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胡诸国和北魏前期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试论论文,诸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7年，陈寅恪先生曾说，南北朝学术的沟通，“主要是指南学的北传”。他为此分别讲述了经学、佛学和切韵三大类学术的北传，而没有提及魏晋与十六国时事。①1993年，业师唐长孺先生发表《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指出东晋南朝文学沿袭魏晋兴起的新风向，继续发展，讲求对仗、运典和音律的骈文，成为南朝文学的主要形式，并涌现出一批著名文人。十六国及北朝前期，北方由于混乱，文学亦无成就。北魏太和以后，文学的复兴，实质上那是仿效南朝文学的文体文风，北朝末期，南朝文学完全占领了北方的文坛。②下文还讨论了隋唐时期的文学发展，此不赘引。就我所知，两位大师对南朝学术北传的论述，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管见所及，中国古代的断代史论著中，吕思勉先生《秦汉史》（包括三国部分）和《两晋南北朝史》四大册中讨论文化史的比重相当大，那是旧中国开明书店出版的。新中国建国后，王仲荦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③也有很大篇幅写文化文学史，但两位前辈学者的著作都没有涉及南朝学术的北传，也未提及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文化学术状况。
若就专业的文学史著作而言，20世纪初，刘师培先生撰有《中国中古文学史》，内容仅局限于魏晋南北朝部分，鲁迅先生在1928年曾赞誉说，它“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确有点异彩”④。到了80年代，胡国瑞先生专撰《魏晋南北朝文学史》⑤，初印即超过20万册。刘师培先生所写“中古”内容是专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另外，我还翻检过其他几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都未见有南朝学术北传以及对十六国文学和北魏前期文学有任何论述。
有鉴于上述所列诸情况，两相对比，陈、唐二位先生提到的南学北传，其学术见识实是超越常人。唐先生直接说，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北方文学没有成就，我未见他人有此类似公开表述。由于唐师论文重点旨在讨论南学的北传，因而对魏晋学术兴起的新风格以及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文学地位忽焉而过。既然近百年来，文史学界对此罕有论述，我尝试着写点魏晋文学兴起新风格的粗浅看法，着重对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北方文学谈点不成熟的意见。由于我对文学的了解很是外行，在此只是从史学角度对其时与之相关的文学略抒管见，所言谬误，敬请方家予以教正。
一
南学北传自是指江南的学术，而文化学术的兴起，是以当地具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自西汉以至魏晋，江南尚处于蛮荒火耕水耨阶段，东汉中年以至魏晋之际，江南始处于逐步开发中；东晋南渡以后，南方的开发加速，北学随之南来，文体也相应处于变动中。南朝人沈约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曹）子建、（王）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降及（晋惠帝）元康，潘（岳）、陆（机）特秀，律异班（固）、贾（谊），体变曹、王。遗风余烈，事极江右（西晋）；有晋中兴，玄风独振，自建武暨乎（晋末）义熙，历载将百，爰逮宋氏，颜（延之）、谢（灵运）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⑥这是非常具体说明汉宋间六百余年的文体变化。《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言：“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史之学，在古代也同样是不能背离社会基础为前提。东魏文士魏收便曾指出文学的发展脉络，“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文质推移，与时俱化……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⑦。他如此大力称赞两汉的司马迁、扬雄、班固与张衡很值得注意。司马迁、班固是《史记》和《汉书》的作者，都是文史兼长，主要以古体散文撰写名著。当然，二位的作品风格颇有异同。司马迁的散文不拘泥于对偶，文字生动。东汉班固的文体已经渐向对偶，文字古奥。若将二书的同一纪传文字进行对读，已是显然有别。西汉扬雄擅长诗赋，《汉书》本传分为上、下二卷详为记录。东汉张衡所写东、西二京赋与南都赋尤为有名。赋的文彩已与西汉有别。刘勰《文心雕龙》第二十九《通变篇》云： “序志述时，其揆一也……魏之策制，颇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⑧又在第三十三《声律篇》说，“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表明语言是文章表达成功的关键。在我国，汉赋与唐诗、宋词、元曲并提，各有其时代的艺术特色。何谓赋，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⑨他在另一处说：“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⑩刘勰曰：“赋自诗出，分岐异派”(11)，所以，诗与赋存在密切联系。《艺文志》且引扬子云（雄）言：“诗人之赋丽以创，辞人之赋丽以淫。”按《史记》卷八四《屈原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为辞而以赋见称。”表明赋与辞颇有异同。《文心雕龙》第九《颂赞篇》云：“及迁史、固史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是知《史记》、《汉书》以赞文进行褒扬贬抑，以颂作论述使用。《昭明文选》卷四五收汉武帝所作《秋风辞》，陶潜撰《归去来辞》自然都是诗歌。赋是从古代诗歌发展而成。类似散文形式的赋在东汉以后继续有大量写作，南朝昭明太子所编《文选》六十卷，开头十九卷所收全部是赋，可见其时作者对赋很重视。
《文心雕龙》第四十五《时序篇》云：“自（汉）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曹丕《典论·论文》也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2)说明社会现实生活对文学家的写作影响相当大，故其所作慷慨激昂，感情高亢愤激。刘勰说：“子建（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丕）虑详而力缓……乐府清越，典论辨要。仲宣（王粲）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以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13)应当说明，曹子建与兄曹丕是建安文学的大力提倡者，同是其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他俩并不属建安七子行列。曹丕《典论》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瑒，东平刘祯，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14)王粲的《登楼赋》记其怀念乡土之情，乃是建安七子中之杰作，刘勰因此赞许王粲为七子之首位。自西汉以至三国，文学以北方为盛。曹魏时，文学冠于吴越，那是很自然的。
就曹植而言，现存《曹植集》中，收赋四十四篇，(15)诗作数量更多。从《晋书》和《魏书》的某些传记中，可以看到南北朝时的一些士大夫乃至宫廷嫔妃，颇有些人能背诵曹植的诗句，说明其诗作流传相当广泛。赵幼文先生说，曹植所写诗赋，较汉赋简短，“情韵不匮，和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与汉赋之铺陈堆砌，迥异其趣，而开六朝小赋之先声”(16)。陈寿品评曹植，“文才富艳，是以自通后叶”(17)。确是言之中的。《文心雕龙》第十八《论说篇》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老）聃、（庄）周让路，与尼父（孔子）争途矣。”曹魏晚期，文风自此有变，玄学开始大为盛行。
东魏魏收谈到汉末以后的魏晋文风，“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陆机、陆云兄弟之父祖陆逊、陆抗历任孙吴高官，陆机兄弟又都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晋书》卷五四陆机兄弟传末，唐太宗亲撰评论云：“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整篇文字排比对仗，惋惜二位作家误入政治歧途，未能充分发挥其文才。陆机所撰《文赋》是晋人的文论杰作，涉及了赋、诗、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诸端。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18)表明他已明确追求文辞繁富，讲究声律，使文过其质，辞藻华美。刘勰一再说：“士衡（陆机）才优，而缀辞尤繁。”“陆机才欲窥深，辞务学广，故思尤入巧，而不制繁。”(19)在他之前，曹丕《典论·论文》谈创作原则，“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0)，似乎尚未对作品如此张扬，但已对诗赋追求华丽。他所作《典论》，行文典朴，明辨简要。《曹植集》所收赋文与表章，某些文字已存在由散体向骈体转化的倾向。严可均所辑《全晋文》的陆机诸文，其作品已有不少骈体，但他写给其弟陆云的数封家书，都依旧是散体。刘勰说得好， “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21)。就是说，所有作品的构思，均须通过语言以表达。是以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与效果。上列诸例，似乎可以说，魏晋之世，对仗排偶文句已是逐渐增多，而行文整体仍以散体为主。隋朝大臣李谔上书隋文帝称：“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22)所言颇为贴切真实。
到了晋代，有如刘勰所言：“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美。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竟也。”(23)就是说，晋代诗人，作品已多绮丽，辞藻比以前丰富，气力却比建安时柔弱。东晋时，诗歌玄学风很盛，推崇空谈。文字重雕采，无人与之争雄，由是，郭璞的游仙诗，竟成为当时的杰作。南朝刘宋诗歌，沿袭前代风格，但其内容颇有变化，吹捧老庄思想的作品，大为衰退，描写山水的诗作大兴，表述方式是骈偶之风大盛，辞必新颖，形成近世的新风格。
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分列三十六门，历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记录汉晋间不少人物的言行和故事，而以三国及两晋时名士们的事迹居多，大量清谈玄言，如实反映了其时的学风和社会风向，通篇文字不长，诗句很少，诸文仍以散体居主导地位。
到了梁代，昭明太子所编《文选》，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止当代，共收录一百三十余人作品，区分三十八类，其选文标准是“略其芜秽，集其精英”。“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称芜秽和精英，萧统自有其独特看法。通读《文选》，可知他所收作品已是相当重视骈俪的文篇了。李谔上书隋文帝请革文体称：“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24)概括相当得体，与上述刘勰之言一致。
需要指出，自两汉以至魏晋，历代社会均存在文学，官府却未为文学设科。直至南朝宋文帝时，始立文学馆，以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并列。由是文翰之名始出。《宋书》卷五一《鲍照传》称，“上（宋文帝）好为文章，自谓物不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值得注意的是刘宋时，东海何长瑜“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勗，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25)。可证南朝刘宋初年，已有刻意骈俪的作品。为了骈偶，大量采用对句，并竞相评价每一文句之新奇。“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踰于往时。”(26)《南齐书》卷五二《陆厥传》也说：“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卷八《梁简文帝纪》云：“辞藻艳发，博综群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王仲荦先生晶评为“辞藻更趋华靡，声律更加讲究”了。(27)南齐时，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28)。王斌著《四声论》行于时。斌博涉经籍，雅有才辩……抚机问难，辞理清举，四座皆属目”(29)。沈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30)。刘师培说：“音韵之学不自齐、梁始。封演《闻见记》谓‘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以五声命字’(31)。《魏书·江式传》亦谓‘晋吕静仿吕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32)。是宫羽之辨，严于魏晋之间，特文拘声韵，始于永明耳。考其原因，盖江左人士，喜言双声，衣冠之族，多解音律。故永明之际，周、沈之伦，文章皆用宫商，又以此秘为古人所未睹也。”(33)《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他在狱中给甥侄写信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异，文不拘韵故也。”(34)他如此高度推崇的这位谢庄，《文选》卷五七收录庄所撰《宋孝武宣贵妃诔》，文词极为对仗工整。《南史》卷一一《殷淑仪传》称，“及薨，帝常思见之……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由此可见，谢庄的文笔很受朝野珍视。《南史》卷三○《谢庄传》记，宋“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庄）答曰：（王）玄护（人名）为双声，碻磝（地名，今山东东阿北）为叠韵，其捷速若此”。可证他对声韵的了解精透深知。谢庄年青，名声甚至震于华北，很可说明其时文士们对声律的广泛深入研究。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是与范晔同时期人，他批评西晋令史郭颁所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工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35)。这种博采广览以酌取其要的杂史，体制不经，了无韵律。裴松之仅因为它记有异事，才略予肯定。纵观上述诸纪事，可知南朝的文学乃至史学，也都很注重音律声韵了。
二
关于五胡诸国和北魏前期的文学创作不为学术界同人所注意，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云：“自晋永嘉之后，运锺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同书卷八五《文苑传序》称：“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云，西晋末年以后，“其中原则具乱积年，文章道尽”。《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末史臣曰：“既而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如此众多学人的议论，已充分揭示了永嘉乱后，诸胡汉大众肉搏交争，致使社会残破，完全破坏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兴旺的社会基础。
正视社会大变乱给文化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决不能将它绝对化为“文章殄灭”或“文章道尽”与“文章黜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云：“文者，所以明言也。”凡是人类生活地区，必有其相应之语言乃至文字。南朝人沈约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36)纵使非常落后的少数族人，也会存在着自己的口头文学。前引《周书》卷四一载史臣曰：“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畴，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竟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我认为唐人对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特点及其与时代气息密切相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它还按不同时代和地域，列举了较为突出的文学家代表人物。十分遗憾，它所开列的鲁徽、杜广、尹弼乃至宋谚诸人的文学生涯及其业绩，现存史策已找不出他们有任何著作踪影传世。
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13辑和第14辑，连续刊登了曹道衡先生所撰《十六国文学家考略》长文，它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唯一有关十六国文学家的著作。曹先生用功之勤，搜索书面之广，考订之细密，实为当代楷模。他总共考出诸国文学家共六十九位。今按其国别来划分，前赵二名，后赵十二名，前燕九名，前秦十五名，后秦十名，后燕二名，北燕一名，前凉七名，后凉二名，西凉二名，南凉一名，北凉三名，成汉一名，夏一名，另有杜广一人，国别难明。在十六国中，南燕和西秦均无一名。按我的浅见，南燕之慕容德、韩绰、韩范、封孚四人似可从宽列入，西秦则确无一人。
由于现存资料之奇缺，曹先生所收众多文学家有些人仅能录其生平仕宦，缺乏任何著述名目，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因此，本文写作力求增补某些相关的材料以资说明。
其次，曹先生是广泛搜集十六国文学家的个人资料。十六国中汉族人所建前凉、西凉、北燕，自然都包括在内。拙文只侧重五胡诸国而不涉及汉人所建前凉、西凉。其缘由我是采纳并尊重陈寅恪先生的意见。陈先生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遗传。”“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北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37)我认为陈说可以信从。《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元嘉十六年(439)十二月，“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魏之在凉州，皆礼而用之”。胡注云：“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敦煌人刘昞，“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为西凉李暠“儒林祭酒”。撰《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并行于世。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38)这个典型事例，正可证实陈先生的高见。顺便指出，通常所说五胡十六国，其实并不很确切，十六国中之成汉为
人所建，人不属五胡之列。鲜卑人所建西燕，却并没有列入十六国行列。
需要指出，西晋末社会大动乱所建诸族国，那些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人物业已不同程度地有了汉化基础。氐族汉化程度最深，前秦的文化成就也就最为突出。鲜卑族人汉化较浅，建国后，汉化大为增进。羌人早在上古殷商时代已登上历史舞台，在汉代又曾经与之长期交争，西晋末正式建国以后，该族的汉化进展大有长进。
十六国中最早立国的前赵，是匈奴族人。国主刘氏本是汉代南匈奴后裔。降汉以后，汉化大为增速，刘渊年青时，喜读汉籍，“尤好《左氏春秋传》、《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曰：吾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39)。后嗣刘聪“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40)。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41)。他们的作品虽然早已不存于世，虽能写作诗赋颂，文学作品质量可能不会高，但能做出来，已是实在不易。《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记“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回顾两汉时，匈奴和鲜卑都曾先后称雄于华北大地，并曾独自建国，但都没有留下撰史的记录。进入十六国时代，各族国统治者分别撰写国史已成为时尚。当然，撰写史书和文学创作终究有别，在此提及它，实非要将二者混同。关于十六国史学，我已另有专文讨论，(42)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
继前赵立国的后赵，是被称为小胡的羯人石勒所建。石勒本人的汉文化水平很低，却有着相当精辟的政治意识。当他比较稳定了在河北地区的政权统治后，即“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余人教之”。此后未久，“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东南）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43)。石勒称赵王后，“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等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等撰《大单于志》”。北地人傅畅先为晋官，“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枢密，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隋书·经籍志》记《晋秘书丞傅畅集》五卷，(44)即其人也。
东汉名儒卢植玄孙卢谌，“善著文章，好老庄。石虎以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隋唐之际，尚有“晋司空从事中郎《卢谌集》十卷”传世。(45)
上党人续咸好学，师事杜预，“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仕石勒，“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46)。
京兆人韦
“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他先后出仕前、后赵，“徵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定国）、张（释之），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著《伏林》三千余言，遂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终因直谏为石闵所杀，其著作未能传世。(47)
后赵时，佛教已在华北广为传播。著作郎王度疏请断佛，说佛是外国之神，不宜信仰，“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48)。斥佛之说自是政理文章，并非文学论著，但此疏说理通透，反映其说理深得众心。
综上所述，前、后赵统治者由于其汉化的深浅不同，前赵国主一般可亲自撰写汉文著作，后赵统治者例皆经由其臣僚以汉文处理政事，清楚地显示了二国文化政策的异同。另据《太平御览》引《后赵录》云：“张楼为临水（今河北磁县）长，严政酷刑，残忍无惠。人谣之曰：‘阳平（地名，今山东馆陶）张楼头如箱，见人切齿剧虎狼。’”同卷又引《赵书》曰：“燕人庞世为光禄勋，奏案豪强，苛尅人物，咸惧疾之。及卒，门无吊客。时人为之谣曰：庞家之巷，车马鳞鳞，泥丸之地无吊宾，吊宾不来何所因，由性苛尅寡所亲。”(49)民谣内容充分反映了后赵官员的大失民心。
世居东北地区的鲜卑人，汉化程度浅，(50)《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记其长兄吐谷浑与弟若洛廆“二部俱牧马”。“浑西附阴山，遭晋乱，遂得上陇，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人呼兄为‘阿干’，廆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51)。这种以本族语言所作的歌曲，原始而又钟情，实是很宝贵的口头文学作品，可惜失传已久，今人只能约略窥知其梗概了。
曹道衡先生的论文还引用了《晋书·慕容廆载记》所录慕容廆《与陶侃笺》一文，“文辞华美，已带有骈文的气息”(52)，估计是汉族文人所作。这就说明，汉文学骈体化倾向在相当落后的鲜卑族人中已存在催生的性质。
无独有偶的是居于西南的人，善于歌舞。当初汉高祖定三秦，以人为前锋，立了大功。为此复为七姓。其俗善舞，所创《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安台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后经魏晋一再加以改订，已失其本族人的原貌。(53)实是文学史的重大损失。
西晋大乱，二京和幽、冀陷没后，鲜卑“慕容廆以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愷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平原刘缵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54)，宋该有可能即是上引《周书》所云宋谚，是当代著名文人。封奕其人，《资治通鉴》卷九八记永和五年(349)，五材将军封奕上疏慕容儁，详细分析用兵之道，应当立即利用石虎身死，后赵国内大乱的良好时机，南取蓟城，次指邺都，怀抚遗民，以定大位。这篇大义凛然的奏章，《晋书》竟然失载，自然是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的文字记载了。
其后，慕容皝称燕王，“立东庠于旧宫……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他“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55)前燕国王能亲造《太上章》和《典诫》，以取代汉人的著作，反映鲜卑慕容氏的汉化进程远比后赵石氏大为超前。他还认定辽东内史宋该推举了坏人为孝廉，实是亏乱正典，决定对举者判处四岁刑，对被举者实施禁锢终身。(56)很可以看出兴旺活跃的燕国正确的以才用人观念。其后，前燕亡国之君慕容
时，“政以贿成，官非才举”，他无理拒绝采纳尚书中丞申绍的许多正确建议，遂至迅速亡国。(57)
历仕前燕政权数代的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人皇甫真随燕军攻拔邺都后，“珍货充溢，真一无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不营产业，雅好属文，凡著诗赋四十余篇”(58)。此后，前秦国主苻坚深为感叹，秦人皇甫真，竟为燕所用， “鉴机识变”，人才真是难得啊！
在西南地区立国的成汉，曾同样重视人才。李雄在位时， “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59)。巴西人龚壮，“研考经典，谭（？覃）思文章……壮每叹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难，无复学徒，乃著《迈德论》，文多不载”。仍是这位龚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李）寿”(60)。可惜，诸诗与颂均早已佚失。
建立前秦的氐族人苻氏主要居住在甘肃南部地区。早在先秦时，氐人业已存在于世。汉魏以来，氐人已大多从事农作，汉化较为突出。西晋大乱时，氐部落小帅苻洪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至苻坚在位时，先后攻灭前燕、前凉，北灭代，基本上统一了北中国。苻坚本人，“博学多才艺，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61)。“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苻）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王猛“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62)。《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记“晋苻坚丞相《王猛集》九卷，录一卷”。今多佚失，《全晋文》卷一五二辑存王猛上书九篇可供参考。《苻坚载记》记他任命苻融为冀州牧时， “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还有苻坚飨群臣于前殿， “奏乐赋诗”。《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偏霸部》引崔鸿《前秦录》曰：“苻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以此前秦盛世，“典章法物，靡不悉备”。
苻坚季弟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融曾上书力劝苻坚不能重用鲜卑慕容氏，又曾上书面谏苻坚不应信重佛教徒道安等，皆未被苻坚接受。(63)
苻坚侄苻朗，“耽翫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与玄，不觉日之将夕……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亦老庄之流也”(64)。隋唐《志》记其书均为三十卷，宋《志》已不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五二从诸类书中辑录八十一事，文字通达，甚有文学价值。
关于赵整，《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云，苻坚分徙氐户于诸镇，“赵整因侍，援琴而歌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资治通鉴》卷一○四太元三年(378)九月，“秦王坚与群臣饮酒……人以极醉为限。秘书郎赵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九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郊，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坚令整书之以为酒戒”。这两首歌文词对仗排偶，且有历史掌故，文字表现形式好，而其歌的内容，也足以发人深省。《高僧传》卷一《赵整传》直书苻坚“宠惑鲜卑，整因歌以谏之”，说得清楚简捷了当。
前引朱彤推荐苻融《浮图赋》，《前秦录》记录苻坚宴群臣于逍遥园，将军讲武，文臣赋诗。有位聪慧善属文的洛阳少年，“因朱彤上《逍遥戏马赋》一篇”。苻坚看后，认为“此文绮藻清丽，（司马）长卿俦也”(65)。它反映出前秦国主已对诗赋的骈俪化非常欣赏。同时，又可看出，其时民间存在能文善赋的青年，很可以反映文学在混乱时期的人民大众中，仍是根深叶茂。身为著作郎的梁谠，被称为“文史富瞻，郁为文宗”。谠与其弟梁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66)。那就不足为异了。
苻坚淝水被战败，慕容垂乘机叛秦。苻坚亲笔给垂书信云：“朕以不德，忝承灵命，君临万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来庭，惟东南一隅，敢违王命，朕爰奋六师，恭行天罚，而玄机不吊，王师败绩……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何图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为淫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马而投命，朕则宠卿以将位，礼卿以上宾，任同旧臣，爵齐勋辅，歃血断金，披心相付。谓卿食椹怀音，保之谐老。岂意畜水覆舟，养兽反害，悔之噬脐，将何所及……失笼之鸟，非罗所羁，脱网之鲸，岂罟所制……念卿垂老，老而为贼，生为叛臣，死为逆鬼，中原士女，何痛如之。”(67)苻坚在兵败后的极端恶劣环境下给慕容垂的复信，大量使用排句、运典和骈体，很可反映出北方混乱时期，文学素养好的作者也同样能写出相当出色的骈俪文。再看同书所记慕容垂主动给苻坚所写表章，也是使用了一些排句和运典。由此看来，魏晋文风的新变化并不局限于南朝使用，在汉化较好的华北地区少数族头领和华北汉民中也是大抵使用，这真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使然。
《晋书》卷九六《韦逞母宋氏传》云：“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年丧母，又无兄弟。其父是“晋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又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他既无男可传，故令女儿学习，勿令绝世。女讽诵不辍，历经丧乱，宋氏子韦逞仕苻坚为太常。苻坚尝去太学视察，“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博士卢壶推荐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传于世”。她在家设讲堂教授百余人，年老虽无著述传世。就我所知，从战国时始置的“博士”称号，秦汉以来学府中迭有设置，是为教授官。(68)前秦时的文宣君，实为自秦汉以来所仅见的第一位女博士，宜为儒家经学文学的佼佼者。
上述《晋书》同卷，又记苻坚时，“秦州刺史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氏“善属文”，“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69)。《文选》卷一七江淹《别赋》云：“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李善注引《织锦回文诗序》云：“窦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苏氏，秦州临去别苏，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妇。苏氏织锦端中，作此回文诗以赠之。苻国时人也。”(70)此回文诗是地方基层百姓的深情之作。它一直完整保存至隋唐之际，《隋书·经籍志》仍有专条记载。
王子遗所作《拾遗记》颇富文学价值。 《晋书》卷九五《王嘉传》记为陇西人，长期隐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苻坚屡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嘉屡言未来之事，著《拾遗录》十卷。前九卷记庖羲至东晋时事，末卷“诸名山”，记昆仑、蓬莱、方丈等名山。若就史料价值而言，乃是十无一真。书中录存了多种神话、传闻、谣、谚、诗歌，辞采艳发，情致缠绵。例如卷五所写《李夫人》，记汉武帝思怀李夫人的许多具体情节。卷八记孙权赵夫人三绝，即“机绝”、“针绝”、“丝绝”，“四海皆俦其妙”。卷九记石季伦爱婢翔风，善于视别四方之玉，极为受宠，及翔风年过三十，宠衰，怀怨作五言诗，“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于芳时歇，憔悴空白嗤”。如此之类富有文采的志怪小说，实属六朝小说中的精品之作。(71)
综上所述，前秦时文学之盛，稳居五胡诸国之最。《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云：“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说姚秦堪与苻秦媲美，至少现存的史文颇难证实。
世居今陇西一带的南安赤亭羌人，经历了长期磨炼与奋斗，至姚苌在位时，击败前秦苻登，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于“策任群贤”。于是“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72)。
姚苌长子姚兴镇长安，与其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可是，“兴好游田，颇损农要。京兆杜挺以仆射齐难无匡辅之益，著《丰草诗》以箴之，冯翊相云作《德猎赋》以讽焉。兴皆览而善之，终弗能改”(73)。姚兴“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雋……兴因谓（吕）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74)。由此看来，后秦统治者对自己部属之才学专长，知之不稔，难以让他们各尽其才。
姚兴当政，大崇佛教，他在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75)。由此看来，晋代羌人与东汉时的羌人不同，写作诗赋与大兴佛教译经事业是难以证明其时文学发展进程有多大密切联系。
姚兴长子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76)。说明，后秦君臣长期比较重视儒学，国君姚泓且好诗咏，比之姚苌、姚兴时颇有进步。但其文学业绩实难与前秦媲美。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除汉人所建前凉与西凉而外，尚建有后凉、南凉、北凉诸国。
前秦苻坚强盛时，派洛阳氐人吕光领兵远征西域。(77)他迅速攻克龟兹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吕光凯旋，抚宁西域，威恩甚著，乃回军建立后凉国。三年后，“著作郎段业以（吕）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78)。这些诗赋，业已全佚无存，其内涵今不可复知。
其时，鲜卑人秃发乌孤受后凉吕氏任命，自称武威王，徙乐都（青海乐都），以西州德望、中州才人、秦雍世门为其僚佐。嗣后，其弟利鹿孤继立， “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唐朝人赞许“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拓河右，抗衡强国”。不久，其弟俦檀继位，接受宗敞建言，“农战并修，文教兼设”。由是，“承累捷之锐，藉二昆之资，摧吕氏算无遗策，取姑臧（今武威市）兵不血刃”(78)。是知南凉立国，不仅拥有一定武装实力，而且比较重视文教事业，因而在河西能称雄一时。
《太平御览》卷六○二《文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南凉秃发傉檀子归，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异之，拟之曹子建。”可以设想，其赋文内容及其表现手法肯定是颇为高明。
段业其人，“博涉史传，有文牍之才”。显然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曾任后凉吕光的建康太守。他不甘雌伏，迅速自称凉州牧、凉王，且任命李暠为敦煌太守，但他拥有的武装力量不强，在诸雄角逐中，被卢水胡沮渠蒙逊诛杀于张掖，蒙逊自称凉王，建国称北凉。
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称凉王后，“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北凉曾屡次战败东方弱小的西秦。然后，转而向西进军，循海而西，“至盐池（居延泽），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乃命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阿尔泰山）而归”(80)。张穆其人实是北凉重要文臣，兼通经史，撰写辞赋，遂被委以机密之任。另一位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81)。他是一位对文学和经史很有贡献的学者，其残佚的辑本《十三州志》至今仍很有价值。另有金城（今兰州市）人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上《东宫侍臣箴》”，利用历史掌故，力图敦劝太子要有作为。还是这位大臣，“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82)。说明东魏史臣对其书的评价不高。
另外，还有立国于现今内蒙、宁夏、陕北一带的夏国，建国首领赫连勃勃是匈奴族人的后裔。他为人极端残暴，曾征发夷夏十万人，强制修筑统万城。宫殿修成后，“刻石都南，颂其功德”，总共一千五六百字。说是“伟哉皇室，盛矣厥章，义高灵台，美隆未央……永世垂范，亿载弥光”。它由秘书监胡义周所撰。《周书》卷四一记史臣曰：“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83)可证其文确是写得典雅而又富有文采。
综上所述，自西晋永嘉大乱以迄北魏灭亡北凉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华北大地，频繁干戈云扰，岁无宁日，在极为不安定的岁月里，人们赖以生存的机缘尚无保障，文学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处于极端恶劣环境下的人们，实是乏力从事独创别有生气与活力的文学作品，是以较长期限内，文学作品数量不一定很少，却是极少传世名作，诚有如唐人史评所说是“寂寥于世”。
还应该指出，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它自然与社会生活一样，存在着众多不同的表现方式。六朝时期分居各地的五胡诸族，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的表现也不会互相一致。游牧民的口头文学，质量并不一定低，与其生活相适应的高亢粗野精神，在作品中自是难以避免。那些早已习于农作、汉化水准较高的，如氐人，他们创作的文学水准自是技高一筹。前秦时出现的织锦诗与《拾遗记》之类，是与当时社会生活颇相适应的产物。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存在有石勒式的粗俗，他居然能对儒生谈史，提出了极为精辟的高见。其他如刘聪的《述怀诗》及其赋颂，苻融的《浮图赋》，吕光在龟兹盛会上的“赋诗言志”，后秦亡国之君姚泓“尤好诗赋”，前燕慕容皝“造《太上章》以代《急就》”，慕容儁“著述四十余篇”，这批以牧为生的慕容鲜卑进入中原内地后，加速务农，文化观念也相应大为改观。《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所记淝水战败后，慕容垂与苻坚的交往信件，双方都使用了排句与韵语，骈文气息已是相当浓厚，反映出胡人汉化已深的社会背景下，魏晋南朝所发展起来的文学新气息也同样在北方初展端倪。唐人针对汉末大乱后的社会状况给人们思想意识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作出评论说： “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84)。五胡诸国的散文写作与诗赋辞颂诸多方面，也是有着若干并不脱俗的篇章，真实反映了诸国文学的现实性。惜因战乱而多湮灭，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损失。长期以来，五胡诸国文学未能为文史学界所器重，有以夫！
三
继五胡诸国之后，在华北大地称雄的是拓跋魏。自道武帝复国以至孝文帝初的百余年间，北魏在文化文学方面，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建树，是以长期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对它也很不看重。
鲜卑拓跋部在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后，在晋北建立了小小的代国，旋被前秦攻灭，苻坚指令代王，“入太学，习礼”(85)。并散其部落。其后，苻秦在淝水战败，北方再次迅速陷入大分裂局面。鲜卑拓跋珪乘机在塞北复国，结交后燕慕容垂。翦灭前秦在代国旧地所树立的刘库仁与刘卫辰二股势力，进而战败大漠南北的高车与柔然，征服了塞北诸族，实力大增。随后，着手进攻赫连夏和北燕，最终消灭北凉，完成统一华北的大业。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借故诛杀了社会声望颇大的崔浩，同年，派遣大军南下攻宋，兵临长江，震惊江南，大有横扫南北的气势。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战争，大批民众惨遭残杀，北魏政府按往例强制各地战败的人民进行迁徙，致使大批徙民流离失所，生计且无着落，何暇从事文学创作。北魏文明太后主政时，大臣高允奏称：“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间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86)东魏史臣魏收说：“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87)他又说，“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88)。他如此突出对比北魏初年和孝文帝时文学事业的巨大差异，高度赞许孝文帝时的文学业绩，足以与汉武帝和魏文帝时相抗衡，还大力赞扬了孝文帝时的新文风。《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称：“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此乃从另一角度说明北魏初以至孝文帝迁洛时，北魏国内文史书册从无至有的进展历程，由此也可说明，永嘉乱后，五胡诸国以至北魏前期的华北地区的文学事业是处于荒废颓败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文学颓废局面，在北魏复国后是处于缓慢变化之中。鉴于永嘉乱后，“礼乐文章，扫地而尽”。道武帝复国后，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意在兹乎？”(89)道武帝问博士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太祖于是颁制天下，经籍稍集”(90)。《儒林传》称：“太宗（明元帝）世，改国子为中书学……显祖（献文帝）天安初(466)，诏立乡学……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这段话，大致讲明了北魏儒学在前期的发展历程。
《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末，史臣评曰：“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这是对北魏前朝文学发展代表人物的良好素描，适可说明其时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
代人许谦，太武帝时，“与张袞等参赞初基”。后燕慕容宝入侵，谦受命写信向后秦将领扬佛嵩求救，言辞恳切，遂与佛嵩结盟而取胜。信与盟文都很简短，文字已运用排句，读来很感动人。(91)
上谷沮阳人张袞“纯厚笃实，好学，有文才”。“常参大谋，决策帷幄，礼遇优厚”。他身患重病，仍给明元帝写信，纵谈国事。文字巧妙，运用排句，表露内心真情，言辞相当感人。(92)
清河人崔玄伯，“少有儁才，号曰冀州神童”。战事方酣，仍是励志笃学，“与张袞对总机要，草创制度”。与大臣们共议国名时，他力排众议，主张称大魏，深得太祖重视和采纳。他任吏部尚书， “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都由他总而裁决，确定“以为永式”(93)。
崔玄伯长子浩，《魏书》卷三五本传云：“博览经史，无不关综。”“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长为杂说，不长属文，性好老庄之学。”后因参与修国史事而被诛。《全后魏文》卷二二收崔浩撰《注易叙》、《食经叙》、《论诸葛武侯》等文，皆录自《魏书》本传。写作题材广泛，文词平易朴实，长于说理，文采不强。
渤海人高允，“性好文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居家教授，从他受业者千余人。“允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他请求崇建学校，以厉风俗。撰《代都赋》，“因以规讽”。著《名字论》以释名字贵贱之惑。著《告老诗》，作《徵士颂》，上《北伐颂》，“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作《酒训篇》力主节酒。他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
，左氏、公羊释等凡百余篇。(94)《全后魏文》卷二八收录现存文字十三篇。诸文有散体，也有排句。逯钦立所辑《北魏诗》卷一从《魏书·宗钦传》收录高允答宗钦诗十三章，皆为四言。另从《乐府诗集》录其诗二首，(95)《罗敷行》为五言诗， 《王子乔诗》为长短句。其诗作古拙，韵味不强。这位在朝廷长期任高官，享年98岁的高龄老人，虽有《高允集》21卷传世，但自隋代以后，已是全佚，大浪淘沙，盖其作品质量甚次使然也。
广平人游雅，少好学，奉诏作《太华殿赋》，未能传世，推知其水平不高。“高允重（游）雅文学，而雅轻薄允才”(96)。朝廷委以国史之任，“竟无所成”。是个“不勤著述”之人，名实不符。
渔阳人高闾，“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显祖传位……谨上《至德颂》一篇……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97)所撰诸作品，文字质朴，殊乏文采，颇具有转型期文学的特色。
孝文帝正式执政后，太和十四年(490)秋，闾上表称：“奉癸未诏书，以春夏少雨……令各上书，极陈损益。深恩被于苍生，厚惠流于后土……虑狱讼之未息，定刑书以理之；惧蒸民之奸宄，置邻党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禄以优之，知劳逸之难均，分民土以齐之……虽王畿（平城）之内，颇为少雨，关外诸方，禾稼仍茂……一岁不收，未为大损……窃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史臣对此表文的评价是：“高闾发言有章句，下笔富文彩，亦一代之伟人。”(98)这篇政治性实用文，使用了不少有意思的排句，增加了文采，比之魏初以来诸人的作品，具有了不少新气息。史称“高祖初，（游）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99)。将高闾此表与北魏初期的许谦、张袞等人的作品相对比，不难看到，文采是有了明显较大的改进。
彭城人刘芳，十六岁沦为平齐民。处身窘穷，仍笃志坟典，著《穷通论》以自慰。“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是一位当时华北地区罕有擅长音训的文士。王肃自南朝奔北，备受孝文帝的器重，在一次例行宴会上，王肃畅谈丧礼，谓男人不应有笄。刘芳立即举证反驳，除丧礼外，力主男亦有
。宴会散后，“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100)。它表明在魏孝文帝开放和改革政策的感召下，文人的思考不再遭受禁锢，它对北南双方的文化交流和北方文风的变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范阳人祖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尤好属文，中书监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元）勰大为赞赏，请王肃更为《悲彭城诗》。王肃戏语云：《悲平城》怎么能是《悲彭城》呢？莹时在座，应声说，确是有《悲彭城》，但为王公所未见罢了。肃令莹诵读。“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101)如此活泼的诗风乃是北魏前期所缺乏而未能有的。我们注意到《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没有收录一位北魏前期的文学家。所收有袁跃以至温子昇九位文学家传记，都是北魏中后期的作者。由此亦可反证，北魏前期的文学确是不够活跃，写作表述也是相当呆板的。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云：“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甚。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这一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总趋势。
众所周知，文学的内涵相当丰富。文字、乐舞等等也应包括在内。《魏书》卷一○九《乐志》云：“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102)将祖宗开国及君臣废兴之事悉数入歌，自是国家的重要文学篇章。《隋书》称：“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同卷记《国语》二部，分别为十卷和十五卷。 《鲜卑语》二种，分别是五卷和十卷。又记“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仅有一卷。这位侯伏侯可悉陵还分别撰有《国语物名》四卷和《国语杂物名》三卷。同卷还记有《国语真歌》十卷、《国语御歌》十一卷。(103)所称国语应即鲜卑语，未知何以有此区分。从上述记事观之，也许用汉文所记鲜卑语乃是国语，从《孝经》夷译以及该译者对诸物的夷音撰著，很可显示孝文帝进行改革时对华夷语译的高度重视。
拓跋鲜卑作为少数族人，当他们从边陲进入了中原内地后，无形中陷入了众多汉人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自觉不自觉渐渐沾染汉人的语言和习俗。最初，官府是力图挽回颓势，大力推行国语（鲜卑语）教育，但成效不大。《南齐书》记：“佛狸（即魏太武帝）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回俗，杂相揉乱。”而北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104)，有了虏语的译传，很便于双方的文化交流，前述魏孝文帝时的众多举措便是良好事例。
唐人杜佑说：“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真人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按今大角，即后魏代《簸罗回》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词……吐谷浑又慕容别种。如（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其词虏音，不可晓。”(105)魏孝文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推行改革，“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他果敢地以政令强行推广使用汉语。他居帝位二十九年，三十三岁亡故。史称其人“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自太和十四年(486)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106)。可证他对汉语、汉文的推广乃是竭尽毕生精力。他“锐情文学”，自是如实的写照。北魏前后期汉文学的创作与分野，是以孝文帝时期为界标，可谓洞若观火了。
北魏自道武帝复国后，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它先后白创了众多的官制与律令制度，大有别于汉魏以来的传统官制。拙撰《律令与晋令》一文，曾揭示孝文帝以来，北魏政府已是较多采用和推行了晋朝律令，(107)从而使南北朝的律令已是日趋一致，使南北政令的壁垒处于日趋淡漠和消失之中。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向前移，当年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南下攻打刘宋，兵锋直逼长江北岸。其时正是南朝宋文帝当政的元嘉盛世，当双方大军戒备森严时刻，太武帝竟意外地派尚书李孝伯为使，“访问（谢）庄及王微”(108)，这两位都不是南方军政界人物，只是善属文。特别是谢庄，前已介绍，他擅长排偶与韵律，曾撰文四百余首。长期疾患在身，拙于行政。王微也是“素无宦情”。两人都精于音韵诗赋。当南北大军遥相对峙的严峻时刻，军情紧急。魏太武帝所派使臣却是“访问”南朝文学的领军人物。实是十分蹊跷之举。我们深知，太武帝是孝文帝之前很注意推行汉化的一位皇帝。他活了45岁，是北魏14位帝皇中寿命最长的人。他和孝文帝二位均在帝位二十九年，所不同的是他长期亲政。居然派使奇异地“访问”南朝著名文士，我认为这种奇特相会，实可视为南学北传的嚆矢。
前引《隋书·文学传》具体列举了南北朝6位著名文学家，恰好是南、北朝各有三名。(109)很有意思的是北朝中的二位竟然都是公开抄袭南朝中另二位的文风。请看《北齐书》和《北史》二书的《魏收传》的相同记载。(110)
始（魏）收比温子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570-576)，黄门侍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
这个发生在北朝后期的故事，时间上是晚了些，却是非常透彻地说明了北方著名文士仍在努力学习模仿南方的文学。旨哉：南学北传之实也。
综上所述，五胡诸国和北魏前期（以迁都洛阳为界标）的文学是长期处于发展的低谷期。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因而长期没有受到文史学家们的注意。然而，不能否认，在为期近二百年的长时期内，文学自是客观地存在，特别是前秦和北魏孝文帝时，众多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使用排句、典故、韵律等骈文化倾向的，与魏晋南朝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导向是颇为一致的。这是客观现实的存在，是不能无视的。
短暂统一了华北的苻坚，过高估算了自己的军政实力，低估了国内存在诸多严重社会矛盾，不听良言，独断独行，对国内的文教事业也缺乏长远的良好对策。随着政治统治的隳坏，文学的正常发展自然不再有可能。其他诸胡族所建列国的文学，比之苻秦，自是等而下之。但也存在有不可忽视的某些文学亮点。淝水战后复国的拓跋魏，在日趋拓广的统治区域内，较为长期地保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统治政策。魏太武帝和魏孝文帝在任期间所推行的政治策略和文化政策，尤具鲜明特色。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学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件，出现了若干文士注意吸收南方文学之所长，同时还保存北方文士豪放爽朗的原有风格和气概，为隋唐统一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前提。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五胡诸国及北魏前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切忌视而不见，予以抹煞。需知伴随汉末黄巾起义军失败后所掀起的军阀大混战，全国迅速处于大分裂状态。自此直到隋朝统一南北，前后长达四百年。在此期间，北方五胡诸国和北魏前期将近二百年(304-493)，写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文学史，竟然缺漏，如此长久地忽悠而过，情理上也说不通。在此近二百年间，文学并没有绝灭，既有人进行呆板式的古拙写作，又存在口头文学的传播与改写，还有些文士通过自身刻苦努力，写作了富有特色的小说，有人认真学习南方文学的绮丽特性进行写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学呈现出作品的多样性，其艳丽、对仗、用典等方面，确是稍为逊色，但其表现已有很大改观。因此，坦率承认北方文学的真实存在及其在文学发展长河中所具有恰当地位，乃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将这一混乱长时期中的若干文学亮点和它所蓄积的底蕴充分发挥整理出来，以与魏晋南朝和北朝后期的文化相比观，才能完整地体现出这四百年间文学发展的独特性和完整性。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21日
注释：
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出版社，1981年，第331-341页。
②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③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80年。
④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舒芜点校。我引鲁迅先生语，是转引舒芜所写点校后记中语。校记写于1959年2月。
⑤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⑥《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778页。《文选》卷五○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上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18页。括号中补语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⑦《魏书》卷八五《文苑传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69页。
⑧《文心雕龙》第二十九《通变篇》，赵仲邑译注，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265页。按，《梁书》卷五○《刘勰传》：“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南史》卷七二《刘勰传》：“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82页。
⑨《文选》卷一《两都赋序》，第1页。
⑩《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5页。
(11)《文心雕龙》第八《诠赋篇》，第73页。
(12)《文选》卷五二《典论·论文》，第2271页。
(13)《文心雕龙》第四七《才略篇》，第384页。
(14)《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典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2页。
(15)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6)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594页。
(17)《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第577页。
(18)《文选》卷一七陆机《文赋》，第766页。《晋书》本传不载此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机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旧相识以文华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19)分别见《文心雕龙》第三十四《镕裁篇》，第284页，又第四十七《才略篇》，第385页。
(20)《文选》卷五二曹丕《典论·论文》，第2271页。
(21)《文心雕龙》第二十六《神思篇》，第248页。
(22)《隋书》卷六六《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44页。
(23)《文心雕龙》第六《明诗篇》，第55页。按《世说新语》上卷下注引《璞别传》曰：“文藻粲丽，其诗赋诔颂并传于世”。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7页；又徐震堮撰《世说新语校笺》卷上《文学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页。
(24)《隋书》卷六六《李谔传》，第1544页。
(25)《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5页，《南史》卷一九，第540页。
(26)《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第690页。《南史》卷四八，第1195页。
(2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0页。
(28)《南史》卷三四《周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5页。
(29)《南史》卷四八《王斌传》，第1197页。
(30)《梁书》卷一三《沈约传》，第243页。
(31)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二《文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32)《魏书》卷九一《江式传》，第1963页。吕登作李登，刘师培引作“吕登”，应是笔误。
(3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34)《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1819、1830页。《南史》卷三三，第848、854页。
(35)《三国志》卷四《魏少帝（曹髦）纪》，第133页。按《隋书》卷三三《经籍志》，“《魏晋世语》十卷，晋襄阳令郭颁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0页。
(36)《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史臣曰条，第1778页。
(3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第2、41页。
(38)《魏书》卷五二《刘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0-1161页。
(39)《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40)《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2657页。
(41)《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2683页。
(42)张泽咸：《六朝史学发展与民族史的崛兴》，刊《蒙文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43)《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第2720、2729页。
(4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第2735-2736页，又卷四七《傅玄传附畅传》，第1333页，又卷三五《经籍志》，第1064页。
(45)《晋书》卷四四《卢谌传》，第1259页；《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第1064页。
(46)《晋书》卷九一《儒林列传·续咸》，第2355页。
(47)《晋书》卷九一《儒林列传·韦》，第2361页，又卷一○六《石季龙载记》，第2722页，又卷一○七《石季龙载记》，第2794页。
(48)《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第2487页。《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52页。《广弘明集》卷六《列代王臣滞或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
(49)《太平御览》卷四六五《人事部·谣》，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2140页。
(50)鲜卑是东胡支属，汉初为匈奴冒顿攻破，远徙辽东塞外。东汉和帝时，窦宪击败匈奴后，鲜卑迅速据有匈奴故地，势力增强。汉桓帝时，其酋豪檀石槐据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建立单于庭，檀石槐帝国盛极一时，他死后，汗国迅速瓦解。仍以田畜射猎为生，未见有任何文化建树，参《后汉书》卷九○《鲜卑传》，第2985-2994页。
(51)《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第2369-2370页；《太平御览》卷五七○《乐部》引《前燕录》，第2579页。
(52)曹道衡：《十六国文学家考略》，《文史》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53)《晋书》卷二二《乐志》，第693-694页。
(54)《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资治通鉴》卷八八建兴元年，第2797-2798页。
(55)《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2826页。
(56)《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刑法部·禁锢》引《前燕录》，第2911页。
(57)《资治通鉴》卷一○二，太和四年(369)，第3225页。
(58)《晋书》卷一一一《皇甫真传》，第2861页。
(59)《晋书》卷一二○《李雄载记》，第3040页。
(60)《晋书》卷九四《龚壮传》，第2442页。又卷一二一《李寿载记》，第3046页。按“谭思”，文义难解，《太平御览》卷五○三《逸民部》引王隐《晋书》，“谭思”正作“覃思”，是，应据以校改，第2297页。参《资治通鉴》卷九六，咸康四年(338)八月条，第3023-3024页。
(6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第2888页。
(62)《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第2895、2932页。
(63)《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第2934-2936页。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下《排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8页。
(64)《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第2936-2937页。
(65)《太平御览》卷五八七《文部·赋》引，第2645页。
(66)《太平御览》卷四九五《人事部》引《前秦录》，第2265页；《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第2875页。
(67)《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第3083-3084页；《全晋文》卷一五一，第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68)汉卫宏撰《汉旧仪》，“博士，秦官。博者，通于古今，士者，辩于然否……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学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皆为高第，朝贺位次中郎官史，称先生……其真弟子称门人。”载《汉宫六种》（周天游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9页，第57、128页。
(69)《晋书》卷九六《列女·苏氏传》，第2523页。参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五苏若兰《璇玑图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5-964页。
(70)《初学记》卷二七《锦》引“前秦苻坚秦州刺史窦滔妻苏氏织锦回文·七言诗”。计七言十六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5-656页。
(71)《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将伪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拾遗录》两卷，王子年《拾遗记》十卷，列入杂史类，第961页，两唐《志》所记亦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拾遗记》十卷，晋陇西王嘉子年撰，萧绮序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始将它列入小说家类。以后《宋史·艺文志》亦同。齐治平校注《拾遗记》，题晋王嘉撰，梁萧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为当前《拾遗记》最佳刊本。
(72)《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第2971页。
(73)《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第2975、2983-2985页。
(74)《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第2988页。
(75)《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第2984-2985页。
(76)《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第3007页。
(77)吕光领兵远征，兵员有不同记载，《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作“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第3654页），而《晋书》卷五八《周虓传》作“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第1584页），《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作“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第2911页）。
(78)《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5页，又第3059页。
(79)《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3146、3149、3158页。
(80)《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3195、3197页。
(81)《魏书》卷五二《阚骃传》，第1159页。按，《十三州志》完成于北凉，后散佚，清人张澍有辑本，见《丛书集成》本。
(82)《魏书》卷五二《宗钦传》，第1154、1157页。
(83)《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3210-3213页。《周书》卷四一史臣曰条，第743页。此铭的作者有异说。《魏书》卷五二《胡方回传》云：“安定临泾人，父义周，姚泓黄门侍郎。方回，赫连屈丐中书，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焉，为镇修表，有所称庆……既知方回，赐中书博士。”第1149页。《北史》卷三四，记事同《魏书》。
(84)《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序》，第2778页。
(85)《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第2899页。
(86)《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77-1078页。
(87)《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史臣曰，第187页。
(88)《魏书》卷八五《文苑传序》，第1869页。
(89)《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第1841页。
(90)《魏书》卷二三《李先传》，第789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一，隆安三年(399)，拓跋珪“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第3488页）。按，398年7月，魏始迁都平城。
(91)《魏书》卷二四《许谦传》，第610-611页。
(92)《魏书》卷二四《张袞传》，第612-614页。
(93)《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第620-621页。
(94)《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67、1076、1078、1086、1089-1090页。
(9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01-2203页。
(96)《魏书》卷五四《游雅传》，第1195-1196页。
(97)《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196-1198页。
(98)《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205-1206、1211页。
(99)《魏书》卷五五《游明根传》，第1215页。
(100)《魏书》卷五五《刘芳传》，第1219-1220页。按《苍》、《雅》是指《三苍》、《尔雅》，是有关文字训诂之书。
(101)《魏书》卷八二《祖莹传》，第1799页。《北史》卷四七，第1734-1735页。
(102)《魏书》卷一○九《乐志》，第2828页。
(103)《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47、945、935页。
(104)《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90、985页。
(105)《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第3725页。
(106)《魏书》卷七下《高祖纪》，第177、187页。
(107)《律令与晋令》，《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108)《宋书》卷八五《谢庄传》，第2167页；《南史》卷二○，第553页。参严可均辑《全宋文》卷三四至三六收谢庄撰赋二篇，诏敕三篇，章表策文等十六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25页。又参逯钦立辑《宋诗》卷六，收谢庄诗十六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0-1256页。《宋书》卷六二《王微传》，第1664页。《南史》卷二一，第578页。参严辑《全宋文》卷一九收王微书信四篇、赞四篇，第2538-2539页。又参逯辑《宋诗》卷四收王微诗五首，第1199-1200页。
(109)南朝三位，江淹、沈约、任昉；北朝三位，温子昇、邢子才、魏伯起（收）。
(110)《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第491-492页；《北史》卷五六，第20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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