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传媒论文,农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对农民政治参与所发挥的功能是其它渠道所无法比拟的。虽然，传媒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且误区重重，加之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族、家族文化积淀形成的禁锢、封闭的氛围，以及农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农民的政治冷漠给传媒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带来了诸多障碍，但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舆论优势和时效性必将成为农民参与政治、影响决策、表达自身利益的一条卓有成效的途径，并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带来某些转机。
一、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双重功能
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如果在共时的状况下看，大众传媒无疑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机构。现在广义上的理解可以包括诸如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电台、书籍以及其它媒体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它当然要有自身的目标与宗旨，并且要使自身同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主流相契合；同进必然受到其它系统，特别是政治经济系统的控制。所以，大众传媒一身二任：其一要满足自身接受者的需要，其二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它总扮演着社会性的和人际性的双重角色。我们还可以通俗一点讲，“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是：传播者、解释者和中介者，群众扮演了接受者、收众者的角色，政府则扮演了决策者、领导者、策划者和守门人的角色”。（注：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大众传媒居于其中，担负着双向的，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传播和沟通的职责。正是在这样一上一下的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参与得以实现，自身的个体利益得以表达。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显示了大众传媒的“双刃剑”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训化和政治宣传功能。即大众传媒所固有的正面宣传功能。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大众传媒机构都是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的，它们被称作政府的“喉舌”、政策的“传音筒”。这一职责对于分布在国家各个地域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促进政治沟通，推动政治社会化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时它也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必经环节，因为农民只有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当前的三大传媒）等媒体了解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明确选举投票的过程与步骤，领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后才有可能真正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从侧面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况且，现代社会已由过去的“民可以使由之”变成了“民必使知之”，“民惟邦本”，只有在加强上下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才可以做到“本固邦宁”。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职能恰反映了大众传媒本身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文革”期间这一职能被发挥到了极至，以至扭曲变了形，从现在的大众传媒来看，这种职能仍占主流。而事实上以正面宣传为主也是大众传媒必须严格遵循的一条重要方针。
第二个功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凭借大众传媒而发挥的部分舆论监督功能。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改革意义和创新意味的功能。“新闻事业不能单独构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必须和人民群众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注：郑贞铭：《大众传播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载于《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第72页）马克思也曾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应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78页）这一方面自然要求大众传媒了解受众——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另一方面则要用充满人的思想和感情色彩的方式来表达。
事实上，经过大众传媒、新闻机构的报道传播，使长期积存的农民问题的许多层面暴露无疑，这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惩治了农村地区的腐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决策行为和政策的颁布甚至法律法规的制定。“不怕记过不怕降，就怕新闻大曝光”这句政治民谣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舆论监督具有震慑力和预防性的社会功能。而在这其中，实施舆论监督的主要途径都是经由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并且，就实际来看，农民问题的存在已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既定事实。农民的政治参与也已成为社会发展中作为农民所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大众传媒也就是在问题本身存在的前提下，激发、聚合某些已形成的共识，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汇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反作用力，它集中体现为社会意识的集合和道义的召唤，这也就是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内涵之所在。
大众传媒的这种舆论监督功能曾被马克思形象称为“另一法庭——道义的法庭”。不管是谁，一旦受到这种社会公开的道义监督和谴责，且激起公愤以后，掌握处分权的机关一般不敢轻易包庇袒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就对被监督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近年报道的“假种坑农”的种子站或公司；因为加重农民负担而致使农民自杀的村乡级领导干部；对农民上访置之不理的民政部门等一旦诉诸报纸或荧屏，被压上“道义的法庭”后，无一不败诉的。农民通过大众传媒在间接或不自觉地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在自发地凭借大众传媒完成自身的政治参与过程。
而舆论本身则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它反映了社会中的一个阶层或某个集团对某一事态大体相近的看法或意向。这一点古已有之，但就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阶层来说，更多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能做到“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的君王简直是凤毛麟角，加之媒体的缺乏，根本无法形成舆论监督。
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崛起赋予了舆论前所未有的地位，这当然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所提供的多种多样的传媒手段是密不可分的。伏尔泰就称舆论为“世界之王”；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舆论就是一切”；卢梭则在其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将舆论称为公意，并且认为：“公意就是一种法律，监察官就是法律的执行者”。（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而1787年美国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则主张用报纸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的主张。
在我国，随着大众传媒逐渐把视角对准社会基层领域，百姓生活和昔日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舆论监督发挥的巨大作用正倍受重视。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会见省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的新闻工作者时说：“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建议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十五大也强调要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这都是对广大农民利用大众传媒参与政治的一个极大的肯定。
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舆论监督对象的广泛性。农民凭借大众传媒可以对任何组织、机关和个体实施监督，从党政机关到公司企业，从社会团体到公职人员，只要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件在大众传媒上曝光，相应的机关总会作出反应，至少会给农民一个“说法”。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舆论监督影响的及时性。这是由于新闻媒体本身的时效性特点决定的。农民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的敏感话题，往往能一触即发，使受众者产生共鸣。再加之在电子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只需很短的时期就能迅速传开，在全社会形成自觉的有能量的舆论监督。与其它监督形式相比，例如通过信访渠道诉诸法纪监督，从问题发现到调查处理，要经过一整套程序，费时较长，甚至延误问题及时有效的解决。所以，农民大都更愿意采用大众传媒这一渠道。
再次，舆论监督的公开性。这实际上也是大众传媒自身特点的反映。因为一旦经由新闻传媒的宣传报道，监督的内容、指向的对象都摆在了公众面前，这样使农民问题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成问题的解决。如果通过纪检等手段或其它封闭性程序，透明度极差，且在农村地区更易形成“人治”，滋生腐败。农民于这一点已有切肤之痛的体验。
其四，就是舆论往往会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大众传媒本身的行为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没有直接处置权，但是它可以对用权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腐败分子产生震慑，是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有力武器。特别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有一种预警功能，能起到一种探照灯似的作用，也有利于在农村地区催生良好的道德风尚，净化滋生腐败的土壤。
基于上述的四个特性，大众传媒正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其参政议政、表达民主要求的有效形式；同时，大众传媒也是反映农民意愿的便捷途径，表现为它对政策决策具有咨询、制衡和检测等功能：决策之前汇集各方面的相关信息，为决策机构提供依据；决策之中反映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完善决策提供信息；决策后反馈经验和纰漏，为修定完善决策服务。这实际上也是农民的一种隐性的政治参与过程，它在实际当中是不能被明显觉察到的。而且，大众传媒承载了人们的批评、意见和不满，使农民真正体验到了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这有利于消除当前农民的政治冷漠和激发农民进一步参与政治的热情。以上都是大众传媒所独有的优势，也正是这些优势使大众传媒和农民的政治参与走到了一起。
二、参与的困境与传媒的误区
从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到九十年代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优先发展农业”的论断，中国农业唱的一直都是一首忧伤的牧歌。“抓农业，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也是一项极强的政治任务”也不知喊了多久，中共历任领导对农业方面的讲话和指示是最多的，地方上讲农业也最凶，大众传媒宣传农业也最多。可农民问题解决了多少？农民的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达到了几何？强大宣传攻势下造成“口号农业”给社会和农业本身带来的误导有多深？面对这样一些沉疴，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传媒自身宣传报道中的诸多误区。
大众传媒在充当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利益和意见表达工具时所面临的困境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大众传媒面临着自身两重功能的冲突和此消彼长，二者能协调一致时，当然能共同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反之就会使其中的某一功能朝着畸形发展，而这通常是后者。
我们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正把自己的视角从单一的“政治宣传”转向广大的农村生活和具有代表性的农民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但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的管制仍然很严，大众传媒并不是完全独立发言人。因为一旦发布批评报道就会得罪人，甚至于“打不住黄鼠狼惹一身臊”，所以因噎废食，不愿意或不敢去“捅马蜂窝”，即使实在无法推卸，也只是避重就轻，监督小人物或作表面文章而不涉及实质问题，这是一种明哲保身之举；而另一方面，作为被批评对象的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缺乏“被批评”的勇气，他们认为舆论的批评监督多了，就会损害党和政府乃至领导和个人的威信。在地方一级甚至认为批评报道就是与人过不去，所以大众传媒一直对舆论监督讳莫如深。一些权力机关也千方百计遮羞，大搞神秘主义以避开大众传媒的眼光，这完全是对“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一种误解——“正确的舆论”就是不要批评。同时，对新闻报道繁琐的审批程序和传媒机关本身的利益考虑使得他们在行使这项极有分量的权力时缓慢而又倍加小心，这样报道本身的及时性已大打折扣，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农民的政治参与。
并且作为危险职业之一的记者经常面临着打击报复。近年关于新闻报道和记者的官司增多的情况表明这种趋势在加重，加上农村地区对记者的报道采取更加野蛮的报复行为，所以许多县乡级的记者投鼠忌器，舆论监督功能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了。
（二）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困境。这包括两方面：
(1)常规法规的不健全。比如在《环境法》未出台时，有不少传媒报道了农民遭到某些工厂的污染而妨碍了农村的生产建设的事例，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但政府部门也苦于无法可依，致使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2)新闻传媒部门自身的法规不健全。大众传媒监督着社会，表达了农民的利益，可谁来监督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手中本来就握有一种无形的权力，记者在西方新闻理论界素有“无冕之王”称号，但这样一种权力只有在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时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会失去其理性和意义。近来社会关于大众传媒与违法乱纪者串通一气的事已屡见不鲜，所以亟待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大众传媒的行为，这也是保证农民政治参与的需要。目前要抓紧制定《新闻法》、《电影、电视、广播审查法》等重要法律，特别是《新闻法》中要明确舆论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大众传媒自身的廉洁。法律环境的净化也会使得农民政治参与的真实性得到提高。
（三）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农民，本身的综合素质较低，整个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更令人担忧。试想，如果农民连报纸都读不懂，那又何谈利用大众传媒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呢？至1995年，全国15岁（含15岁）以上年龄的人口仍有2亿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农民家庭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就有近15人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8%，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的比例则更少。（注：《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30页）
而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更是严重不足，特别是农业收入偏低的落后地区，仅靠政府的教育经费已无法维持现状，这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加之农业劳动本身对知识的要求没有其它产业那么严格，农民的守旧意识依然存在，所以也不愿对子女进行智力投资。许多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也根本没有诉诸大众传媒来表达自身利益的意识。
其二，是农村家族、宗族固有的封闭性、狭隘性所带来的阻碍。家族、宗族的残存使许多牵涉到农民利益的问题会在族内解决，通常是族长说了算。它与“开放性”、“民主化”的大众传媒的解决方式截然不同，家族、宗族的存在从根本上是拒斥大众传媒的。这就掩盖了许多农村地区隐性的社会问题，并助长了暴力。
其三，由于政治参与的渠道少，且不畅通，加之贫困地区大众传播媒体的缺乏，仅电台、电视和报纸是农民手中可获得的媒体，并且普及率极低，所以农民不能充分借助于大众传媒这条渠道。因而群访、越级上访、甚至对抗性的活动有增加的趋势。如果农村地区的大众传媒工具和通讯设施不列到改革的日程表上，那么农民的政治参与将得不到物质上的保障。
至于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产生的误区则大多来自媒体本身的一些诟病，主要体现在：
（一）传媒界各自为政，不协同行动。因而即便农民问题得以反映，但由于了解到的人并不多，所以舆论监督并不强，难于对农村地区的丑恶现象形成冷酷无情、千夫所指的舆论攻势。这是由于传媒自身的保守性和商业利益决定的。而且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传媒也很少去关注对农民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培养和教育，许多农民因此而缺乏参政的知识和能力。
（二）大众传媒肆意“炒作”各种热门新闻和消息间接加重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由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的理性成分较少，大多源于经济利益，且具有高指向性，即政治参与一下就指向国家的最高决策和大政方针，而不是具体层次的微观问题。再就是政治参与的高期望值，相当一部分农民总是希望自己参政行为马上就能影响到国家和政府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媒体对某一牵涉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大肆报道、渲染，势必会引发狂热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报复心理，既而采取暴力对抗、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造成农村地区的不稳定。
（三）大众传媒宣传农民问题，以此引发社会关注，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但有时传媒的报道会适得其反，其负面效应表现在：诸如有关与减轻农民负担相悖的误导：
其一是不恰当地强调平均数。中央三令五申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有的地方农民负担却居高不下，原因在于喜欢搞平均化。因为平均化在某些人看来就是达到了标准和整体要求，但平均数往往使得一些尚未脱离贫困的人口被掩盖。事实上，富裕省份有穷县，富县有穷乡，富乡有穷村，富村有贫困户。假定某个村有一户一年收入超过100万元的，而同时又存在贫困户，平均数的背后就掩盖了许多不平均。这样也许会博得上级的欢心，因为平均数代表了政绩，可苦了农民。所以，大众传媒的一个自身看来很不经意的行为，而带来的结果却是迥然有异的。
其二是反映提前收缴农民税费的事。因为在某些地方将这项内容作为文明户的评比标准，也是地方上考核政绩的一项指标，如果报道了某乡或村完成了提前收缴税费，就会成为“动人”的故事。这种作法显然与农民减负的规定不相符。提前征收无疑变相加重了农民负担。大众传媒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危害其实不小。
上述几种误导现象大多牵涉到的是经济问题，但也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息息相关，因为经济利益大都作为政治参与的深层次原因而存在。因而，只有理清了这些头绪，才有可能找到大众传媒与农民政治参与之间的最佳切入点。
三、拓展传媒的功能和农民政治参与新渠道
如何让大众传媒真正走进农民心中？如何让农民告别传统文化中“崇尚权威、畏惧君子”的秉性和摈弃对“包青天”般官吏的渴望和依赖心理？如何拓展传媒的新形式与新功能，更多地给一片农民自己说话的天地？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久以来，在社会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却如果不经传媒曝光，农民问题便得不到解决。农民有状无处告，有冤无处伸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只说明了一点：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过程和监督体制中还有许多无法走出的怪圈和根除的惰性，如果不消除这些劣根性，那么农民的政治参与很可能流于形式和空谈。
首先应当承认，大众传媒介入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长期以来，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何其简单、划一和封闭，大众传媒似乎正在实现“民告官”的梦想。但物质上的尴尬是一个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据调查可知，我国农民人均消费结构还主要是以食品为主，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中占了一半。住房也有相当大的比重。订报率仅为0.5-0.6%，而所订的报也大多是为了寻求所谓的致富信息和单一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并加强地方大众传媒的建设，是一根本的、长远的考虑。
其次，应拓展大众传媒的功能。大众传媒是报道其它监督机制在解决农民问题上获得的成果或以另外的监督手段求得了事情解决的事实，而自身则很少单独去关注。除非某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已成了“新闻”。新闻报道似乎成了程式化的东西，而近年来兴起的所谓“有偿新闻”更令人感到惊诧和惋惜，这与传媒本身的职业道德已相去甚远。
而就报纸这一传媒形式来说，除了正常的关于中央对农村、农民的一些政策性的报道和新闻外，大都还有一些在副刊上开辟的读者来信等类似的栏目可以让农民反映自己的意见，但这种栏目并不是每期都有，更何况并不是全部都用来刊登农民的来信。所以，农民可以凭借的工具事实上并不理想，可利用的机会也并不多。其实，完全可以在党报、晚报、都市报上开辟更多类似的栏目来登载来自农村地区的报道和以更灵活的方式让农民介入到传媒中来。
至于电台和电视台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完善，除了在新闻节目中穿插一些关于农民问题的报道外，很少另辟栏目来做这项“吃亏不讨好”的工作，因为电台和电视台存在严重的商业利益观念，其商业化趋势也在日益增强。而它们在这一点上本可以做得更灵活一点，可以完成那些政府部门想干又没法干，想干又干不了，或应干又不能干，应干又干不好的事情。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经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电影和书籍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时效性不如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实现农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有一定周期。近年来，在一些书籍上出现的政治民谣和报刊上的讽刺漫画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有的虽然言语过激，但切中时弊，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之所在。确实也能发人深省，从心理上和舆论上影响了政府部门的某些人，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总之，农民对大众传媒的认识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利用大众传媒这条渠道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通常是坐等“无冕之王”的到来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才作出这种选择。其实求助于大众传媒，本身就是自身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但要使乡土中国的农民认识到这些是何其之难，这有赖于长期的民主建设和整个农民阶层的素质的提高。也只有到那时，农民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的动物”。但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已走到了一起，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功能的不断拓展，以及法制法规的不断健全，中国农民必将能更多更好地利用大众传媒这条渠道来实现和完善自身的政治参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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