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波动的原因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收入论文,启示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波动情况
1978年至1994年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变动情况如下（表1）：
表11978年至1994年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变动情况
年份 1984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农民人均收入(元) 355544
602
686 709
784 921 1220
年均名义增长%17.9 11.3 10.4 41.1 3.2 10.6 17.5 32.0
年均实际增长%17.71 5.0 -1.6
1.8 2.0
5.9 3.2 5.0
资料来源：本文所引各种数据，均为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数字，散见于各种报刊。
根据上述资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波动①，有四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是突破旧体制，实行包产到户，农业大增产，农民大增收的时期。6年期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倍，年增长率达17.71%。 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为建国以来任何时期所未有。
第二阶段：1985—1988年，是农业生产出现波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农民收入继续增长的时期。这4年中，粮食、 棉花等产量一直处于停滞、绯徊局面，但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经济效益非常显著，使农民收入以5%的年平均速度保持增长。
第三阶段：1989—1991年，是主要农产品再次大幅度增长，但农民收入停滞、徘徊的时期。1989年，农民人均年实际收入比上年下降1.6%，这是农村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负增长。1990年、1991年虽有所好转，但3年平均只增长0.7%，处于徘徊、停滞的状态，退到了农村改革以前的增长水平。如果考虑到地区差距的因素，考虑到沿海地区这几年农村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肯定，相当多地区农民的纯收入实际是下降的。
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出现新的热潮，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收入水平日趋好转。1992年、1993年、1994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5.9%、3.2%和5%。 但在新旧体制并存和交替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特别是农产品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快而吸收新增加就业者能力下降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二、我国农民收入波动的原因
（一）政府行为偏差对农民收入波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排斥市场、排斥市场机制，而以政府决定、指令性计划为核心的，名为计划经济，实为统制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不断地破除传统的体制，朝着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从政府决定为主的状态转到市场决定为主的状态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政府决定仍然存在。既然政府决定存在，政府就可以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和要求，不问生产是否适应社会消费，适应市场需要而片面优先发展工业（可能是重工业，也可能是加工工业），忽视农业；或者是一时重视工业和农业并举，从而造成工农业比例失调，农民收入呈现波动。比如，改革初期，政府行为是通过不断调高农产品价格，减少农业收入的隐性流失，以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1982—1984年）。但这种意义上的农民收入增加，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虽然当时以收缩财政、降低工业发展速度等消极办法应付过去，但由于城市工业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没有相应地提高，国家财政因此减少的收入便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一旦城市工业转入正常发展速度之后，其所必需的投资需求就无法得以保证，导致投资品（原材料）和工业品（产品）价格的连锁上涨，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1985—1988年）。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职工的消费也会跟着相应地增长。这样，一方面国家要保证城市工业的必要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又要改善城市居民的消费，只好又重新加强对农业提供资金积累的依赖，这就必然限制农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1989—1991年）。因此，受政府行为偏差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呈现不断地波动。
（二）需求转换对农民收入波动的影响 我国人口众多，农产品的供求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基本能满足需求。据资料表明，1984年以前的几年，我国农产品供给大于市场需求的比率，接近20%；即使是1985—1990年，农产品供给大于市场需求的比率也保持在10%左右。因此，目前的问题主要是供求结构的平衡问题，也就是人们消费结构的转换是否能及时地引起供给结构相应转换的问题。
首先，从农户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变动来看，1993年同1978年相比，肉禽增长1.4倍、禽蛋增长2.7倍、油脂类食物增长1.9倍、 鱼虾增长6.0倍，而粮食仅增长6.6%。其次，从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变化来看（见表2），6种农产品中，除水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增加外，其他5 种全是下降的趋势。这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不仅说明了8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的供给制约已经转变为需求制约，而且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即农产品需求制约改变了农业增产农民必然增收的对应关系，且这一格局的变化将在今后农民收入增长中长期起作用。
表2 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的变化
年份 粮食油料 猪肉家禽 糖 水产
1979-19840.632.94 1.343.06 0.94 0.52
1985-1992
-0.150.49 0.530.75 0.09 0.86
（三）价格改革对农民收入波动的影响 价格改革对农民收入具有再分配功能。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加，工业品价格上涨，农民实际收入降低。改革以来，我国不同阶段的价格改革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见图1）
图1 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由图可知，1978—1984年，国家对冻结多年的农副产品价格进行以调为主、调放结合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同期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上涨65.7%，而农村非农产品零售价格相对稳定，只上涨5.6%， 价格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农民实际纯收入的高速增长。农民从价格上涨得到的收入，扣除生活费用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多支出的部分，人均仍有14.23元收益。
1985—1993年，价格改革以放为主要形式，物价全面大幅度上涨，其中有三个高峰年（1988年、1989年和1993年）。同期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上涨100.8%，农村非农产品零售价格上涨104.8%。由于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的幅度，再加上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使得农民人均损失达171.76元。
1994年，国家全面放开了农副产品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上年上涨39.9%，据国家计委价格管理司的农产品成本调查资料表明，由此农民可增加收入达1410亿元。但因能源产品价格提高，化肥价格调整及汇率并轨、税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1.6%，农村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23.4%，以及由于粮价提高，农业税征收使农民增加支出累计为1064亿元。两项相抵，农民的实际收入1994年仅比上年增长5%，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增长8.8%的水平。
以上情况也进一步表明，农产品价格改革对增加农民实际纯收入的正向推动作用，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趋于弱化。
（四）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波动的影响 从总体来说，我国农民收入的80%还是来源于家庭承包经营。因此，农业投资，尤其是农户生产投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片面追求工业发展速度的指导思想下，尽管国家总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用于农业的投资却增长极为缓慢。
首先是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减少。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80年代以前一般为10%，已经很少，而在1984年已下降到5%，次年陡减至3.3%，1988年仅为3%。与此同时， 国家对农用工业的投资比例，也由80年代以前的4%以上下降到1%左右。
其次，从农村经济组织投资情况来看，1981年农村经济组织农业固定投资总额为83.3亿元，占其他投资的40.4%，1989年仅为11.4%。
再次，从农户生产投入来分析，农户生产的阶段性投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产生明显的波动（见图2）。 从农户各年生产投入增长速度曲线图可以看出：1985年以前，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以此促进商品性农业的不断扩张。农民人均生产投入由25元增加到140元，增长4.6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41.3%，直接带来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成倍增长。1985—1989年，农户的生产投入逐步弱化为以满足基本自我消费的自给自足性投入为主。同期农户生产投入总额虽仍有增加，但增加额较小，年均增长20%，若扣除物价因素，仅为4%。直接导致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于减缓，1990年出现了负增长。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生产投入呈现出名义投资增加较多，但实际投资进一步减少的态势。1993年比1990年增长40.1%，平均每年递增11.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1%，比80年代后期低0.9个百分点，比80年代前期低32.5个百分点。其结果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以二位数递增的同时，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
图2 农户生产投入增长速度曲线图
（五）劳力转移对农民收入波动的影响 我国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农业资金缺乏，传统上采用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来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农民收入。这种劳动要素的高投入，越来越受到资本投入不足以及土地资源潜力的限制，因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了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必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力向非农部门转移。通常的情形是：转移速度快，农民收入增加就迅速；转移速度慢，农民收入增长也就缓慢甚至下降，且表现出转移的速度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程度呈同步趋势。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情况（见图3）表明：1978—1985年，结构转变向量经过改革初期的起动后，明显增长，且急速向水平方向转变。非农产业就业份额同期由10.29%猛增到18.12%，净增了7.8个百分点，年转移速度为17.25%。在非农产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 农民同期收入以年增长17.71%的速度递增。
1985—1988年，结构转变向量较前明显缩短，且向横轴偏斜程度减少。其间劳力年转移速度为5.8%，相应地农民收入年增长5%。
1989—1991年，结构转变向量表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动趋势。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总量的压缩，限制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迫使相当一部分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民又重返种植业领域，再加上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民实际收入3年平均增长仅为0.7%。
图3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情况
199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在全国乡镇企业税赋增加、亏损面增大的情况下，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小（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分别吸纳了600万人、600万人、722万人，仅相当于1985—1988年的45%和1989—1991年的60%），但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出现“民工潮”，外出打工使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安徽省民工为该省创造产值近100亿元；广东省仅1994年向内地民工汇款103亿元。
当然，影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波动的原因，除以上五个密切相关因素外，还有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费用、摊派等方面。为此，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三、几点启示
（一）明确改革方向，是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前提 社会主义建设要有高速度，但必须是能稳定持续增长的高速度，而不是剧烈波动、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欲速反而不达的超高速度。前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的宏观调控下，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中是可望实现的，后者在政府决定之下，是很容易发生的。80年代初期，政府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向市场经济迈出了一大步，但对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这一点并不自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政府加以肯定、支持、保护、完善、提高，从而取得了农村前所未有的大进步。但是，多年来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旧思想旧观念有巨大的惯性力量，不少部门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明确肯定“农村经济也要走向市场化”这个改革方向，有时在具体政策上就可能背离这个改革方向，在具体操作中就可能停留在“口号农业”、“报纸农业”阶段，尤其是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发生矛盾时，仍然会偏重城市，偏重工业，忽视乡村，忽视农业。常常见物不见人，强调粮食和农产品供应，而没有特别关心粮食和农产品背后的农民利益。他们也声称要维护农民利益，但对农村改革后农民历史地位的变化熟视无睹，不愿意把农民看作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按价值规律和平等原则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不愿意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条件、提供服务。我国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在财政基本建设总支出中所占比重1994年降到1.7% 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指导思想不端正，一些具体政策行为就会发生偏差，甚至造成政府要粮食、农民要收入的局面。因此，各级领导都要自觉地更新观念，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
（二）必须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任何人都要吃饭才能做别的事情。我国12亿人口，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无法帮我们的忙。因此，特别重视粮食生产，确保粮食稳定增长，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情况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不能再就农业抓农业，就粮食抓粮食，必须逐步减少以至摈弃计划经济那一套行政命令的老办法，采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措施，使种粮的农户不吃亏，售粮的地区有效益。前已述及，自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食物消费已从单纯追求吃饱转向追求吃好，因此不仅需要充足的粮食，而且需要丰富的副食品。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贯彻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方向，适应市场需要，由单纯追求数量转向既重视数量增加又重视质量提高，促进食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品质的优良化。实践证明，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实际是农村经济中综合性最强的一个指标。只有在影响农民收入的多因素中，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才能为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按有关部门预测，到2000年实现小康，从1995年开始，农民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不能低于7%的水平，可谓任务之艰巨。
（三）必须改变单纯依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的传统思路 传统的观点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偏低。但图1的资料显示，80 年代以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际收入的正向推动作用已趋弱化。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农产品的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在农产品价格改革过程中，政府所关心的是实现结构性调整，即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稳定加工业产品价格，稳定市场物价总水平。这相应地要求非农产业部门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以抵消投入品涨价的猛烈冲击。但由于非农产业，尤其是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严重滞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活动劳动、物化劳动消耗而增加的那一部分收入，远远不足以补偿成本的较大幅度提高，唯有通过两条渠道“转嫁”出去。一是提高本企业产品价格，向其他企业“转嫁”涨价的影响，即走轮番涨价的道路；二是求助于地方财政减税、让利、甚至是财政补贴。到头来因农产品提价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还不足以抵偿其他产品价格上涨增加的负担。另一方面，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农民收入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调高农产品价格就可以得到完全解决的。如果我们是按照农业资源的稀缺程度来制定我国的农产品价格，那么我国农产品10多年来的涨幅已经超过了美国180年的水平，而且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国际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水平。② 此外，在我国目前的供给大于市场需求的供求结构下，农产品价格从总体上不仅不可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可能呈下降的趋势。所以，依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四）逐步减少农业资金的对外流失，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我国农业发展历史表明，在极其稀缺的土地资源上，仅仅依靠传统的技术以活劳动为主的要素投入方式，很难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也就很难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为此，以节约土地类型的现代化生产要素先行投入农业系统，必然成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得以提高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现代化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往往是以资金为载体的。
现在的问题是农业投资资金从哪里取得？首先，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投资能力，不能寄予太大的期望。因为政府在主观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对比重趋于下降的预算内资金的调节。而财政预算外的那部分资金，则会更多地倾斜在工业，特别是加工业方面。最终结果又迫使政府不得不增加其他基础产业的投资，以尽可能缓解“瓶颈”压力。假如我们把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进行划分，就会发现地方政府投资目标与中央决策目标的不一致。地方政府更多地向非农产业倾斜的结果，必然加大中央财政上对农业投资的压力，而随着中央财政直接控制资金分配额的相对下降还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短缺。其次，农产的投资倾向，由于受利益驱动，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向比较利益相对较低的农业。所以，当前的任务是要积极创造条件，结束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的原始积累方式，逐步实现工农产品的等价交换，从而减少农业资金的对外流失，保证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
（五）农民收入增长和剩余劳动力就业紧密相联，必须全方位去努力 首先要向种植业的深度进军，增加复种指数，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庭院经济，提高土地生产率，大力整治国土，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中低产田，从而就地消化更多的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加强和完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同时通过政府和民间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的门路，扩大劳务输出市场，也可以消化和转移不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最主要的途经还应当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强小城镇建设。沿海发达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上规模、上质量、上水平。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应当从当地资源出发，多组织东西部合作工程，引进资金技术，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把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总之，必须全方位地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发展二、三产业，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农业商品化、现代化，使农业有利可图，农业劳动者的收益逐渐接近城市就业者。只有当农业变成人们乐于从事的职业，才能说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注释：
①波动分为古典型波动和增长型波动。本文指增长型波动，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速度的加快或迟缓。
②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价格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