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体不限”：当代语文教育文体意识的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贫困论文,语文教育论文,当代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语文高考后，新闻界一度爆炒那篇题为“赤兔之死”的作文，一时间，作文高考考生如何文体创新、语文教育如何加强学生的文言文修养等等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注：参见《江苏一考生高考古文佳作得满分，南京大学表示愿意破格录取》（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刘彦：《〈赤兔之死〉悄然为“经典名著”热卖升温》，《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日；王宁：《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继承传统不是复古》，《人民政协报》2001年9月4日；吴小如：《读报随笔三则》，2001年10月20日。）确实，学生的想象和创新能力、文言文教育应该加强和深化，这些都是语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方面。但是，与此同时，听到许多中学教师为近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开放和创意叫好，有些教师甚至为大多数考生无法在文体样式上进行突破感到惋惜。再看到近年历届高考作文题目，一再映人眼帘的“文体不限”“除诗歌外文体不限”，总令人觉得，在众口一词的艳羡和费尽心机的拼搏的背后，隐约潜藏着某种严重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研究集中到如何多快好省地写作，由此，自成体系的“写作论”和形形色色的“写作教程”也出了不少，作文教学似乎要从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当然，另外一些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那种从审题到构思立意、到谋篇布局、到行文写作，直至修改润饰，再加上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各类文章规范的写作教程，只能是填鸭知识而已。90年代中后期以来，高考作文命题一步步走向所谓开放性和创意性，规定文体写作改为自行选择文体，据说这样靠背范文、押考题、一篇作文套多个题目等就再也不愁获得高分了。又据说当代语文教育理念是学生自主思想、自我创新，作文提倡灵活开放和创新思维，写作要在文体上出其不意，主题上标新立异，某些方面甚至强调学生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反常规思考和解决问题。——原来，当代的语文教育和作文训练早已无视文体的存在，忘了文体教育了。
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要进行作文训练？为什么要进行作文考试？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廓清。大体而言，中学语文教育的根本目标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赏鉴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培养起公民一生雅好文学、阅读文章的优良习惯；二是引导学生通过赏鉴文章，披文入情，学会通过文字体验文学艺术中的审美世界，思考人生、社会和自然；三是初步学会表达基于日常生活和读书学习而得到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心得。从这个立意看，文章写作是语文教育的构成要素和重要方面，而作文命题的根本用意，也就在于考查学生是否掌握初步表达思想感情的门径、手段和技巧。作文训练和考试也都必须在这个命意上展开，否则忘记这个根本，作文就成为浮夸耸动的竞赛，作文训练就成为一种与学生为敌的压迫性战争，作文教学就成为一种鼓励考生炮制无情之文、无心之文，“为创新而创新”的教唆。
那么，就初学写作的学生（初、高中学生写作应该都属此列）而言，作文教学中最为首要的门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其实不在开放和创意，而在文体意识的逐步孕育和文体感的培养。按照一般的写作理论，社会生活的阅历、深挚的体验和思想是文章写作的根本，是第一位的决定因素。这自然也不是什么为创新而创新。那么，为什么说在中学生那里，文体训练和考查反而是第一位的呢？因为文体其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时代精神。文体是人们在与自然及社会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艺术地感受和体验世界的某种“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个别优秀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到画龙点睛或综合集成之功，但从根本上讲，文体是集体长期文章写作实践和理论把握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带有相对规范意味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简单地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一定的文体规范的制约，没有较好的文体意识和特定的文体感，再深刻的体验、再精微的思想也只能像激越的洪水决了堤，无所依凭也无所蕴蓄，失去表情达意的初衷，更达不到预料的效果。因此，对初学写作的中学生而言，文体规则的遵守、文体感的习得和文体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
自古以来都认为，作文训练要注重文字修养和明辨文体，“入门要正”。所谓“入门要正”，就是强调讲究作文内容的质实性和表达方式的有效性，就是强调要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基于自身的真情、实感和本事。如果在作文的时候，一味讲究要表现才气和想象，营求高调和雅格，那么必定形成雅俗错位，以奇为正。《尚书》讲“辞尚体要”，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讲“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是值得参考的。鲁迅先生一生尊敬的老师“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就认为“规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不足贵”，就是说，写文章不求明辨文体和文字修养，不讲各类文章的规则和情理，而一味鼓吹个人的才调、翻新的想象和耸动的文辞，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反而不如那种才调不高却能质朴直接的“雅而拙”者。结合到中学作文教学，章氏说法的启示在于要让作为初学者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明辨文体，修养文字，切实而行。写作思想上固然应该打破陋习陈规，但作文训练和高考作文都应该鼓励学生寻找恰当的方式书写真情实感，而要做到这一点，更主要是要注重文字修养和明辨体裁。
当代作文教学和训练中的鼓吹“文体不限”“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文体意识的虚弱。为什么这样说呢？作文命题设立“文体不限”，表面是在消极地照顾一定范围学生作文素养和水平的差异性的同时，积极鼓励学生在文体的创造性或对文体选择的主动性。这个用意良好，但其实更多带来的是错位。因为首先高考作文命题者既然在题材和范围上都已经做出了规定，这往往意味着对文体做出相应的规定。此时又标明文体不限，其实是怂恿学生发挥所谓“个性”“才调”和“创造性”，而忘却文章的自身规律和文体规则，大冒风险，标新立异。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误导。其次，自然也存在着在一些题材和范围内，人们在文体方面有选择的空间，体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同一个老故事可以换一副笔墨来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定体则无”。但是，人家所说的“定体则无”后面紧跟的是“大体则有”，你拼命向学生鼓吹创新立异，这岂不是误导？文体意识的虚弱源于文体教育的贫乏。文体教育的软弱正是当代语文教育的重大误区之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割裂历史，在教材内容上厚今薄古，在教学方法重知识传授而轻学习模仿，在学习方法上重视分析理解而忽视诵读以培养文体感，等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要在中学语文教育界提倡文体教育，而文体教育的根本在于有思想、有真情、有境界、有趣味的古今文选、通过对文选的诵读和涵咏，来拓宽和加强中学生的文体感乃至语感。这是一项巨大的语文教育工程，需要有心于语文教育的志士来进行。关于文章选类和辨识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依赖于对古今文体的精深研究。只有立足于时代而又能沟通古今的文体研究、文体理论和文章选正的工作才能做好。这里，对与文体教育紧密相关的文体研究，对其滞后不前和封闭僵化的现状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从总体看，在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文学研究界，文体研究还未得充分的重视。（注：当然，90年代以来，从文学理论和古典文学角度，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进展。突出的如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增订版；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增订版等。）而在语文教育界，由于“五四”以来的历史的断裂，一步步造成了文体教育的贫困和文体研究的困境。文体不研究则已，一研究起来反而陷入混沌和模糊。语文教育学和写作教学持文章的四分法（即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而文学研究界也有文学的四分法（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于是“文章家”和“文学家”打架：你说他家的小说无非是你家的记叙文，他说你家的通讯、杂文、演讲不过是他家的散文；你说文章贵真尚实，主题要鲜明，他说文学贵虚求幻，意蕴藉隐秀；你说文章要在情理之中，他说文学要在预料之外。有的作品，这边归为小说，那边说是叙事散文，还有的称之小品。于是，有教材把小说《荷花淀》归入“记叙文单元”；《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散文，也是通讯，还是报告文学，自然更属“记叙文单元”；寓言既可归入散文，也可归入小说，甚至进入“议论文单元”。中学老师们在课堂上一脸俨然地将作品或文章归入某种体裁，而学生们在台下心中嘀咕，满腔的茫然。据说“记叙文”是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文章，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和结果等六要素，以叙述和描写为基本表达方式，但小说、散文、叙事诗、童话、寓言、杂文、小品、戏剧里都有这些因素和方式。老师讲记叙文就是记叙文，不要写成小说、写成散文。学生们越写越糊涂，又据说作文要创新，所以再玩上一大段卡通化的虚构和描写。整篇文章不伦不类，什么也不是。
有学者痛切地指出，文体研究得不到进展，甚至文体划分也没有达成初步的共识，文体不仅对学生，而且研究者都在走“迷宫”，其原因在于“各种文体的消长变化是很明显的，它们在不断的‘流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也相互‘融合’，情况较为复杂；长期形成的‘观念”习惯’，已经构成了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划分，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理想’，但照顾这种‘习惯’也是行不通的；对‘文章’范围认识的不一，对‘文体学’研究的薄弱，也是很严重、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注：刘锡庆：《基础写作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回望“五四”以来的百年文学文章传统，文学从文化中独立出来，文学研究偏重知识传授忽略文章写作，而语言（注：照理其现代学科形态应为“语文”，结果百年来因追捧西方的语言和形态研究却忘了本土的文字中心和意义承传，对语文体制的研究，只剩下由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组成的“语言学”了。）与文学又相互独立闹分家，文章写作与文选诵读分家，文学研究和语文教学简单分工，在古代体类相对分明的文体感和文体意识也就相应地失去原先的根基，而失魂漂泊。文体研究逐渐忘记了本土的文字文化传统，重语言轻文字，重视小说戏曲忽略文章体制，惟西来分类标准（如艺术手法分类：描写、记叙、说明和议论；文学分类：叙事、抒情和戏剧）是举，文体意识和感觉越来越弱，分类越来越凌乱。而在语文和作文教育领域中，仅存的文体探讨却又是意识形态、西潮至上和民粹主义的重灾区。细加辨析，有如下几点值得反思，希望抛砖引玉，能得大家的校正。
其一，文体分类再无以往古代学者的兼容并包之气魄，只是以今人的态度取代过去的事实。如陈望道先生《作文法讲义》(1922)：“以前流传的文章分类，至少有阶级的（如分奏议与诏令为两类）与凌杂的（如序跋依据文章排印所分，奏议与诏令又依据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分）两个缺点，今后绝难存在，也且和今后作文方法绝无关系。”在这里，文体划分本身也要平民主义，也要现代化，凡是古代的，都要加罪名，要抹除。陈先生又把文章分为五类：
记载文：记载文的旨趣，在乎记载人和物底形状和性质。……记叙文：以记叙人物和物体的动作变化，即事端，为旨趣。……解释文：这一种文章的旨趣是在阐明普遍的关系，剖析疑似的界限，使人理解物体、事端以及别的意象。……论辨文：论辨文的旨趣，在乎使人信从作者的判断。诱导文：诱导文的旨趣，全在感化别人的言行。（注：转引自张寿康主编：《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把这种分类征之现实，现实中哪种文章属于这里所说的“记载文”？记载文与解释文的区别何在？解释文与论辩文有何区别？论辩文和诱导文从何区别？这种划分方法，表面上进行了现代分析，实际上只是西方二流标准的简单照搬。
其二，将文学研究狭窄化，认定文学与文章是“两家”，文章“只是工具”，从而将把文学和文章（即“文”）的含义和功能狭窄化。有学者干脆鲜明地提出：“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封建统治者不承认文学的存在，或者强行把文学和文章混为一谈，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我们从文论史上看到的情况是：文章和文学分为两家，其界限越来越鲜明。”意识形态指控的上纲上线已不说，其中那份不求明辨文体分类贯通、守护自家三分地的分工主义意识赫然在目。又如80年代初期张寿康先生的《文章丛谈》：“文章是一种工具，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从事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表达工具，这是文章的特征和性质。……我们所说的文章，指反映真实事物的一类，包括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的文章，通常说的应用文体也包括在内。文章不包括可以虚构的文艺作品，不包括小说、戏剧、诗歌，这些文学创作。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两种理论有联系，但是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注：以上所引皆转见朱广贤：《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26页。）从哪个领域内展开对文体学的客观全面系统研究更有利于文体教育，确实是一个问题，需要共同研究探讨，但非要再建立起一个“文章学”领域，来宣示与“文学研究”不搭界吗？
其三，拘泥于现代化、大众化和平民化视野，以“语体”挤压“文体”，一味强调文章的工具性，而忽略语文教育的经典性和人文性。试看“文革”后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寿康先生主编的《文章学概论》(1983)中的分类法：
记叙文：新闻体裁（消息、通讯报告）、散文、回忆录、游记、人物传记、三史（家史、村史、厂史、校史等）。
议论文：政治性专论、宣言、声明、社论、编辑部文章、评论（短评、国际时事、评论、思想评论、文艺评论）、讲话稿（报告）、决议、会议纪要、序跋、按语、科学论文、杂文。
说明文：说明书、解说词、科学小品、教科书（讲义）。
实用文：一般实用（调查报告、总结、日记、书信、计划、启事、读书笔记、会议记录、公约、合同）、公文（命令、指示、批复批示、通知、通报、布告通告、报告、请示、函与复函）。
这个分类系统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语文教育曾盛极一时。这里，可以尝试拿这个“文章学”的文类，与(1)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初文学文章现代转换之际总结的一套文类系统，和(2)当代学者云惟利基于中国现代白话散文而建立的分类系统，比较一下，便可知当代语文教育中的文体研究和教育是如何变得日渐狭隘和贫乏的:
(1)章太炎的文类系统
(2)云惟利的现代散文文类系统（注：参见云惟利：《小品散文类别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记述类——可分记事、记物、记地、记人、游记（记闻）、报道、杂记（杂录、笔记、随笔）、札记（札记）、述怀等，九小类
评论类——可分论事、论文艺、论人，三小类
杂说类——可分说理、杂感（杂论），两小类
序跋类——可分序（小引）、跋（后序、后记），两小类
书信类——可分闲话（家常）、论学、言情，三小类
日记类——可分常记、专记、两小类
传记类——可分传状、评传、自传、回忆录，四小类
演讲类——可分讲学、讲事理，两小类
再讲一件有意味的事。小说家叶兆言自称曾迷恋古文，“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当时想法是：“我总觉得应该和别人有一段不一样的经历。”时至今日他还这样劝朋友：“像《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要是你被流放了，我劝你带这么一本书就足够了。”（注：参见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五），《长城》2001年第6期；转见陈平原：《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载氏著《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他对现代文章的态度或许还可以商量，而且小说家的话语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但他也许在提醒我们注意，在现代社会进行文体研究和教育，或许应该兼顾古今各种类别，而不能以现代报章化、语文工具化时“语体文”来挤压、来抹除古代优秀文章，甚至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