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在中国20年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语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2X(2004)04-0012-08
0.引言
20世纪80年代左右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以来，语用学在中国发展异常迅速，成为外语界和汉语界学者共同研究的热点。钱冠连(1990)、何自然(1994)和沈家煊(1996)对国内语用学的发展情况做过综述。本文重点评述过去20年来国内的语用研究。
语用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从外语界和汉语界两个方面去探讨。前者在引进和研究国外语用学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后者应用语用学理论研究汉语语法，取得了许多有益的进展。
1.外语界的介绍和研究
外语界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早在1979年，许国璋就选译了奥斯汀(Austin)的《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收入《语言学译丛》（王宗炎，1990）。胡壮麟(1980)最早向国内全面介绍了语用学的对象和方法、各个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语用学规则。倪波(1982)介绍了国外语用学发展的情况。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Levinson,1983)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发表在《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1期至1987第2期，并且把荷恩《语用学理论》(Horn,1988)一文译成汉语，发表在《国外语言学》1991年第2期和第3期上。何自然(1987)全面介绍了语用学的产生、研究对象和主要分支。钱冠连(1991,2000)介绍了欧洲宏观语用学代表人物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和选择理论。钱冠连(1990)在回顾中国语用学的起步与发展时，论述了宏观语用学从功能性视角探讨语言的合理性，并指出英美传统上的微观语用学过于狭隘，发展前景不大。何兆熊(1989)明确指出，语用学应该是针对语言的一种功能性视角；人们熟悉的，并且在语法学、修辞学中已得到广泛研究的众多语言现象，都可以从语用的角度重新审视，指示和修辞格便是这样的例子，对话语的连贯性、句首小品词的研究，也应归入语用学。
从整体来看，外语界对国外语用学理论的引介主要关注微观语用学，尤其是言语行为、会话含义和会话分析方面的理论，不过宏观语用学中的礼貌现象也吸引了不少注意。国内出版的一些语用学著作，如何自然(1987)和何兆熊(1989)等，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列文森(Levinson,1983)的框架，外加礼貌现象的研究。有关语用学学科地位及与其他学科分界的问题，除以上提到的何兆熊(1989)和钱冠连(1990)以外，沈家煊(1990)探讨了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限。
1.1 言语行为
段开诚(1988)和顾曰国(1994)介绍了舍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涉及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形式化问题。顾曰国(1989)评述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来源和方法，着重指出了它有关施事行为的分类和分析取效行为时的缺陷。
言语行为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间接言语行为和各种言语行为实施的语用策略。何兆熊(1984,1988)讨论了间接言语行为，尤其是英语中的间接请求。张绍杰和王晓彤(1997)对比研究了英语和汉语中“请求”行为的实施策略。张新红(2000)调查了汉语法律言语行为在立法语篇中的实施情况以及各类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分布。王爱华(2001)对比分析了英语和汉语中拒绝行为的表达模式。
1.2 会话含义
关于格赖斯(Grice)会话含义学说的研究在国内占有主导地位。程雨民(1983)最早介绍了会话含义学说。随后，对格赖斯非常规意义理论、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新格赖斯会话含义推导机制的各种研究，在国内成为语用研究的主流，其深度和广度明显超过其他领域。徐盛桓(1994)和王传经(1995)介绍了格赖斯的非常规意义理论。徐盛桓(1993b,1994)分析了古典格赖斯含义学说及新格赖斯推理机制，并提出了自己的含义推导机制。钱冠连(1987)提出了语言交际中存在的假信息的概念，认为这是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现象。熊学亮(1997)评价了对含义的分类标准。
1.3 关联理论
关于语用推理影响更大的学说是关联理论。对它的介绍和研究是国内一大热点。沈家煊(1988)最早对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进行了评论。何自然(1995)分析了格赖斯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的差异，认为关联原则可以取代合作原则。何自然和冉永平(1998)把关联理论看做认知语用学的基础，全面介绍了关联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新的发展。熊学亮(1996a,1996b;1999)以关联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从听话人角度出发单向推导语用含义的模式。
许多学者还应用会话含义和关联理论分析具体交际现象，如林书武(1995)评价了格赖斯学说对反语现象的分析，并在关联和语义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反语现象的理解过程。黄国文(1997)分析了广告语篇中的会话含义。何自然和冉永平(1999)运用关联理论，分析了话语联系语对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认知性解释及其语用制约性，论证了话语生成与理解是一个互相制约的过程。
1.4 会话分析
黄衍(1987a)介绍了话轮替换系统的一些基本概念。黄衍(1987b)分析了英语日常会话中“自谦”和“赞扬”毗邻应对的“优选结构”(preferred organization)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并分析了中国学生与此有关的语用失误。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不少有关真实对话的实证性研究。刘虹(1992)以汉语语料为基础，提出了话轮、半话轮和非话轮的区分。刘虹(1993)分析了会话中非理想情况产生的原因及其矫正方法。何安平(1998a)以近十万字的英语会话语料为基础，分析了英语本族人在日常对话、公开讨论和电话交谈三类会话中的听者反馈语，另外还分析了英语会话中的成功与非成功插话现象。何安平(1998b)和吴平(2001)分析了通过录音收集的汉语对话，研究了其中反馈信号的形式与功能，发现反馈信号与性别和社会阶层等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1.5 指示
关于指示现象的研究较少。张权(1994)分析了指示语的先用现象。陈辉和陈国华(2001)在分析《红楼梦》语料的基础上，对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进行了研究。人称指示就是通过明示或隐含的人称代词，把话语中涉及的人或物与说话者、听话者或第三者联系起来，表明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说话者在听话者面前指称第三者时选择视点的情况，可发现这类选择受到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的支配。关系的亲疏决定视点的选择，说话者一般选择语境里与第三者关系最密切的人的视点。地位的高低也决定视点的选择，说话者在地位比听话者低时，一般选择第一人称视点，在地位比听话者高时，一般选择第二人称视点。
1.6 预设
预设或前提涉及的哲学背景十分复杂，虽然在西方语言学界论述较多，但大部分材料都已过时，参考价值不大，（何兆熊，1989）因此国内学者关注得并不多。李锡胤(1990)讨论了预设和蕴涵(entailment)的区分问题。徐盛桓(1993c)把预设分为绝对预设和相对预设，并探讨了预设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蓝纯(1999)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的预设引发项。
1.7 礼貌现象
礼貌现象也是国内研究的一大热点。从整体来看，国外的礼貌研究大多以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1978,1987)的面子概念为核心的礼貌理论为框架，而国内研究则大多以利奇(Leech,1983)的礼貌原则为框架。刘润清(1987)讨论了利奇的礼貌原则，并提出礼貌原则比合作原则具有更高的约束力。
徐盛桓(1992)参照利奇的礼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注意自身、尊重对方、考虑第三者”。束定芳和王虹(1993)讨论了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与礼貌原则的关系。王建华(2001)认为，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取决于话语是否切合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而这一距离是在交际过程中推断和确定的，它随着交际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而交际者可凭借语言手段来维持或改变即时的语用距离。
Gu(1990)和顾曰国(1992)追溯了现代汉语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总结出了一些制约汉语交际的礼貌原则，如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和慷慨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并指出了英汉礼貌现象在文化上的差异，同时还对利奇的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修订，在国内影响较大。
Chen Rong(1993)以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在恭维答语方面英汉礼貌策略的差异，发现说汉语的人更倾向于直接否定对方的恭维。陈融认为，利奇的礼貌原则中的谦虚准则在英汉两种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重要性，这可以解释英汉在恭维答语方面运用礼貌策略的差异。
高航(1996)全面介绍了各国学者对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1978,1987)以面子概念为核心的礼貌理论及利奇的礼貌原则的评价，并认为那时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对听话人所采取的礼貌策略，而忽略了交际中非常重要的说话人一方，此外礼貌概念的内涵过于狭窄，可以包括在面子策略内。高认为，礼貌研究应该注意交际双方如何对不同的面子需求做出调整。
1.8 语用法的规约化和语法化
近些年来，对于语用法的规约化或语法化的研究渐成热点。沈家煊(1994b)综述了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现状，曾衍桃(1997)讨论了短路会话含义的规约化问题。何刚(1997)介绍了语用方式的规约化。语用方式是受语境因素影响，交际者为完成交际、达到互动目的所采取的各种途径、方法和手段，这些手段为社会文化认可，成为交际者在大脑中的操作模型。沈家煊(1998)论述了语法化概念和语用法固化为语法的一些机制。徐盛桓(1998)探讨了英语疑问句询问功能的消退和转移，疑问句句法结构不断蜕化，最终成为非疑问句的过程，并试图从语用法的语法化角度说明其规律。国内有关语法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和汉语语法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文论述。
1.9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除了对上述语用现象的研究以外，外语界学者尤为关注语用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重点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中语用现象的理解和表达，如学习者对会话含义、言语行为和礼貌现象的理解，学习者使用目的语时所出现的母语影响及语用失误等。这些研究被归入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或跨文化语用学。何自然(1996)介绍了语际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刘绍忠(1997)介绍了语际语用学发展历史和现状，并提出了我国语际语用学的发展策略。何自然还出版了专著《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专门探讨语用学研究对英语学习的指导作用。
黄次栋(1984)列举了中国学生在使用英语中出现的语用失误问题。黄次栋(1986)探讨了产生预设的词项和句法结构，并认为预设对正确理解英语语篇起着重要作用。高一虹(1992)比较了中国学生和拉美学生在英语字谜游戏中的交际策略，发现中国学生具有很大的交际潜能，并认为有关中国学生以语言形式准确性见长而交际能力欠缺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关键是如何发掘他们潜在的交际能力。谭智(1998)测试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理解会话蕴涵的能力，发现他们对会话蕴涵基本上没有明确意识，识别和理解能力都很差，而且这一能力并不随语言能力的增长而增长。谭还发现文化背景知识对正确理解会话蕴涵起着重要作用。
2.汉语界的研究
与外语界学者相比，汉语界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从语用角度研究语法现象，探讨与语法有关的非语言因素，但是他们对语用因素的理解要比外语界学者宽一些，除了传统微观语用学的内容外，还涵盖了话语分析、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等。
2.1 理论建树：三个平面学说
胡裕树和范晓(1985)最早提出了汉语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理论，即句法、语义和语用。这里的语用指的是跟句法有关的语用因素，主要有：主题和述题、重心和焦点、语气、口气、评议性成分和句型或句式变化。他们认为，三个平面各有其形式和意义。语用意义是指词语或句法结构在实际运用中所形成的语用价值或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意向。表示语用意义的形式称为语用形式，语用形式主要是语序的、虚词的，也有其他形式如语音、韵律等。句法和语义结构中的成分与语用成分之间密切相关，语用平面的信息最终由某些句法或语义成分来承载。三个平面的观点正成为研究汉语语法的新模式，它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刘丹青，1995:10）
施关淦(1993)认为三个平面相结合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前提是区分，区分的重点是语言与言语（话语）。由于不加区分，导致许多不正确的结论，比如汉语语序有人认为是固定的，也有人认为是灵活的。正确的认识应是，汉语语言系统中的语序是固定的，而话语中的语序是灵活的。施关淦(1994)讨论了省略和隐含现象的区分，认为省略是应用现象，而隐含是语言现象，在语法分析中加以区分非常重要。
陆丙甫(1998)指出，语义、语用和语法三个平面中，语义是基本的，主要反映结构内的意义关系；语用则主要反映结构内成分跟结构外因素（语境、说话者态度等）的联系；而语法是兼顾语义和语用的编码形式，是最复杂的。因此许多语法现象可以通过语义和语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刘丹青(1995)提出，汉语的句法独立性太弱，难以建立独立于语义、语用而相对自主的句法体系，汉语语法必须注重句法—语义关系和句法—语用关系，而语用在汉语中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汉语语法是语用优先语法，句法—语用关系应该摆在首要位置。然而“语用优先观”的语用，不应该是垃圾桶，把修辞、知识背景、文化等都装入其中。语用主要指语法在使用者之间传递信息的传通功能（有别于认知功能），及表达传通意义的语法手段，应该是可以控制并做有限描述的规则性的东西，并且是涉及句子通不通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语用优先的观点不是强调语用独立性，而是在宏观上（句子、话语层面）加强句法—语用关系的研究，以确定句子构造的语用因素；在微观上（短语、形态）加强语义—语用研究，以确立制约词语组合和形态使用的语用因素。
2.2 应用研究
除以上理论探讨外，汉语学者更多的是运用西方语用学的许多概念来分析句法、语义问题。
沈家煊(1987)应用蕴涵、含义和预设三个概念解释“差不多”和“差点儿”两个短语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异同，认为这三个概念可以解释汉语中许多类似现象。崔希亮(1993)运用预设、推断(inference)和会话含义分析了汉语中的“连字句”。郭继懋(1997)运用会话含义概念分析了反问句使用的语用条件，认为反问句不只是加强语势，其实质是为了表达隐含意义，符合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
沈家煊(1989)运用会话分析理论分析了汉语会话中的“对答”，试图说明一个举动有应答和引发两重作用，因此“话题—说明”的区分是对篇章做局部静态分析的结果；对连续篇章做动态分析表明，话题和说明没有明确的分界，任何话题都是引发的反应或说明，任何说明都是实际或潜在的话题。
沈家煊(1994a)运用布朗和列文森的礼貌理论以及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1981)用于解释反语现象的“引述”理论，分析了汉语中“好不”的不对称用法，并指出“双音副词”的形成是一个语法化过程。
Chen Ping(1996)论证了句法描述无法充分解释汉语中话题结构和关系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应从所涉及的句法话题上寻求语用解释。具体来说，句法话题有三类语用理解：实例话题(instance topic)、框架话题(frame topic)和范围话题(range topic)。每类话题的特征与话题的主位性构造(thematic structuring)有关系。话题结构能否变成关系结构和名物化取决于这三类不同的语用理解。这表明，被定义为某个句法话题的结构并不具有统一的语法功能，应与语用因素有关联。
方霁(1999,2000)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的祈使句，认为汉语使用祈使句的使用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即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语气表现手段、以及祈使对象人称指示词。其中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是最根本的。要得体使用，必须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选用不同的语气表现手段（语调、重音、语气尾词、施为动词、施为助动词）和祈使对象人称指示词。
陆镜光(2000)认为句子成分后置可以部分地归结于话轮替换的机制，特别是句子后置成分在话轮交替相关处起到一种话轮延续作用。根据粤语口语语料库，句子后置成分作为话轮后续手段，有78%是处于或紧靠话轮交替相关处。这说明作为语法现象的词序和话轮交替结构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
对于焦点的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徐杰和李英哲(1993)运用焦点（说话者所强调的重点）概念分析了疑问和否定现象，认为这两个句法范畴属于全句，没有独立的范围。否定中心和疑问中心都是句子的焦点，否定中心取决于焦点的选择，与否定词没有必然的语序关系。他们还发现，焦点在古今汉语、英语和匈牙利语中的语法化表现为加焦点标记和将焦点成分前置两种方式。
方梅(1995)通过对预设的区分提出了句子的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考察了汉语里用于表现对比焦点的句法手段及其适用范围。
刘丹青和徐烈炯(1998)认为“焦点”与“背景”相对。以句内成分为背景的焦点具有“＋突出”特征，以句外话语成分或认知成分为背景的焦点具有“＋对比”特征。以此为参数，把焦点分为三类：自然焦点（［＋突出］、［－对比］）、对比焦点（［＋突出］、［＋对比］）和话题焦点（［－突出］、［＋对比］）。三种焦点在表达手段和句法表现方面都有明显差异。根据这种分类，他们重新分析了汉语“连字句”，指出“连”所带的成分属于话题焦点，不具有“＋突出”特征。其强调作用来源于该句式特有的预设和推理含义，是由整个“连……都／也”式表达的，并不影响“连”所带成分的话题性。
袁毓林(2000)分析了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从自然语言逻辑的非单调性的角度，证明否定句的预设事实上是不可取消的，因而否定句外部否定的释义是不存在的。因此，否定句并没有辖域歧义，也没有语义模糊。这一观点对西方对否定句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3.学术活动和语用学著作
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外语界，举办了多次有关语用学的学术研讨会。1989年11月由广州外国语学院主办，召开了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参加者不仅有语言学者、外语教师和编辑人员，还有汉语词典编撰者、中文系研究生、国际关系研究生，（王宗炎，1990）语用学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专程前来参加会议。此后，主要由外语界参与的语用学全国性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1994年和1996年还举行了关于新格赖斯含义理论的研讨会。
国内还出版了多本关于语用学的著作或教科书。除了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7)和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以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类著作明显增多，如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2000)、熊学亮的《认知语用学概论》(1999)、姜望琪的《语用学——理论及应用》(2000)及《当代语用学》(2003)等。
姜望琪《语用学——理论及应用》一书是国内首部用英文介绍语用学理论的书籍，内容覆盖全面、详略得当、深入浅出，语言地道，是一部很好的语用学入门书。
熊学亮在《认知语用学概论》中提出，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符号或结构通过其所指与交际意图之间构成的种种关系，以及语言传递交际意图的范围和性质。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逐渐固化的关系是“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这种超符号关系是以语言使用团体的社会和心理默契为基础的，社会心理默契以知识结构的方式储存在大脑中，在语言交际时，这种知识结构在必要时会自动激活，投入使用，参与语言的生成和解释。
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没有按照一般语用学专著那样依次讨论指示语、会话含义、言语行为等，而是自成体系，提出语用学实质上就是人文网络言语学。语境的干涉——对语音、句式的干涉，对说话人（使用策略）的干涉，就是社会人文网络干涉我们说话。语用学是对符号局限性的补偿。因此，必须说明语言符号的局限性。语用功能理论完全建立在语言符号关系之外，完全靠语言系统之外的人及社会这两个系统补充而成。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论文集《语用研究论集》。199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五届语用学研讨会出版了题为《语用、认知、交际》的论文集（张绍杰、杨忠，1998）。2001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束定芳，2001）。
4.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国内的语用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对语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偏少。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从哲学角度看，斯珀伯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很成问题。Cummings指出，目前在认知学科中弥漫的科学主义情绪，使关联理论在语用学和相关学科中受到欢迎，然而这一理论具有简约主义(reductionism)的性质。人类的概念理解和推理过程具有整体(holistic)性质，关联理论的简约主义方法是行不通的。(1998)Chametzky指出，一般来说，科学的目的就是解释，而不是预测。因此斯珀伯和威尔逊对格赖斯语用学缺乏预测力的批评是不成立的。对预测力的要求是受逻辑实证主义的残余影响。在实证主义的传统中，解释和预测被认为是对称的。然而这种对称只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或在封闭的系统中，并非普遍规律，在语言使用这样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中，对称是不存在的。(1992)
(2)国内语用学界的研究领域偏窄，集中在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等微观问题，对宏观语用学关注不够。当前西方语用学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如有人认为，格赖斯意义上的合作，在实际使用的语言中并不总是存在，有些交际充满了冲突；再如礼貌理论假定和谐是普遍规范，然而不礼貌现象不一定与违背社会规范有关，而可能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或手段。(Verschueren,1999:874-877)这些新的变化在国内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宏观语用学以欧洲大陆的一些学者为代表，如梅伊(J.L.Mey)和维索尔伦。他们认为语用学不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察语言的一种功能性视角(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是结合语言运作的认知、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复杂因素的一种研究思路。这种视角从语用角度探索语言的功能，并考察人类交际所必需的社会背景信息。(Mey,1993;Verschueren,1985,1999)
收稿日期：2003-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