子被囚在匡邑，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宋国人要害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儒家的思想就是，若真的死了，可以对天交代，问心无愧。
记者：当代中国人受到无神论思想影响很深。这也被认为是中国人缺乏敬畏的原因？
傅佩荣：中国人讨论无神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首先是要把祖先加以定位，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先，还要祭拜黄帝，祭拜列祖列宗。只要有祭拜，就不算真正无神论。但同时，西方的无神论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神，因为这个神被人格化了，他管的事情太多了，我无法接受了，所以才会有无神论，这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
无神论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我很少去碰。中国人传统生活是不能离开祖先，也没有非常严格的上帝，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关系就没这么紧张了。
记者：但如果没有神的约束，一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就会发生，比如三鹿奶粉，假疫苗等等？
傅佩荣：这不是上帝事情，这是法律问题。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样也是法律问题，宗教仅仅是法律的补充。
由真诚而向善
记者：您一直强调孔孟的思想被曲解了，那您认为最核心的曲解是哪些？
傅佩荣：从董仲舒直到朱熹，是为了配合政治统治的要求，让老百姓接受管理，巩固君权的儒家。所以，中国历史用四个字来说就是“阳儒阴法”，表面奉行儒家的思想，但实际上是法家的手段，尊君卑臣。
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儒家。儒家很早认识到人性是不完美的，人是自由的，有自利的倾向，所以要对人性有所约束。西方宗教有明显的教规，中国的儒家是要通过教育和政治改革，上行下效。
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如果人性本善，恶是如何产生的？
记者：如果人性向善，如何变成具体的善行呢？
傅佩荣：要一个人行善避恶，有什么理由？我认为是三个：第一，社会规范，否则法律伺候；第二，信仰宗教自然会行善避恶，因为后面有报应；第三，良心的要求。儒家是一种包容的原则，重点在第三个，真诚才有良心的作用。一个不真诚的人，良心是没有用的，只会去计较利害关系。
所以，儒家主张一个人要受教育，启发良心，并以礼仪法律为约束，同时以个人信仰让自己有更强的动机。它是包容性的，这才是儒家。人性向善，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如何让人行善避恶？
而向善的力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真诚。真诚就是“我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真诚代表两方面：一是不自欺，二是不计较利害关系。对内不自欺，对外不计较，这种真诚就有主动的力量，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主体。真诚地去与别人互动，这个社会就慢慢改善了。
记者：儒家是没有来世的，善的价值如何体现呢？
傅佩荣：基督教的善是对上帝的责任，佛教徒的善行和宗教捐助，是希望能满足积累福报，惠及子孙。儒家的福报是在当下，现世的。行善符合人性的自我要求，由内而发，是自我成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