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要坚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实现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平均增长率需维持7％以上，加上改革开放24年以来平均高于7％的高速增长，将意味着41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这是否具有可行性？并且，在增长中是否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尤其是充分就业，同时，经济体制的转换能否伴随增长而到位，这一系列问题均应给予高度重视，进行深入研究。
一、高速增长的可持续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明显区别开来。前者以需求研究为重点，诸如：市场经济就是需求经济、订单经济；需求决定GNP；三驾马车（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拉动国民经济等说法均出自需求引擎、需求推动的理念。其实，凯恩斯革命、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从一定意义上看都是需求增长的理论。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们重点关注供给能力，背景是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劳动力素质差、技术落后等等，因而增长的瓶颈首先是供给水平。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研究经济增长固然不可忽视供给因素，尤其是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等，但伴随着世界产业转移，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持续增长背后的市场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离开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国际市场的拓展，就不可能走出连续17年超过7％的高速增长道路。
需求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其结构布局及其变动导向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需求结构的基本面或称第一层次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境外或国外需求）之间的比例。应该说，离开国情，一味追求终极理想的比例模式毫无价值，即使运用最现代的计算机模拟出比较模型，也缺乏操作性。然而，从大国经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角度研究我国三大需求结构及其变动规律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通常是：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一般零配件、加工产品——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部分重化产品和装备。进入最后阶段主要由跨国公司的参与，目前，“MADE IN CHINA”在世界市场的比重日趋提升，但绝大部分是一般加工产品和日用品，基本被排斥在品牌之外。因此，其出口优势主要基于较低的商务成本以及跨国公司销售网络的贡献。然而，随着商务成本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随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变动（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出口态势难免不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外向型依存度愈高，持续增长的风险愈大。这一判断并非表明发展中国家应放弃对外开放的机会，提高技术含量，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扩大出口，而是强调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为了持续增长，若条件具备，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不过，这对于资源匮乏的小国则是可望不可及。这里就自然引伸出发展中大国出口需求的概念。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所谓市场，其实是人的市场，人的需求是市场的源泉。问题是，当人未具备与资本相结合的条件，无法获取收入而缺乏购买力时，市场只是虚拟的，或称待开发市场。若一旦具备条件（包括资本和有一定素养的劳动力），不同层次的市场就会相继出现，蕴育着投资者的无限商机。发展中大国的市场往往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近年来，跨国公司视我国为世界投资最佳国（2002年，我国吸引外资量居世界之首），国内市场（汽车、通讯等）的吸引力是重要原因。这实际上是很好的案例，发展中大国不仅内需可成为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立足点，也是带动周边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聚焦点。
内需中的投资与消费无疑是两个轮子，但从需求贡献程度尤其是长期影响看，前者远不及后者。较之消费需求看，投资需求的不足是：其一，中间需求并非是最终需求。人们对投资品的购买最终用于居民消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经济危机总是由总需求中消费能力不足而直接引起的。其二、投资具有双重性。在投资形成购买力的过程中同时也创造了生产能力，即创造了供给。因此，从短期的经济拉动看，投资增加了总需求，但从长期的平衡看，投资又扩大了供过于求的缺口。其三、投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无论是技术改造，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技术进步的周期往往决定大规模投资的周期。熊彼特的长中短波（50年为长波、10年为中波、40个月为短波）理论实际上是对技术投资周期的一种描述。特别是基础设施，如城市建筑和交通建设不可能持续展开。正是由于投资对需求贡献的局限性，凯恩斯在积极主张利用投资弥补供需缺口的同时又悲观地认为：“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天均衡之困难”。（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90-91页。）不过，即使就周期性投资需求贡献看，也有结构性差异。我国目前投资就存在外资、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三部分。注重对投资结构的及时动态优化，是相对稳定投资需求、尽可能延长投资周期不可或缺的举措。外资的投资主体往往是全球搜索，全球配置资源，有些还受政治制约，因而波动性强，但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商务成本的优势，外资增长的势头短期内不会减弱，必须给予精心扶持和保护。民间投资的启动是稳定投资需求的重要力量。在外资的竞争、牵引下，民间资本的兴起、跟进，正是我国目前投资结构变动的新特点，因此，政府投资尤其是国债投资可逐渐退出基础设施项目而进入宏观调控领域如支持农业、社会保障、扶贫、助教等，成为动态调节性投资应是明智选择。
很显然，稳定而又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是促使发展中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注重对消费行为、消费结构以及消费发展趋势的研究，采取积极措施，千方百计地培育国内消费市场，这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条件。
我国在较长时期，从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结合的角度看，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类消费者群体身上：一是缺乏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群体，主要是低收入的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其生存性消费均不能满足，只要注入资金，就会形成新增购买力，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成为培育国内市场的长期战略，“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可持续增长的根基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致力于城市扶贫具有稳定社会和促进持续增长的双重效益。二是未充分购买的消费者群体，即第一类之外的居民。近年来的消费低迷，银行存款激增与这一消费者群体消费乏力、失衡有直接的联系，客观原因是未能形成既适应其购买能力又可激起消费欲望的消费品载体，还有社会保险机制不健全、教育费用增长并具有风险等等，主观上确有消费观念问题。可喜的是自2001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下，产生了5大消费热点：汽车、住房、教育、旅游、通讯。
培育消费市场首先要注重塑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如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无疑对带动整体消费水平上升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枢纽性消费，必将牵引钢材、机电以及通讯等关联消费市场的扩张。但就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制约不在于一次性购买资金，而是过高的后续费用以及交通瓶颈。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扩大汽车消费市场，功夫应用在销售之外。其次，保护新兴市场，重在消除泡沫，增强可持续性。以方兴未艾的房地产市场为例，动态地监测供求关系变动趋势，适时适度进行宏观调控不仅关系到房地产市场自身健康发展，而且制约整体市场状态。八十年代末日本经济走低以及九十年代末期香港经济不景气其导火线均是房地产波动。（注：据《外滩画报》9月25日报道，香港楼市作为香港经济的重要一环，由于长期被作为投机炒卖工具，近年楼价大跌，平均每个家庭资产价值下跌280万港元。）我国新一轮房地产热，从总体上看属于理性供求范围，但局部性，即中高档商品房的“购销两旺”具有明显的泡沫成分。住房的空置率不能仅以房产商出售率为依据，以投资品为对象的商品房购买者，其拥有量远远大于房产的实际消费量，一旦泡沫告破，投资者巨大损失往往波动整体经济。此外，广大中低档住房购买者若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并且房价不断走高，“购销两旺”同样脱离于现实购买力。这样，住房信贷以及对高档商品房的土地调控就成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的两大杠杆。再次、规范有序，促进竞争是形成长期市场的基本条件。如当前在教育市场中，无论是学位教育，还是短期培训都存在广泛的混乱现象，从趋势上看，中外教育培训机构角逐力度将不断增强，若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制度及时注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会持续释放，否则，居民、家庭将在失信中被迫放弃教育投资。通讯市场的垄断依然是阻碍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未来新的消费项目总是在供给者竞争中诞生的，竞争愈是充分，愈能激发消费者需求，进而引发消费者竞争，产生消费压力。正是这种市场竞争中的供给者与消费者的相互牵引，才导致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张。最后，创造产业性配套条件，提高消费的规模效益。旅游消费是体现规模消费的特色项目。在我国，旅游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并且可带动关联消费，如餐饮、住宿、与纪念品相关的加工业以及交通、通讯等。为吸引游客，各地都在创造新的景点，但明显的缺憾是未形成成片的规模性旅游。消费者千里迢迢为了到达某一景点，进行时间、精力和资金的综合投资往往是望而生畏，若精彩景点连成一线，主辅景交相配对，纪念品本土化且各具特色（现在是千篇一律），这样，一次出门可连带、规模性受益。看来，此类市场建设的推进重在改善交通条件和行业内加强整体设计和必要的调控。
二、增长与就业相统一
就业问题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课题。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就业困难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因此，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都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在我国，目前就业形势已十分严峻。对失业状况的估计，计算方法不同，结论也有所差别，以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为例，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口径是国家统计局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城镇从业人数之和（城镇劳动力）的比。2001年登记失业681万，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登记失业800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说明此后愈加严重）。第二种口径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下岗职工与城镇劳动力之比。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加上城镇登记人数681万，相当于城镇劳动力的6.3％。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是18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劳动力的9.5％。第三种口径是在第二种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企业的冗员。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摸底统计，预计仅需要退出市场的资源枯竭的矿山，其在职职工近400万，这部分人员将随着企业的陆续关闭而进入市场。最终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如果能在2010年完成，大约要向社会释放三分之一以上人员。考虑到下岗分流人员中约有20％因年龄可以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有约3000多万人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平均每年需就业人数为300万，合计为2500万人，占2001年城镇劳动力的比例为13％左右。第四种口径是在第三种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据初步估计，目前至少有1.57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这样，中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达1.82亿人左右，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26.7％。而“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还会有1000万新成长劳动力进入劳动大军，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增长与就业既存在一致性又具有排斥性。从新增就业岗位看，增长与就业具有正相关联系，但随着技术进步，有机构成的提高，这种同步效应度在下降。如在八十年代初，GDP增长1％，新增就业人口0.6％，约300万左右，目前则降到0.1—0.2％，就业人数80—100万。若据此判断，GDP增长与就业增加总存在一定的系数，而不论其大小，因此，只要扩大GDP，也就表明扩大就业。其实不然，GDP与就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正相关只是就新增就业岗位而言的，相对于失去原有就业岗位，GDP的增长贡献是负效应。如某企业通过挤占市场，扩大规模，虽然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但挤垮了一批企业，使之失去就业岗位。实际上，对于就业，GDP增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左边是增，右边是减。最终的评价关键看是否是净增，即新增岗位与失去岗位数相抵是否有剩余。综合的结果只有三种：负增、持平和净增。仍以上例说明，若挤占者新提供的岗位100人，而倒闭企业失业员工150人，结果是GDP增长带来了就业负增，即50人净失业。可见，GDP增长对失业的影响实际上存在正负效应，不能笼统地给予肯定与否的评价，重要的是科学选择能带来就业净增的GDP发展战略。
持续增长与扩大就业的统一，关键在于提高就业净增的比例。可选战略是：第一、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道路。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必然带来新市场，尤其是创造性的市场，并非意味着对原有消费的否定，而是消费水平提高的增量。类似于当年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非替代品的出现，不仅带来了生活质量的突破性提升，而且通过大量地创办企业提供新就业岗位，使就业的新增等于净增。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依然处于低层次、不平衡、粗分工阶段，新增市场容量巨大。以家用日常品为例，发达国家和地区该类市场非常精细地对应人们的多方面并且是变动的需求，甚至给予超前的诱发，而国内市场往往简单粗糙，制造商开发创新能力弱，常常等待国外厂商携品进入才模仿跟进。再如旅游品市场，陈列的商品几乎是国内统一调拨，地方、景观特色品要么不能体现，要么档次过低，毫无品味，游客无法产生购买欲望，甚至期望购买者也失望而归。总之，丰富的市场开发蕴育着新的购买力，新的就业岗位。
第二、在引进外资过程中，重点优惠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项目。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表明出口产品升级，即从初级的农副产品、原材料向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加工品、机电产品和装备提升。跨国公司的进入，若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其国际销售网络将产品输入世界市场，这时，新增就业就是就业净增。同样，对于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外企而言，虽然其产品投放国内市场，但并不形成对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挤占，从这个意义上看，该类企业投资办厂，扩大就业也是增量效应。如果在引进外资中，大量兴建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项目，导致大批国内企业走向被兼并、破产，也许从增加GDP而言理应肯定，但是否有利于就业就值得怀疑。由于国内企业多数技术水平较低，并且承受富余员工的压力（尤其是国有企业），成片倒闭或被兼并，走向失业的人员一般远远超出新吸纳的员工数。这里就存在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与扩大就业的矛盾。长远看，技术和效率优先必须肯定，因此，不宜简单地采用阻止放行的举措。但考虑到近期的失业承受能力，此类项目应排斥在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之外。对外资的引进，不分行业和领域，一律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15％），并且，地方政府为竞争项目，普遍压价招商，这是目前利用外资最突出的问题。不少地区土地批租价可到达零底线，自行规定所得税两免三减，或在更长时期内给予优惠；有些地区对于流转税也按一定比例返还，甚至采用贴息托底的办法确保投资者获益。这些不规范的优惠政策用于国内市场竞争项目上，不仅给国内企业带来严重的不公平，扰乱竞争秩序，而且通过挤垮就业负重的国有企业，加大失业压力。笔者以为，即使按外资管理部门的要求，近期不宜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也应相对走向规范，并集中于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项目。
第三、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有选择地进行政策扶持，并积极进行延伸性开发，充分挖掘就业潜力。劳动密集型行业并非简单地等于落后、淘汰性行业。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不断拓展的空间和顽强的生命力看，至少具有三个特性：一是适应性。诸如宾馆、餐饮，商场、修理等虽然不属于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却是人民生活之必需。即使是现代服务型的第三产业，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金融保险业、产权交易市场等也是充分吸纳人力资源的产业，区别仅在于交融于资本、技术密集过程中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素质。从某种意义上看，扶持促进第三产业和积极发展中小型企业，与扶持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内在一致性。二是配套性。包括单一产业和群体产业的配套。所谓单一产业，指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其产业链除了上下延伸的同层次产业外，不可缺少的是生活服务链，如高新技术开发区必有配套的服务设施，与此相联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不积极予以配套性开发，不仅丧失扩大就业的机会，而且也制约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拓展。为群体产业配套，最为典型的是都市型工业。该类产业既可以是容纳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也具有体现一定技术水准的无污染、环保特征，如印刷、美术、服装、包装、食品等。因而既是城市产业、居民生活的配套，又是城市形态完善的配套。三是公益性。公共服务、公益事业水平与社会文明是同步推进的。在众多公共服务项目中，人力贡献是基础性服务，如公共卫生、绿化、环保、公共秩序维持、基础设施维护等。这些公益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随着技术水平和人类文明的提高，也相应降低对劳动力需求，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相当漫长的过程。
第四，继续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不仅如此，城市化也是促进增长和就业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在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而且通过“农转非”增加消费需求和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世纪之初，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7％，比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低29.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2.9个百分点。根据90年代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情况和城镇人口人均市政建设投资增长情况的回归分析结果，初步预测，2002—2005年我国城镇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增加500亿左右，拉动经济年平均增长0.4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每年约有800万农民迁入城市，新增消费需求400亿，拉动经济增长0.38个百分点。总计创造需求900亿左右，拉动经济增长0.83个百分点。此外，扩大能源、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样既能提供就业净增量，又能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多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建设，我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和道路设施有相当程度地改善，但仍显薄弱。2001年我国能源人均生产量仅相当于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的43％，美国的10％。按2005年达到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的60％，初步测算，2002—2005年能源投资平均新增280亿元左右，拉动经济增长0.26％。2001年我国万人等级公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1997年的6％。每万人铁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1997年的7％。综合预计，2002—2005年能源和道路建设投资每年将新创需求380亿元左右，拉动经济增长0.35个百分点。因此，尽管基本建设投资具有扩大需求的阶段性特征，但在较长时期内却有促进就业和拉动增长的双重功能。
三、在结构优化中增长
增长离开了结构优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结构涉及到产品结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但从宏观或国家整体层面看，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则是基本结构。在我国，基本结构调整完善的突出任务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实现新型工业化；第三产业比例渐进提升；东中西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等。四大任务中，实现新型工业化具有牵引和中枢作用。农业比例的下降，第三产业比例的提升均依托于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传统农业消失，根源在于新型工业化不仅使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而且带动农业走向现代化。第三产业只有伴随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顺应调整服务结构，才能使比例稳步提升，进而走向现代服务业。泡沫经济或空心化都是优化结构、持续增长的大敌。目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实质上也是工业化水平的差异，随着工业化由东到西的推进，中部、西部的崛起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走通新型工业化之路才是优化经济结构的根本出路。
实施新型工业化，理应在以下六方面取得共识：
第一、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体现信息化特征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性标志，从一定意义上看，信息化水平决定工业的整体素质。展示信息化水准的工业特质是：产品智能化、设备自动化、管理网络化。
第二、具有体现时代特征、中国国情的综合性目标。这至少包括除GDP之外的五类指标，而非单纯的GDP：一是科技含量，如高新技术在工业产值中的比例、工业产值的科技贡献率、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的比例等。二是经济效益。同样的工业产值，其盈利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只求投入项目及GDP数量，不顾获益效果和增值潜力，这是单纯的政府推动行为，偏离工业化自身规律。三是资源消耗。在较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我国，将资源消耗系数作为重要检验、考核指标乃当务之急。四是生态环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产值虽然也能增加GDP总量，但决不是国民真正的长远福利。五是就业贡献。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是工业化的重要目标，其标志是农业人口尤其是农村就业者比例的下降，而依托工业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则是相应的支撑条件。新型工业化尽管科技含量明显提升，但转移就业的历史性责任不应取消，所改变的只能是就业的形态和形式等。
第三、形成优化升级的先导、支撑和全面发展的产业新布局。先导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毫无疑义的。在世界当前7大科技创新领域，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环保技术中，凡已经具有优势和具有一定基础且势在必夺的项目或产业应大力投资，掌握前沿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从而推动整体的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然而，从产业体系整体创新和升级的角度看，把制造业作为支撑产业，这是符合国情的决策。在我国，未能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现代工业国，这是最大的国情。企图跨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要建设工业国，就必须面对制造业中心甚至加工基地的选择，期望现阶段主要依赖原始创新获得上游厚利，尽管心愿无可非议，但结果则可能丧失国际产业转移的良机。当然，以制造业为支撑产业不应排斥上述一定领域的高科技的先导产业，同时，制造业本身的技术等次也必须伴随着高新技术的渗入而不断提升。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固然是产业进步的标志，并且，我国不到40％的第三产业比例也着实让人堪忧，但现实的中国离开工业化和制造业来设计发展第三产业要么进入泡沫状态，要么陷入空谈。第三产业只有伴随工业化、制造业发展进程而提升才能扎扎实实地推进。
第四、走大中小并举的城市化道路。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在城市化的不同时期对工业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城市化是主要的推动力，即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带动工业化，包括形成工业化产业布局、基础配套设施等，这时，城市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通过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为主体，从而使工业产值比例相对下降。尽管如此，城市化对工业化的贡献依然不减，只是通过城市变“轻”，使工业产值集聚从加工领域转向软件设计、科技开发领域。我国目前正值工业化初中期，城市化带动工业化是必然选择，虽然城市化的具体路径以及形态构造，如是否大中小并举（笔者以为，大中小并举是中国城市化道路最为现实的选择，十二亿人口集聚大城市，其后果无法想象），是否需要多形态的城市格局，是否应形成若干都市群等等都可以进行探索，但依托城市化实现工业化目标无可置疑。
第五、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性推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工业化进程受发展不平衡制约不可能整齐划一，其产业布局也具有明显差异。如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工业化只能是有序递进：首先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建设，特别是西部边缘地区，不解决铁路、公路等交通问题，工业化只是幻想；其次是生态环境，再造美丽山川，展现西部风光，形成良好的投资生态区域；再次是科技教育，通过科技教育的发展使管理者、劳动者特别是后续劳动者开阔视野、注入新知识、全面提高素质；最后是特色产业，即形成适应本地的资源、环境、科教、文化等条件的产业布局，尤其是确立具有生命力的支柱产业。中央政府可通过项目投资、转移支付和财税政策予以扶持。实际上，西部地区目前仅处于工业化奠基阶段。然而，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已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中期阶段。现代农业、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以“走出去”为标志的外向型发展理应成为该地区工业化推进的基本战略。在东部地区商务成本上升的过程中，利用地缘优势，吸引东部地区工业转移和积极引进外资，加速工业化进程，这既是中部地区发展的机遇，也是必选之策。
第六、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两大战略的第一战略，即科技战略是工业化提升水平，进入后工业的根本途径。目前，不少地区招商引资竞争激烈，最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就是低商务成本，如此竞相压价，让利外商，既不益于区域合作，也难以提升整体工业层次，唯一出路就是科技进步。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尤其是掌握前沿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此外，工业化极易与环保、资源合理利用等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冲突，因此，坚持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统一，坚决限制和取缔破坏环境、过度使用资源的工业项目这也是新型工业化的应有之义。
四、以改革推动增长
众所周知，以往的持续且富有成效的增长得益于改革，今后更有质量的持续增长则依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我国，改革与增长较长时间内始终存在辨证统一的关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释放和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力、宏观调控能力和经济外向型吸纳与竞争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这一历史性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市场机制的自然发育和培育的艰难程度远远高于行政强制配置资源。2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体制转轨任务并未完成。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企业主体的再造、市场机制的培育、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还是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均处于过渡状态。两种体制的并存、交替期愈长，经济增长的受损度愈高。此外，经济持续增长阶段也是深化体制改革的最佳阶段，是完成体制转轨的机遇期。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是：第一、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中必然触及量大面广的个人和群体利益，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如果经济下滑，社会不满情绪会集聚、暴发，以此全面否定改革，严重者导致社会动乱。若改革中经济持续增长，给人们的意识导向是：改革促进了发展，支持改革，就是维护全局利益。这就为社会稳定奠定了根基。第二、可靠的财力支撑。增长中的效益转化为财力，无论是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济以及必备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还是调节收入分配（如实行收入增量改革）都意味着不可或缺的配套条件。从以往的实践看，愈是具备了资金实力的部门、地区和机构，愈有利于推进改革。以部分国有企业退出为例，银行债务处理、支付职工工资拖欠、员工安置等均离不开必备资金。有人说，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在于两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从微观的角度看，在“买断”盛行并逐渐被接受、推广的背景下，钱成了唯一的制约条件。因此，依靠持续增长，花钱买机制也就成了普遍效仿的改革经验。可见，抓住机遇，推进改革，为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理应责无旁贷。
为持续增长创造体制条件的深化改革至少涉及到以下10个方面：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企业自主投资、银行独立信贷、政府宏观调控的新投资体制；创建以四大专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体制；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财税体系；建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完善以五大保险为重点（就业、医疗、养老、工伤、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
然而，从战略重点看，主要是两大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转变职能。如果说后者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那么前者则是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标志。
政府转变职能集中体现在攻克5大难题上：一是通过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别作为出资人代表享有各自管理范围的所有权权益、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统一的新型国资管理体制，促使政府行政管理与资产管理分离、政企真正分开。二是进一步削减政府的审批权，让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力回归到位，对该放的权进行全国性清理，任何截留均视为政府改革不彻底。三是土地批租规范化、市场化。无论是工业用地，还是商业用地，杜绝协议转让，通过公开、规范的市场招标、竞标，使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在市场中运行。四是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调控，强制地方政府退出对地方市场的封锁和保护，使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形成。五是政府内部的资产运作以及与行政运行相关联的经济活动依托于市场。例如，政府采购真正进入公开、透明、规范和有序的轨道，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暗箱操作程序化、合法化。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分设目标、分类推进。目前的国有企业至少可分为三类：一是非竞争领域中的企业群体；二是竞争领域中的效益型群体；三是竞争领域中的亏损型企业群体。第一类企业主要指关系到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和自然垄断的企业。这类企业改革重点是：健全经济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由于企业经营目标主要是实现社会效益，因此，这类企业并非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细胞，也无法完全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实质为企业化管理和公司化经营，因而属于模拟型企业。加强管理和考核，通过尽可能引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机制和必要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成本，减少补贴是深化改革的方向。第二类企业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点对象，改革的任务是制度创新。既然企业具有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和多元化投资的吸引力，同时所经营的领域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采用规范的公司制，放开竞争，对于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振兴国有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类企业的深化改革关键在于解决两大课题：一是产权多元化；二是资本人格化。产权多元化的途径包括中外合资、发行股份、上市交易、法人交叉持股和职工持股等多种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主要实现形式。第三类企业从总体上看属于改制退出类。这类企业中不排除极少数通过扭亏、制度创新继续营运国有资本，但绝大多数将是改制退出。从实际操作看，也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扭亏退出。即先扭亏后退出，扭亏是为退出创造条件，一旦出现退出的希望，果断抓住退出的机遇。二是亏中退出。如在取得各方支持尤其是债权人支持下，出售部分有效资产，在安置好职工的同时，使债权人获得适当补偿。事实上，只要第一、二类国有企业有效运行，就意味着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分类操作，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性转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