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语言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不是做古汉语研究的，但做过一些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还对汉语的古今演变有兴趣。这些研究实践，使我认识到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过去我曾经写过几篇论文，论述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可能性以及方法论等问题，但还没有专门写过少数民族语言与古汉语研究的关系。①最近，湖南师范大学邀请我参加《古汉语研究》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希望我在会上做个发言。这使我有机会集中思考了一下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写成了这篇论文。在这篇论文里，我想通过以往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践经验，论述一下古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及其难点，并就其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古汉语研究需要少数民族语言参照
研究语言，如果只局限在所研究的单一语言上是不够的，还要通过语言对比，从别的语言的反观中加深对所研究语言的认识。我国的语言研究也是如此。但对古汉语研究或者是汉语史研究来说，少数民族语言的参照作用则有其特别的价值，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对比。少数民族语言对古汉语研究的参照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1、汉语有众多的亲属语言，是研究古汉语宝贵的、难得的资源，应当重视开发、利用。
每种具体语言，除了极少数还无法辨明其系属关系而确定不了其亲属语言外，都有其亲属语言群。但亲属语言的数量不等，有的语言多些，有的少些；与亲属语言的特点差异也不相同，有的语言大些，有的小些。数量和特点存在的差异，对语言研究获取参照物构成了含金量不等的价值。有的价值大些，有的小些。但不管大小如何，都会有价值。
汉语有为数众多的亲属语言。其中属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有藏、羌，彝、景颇、阿昌、苗、瑶、壮、侗等语言。在我国的语言中，汉藏语系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多。《中国的语言》一书汇集的语言有129种，其中属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就有76种，占收入总数的58.9%。②此外，在境外还有数量繁多的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如缅语、克伦语、列普查语、塔曼语等。汉语的亲属语言不仅语种多，而且特点丰富。既有形态变化复杂的语言，如嘉戎语、羌语、普米语等；又有分析性特点非常强的语言，如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等。丰富的亲属语言资源，为古汉语研究提供了多渠道的养料，是古汉语研究绝好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研究条件是许多语言所没有的。凭借这种优越的语言资源条件，我们完全能够在语言学的建设上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2、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少数民族语言中保留了许多汉藏语古代的特点，有些也是古汉语的特点，因而古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能够从中获取有用的证据。
语言纵向的特点，往往在亲属语言共时的、横向的特点上有所反映。汉语也是如此。汉语史的演变特点，在有亲属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里往往表现为横向的对应关系。比如：古汉语中曾经出现过的“田十田”、“牛十牛”等反响型量词，在现代的哈尼语、载瓦语里还大量出现。又如：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这种语法形式古汉语曾经有过，但后来衰退了，而藏缅语许多语言如景颇语、载瓦语、独龙语等，现今仍保留不少这种古代语法形式。亲属语言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使得少数民族语言能为汉语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线索和旁证，也能为构拟原始汉藏语和揭示汉藏语历史演变规律提供证据。
3、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留下的烙印，能为古汉语研究提供线索和证据。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历史悠久，经历过长期的语言接触、语言影响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因而语言研究有可能从语言分析对比中获取某些线索和证据。如古汉语的“箸”，现代汉语只有少数方言如闽方言还用这个词，但汉语的许多亲属语言都使用这个词，有些是借用汉语的，有些是同源的。如：彝语的
、怒语的
、哈尼语的
、傈僳语的
、白语的
、阿昌语
等。这些词的读音对研究汉语的古音是有帮助的。即便是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如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南亚语系的佤语、布朗语等，在这些语言里也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古汉语的成分和特点。一些用民族古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都会散落着或多或少的古汉语信息，研究者也能通过某种对比、考证方法，从中筛出有用的证据或参考材料。汉语古代的一些特点，在现代汉语里消失了，但保存在少数民族语言里。
4、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结合，是从汉语史研究的需要开始的，也是二者结合主要要做的工作。
从上世纪的上半叶开始，当时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主要是研究汉语史的语言学家，由于接触了少数民族语言，认识到研究汉语史若能从少数民族语言里吸取养分是大有好处的。如1934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致沈兼士的信中曾强调汉语的词源研究联系亲属语言的重要性。他说：“读大著（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的沿革及其推阐》，1933）所列举诸方法外，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语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1][p183]
这期间，一些语言学家做了二者结合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突破。其中，李方桂、罗常培是较早的开拓者。汉藏语比较语言学家龚煌城说：“李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条通往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大道：如果没有它，真正的汉藏语音韵的历史比较将无法展开。”[2][p457]“汉藏比较语言学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什么成就，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未曾把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与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结合起来。”[3][p63]
罗常培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中，使用敦煌千佛洞的四种汉藏对音文献，考证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系统。他说：“由这番比较研究的结果，我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很有些前人所没有说过的特点。”并认为这种对音研究“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如果有人肯向这块广袤的荒地去耕植，一定还会有更满意的收获。”[4][p1]
后来，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也有过不少有关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的论述。如朱德熙先生1987年8月在《汉藏语概论》一书的序中说：“为了加强汉藏语的研究，就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要清除汉语研究和汉语以外的汉藏语言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离状态。”[5][p2]如今，这一认识已经成为语言学家的共识。
近期，汉藏语的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投向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结合上，在做专题的、细微的语言比较，出现很好的势头。如：潘悟云的《藏文的
》一文，“通过‘夜’、‘死’等例子，论证藏文的部分对应于上古汉语带*-1的声母辅音，从而说明汉藏两语中发生过音变：
。”[6]石德富的《黔东苗语帮系三等汉借字的形式》一文，通过苗语汉借字的分析，“讨论帮组三等词在黔东苗语的不同表现形式，说明上古汉语重纽三等韵有*-r-介音。”[7]
又如：蒋颖在《论甲骨文、金文的反响型量词——兼与藏缅语比较》一文中，运用类型学理论，通过藏缅语与汉语的比较，对甲骨文、金文中存在少量“A+数+A”的结构，如“羌百羌”做了研究。“A+数+A”结构中的后一个“A”，是不是反响型量词，学术界有过争论。她认为“甲骨文、金文‘A+数+A’格式中居后的‘A’，可以而且应该是反响型量词。”但为什么汉语反响型量词产生的时代早，使用时间不长，数目不多；而藏缅语许多语言的反响型量词至今仍是能产、活跃的一类量词。同是亲属语言，为什么二者的发展道路如此不同？该文解释道：“汉语此期的反响型量词未达到重新分析的阶段，使用上具有专用粘着性，主要作用不在表义。汉语与藏缅语反响型量词之所以出现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主要是由语序、句法关系、语音形式等方面的因素决定。”她又说：“甲骨文、金文时期汉语量词仍处于萌芽状态，其句法地位还不稳定，量词的使用没有强制性，多数情况下名词计量根本不用量词。……‘名+数+量’语序对反响型量词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它是最有利于反响型量词产生和发展的语序。如哈尼语、纳西语等语言数量名短语的语序是‘名+数+量’，其反响型量词发达；汉语甲骨文、金文使用量词的语序格式不固定，有‘名+数+量’、‘名+量’、‘数+量’等多种语序，其中以‘名+数+量’格式最多见，只有少量的反响型量词；藏语、景颇语等语言是‘名+量+数’语序，这些语言都没有反响型量词。”[8]
看来，这把火今后会越烧越旺！
二、汉语史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难点
1、难点之一是，在寻求证据时有时分不清是类型学关系还走亲属语言关系。
汉语与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做比较，二者形式上的相同、相似有两种可能的关系。一是由语言亲属关系引起的。就是说，某种相同、相似的语言成分，由于是亲属语言，相互间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有共同的语言演变规律。因而，有可能用乙方存在的特征来证明甲方特征的存在。比如，现代藏缅语的许多语言都还保存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并且还能构拟出原始藏缅语的使动形式。但古代汉语有无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多年的研究已趋向于认为古汉语有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所以，用藏缅语的使动范畴材料来印证、发现古汉语的使动范畴就比较可信。梅祖麟的《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汉藏语：*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功能》一文中，通过汉语与藏缅语的比较，证明“使动化*s-前缀的清化作用产生上古汉语的浊清别义，如‘败’*b-‘自破’／‘败’*p＜*s-b‘破也’。折‘断也’／折‘拗折’。藏语、缅彝语、西夏语、哈由语(Hayu)等9种藏缅语都有自动词／使动词的浊清别义，而藏缅语的比较表明认为这些语言的浊清别义也是由使动化*s-前缀产生，可见使动化*s-前缀在原始汉藏语中已经存在。”[9]
二是类型学关系。如果所比较的问题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其形式上的相同、相似就只是类型学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反观”，虽然也有价值，但只能是一种参照，一种旁证，不及上一类型的有力。例如，关于上古或上古以前的汉语声调研究，汉语方言及文献已提供不出更多有价值的证据，于是研究者就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语言，试图通过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揭示上古或上古以前的汉语声调状况。但究竟能否突破，主要看汉语的声调与少数民族语言有无发生学上的关系，当然还要看现存的语言能否提供揭示早期语言声调的线索。如果用来比较的语言与汉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所求证据的含金量就会高些；而如果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那就只能提供类型学演变的旁证材料。藏缅语声调的演变很不平衡，存在发达型、萌芽型、无调型等三种不同的类型。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藏缅语声调产生的历史不是很长，至今藏缅语中还有一些语言尚未产生声调（如道孚语）或声调只处于萌芽状态（如嘉戎语）。藏语声调研究通过古藏文和现代方言的比较，已求出藏语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演变规律。藏缅语和汉语有亲缘关系，藏缅语声调产生和演变的规律对古汉语声调演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藏缅语和汉语的声调是这两个语群分化后的产物，也就是说，原始汉藏语是无声调的。这样，藏缅语声调的演变规律，就无法直接印证汉语声调是怎么演变的，只能从类型学的角度为汉语声调演变的方式提供参考，如声调的分化与声母清浊、辅音韵尾的关系等。
2、难点之二是，由于汉语与亲属语言分化的时间久远，同源关系和对应关系保留在现代语言里的成分多少不一，给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带来一定的困难。
不同语言的古代特点的遗存，有的语言多些，有的少些。如果遇到遗存成分少的，在论证关系时就会感到语料不足，出现论点大于语料，甚至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个现象，在过去已发表的一些论文中能够看到。比如，有的学者在确定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同源词时，只凭语音相似就确定是同源词，缺乏一组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给人一种孤证的感觉。在调配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本体的凭据时，有的出现了社会文化参照因素盖过了本体论证材料。我认为，语言关系的判定，最后还是要由语言本体的证据来确定，社会文化因素只能作为参照。遗迹成分保留少的语言，是研究语言关系的难点，也是需要多用力的。这是最见水平的研究。但这不是说不重视社会文化因素，而是说要区分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本体证据的不同性质。
3、难点之三是，非汉语的研究有许多研究得不深入，成果少，在取材时容易错位，即把不是同一性质的东西放在一起比。
比如，拿汉语单音节词与藏缅语的多音节词进行比较，如果多音节词的构成没弄清楚，就分不清要与哪个音节对应。如果选错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如，藏缅语的复辅音有的是古代特点的遗存，有的不是，如果对单一语言研究不够，就分不清哪些是古代遗留的成分，哪些是后起的，就无法确定比较对象的关系。如发现羌语的韵尾有复辅音韵尾时，有的就认为这是古代藏缅语的遗存，有价值，并为之振奋。但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发现这是后来羌语自己创新的，没有太大的历史比较价值。
4、难点之四是，不同语言的相关成分放在一起比较，有的不易判断其发展上的先后顺序。
从亲属语言里寻找证据，总是先要把相关成分放在一起比较，然后确定其价值。为了寻求其发展规律，在操作过程中必须确定比较成分的先后顺序。但有的容易判断，有的则有许多困难。比如，汉语与彝语支语言的松紧元音韵母对应，汉语促声韵母对彝语支的紧元音韵母，舒声韵母对松元音韵母，由此假设彝语支语言的松紧元音韵母来自原始汉藏语的促声韵母。这个假设能够从彝语支语言的音变规律、变读现象、借词特点等方面得到证明。彝语支这一音变取向，能够反过来为上古汉语有无松紧元音韵母对立提供旁证。当彝语支的松紧元音被发现后，从事汉语史研究的有的就猜想上古汉语有无松紧元音的对立。彝语支语言的研究成果否定了这一猜想。[10]
OV型和VO型是人类语言的两大语序类型。这两种语序在一些语言的历史演变中曾有过互变的关系。如古英语的OV语序后来演变为今日的VO型语序。汉语的情况又是如何？至今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古汉语是OV型，后来变为VO型；另有相反的意见，认为古汉语是VO型，后来进一步强化。少数民族语言中，有VO型的，如壮侗语、苗瑶语；也有OV型的，如藏缅语。有的语言，两种语序都有，如白语。这两种语序各有自己的蕴含特征：属于VO型的，分析性较强，动词的语法形式缺少形态变化；而OV型语言则屈折性较强，动词的语法形式有较丰富的形态变化。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成果初步认为，古代汉语（上古或上古以前）的形态变化比现代汉语丰富，根据蕴含规则，古代汉语是OV型的可能性较大。但只有这一条，证据还不足。如果我们通过汉藏语的深入比较，进而发现古汉语曾经存在更多的形态变化，如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等，就有可能为证明古代汉语曾是OV型语序增添证据。
三、加强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几点想法
半个世纪以来，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总的看来这个资源还开发得很少。
1、必须认识到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虽然有重要价值，但却不是容易做好的。
这是因为汉语在语言系属关系中有其特殊性。特殊性之一是：汉语没有与它特别接近的亲属语言，这就造成了古汉语研究参照亲属语言缺少了“过渡证据”。一般说来，一种语言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或近或远的亲属语言。以藏缅语的哈尼语为例，其亲属语言中与它最近的是傈僳语、拉祜语、彝语等，其次是景颇语，再远的是羌语、普米语、藏语等。如果一种语言的亲属语言既有远的、又有近的，在研究取证上就有其方便之处。传统的汉藏语分类是“一语三族”，即把汉藏语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三个语族内部都有一群远近不等的亲属语言，唯独汉语是孤零零的一个。汉语单独与三个语族并列，处于语族的地位（所以有的学者称之为“汉语族”）。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一开始就要与不同语族的语言比较，跨度很大，没有较近的语言可以依托，这就有难度。特殊性之二是：汉语与亲属语言之间分化时间久远，相互间的特点差别大，要疏通、证实所比较成分的关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就拿同源词比较来说，由于分化的时间长，保留下来的同源词不多，再加上语言之间长期接触而出现的借贷关系，支撑语音对应规律的例词不多，很难凭一两个或几个例词就确定有同源关系。过去的研究成果中，有的同源词的确定只凭“貌似”，缺少语音对应规律做依据，甚至出现“孤证”和“拉郎配”的现象。
汉语系属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上的难度。但有难度的，更能显示研究者的水准。汉藏语比较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靠逐渐摸索，逐步积累，这当中会有反复，会有失败。论证不足的假设是难免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2、要用系统论的观点观察、研究语言关系。
语言关系中出现的局部共性，是与其它特点相关联的。所以在比较中要广开思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善于从隐性现象中发现显性特点；从不被重视的现象中提取有用的证据。比如，研究汉语的使动词，不能只研究语法，还要研究使动词的语音特点，以及与使动词有关的同族词等。又如，研究上古汉语有无清化鼻音和边音，谐声字是一个突破口。董同稣(1967)看到了谐声字互谐中有m-与hm-谐的情况，如“每—悔、诲”，“毛—耗”，“黑—墨”等，曾为上古汉语构拟了一个清鼻音hm-。李方桂大致同意这个意见，并进而构拟出一套清化鼻音和非清化鼻音的声母。若这一设想能够扩大与亲属语言比较，就有可能获取更多的证据。这当中必须涉及鼻音、边音的历史演变、复辅音和单辅音的演变规律等。地名、人名、固定结构词语等都会留下一些语言的历史遗迹，值得重视。
3、要加强汉藏语亲属语言的基础比较研究，特别是由下而上的比较研究。
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藏语亲属语言比较的水平如何，特别是由下而上即由近程到远程的比较研究。这是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所要依赖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二者结合只能建立在不牢靠的沙滩之上。汉藏语比较，有远程和近程之分，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但近程比较相对比较实在、牢靠。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需要更多地关注、使用近程比较的成果。
4、辨证地处理好假设和求证的关系。
在科学研究中，假设是必要的，这是研究客观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也需要有假设。如上所述，汉语和非汉语分化的时间久远，分歧很大，大量的关系残缺不全、似是而非，因而要做到“十分材料六分观点”，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有假设。假设经过论证，有的能够得到证实，但也会有错的，得不到证实。“一孔之见”，有看到片面的，但也会看到正面的。不能因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否定假设在语言研究中重大意义。比如，通过汉语与藏缅语的比较，能够看到二者存在少量使动范畴形态变化的相似关系，可以以此提出原始汉藏语存在使动范畴形态变化的假设，然后通过逐步深入的研究而求得进一步的证实。原始汉藏语存在复辅音的假设，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有待今后证实。提出假设，不怕证据不足（证据不足还可以再补足），怕就怕在用了错误的语料，或比错了对象，如把汉语的词根与藏语的后缀或前缀放在一起比，把偶合的语音相似看成是同源词等。这种现象，在过去的汉藏语比较中时能看到。
综上所述，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有广阔的前景，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它对汉藏语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建设，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今后需要加强，需要更多的人去做。但我们要看到，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毕竟历史还不长，是个新事物，其理论方法还很不成熟，需要今后多做个案研究，更多地重视理论、方法的建设。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人要多做贡献的。
注释：
①这些论文是：《汉藏语和粤语》，载《第1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1993年。《跨语言视角与汉语研究》，载《汉语学习》，2006年第1期。《再论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载《语言与翻译》，2005年第3期。《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长江学刊》第1辑，2002年5月。《汉语方言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载《满语研究》，2003年第1期。《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该书汇集的语言，有汉藏语系语言76种，阿尔泰语系语言22种，南岛语系语言16种，南亚语系语言9种，印欧语系语言1种，混合语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