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反思：关于音乐的民族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世纪末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世纪上叶音乐民族性问题的出现，正值“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心，一切都应该为“拯救”这个最大目标服务，音乐也不例外。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西方音乐传进中国已构成事实；这个事实产生一个政治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那就是：要吸取西方音乐强劲有力的特点制成“新音乐”，以此来“唤起民众，打击敌人”，这种“新音乐”就必须大众化，而要大众化，同时就必须民族化。那么，民族化的标准是什么？应当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标准？一系列问题马上接踵而至。可见，新音乐的民族化或当时音乐的民族性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学术问题或具体技术问题，并且跟“中西关系”、“新旧关系”、“雅俗关系”等等纠结在一起。今天，这个问题虽然“事过境迁”，人们却将它作为纯学术问题来对待——作曲家们依然埋头在技术层面探究“民族和声”、“民族乐队交响化”、如何“既创新又保持民族风格”……；理论家也在学术层面探讨音乐的“民族化与大众接受”、“民族性与世界性”、“中西比较”等等。当然，这种“错位”或“变换”有其必然性。另外，它们也没有覆盖所有问题，比如“后殖民”问题就是世纪末新出现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种新的“中西关系”问题上，人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悖论怪圈——洋人说你们要走自己的路，那么，如果不按洋人说的做，就是不走自己的路而走他们的路；如果按洋人说的做，又恰恰是走他们的路而不是走自己的路。目前在音乐的民族性问题上，还出现两个观念层面上的争论热点：其一，要强调“中国主体性”还是不要这种强调、反对“中国自性危机论”；其二，如何评价新音乐，它是“全盘西化”、排斥传统应该否定，还是“中西合璧”、具有历史合理性应该肯定。或者，20世纪中国大陆整个新音乐的发展，是“民族化”还是“化民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下列几个问题是首先应当关注和解决的。
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问题是，“中国音乐”指什么，仅仅是各民族音乐的“集合体”，还是各民族音乐的“通约体”或“抽象体”？可以从56个民族的音乐中提取出一个普遍模式吗？这个问题如同“中华民族”(Chinese)的概念一样，在国际文化人类学中，它难以对应race（种族）、ethnic group（族群）和nation（民族），有人主张干脆用汉语拼音minzu来与之对应。这里的困难就在于“中华民族”中的56个不同民族，在人种、语言、文化习俗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出现“大一统”的状态，尽管有些方面趋同的现象确实越来越明显。音乐界已尝试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划分成几个色彩区，并提取出各色彩区的独有特征。无论这些区划与提取还存在什么问题，不同的特征总是存在的，而只要这些不同的特征没有消失，传统的“中国音乐”就只能是一个“集合体”。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校教育、传媒等等的一体化和连通性，标准汉语早就是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国话”，与此相应出现了普通性的文化（不仅仅是“官方文化”），这种文化以现代城市文化为中心，以传媒中的显示为范本。“新音乐”、专业音乐和流行音乐（包括文化工业产品的音乐）就是这种统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其中出现一些民族民间音乐的音调，那也只是一种色彩装饰而不是原在的、活性存在的民族民间音乐，就像用于装饰的动物骨头不是动物本身、更不是野生环境中的动物一样。
中国普遍性音乐的特点是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就开始的、以及70年代末开放后再度强化的西化或中西结合。西化是全球性的，因此，西化也可以称为国际化。普遍性音乐对传统的民族民间个性音乐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因为它拥有传媒和学校教育的支持、“现代性”诱惑力、城市文化中心性、人工文化易于传播性、最大的年轻审美群或参与者等等，属于强势文化。这种冲击力需要接受广义的殖民批判理论的审视，因为这里有文化的强弱关系问题，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随着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的兴起和发展，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或文化霸权也成为全球思潮，世纪末又相当部分转型为“后殖民批判”。在此语境下考虑音乐的民族性问题，需要做的理论反思是：打破西方话语之后，以什么作为参照系？中国音乐民族性的本土理论“母语”是什么？从目前中国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文化人类学等的现状看，仍然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主要框架，这便是有关学人的所谓“尴尬”（如上所述的悖论）。
再回到处于“弱势”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上来看，除了受到西化的、强势的普遍性音乐的冲击之外，它们还有个文化环境变迁的问题。现代文化环境在物质领域已跟传统音乐的原在环境很不一样，自然科学及其成果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无论它们有哪些副作用需要反省，也无论“后现代”、“后殖民”、“民族性”、“文化相对论”等等争论进行得怎样。这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的是活性存在的而不是标本式存在的音乐，在环境已经发生变迁的情况下，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能否保持原样？用历史的眼光看，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是不变还是变化的？我们要固守的音乐的“民族性”究竟是什么？固守的理由又是什么？
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中国音乐的民族性问题的核心还是一个“中西关系”；从世纪初到世纪末，这个问题构成了一个“历史死结”。对于解开这个死结，本文提出“超越”的思路。即，作为这个问题的思考者，无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价值论上，都应该选择一种超越的立场，而不能局限在中国、西方或某个片面、狭隘的立场。理由有下列彼此相关或交叉的几点。
第一，超越意味着摆脱某种经验定势的或某种意识形态先在的“有色眼镜”，有利于获得客观认识。不能用西方的音乐眼光去看待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反之亦然。同样，在中国内部，也不能用一个民族的音乐眼光看待其他民族音乐。不能用“欧洲中心论”去看待非欧音乐，也不能用“大中华主义”去看待各种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搞清各种音乐“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或“必须是什么”。也许“误读”无法完全消除，但作为化解死结的学者，不能不为达到目的而努力实现这种超越。
第二，后殖民批判的本意在于打破文化霸权或文化中心主义，但是它的对抗性话语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用新的中心去取代旧的中心，例如用某个“东方中心”去取代“欧洲中心”。因此，只有实现立场的超越才能最终实现后殖民批判的意义，即中心主义的彻底消解。而只有中心主义的彻底消解，音乐的民族性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也即，民族性在这时才有真正的价值——多元文化的丰富性的价值。在这个前提下谈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就有了新的意义，我们就能在广大的视野中看待和对待各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
第三，许多艺术样式本来就无法取代，因而它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方式虽然随着环境变迁而变化，却不会消失。例如汉族书法、各民族的特色建筑和服饰，以及各种戏曲和音乐等等。然而这些东西往往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沾染，如政治化的“民族精神”的人为强调等等，使它们的本真面目受到遮蔽，并导致问题的复杂化。超越，就是要在一个更高的立场或角度来区分音乐（艺术）的民族性和政治的民族性，并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审美的和功用的领域）认识它们各自的性质，以及在特定的领域（比如社会学领域）认识它们的相关性和相互作用的情况等等。
第四，超越意味着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上方时刻高悬一面反省之镜，使理论与实践在一个有反馈的系统中随时受到检验和调整。例如，当我们在谈论“中西音乐”时，反省的声音立即就会发生：什么是“中国音乐”？同样地，什么是“西方音乐”？还有，“中国人”、“西方人”指的是人种的“人”还是文化的“人”？谈论者的“我”的身份是生物—社会自我的个体还是某个民族—群体的代言者，或是国际—人类的、学者的“超我”？许多西方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后殖民批判等等的学者都以超越的文化身份从事研究、发表言论，而不再是狭义的“西方人”，中国学者如果没有实现超越，没有相同的文化身份，就不可能在同一层次与之对话、交流。
第五，只有站在超越的立场，才能处理好音乐“文化圈”内、外的关系。常见的现象是，文化圈内的人们因对自己的传统音乐样式产生审美饱和而走向改革之途，而文化圈外的专家们则往往要求他们保持传统音乐的原样，认为他们只要保持原样就“功德无量”了。对于这个矛盾，只有站在超越立场的主体才会做出“改革与保持并行不悖”的正确主张，从而使矛盾化解。另外，只有超越，才能跳出自己原在的文化圈，进入欲了解的他文化圈，获得“亲历之知”而不仅仅是“学历之知”。这对音乐的比较研究来说尤其重要。
第六，超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跳出“非A即B”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或思维惯性。对于二值逻辑的思维而言，东方与西方、圈内与圈外、民族性与世界性、改革与保持、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等，都是互相排斥或难以兼容的，因为这种思维是“单轨制”而不是“多轨制”，不同方向的运行容易撞车。“超越”就是走向多元，就是对各种音乐同生共荣的文化生态的认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生态的必然性和对于人类的重要性；音乐文化的法西斯主义如同政治军事的法西斯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在“多值逻辑”的思维空间，音乐的民族性不再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它的传统原形可以保留（活性存在或标本式存在），各种变形和杂交型也可以产生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