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文化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现代性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1)23-0004-04
对于正处于现代性之途中的当代中国，人们在顺应、改造现代性方面远未达到应有的文化自觉高度。因而，提升文化自觉，培育清醒的现代性文化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和理论课题。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文化自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之一：提升文化自觉
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解，所谓文化自觉，指生活在既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即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简言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此，可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说明。
纵向的眼光即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眼光看，文化自觉就是要了解本国文化的根和种子，了解本国文化的传统。费孝通先生说，种子是生命的基础，没有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费先生认为，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悠久的文化历史中培养出来的精髓。主动自觉地维护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2]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3]这种“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
横向的视野即面向全球的视野。确立全球的视野就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了解全球化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必须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本民族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本民族文化可能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4]
在此，费孝通先生给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确立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文化自觉论”是费孝通先生以一生的造诣和追求而形成的一个观点。很显然，文化自觉性亦即文化主体性，而主体性正是现代性的主旨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要求，体现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改革开放等时代特征的文化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文化要求更是以现代主体意识的弘扬为主旋律的。
在当代中国，为实现文化现代性，亟需培育以下几种现代主体意识：一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意识，包括开放的思想观念、开放的社会心态，以及开放、多样的社会主体交往意识等。二是面向现代化的自主性意识，主要表现为独立人格的形成。独立人格的形成，是社会主体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主体性的高扬，以独立性的强化为标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立人格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三是面向未来的创新性意识，首先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创新。而在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之二：科学认识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融有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之统一。这是两种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因素。文化的现代因素，是指反映当前时代性、体现时代精神、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时代潮流等文化特性的因素。文化的传统因素，则是指文化中反映或包含以往时代内容特性的因素。文化作为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当然要反映时代性，时代性是体现文化精髓的主导方面；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民族存在的根本、维系民族团结和凝聚的纽带，以及促进民族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载体。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经济再现代化，也会被人视为一个业已消失的民族，或是别的民族的复制品。
文化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中产生和发展，任何现代性都是从传统性的土壤中孕育和生长起来的，现代性中必然含有传统性因素；而今天的传统性，曾经是过去的现代性；今天的现代性，又必将成为明天的传统性。在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化整体中，现代性和传统性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因而，现代性和传统性是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维度。正确处理这两个维度的关系，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以反映当今时代风貌的思想文化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无疑是当代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当然内含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提高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觉地甄别精华与糟粕，吸收传统文化中能够为现代性所容纳、所必需的内容，并把其改造、提升为现代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中，有一些内容是超越时代的。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借鉴的地方，诸如：
其一，对和谐理念的关注和强调。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贵和尚中、以和为贵等，无不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世界的和谐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无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
其二，对德性的呼唤。中国传统文化以强调伦理德治为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强调“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楷模；注重“修身养性”和道德情操的陶冶；注重实践的价值取向，“修身为本”，“治国平天下”，参与政治、变革社会、“治国安民”，以至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等等，无不为当今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其三，对人道的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始终是世界的中心。孔子认为，在天下万物中，人是最重要的。墨子称“兼爱”为“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认为天下的一切祸害皆起于人们之间“交相别”(相互对立)，所以讲爱不应有亲疏，而应该是“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即要求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汉代以后，儒家的“天命论”和佛教、道教的一度盛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重人道的精神，但神学的观点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贯穿中国传统哲学始终的一根主线，一直是重人道的精神。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人道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当今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并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的思想渊源。
凡此种种，都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提升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地挖掘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提升文化自觉，又要避免不加分析地一味固守本土民族文化，一概排斥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故步自封，不求进取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正确处理文化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矛盾中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分析。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其基础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此相应的是封建专制皇权制度。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封建主义糟粕，诸如：权力崇拜、个人崇拜的封建皇权思想；官本位、专制主义的封建等级思想；任人唯亲、唯书唯上的封建宗法思想；缺乏公民意识，缺乏民主法制观念，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科学精神，缺乏竞争意识，轻视效率，重农抑商轻利等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说，依附于封建小农经济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宗法伦理文化，缺乏民主、法制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不能支撑现代工业经济，因而缺乏内在的向现代文化转变的动力。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同夹杂其中的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划清界限，这正是提升文化自觉的必要性所在。
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之三：科学认识文化现代性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现代性离不开文化的全球化。这是由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紧密相关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社会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化社会必然是一个打破地域割据，以全球经济实力的竞争为主要线索的社会。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必然有力推进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这种相辅相成，无疑在文化现代性和文化全球化的内在关联性上表现出来。
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并非指全球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仅享有一种无任何差异的等同的文化。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实质是越来越多的人跳出狭隘的地域界限，超越本族群的视野，而拥有全人类的立足根基以及环视世界的目光。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表明，当今文化发展将越来越仰仗全球化的开阔视野，脱离全球化的文化现代性是不可能的。
提高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深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间关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的自觉，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自觉。发展文化事业的使命，就在于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正确对待世界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
在对待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尤其要注意“全盘西化”思潮的复活。“全盘西化论”从近代中国起，就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过胡适的以全盘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派。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适应于中国古代的环境和时势，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就“变成废语了”，“丢掉它没有什么可惜”。[5]西方文化派的观点尽管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其影响并未消除。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放后的中国又出现过一股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倾向，认为中国文明已不能赋予整个民族以强大的动力，要救中国“文明之衰症”，就要打开国门迎接西方文化的“新曙光”，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和价值模式。
西方文化派的观点之所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经久不衰”，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中国国民的思想根源。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成功发展形成了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本特点是把西方的思想观念与文化视为优越的价值取向和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念，西方的价值取向即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强调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发展为标准衡量世界。进入20世纪，广大东方社会开始批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把西方当作先进而加以追随。西方中心主义也就由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演变为东方人以西方为先进而向之看齐。西方文化以“现代性”的面貌得到东方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世界主义”。
这种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化”，以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为荣的倾向广泛存在于我国社会各领域各层次。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和彼得·伯杰所描绘的，当今正在出现的文化全球化传播是通过社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方面的媒介而扩散的。社会精英文化包括两部分：一是商界和政界领导人文化，亨廷顿称其为“达沃斯文化”。它的根本动力是国际商务，本质是全球商业文化。二是与商业文化相伴的“学界文化”。它的运载手段包括学术网络、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某些政府机构和政府间机构。[6]大众文化由阿迪达斯、麦当劳、迪斯尼、MTV公司(音乐电视)等企业传播。虽然这些企业的领导也是精英，但大众文化却向世界各地的广大民众渗透，其幅度之广是惊人的。2002年2月，随同布什总统访华的美国《纽约时代》记者为中国城市与美国的共同之处之多所震惊，他写了一篇题为《别克、星巴克、肯德基，这还是中国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冒出了美国商店和餐厅……新建的住宅小区用上了‘橘郡’和‘曼哈顿花园’之类的美式名字。人们梦寐以求的豪华汽车是高档的别克车。”还有一位香港记者感叹置身于中国城市如同置身于纽约、东京或伦敦的夜市，感叹中国服装的“洋化”。[7]虽然，与社会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的消费大多是表面性的，对人们的信念、价值观或行为并未有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能不重视西方文化对中国大众行为方式的影响之大。
“西方文化热”的思潮曾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一些青年大学生的心目中，什么都是西方的好，“言必称西方”，有着盲目的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为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热衷，跳出把文化西方化与文化现代性相等同的认识误区，坚持现代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给青年学生以科学分析中西方文化，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思想武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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