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外交：一个领导力的解释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领导力论文,外交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60年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① 作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标志，新中国外交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外交局面日益形成。中国外交之所以出现新的发展局面，其核心推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中国外交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既是对新中国外交发展规律的经验性反思和总结，也有助于对中国外交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和判断。
一、对中国外交发展变化的几种主要解释
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就中国外交发展变化的核心推动因素进行思考和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解释模型。总体上看，以下四种模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经济因素解释模型
在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分析中，时殷弘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经济第一”和“日益并入世界体系”。他认为，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国家安全目标已被赋予一个具有非常清晰的经济性质的动机，而且是一个根本的动机，即促进外部资本、技术、原料和能源的输入，同时促进中国产品的输出。正是在“经济第一”的推动下，中国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变成了一个“体系内国家”，从一个强烈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致认可、甚至在许多方面立意维护国际现状的国家。正是在“经济第一”的利益驱动下，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卷入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一种政治和战略性的溢出效应。② 概言之，“经济第一”的路径依赖，对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有力制约，形成了中国外交战略上“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西方一些学者也从中国外交“实用主义”转向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时教授的判断。③
（二）国内因素解释模型
在从国内政治变化角度对中国外交的变化动因进行解释分析方面，章百家教授提出了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观点。他认为，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和深刻。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内部变革，主要是把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调整，客观上要求外交政策做出相应调整。简单地讲，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以及对以往历史经验的不断反思。④ 对此，江忆恩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内发展与进步的压力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推动力。⑤
（三）国内国际因素互动解释模型
王正毅教授认为，在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而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国内国际因素互动的结果，因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国内国际）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⑥ 苏长和教授也认为，中国新外交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经济变迁的国内背景，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转型的国际背景共同推动了中国新外交的出现。在国内国际因素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层次的权力一生产一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的选择与走向，而不是相反。”⑦
（四）观念与领导能力的解释模型
朱立群教授在《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观念的转变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外议程，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认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而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则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化和坚持国际合作路线的重要干预变量。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进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⑧ 苏长和教授认为，外交能力指的是大国统筹国内国际大局，综合调整和动员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物质权力与规范网络等资源，达到国内进步与国际体系稳定相互促进所必备的统合能力。中国外交能力主要体现为一种“统筹协调能力”，即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对中国外交涉及的主要方面进行统筹和综合的能力。⑨
综上所述，以上几种解释模型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是推动中国外交发展变化的核心动力因素方面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也应看到，上述解释模型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何种路径转化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具体外交行为，即在此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发挥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这一问题，还没有做出全面和系统的解答。在此方面，朱立群教授从观念和领导能力角度做出阐述，指出观念转变是中国外交出现新变化的重要原因，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中国外交发展变化的重要干预变量。这一解释模型既吸收了其他有关解释模型关于中国国内因素是推动中国新外交的主要力量的重要论断，又对国内因素中的外交领导能力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但由于种种关系，这一解释模型未对领导能力的具体内容做进一步深化阐述。苏长和教授关于中国外交能力的分析重点是说明中国外交的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及在统筹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国内与国外和中央与地方等几对关系，但似乎还不能说已对中国外交的领导能力形成全面论述。
鉴于上述，本文借鉴领导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领导力角度对中国外交发展演进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个中国外交的领导力解释模型。笔者认为，中国外交之所以不断开创新的发展局面，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加速推动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⑩ 离不开中国外交极强的领导力。中国外交领导力主要包括理念创新力、机制协调力和组织动员力。新中国外交在上述三个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发展演进，促使其不断呈现新的局面。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领导力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继续改进加强。
二、领导力与外交综合领导力
领导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但学术意义上的领导学研究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由一些西方学者开启。当前，领导学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性格理论、行为方式理论和权变或情境理论。性格理论关注的是领导者与一般人的不同特征，并以此来解释其成为领导者的真正因素；行为方式理论则对领导者的领导方式进行分析和分类，也即考察领导者对追随者采取的领导行为方式；权变理论或情境理论有代表性的是“路径—目标”理论和“权变制宜”理论，指领导者有步骤地设计一种环境，并使追随者受到激励并做出反应。(11) 中国的领导学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领导学理论才开始被我国学者关注。80年代初期以后，关于建立领导学学科体系的问题首先在党校系统开始引起重视。80年代后期，领导学逐渐进入普通高等院校。(12)
领导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领导力。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领导力还没有权威和公认的定义。根据有关学者统计，针对“领导力”的解释不下350种。(13) 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领导力是在实施领导行为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力量；(14) 领导力是一种整合了领导者、组织群体、内外环境力量的能力；(15) 领导力就是影响力，是领导者有效地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的性情和行为，并使之纳入群体活动轨道的能力，(16) 等等。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则专门研究了领导控制力，认为领导力由领导控制力、感召力、前瞻力、影响力和决断力共同组成。(17) 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还纷纷提出战略领导力、全球领导力、政策领导力、系统领导力等一系列新概念。
综合上述领导力的研究成果，可以把领导力概括为领导者在一定的理念认知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设计，并调动和使用有关资源来实现组织愿景和目标的能力。领导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涉及领导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等理念认知因素，上述因素塑造了领导愿景和领导目标；二是涉及影响和制约领导行为的制度和机制设计，这是领导行为发挥作用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三是涉及领导者决策的执行和落实能力，就是调动和组织有关资源和力量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领导力三角”，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领导力的质量和水平。（图-1）
图-1 领导力构成要素
外交是一种国家政治活动，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18) 从本质上讲，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领导过程，是在其领导者的带领下，秉承一系列特定的外交观念、通过一定的领导机制并组织和动员必要的资源和力量，来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过程。参照前文所述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的外交所体现出来的领导力也是由观念、机制和执行能力等三个关键构成要素组成的，同时这三个要素受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及其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概括来讲，一个国家的外交领导力就是其在领导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变革创新能力、机制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总和，其中机制协调能力具体体现为对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执行能力具体体现为对人才智力、物质资源和公众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实际效果，直接取决于该国外交的领导力。
三、中国外交领导力浅析
“有效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社会保障，也是中国有条不紊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外交不断学习创新的基础所在。”(19) 从一定意义上讲，新中国外交事业不断发展前行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不断创新外交理念、不断改进和加强领导机制、不断加强组织动员能力的一个领导力强化过程。
图-2 外交领导力模型
（一）理念变革创新能力是中国外交领导能力的核心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0) 马克斯·韦伯也指出：“并不是观念，而是物质的和概念上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然而常常是由观念所形成的‘世界镜像’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动的行动运行的轨道。”(21) 因此，外交理念不仅是对客观国际关系的认知反映，同时也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发生重要影响。外交理念只有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发展和创新，才能真正对外交实践起到“路线图”和“指南针”的作用。
总体上看，新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共出现四次重大理念创新：一是在建国之初确立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一举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二是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战略为标志，中国对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出现重大变化，并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国家根本任务，解决国际国内所有问题的基础，(22) 实现了冲突型的外交理念向合作型外交理念的转变。三是9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外交理念。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主动性增强，在裁军、人权、亚洲区域机制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进程，特别是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内核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格局观和以多样性为核心的世界文明观。四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以和谐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中国外交理念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入持续发展。
纵观中国外交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观念的变革创新主要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方面是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思想文化语境中“兼利天下”的利益观，“贵和尚中”的秩序观，自强不息、革旧创新的时代观和以和平正义为主题的道义观，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和哲学基础，同时也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是中国外交观念的变革创新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坚持在继承和学习中实现理念变革发展，从而形成了既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继承与发扬、学习与创新是中国外交理念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根本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外交观念的历次变革创新中，中国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确立，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外交实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转变；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积极融入国际体系，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建设者，都与中国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观念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二）领导机制是中国外交领导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体制保证
“观念不是自我实施的”，“观念成功的关键是它能够通过一种机制的传递而以共同体成员所喜爱的方式影响行为。”(23) 机制体制既是领导行为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框架，同时也接受其影响和约束。中国外交的机制体制设计决定了中国外交高度的统筹控制能力，从而使其外交理念得以准确和有效贯彻。具体地讲，中国外交领导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执行机制。
在决策机制方面，中国外交制度体现了高度集中、有纪律和政治凝聚力强的特点。(24)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始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始终存在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25) 具有“高重心运行”的特点。1958年，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机制虽然在“文革”中被破坏，但1981年中共中央就决定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主要包括宣传联络、国防、公安、外交、港澳台、安全、商务和侨务等约10余个部门的行政首长，“为中央领导层提供了一个关于外交问题的研究平台”，“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轴心’作用。”(26) 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外交部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并且是中央领导层最为可靠的信息和建议的提供者，在外交决策机制中发挥重要的参谋和助手作用。(27) 这一决策机制保证了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一致性和连续性。
协调机制是指在外交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协同机制。“国家外交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一国执行对外政策时，国内各个部门所能达到的配合程度。”(28) 因此，内部协调机制是外交政策实现一致性的重要保障，是检验一个国家外交统筹控制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从涉及对外事务各个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来看，中国外交已经建立并且在不断加强以外交部为核心的横向协调机制。除中央层面的决策领导机制和中央定期召开外事工作会议以及驻外使节会议研究和传达中央的有关要求之外，外交部的职能也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强化和完善。(29) 特别是随着跨领域涉外问题不断增多，一些新的协调机制不断出现，外交部一般均牵头负责或作为重要成员参加。这些协调机制也成为外交部执行和落实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30)
在执行机制方面，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常驻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是执行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门，国务院其他相关部委通过有关外交协调机制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领域外交政策的执行。在地方政府层面，各级地方政府外事办公室则是执行中国外交政策的基层部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央政府外交决策日益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执行配合，地方政府在对外开放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断提高。一种中央与地方良性互动的执行机制不断健全。例如近年来，中国绝大多数边境省份都已参与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或区域合作机制当中，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流和经贸合作成为上述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较好地配合了国家的总体外交部署。(31)
（三）组织动员力是外交领导能力发挥作用的保障性因素
组织动员能力是指在明确外交理念的指示下，一个国家对本国相关资源和力量的调动和使用能力。中国外交的组织动员能力既包括对外交智力资源的组织动员，也包括对物质力量和公众力量的组织动员。
中国外交人才智力资源主要由职业外交人员、专家学者群体和民间外交群体等三大群体构成。在职业外交人员方面，新中国外交部成立时仅有248名干部及37名勤杂人员。(32) 到1979年，中国的驻外外交机构增加到125个，驻外外交人员3500人左右。(33) 而到2009年，外交部人员总数达到近5000人。(34) 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外交人员的整体综合素质与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戴维·蓝普顿认为，领导人和人力资源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折射就是一国合格的外交官储备，并对中国外交官给予高度评价。(35) 在中国国际关系专家学者队伍方面，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由较为浅显到较为深入的发展历程，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研究国际关系的机构，特别是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确定了十余个国际关系研究重点基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合作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发挥了重要的智库作用。(36) 民间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曾指出，国际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以及和平团体（组织）、红十字会、救济团体的活动都可属于民间外交的范畴。(37) 近年来，民间外交的群众化趋势加快、整体力量不断增强、参与范围向人文教育领域扩展，日益成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和有生力量。中国已先后向非洲19个国家派遣了450名青年志愿者，(38) 2004年中国大陆民问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家捐款达6.1亿元人民币。(39) 这些都是中国民间外交力量不断增强的具体表现。
国家外交行动所动员的物质力量主要包括为筹划和开展各项重大外交活动，以及外交部门履行其各项日常职责而在财政资金、物资后勤、技术设施等多方面给予的物质保障，其中一个国家对外援助水平是该国外交对物质力量动员能力的重要体现。截至2007年底，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160多个，涉及项目2000多个。目前，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几大重点领域包括：一是援外培训。迄今已有近10万名发展中国家官员及管理和技术人才来华参加培训和研修。二是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中国已累计对非洲、亚洲、加勒比和南太地区的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免除到期债务374笔。三是减灾援助，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参与灾后重建。四是派遣援外医疗队。自1963年以来，先后派出援外医务人员约2万人次，遍及65个国家和地区。五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用于支持中外双方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的项目。六是向发展中国家派遣青年志愿者。仅自2005年就向多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200多名援外青年志愿者。(40)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41) 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国外交领导力的重要表现。
公共外交是指由外交部执行的或者主持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宣传活动，是动员公共力量的主要手段。(42)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当代外交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的发展，公共外交的意义变得更重大，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重视。改革开放以前，无论对于本国公众还是对于外国公众，中国外交都显得十分神秘。1982年3月中国外交部才举办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43) 目前，中国外交部已建立每周两次的例行新闻发布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就外交问题对内对外的宣传和介绍力度。特别是结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中国出台了外国和港澳记者赴中国内地采访办法等一系列规定，(44) 标志着中国对外新闻管理和媒体传播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在2009年7月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更明确要求，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45) 目前，中国已在海外创办了8个文化中心，到2010年全球还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46) 通过大量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国外交理念得到进一步彰显，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的对外形象不断改善，负责任大国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得到提升。
结语：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领导力
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来看，今后国际格局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及作用都有可能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国外交需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当前的形势和挑战，进一步加强领导力建设，为对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发挥更大作用。从加强领导力建设角度出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继承与发扬并重，加强外交观念的变革与创新能力
新中国外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具有极强的观念变革与创新能力。在国际风云激荡变幻和国内形势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中国外交观念的变革创新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需要在继承中华文明传统思想精髓和吸收借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方面继续做出不懈努力。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传统、大国兴衰规律与中国外交政策相联系的分析方法逐渐成为分析研究中国外交的重要方法。但在不断变化的中国、不断变化的世界和不断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三个维度上，还需要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兴衰规律、当代世界先进思潮等多方面寻找新的启示，并在继承与发扬、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为我所用、扬长避短。
（二）优化机制，整合力量，改进外交机制，提高统筹控制能力
近年来，在日益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三对内在约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产业的关系、富裕与贫穷的关系，突显出处在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处理的内部利益关系的复杂性。(47) 蓝普顿等人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面临着外交专业化、行为主体多元化、外交权力分散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四化”的严峻挑战。(48) 因此，处于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过程中的中国外交，需要更加审慎稳妥地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从当前中国外交的实践来看，尤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各部门和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中央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能力，始终保持和发扬中国外交决策、协调和执行的权威性、一致性和连续性较强的优势。
（三）激励与管理并行，加强组织动员能力
一个国家的外交所产生的效益是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而一个国家外交的失败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却是关系到国家切身利益乃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与中国外交对人才智力、物质力量和公众力量有效的组织动员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面对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外交的组织动员力也面临着与形势和任务发展不相符合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尤其需要加大在人才智力资源的投入；在外交部门和国际关系专家学者之间建立更加畅通的联系渠道和沟通平台，进一步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和智库作用；把加强对公共力量的组织动员上升到国家战略，切实加强对公共外交的投入。
注释：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49页。
②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1-44页。
③ James Kynge and Richard McGregor,"China Replaces Its Five Principles with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Financial Times,February,24,2003; Alastair Iain Johnston,"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5,No.3,2001.
④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18页。
⑤ Alastair Iain Johnston,"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s",pp.487—515.
⑥ 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1-273页。
⑦ 苏长和：《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外交评论》，2008年第4期，第6-7页。
⑧ 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9-20页。
⑨ 苏长和：《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第7页。
⑩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第4页。
(11) 有关文献参见［美］加里·尤克尔：《组织领导学》，陶文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克利夫·里科特斯：《领导学：个人发展与职场成功》，戴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新加坡］林志颂、［美］德特：《领导学》，顾朋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吴维库：《领导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王乐夫：《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美］约翰·安东纳基斯等：《领导力的本质》，柏学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导论》，常健、孙海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王乐夫：《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第1-9页。
(13) ［新］林志颂、［美］德特：《领导学》，第5页。
(14) 陈尤文：《科学发展观与领导力变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98页。
(15) ［美］约翰·安东纳基斯等：《领导力的本质》，第28页。
(16) 吴维库：《领导学》，第18页。
(17) 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领导控制力研究》，《领导科学》，2006年第14期，第38页。
(18) ［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9) 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第2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21) Max Weber,"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转引自［美］戈尔茨坦、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3) 杰弗里·加勒特、巴里·魏因格斯特：《观念、利益与制度：构建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载［美］戈尔茨坦、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198页。
(24) 白云真：《新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与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第50页。
(25)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26) David M.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1978—200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6.
(27) Ibid.,p.52.
(28) 苏长和：《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第8页。
(29) 当前，外交部主要职能包括研究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外交工作的重大问题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经援、文化、军援、军贸、侨务、教育、科技、外宣等重大问题与有关单位协调，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负责协调处置境外涉外突发事件，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合法权益，参与处置境内涉外突发事件等19个方面。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yzz/，2010年2月1日。
(30) 例如亚洲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中亚区域合作协调小组、中国新亚欧大陆桥协调机制、博鳌亚洲论坛中方协调机制、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等等。参见外交部、商务部等部委网站。
(31) 在中国北部和东北方向，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四个省区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重要参与者，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4/content_12457363.htm，2009年9月24日；在中国东部地区，辽宁等8省市参与了《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规划，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9/25/content_10107100.Htm，2009年12月3日；在中国南部，广西、广东等省份参与国务院颁布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参见国务院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8-02/22/content_896822.htm，2009年12月13日；在中国西部，西部大开发战略涵盖西藏等12个省区市，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1/02/content_3719691.htm，2010年2月2日。
(32) 《新中国外交部的“开幕式”：外交部成立的故事》，参见春秋历史网，http://history.cqzg.cn/viewnews3099.html，2010年1月2日。
(33)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other/wjbjs.htm，2009年12月3日。
(34) 《中国驻外外交机构254个、驻外外交人员近5000人》，参见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91031/001759.Htm，2009年12月3日。
(35) ［美］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05-108页。
(36) 参见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zh-cn/base/index.Jsp，2010年2月1日。
(37) 王泰平：《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38) 参见中国共青团网站，http://www.ccyl.org.cn/newscenter/tendency/201001/t20100128_331576_1.htm，2010年2月5日。
(39) 《中国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援助截至目前已超过12亿》，参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109-22/8/629831.Shtml，2009年12月3日。
(40) 《中国对外援助基本情况》，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援外司网页，http://yws.mofcom.gov.cn/aarticle/m/200801/20080105361773.html，2010年2月1日。
(41) Deborah Brautingam,"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London:Mcmillan Press,1998,p.4.
(42) ［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第17页。
(43)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4) 《2006年中国新闻界十件大事评出》，参见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5266565.html，2009年12月2日。
(45)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574427.htm，2009年12月2日。
(46) 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47) 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第177页。
(48) David M.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1978—2000,pp.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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