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传》中有大量预言，如灾异预言、梦境预言、占筮预言，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预言材料中，人事预言占有一定的数量，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预言，带有浓重的理性色彩。本文以《左传》中“人事预言”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对人事预言的预测依据进行了分析，并反映了人事预言的价值。
关键词：《左传》；人事预言；真实性，依据
一、人事预言的概念
预言者将预言对象个体的细节行为作为预言依据，利用理性的分析、推理方法，对个体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预见和判断，称为人事预言。简言之，人事预言就是以人的行为和活动为依据进行的预言。
二、人事预言的真实性
《左传》作为史书，是含有作者的主观思想的，人事预言也不例外，传文中的人事预言一般都会应验。但是，对于人事预言的真实性，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贾红莲认为“人事预言”是信而有征的科学预测。” 日本学者安井衡“左氏通儒，见微知著。见论断，占筮，理势必然，而有足以为戒劝者，则载之；否则不载。所以必有征验也。不而二百四十二年间，论断，占筮岂止于左氏所载哉？可见其理势未尽者，弃而不载也。”笔者认为人事预言最接近真实，因为它们是依靠仔细的观察、丰富的经验以及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来进行预测，具有理性色彩。
三、人事预言的预测依据
（一）以是否符合礼为依据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城，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左传·成公六年》
这则预言是以礼为依据，古代行礼在堂，堂上有东西两大柱，曰：东楹，西楹。两楹中间曰中堂。行礼时如宾主身份相当，授玉和受玉应在两楹之间。如宾身份低于主人，则在中堂与东楹之间，即在东楹之西。郑悼公与晋景公同为诸侯国国君，依礼，应受玉在中堂。今晋景公安详缓步，而郑悼公则快步又过谦，竟至东楹之东授玉，尤见自卑。故士贞伯以其缺乏自信。而且郑国国君忌惮晋国的强大，没有根据应行的礼制，因此被预言有将死之兆 。
（二）以是否符合德为依据
郑叛晋服楚，晋师伐郑，郑使告于楚。楚救郑，过申，将军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申叔时预言楚师必败，其言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德礼的要求，申叔时所强调的战之器，就是统治者对内应当行行仁讲义，以德治民，施惠于民，对外讲信修睦，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楚国屡次失信于诸侯，又不体恤民众，故预言其战必败。
（三）以丰富的经验与阅历为依据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蹇叔阅历丰富，他认为秦国到晋国路途遥远，秦师长途奔波，将士们身心疲惫，再加上晋国在地理上的优势，必然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丰富的经验，蹇叔才能对秦晋崤之战作一个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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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人的语言行为，神态相貌为依据
古代文献中，根据言行来判断个人品质的方法由来已久，如《尚书·尧典》中尧考验舜时就有“询事考言”。《左传》中以人的语言行为进行预言的人事预言较多，而以神态相貌为依据的较少，这从侧面反映出人事预言具有理性色彩。
1.以人的言语行为为依据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比伯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
——《左传·桓公十三年》
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僖公七年》
莫敖趾高气扬，又极其自负，斗比伯根据他的行为判断战争的成败，是很正确的。自古以来评定一个人的品质德行一般都是依据他的言行举止。从文王和申侯的对话可以看出申侯对功利的追求以及他自身的德行，这些为下文中申侯的命运作了铺垫。
2.以人的神态为依据
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为其本，必不有其宗”（《襄公十九年》）
卫石共子是悼子的父亲。父子天性，父死，悼子却无哀伤之容，大有悖于人伦，所以孔成子才会预言 “悼子必不有其宗。”
四、人事预言的价值
（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左传》人事预言在涉及国家兴衰时，总结了一些治理国家的经验。第一要始终重视民的作用，民是国家存亡，政治兴衰的决定力量。执政者应该重视老百姓，使之生活安定，这种思想起源也是很早的。《尚书·皋陶谟》总结治理国家的根本政策在于“在知人，在安民”。人事预言中体现的重民思想是自古以来的。而且，“重视民众的作用，也为统治者更好地国家治理”。二外交要善于审时度势，僖公二十一年宋公子目夷对当时宋国形势作了分析。由此判断“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宋襄公没有衡量自身的实力，也没有看清时局，期望得到楚的支持来称霸，而楚国由于齐国的压制，无法进军中原。恰好宋国提供这个机会，宋公子目夷察觉到宋无法与强楚抗衡。在春秋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失去对诸侯的约束，诸侯之间为了争霸互相征伐，所以要外交中更加审时度势。
（二）对“礼”的规范
周公制礼作乐，是建立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其后经过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发挥，“礼”形成一个博大的体系，在奴隶社会，礼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国家的政治与外交、战争与媾和、贡赋与兵役、宗教与祭祀、生产活动与经济关系、社会交往与人情往来、家庭生活与婚丧嫁娶，都有具体的礼的规范作约束。正如，《礼记·曲礼》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春秋时期，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还是指导人立身行事的处事准则。人们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 在《左传》中，王室、列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是否符合周礼的言论不绝于书。凡是符合礼制规定的，都说“礼也”，如果是违背或者不符合礼制的行为，就说“非礼也”。可见“礼”的重要性，而人事预言中的绝大多数也是从礼制的破坏程度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命运，以此来警示统治者更加注重和完善礼制，让人们把礼作为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
[2]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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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1980年12月第1版
[7]栗劲《略论奴隶社会的礼与法》《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8]罗家湘《论春秋时代礼文化特征的形成》《楚雄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论文作者:李瑾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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