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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自1992年以来，除1995、1996两年之外，一直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特别是1997、1998两年连续出现负增长，创下了战后日本经济史上的最坏记录。不良资产、金融危机、失业、消费疲软、国民对政府不信任感增强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日本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严重的萎缩之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这次经济大萎缩的背景下，失业率一路走高，失业人口剧增。完全失业率自1998年4月突破4%大关以来，目前正向5%逼近。 失业人口自1999年初突破300万大关以后一直居高不下。 严重的失业问题不仅已成为日本经济恢复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的日本失业现状如何？有哪些特点？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将对日本经济和日本社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将利用最新资料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日本的失业现状
从战后以来到90年代初为止，日本经济基本处于高速增长或平稳发展状态。加之以大企业为中心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资工资制”等原因，日本的就业状况非常稳定，失业率很低。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欧美各国失业率迅速升高，多数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已达到2 位数。而日本却始终保持在2%左右，最高年份也不超过2.8%。按照凯恩斯经济理论，2 %左右的失业率被认为是不存在非自发性失业的“充分就业状态”。
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企业苦于处理“泡沫经济”期间留下的大量库存，只能减少生产。在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人工费用的比重相对上升。也就是说，“企业内部失业”的矛盾开始显露。据大藏省发表的《法人统计季报》统计，1990年第四季度，全国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的人工费用与销售额比率为10.6%，而1993年第四季度，达到13.2%，3年间上升了2.6个百分点。1994年和1995年经济状况仍未得到好转，“企业内部失业”压力有增无减。为了摆脱困境，大多数企业不得不告别“终身雇用制”，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所谓“重组改革”是指金融机构及大中企业等部门的内部重组改革，类似我国国企改革的“减员增效”。但现在日本的“重组改革”已单纯成为下岗、裁员、解雇的代名词。据日本职业安定所统计，日本最大的15家制造业企业近5年因内部“重组改革”， 累计解雇员工13万多人。日本电话通讯行业最大的企业日本电话电信公司（NTT ）在同一期间，以同样的方式削减员工高达7万人之多。 在这种“重组改革”浪潮中，全国雇员的增加幅度骤然下降。全国雇员人数，1990年比上一年增加171万，而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 年分别比上一年增加154万、105万、72万、30万、36万①。其增加幅度基本呈逐年递减趋势。完全失业率也从1992年的2.1%上升到1995年的3.2%。1995、1996年两年宏观经济形势好转，“重组改革”压力稍微得以缓解，完全失业率的上升趋势也得到一定遏制。
但是，1997年4月因消费税的提高（由3%提高到5%），占GDP（国内生产总值）60%的个人消费立刻出现疲软，成为引发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导火索，刚刚出现的景气很快夭折。同年11月，以“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为标志的金融危机总爆发又使不断恶化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②。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大企业的“重组改革”不断升级。随着景气的继续后退，劳动需求锐减，完全失业率大增。1998年，全国雇员总数比上一年减少39万。1999年 7月，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也比上一年同期减少80万。到目前为止，这种减少状态已持续18个月之久。完全失业率，1997年达到3.5%，1998年达到4.3%，1999年6 月、7月连续两个月保持4.9%，刷新了1953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目前已超过美国（4.3%）的失业率。虽然8月、9月微降至4.7%和4.6%，但形势仍相当严峻。失业人口也从1990年的134万剧增到1999年6月的329万，7月微降至319万，但8月又回升到320万。
此外，衡量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数）”也从1990年的1.43猛跌至1999年6月的0.46，而且7、8 两月也一直保持同一数字。这是自1963年进行此项调查统计以来的最低点③。这一数字意味着在100名求职者当中，能找到工作的只有46人。 众所周知，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毋庸置疑，“泡沫经济”崩溃后的连续零增长和负增长是日本失业率迅速上升的最根本原因，在劳动力供给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劳动需求大量减少必然会导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世纪之交的经济大萎缩宣告了日本就业稳定时代的终结和终身雇用神话的破灭，日本已开始步入大失业的门坎。
二、这次大失业的特点
1.非自发性失业比重剧增
一般来说，失业分为因企业倒闭、经营恶化、缩小雇用或裁员而产生的“非自发性失业”，因不满雇主的工资待遇等而产生的“自发性失业”和因区域间、业种间移动困难而产生的“摩擦性失业”三种情况。90年代初期，日本失业率虽然开始上升，但并不十分剧烈。由于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就业意识的变化，“自发性失业”一直占新增失业人员的一半左右。而且“摩擦性失业”也占相当比重。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非自发性失业”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重组改革”不断升级之外，中小企业倒闭数量剧增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企业倒闭数量仅为6,468家，1995年达15,108 家，而1998年更高达18,988家，增加到1990年的近3倍④。经济不景气，破产企业增加必然会引起失业率，特别是非自发性失业率的上升。据日本总务厅《劳动力调查特别调查》的统计，因企业倒闭和削减雇用（不含退休）产生的非自发性失业率近年来急剧上升，1999 年 2月， 高达2.93 %，相当于1989—1992年平均值的3倍。1999年2月的313万失业人员当中，因失去以前的工作，现在正在求职的“离职失业者”多达 216万，比上一年同期增加51万（30.9%）⑤。1999年6月， 非自发性失业人员已高达118万，1999年7月为105万，8月仍为104万⑥。 “非自发性失业”的增加充分反映出日本就业需求不足的严重程度。
2.年轻人失业率居最
1999年第一季度失业人口的数据表明，15—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男性为9.5%，女性为8.8%，比各年龄段平均失业率高出近1 倍⑦。年轻人失业率之所以如此之高，主要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严格压缩新招工数额所至。在终身雇用体制下，当景气后退时，企业一般不轻易解雇在职员工，而是通过压缩招工数额（主要是减少对当年毕业生的录用）来达到削减人事费用的目的。这种倾向自80年代初期“结构性萧条”以来日趋明显，“泡沫经济”崩溃后则更加突出。如，1991年各类学校毕业生中未就业者只有5万多人，1993年达到7万，1994 年9 万， 1995年11万，1996年13万，1998年15万，1999年7月更增加到16万， 比1991年净增2.2倍⑧。据日本劳动省和文部省的统计， 过去被喻为“金鸡蛋”，一直供不应求的大学生的职业内定率1998年10月只有67.2%，比上一年同期下降6.1个百分点。1999年10月， 大学生职业内定率降为63.6%，又比上一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 而高中生职业内定率仅为41.2%，比上一年同期下降7.7个百分点。经济不景气时， 控制员工入口，关紧招工大门，这是日本企业的一贯做法，但这次却比以往更为严重。
3.中高年失业、下岗人员增加
近年来，中高年失业、下岗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45岁以上的中高年失业率上升很快。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这一年龄段的男性劳动力失业率已超过5%，高于平均失业率⑨。80年代以来， 日本企业为了应付经济不景气时的劳动力过剩难题，对50岁以上的员工进行劝退或奖励提前退休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但像近年来如此大规模以中高年为主要对象的下岗、裁员现象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上尚属首次，从而构成了这次大失业的重要特征。以“重组改革”高峰期的1995年为例，因“经营恶化”被解雇（下岗）的人员当中，45岁以上的中高年比重最高。其中30—34岁人员占6.3%，35岁以上人员比重开始逐渐上升，35 —39岁占11.1%，40—44岁占14.0%，45—49岁占17.0%，50—54岁占15.1%，55—59岁占19.7%，45岁以上合计高达51.8%⑩。1999年以来，下岗队伍更加年轻化。据统计，1999年2月，因企业倒闭被裁减、 劝退的失业人员当中，35—44岁年龄段的比重迅速上升到17.8%，仅次于45—54岁年龄段的31.1%，居第二位(11)。中高年之所以成为下岗、裁员的主要对象，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管理岗位及管理人员大量过剩，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是中高年；第二，在“年资工资制”体制下，中高年的工资最高。为了削减人事费用，向这些人开刀自然最为有效；第三，现在的中高年绝大部分出生于“战后出生高峰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手不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全员就业，成为现有劳动力中人数最多的年龄层，正因为以上原因等，成千上万年富力强的中高年劳动力被迫悲壮地走上失业和下岗之路。
4.中小企业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下降
战后以来，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着近代化大企业和传统落后的中小企业并存的“双重结构”问题。中小企业虽然有诸多不利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积极作用也绝不可磨灭。事实上，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业不仅通过接受大量承包，支撑着日本近代化大企业的发展，而且还起着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作用。当经济不景气时，大企业的减员部分几乎全部被中小企业所吸收。这是长期以来日本能够维持低失业率的秘密所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大企业开始压缩雇用。据日本总务厅1998 年《劳动力调查》的统计， 500 人以上大企业的新增雇用人数在1992年达到高峰的54万以后，第二年的1993年增加幅度便减少到一半，1994年只比上一年增加4万。而1995年、1996年两年竟总计减少了30 万。与大企业相比，499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始终保持着比较旺盛的雇用势头。在大企业减少雇用的1995和1996两年，中小企业的雇用居然增加了118万人。但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 雇用势头旺盛的中小企业的雇用增加幅度开始呈下降趋势。如1995年比上一年增加 76 万人，1996年只比上一年增加49万。随着1997年下半年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企业破产数量剧增，1998年的中小企业的雇用状况急转直下，比上一年减少了34万，这是战后以来第一次大幅度负增长。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小企业密切相关的女性劳动力失业者也开始增加。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各企业为了便于“短期雇用调整”，在削减招收以“终身雇用”为条件的“正式工”的同时，开始招收大量不享有“终身雇用”权利的以女性劳动力为主体的“计时工”。1975年，“计时工”在全体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仅为13%，1997年已上升到22%。20多年来，“计时工”不仅成为日本劳动力大军的重要力量，而且还起着劳动力市场“缓冲器”的重要作用。80年代，做为女性劳动力主体的25—34岁和35—44岁两个年龄段的青壮年女性的失业率一般分别维持在3%和2%左右的低水平上，而1998年10月，则分别猛升到6.6%和3.6%。1999年7月， 女性劳动力失业率达到4.6%，比6月上升0.2个百分点。失业人数比6月份增加3万(12)。 女性劳动力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日本劳动力市场“缓冲器”功能开始减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次大失业的严重程度。
5.非制造业雇用能力减退
战后以来劳动力吸收能力极强的日本非制造业雇用能力开始减弱，这也是这次大失业的重要特点。综观战后的日本就业动向，不难发现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以下三条规律：第一，农林业等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持续减少；第二，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伴随景气波动有增有减；第三，运输、通信，流通业，金融、保险、不动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及建筑业就业人员不断增加。7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危机”、80年代初的“结构性萧条”及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萧条”期间，制造业的就业量大幅度减少，但其减少部分均为雇用需求旺盛的非制造业部分所吸收。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非制造业部门苦于不良资产的困扰，效益锐减，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不断增加，雇用能力大大减弱。特别是因股票、土地价格的暴跌而遭受沉重打击的金融、保险、不动产业在1992—1997年期间减少了10万人的雇用能力。此外，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流通业，就业人员在整个80年代曾以每年17万的速度稳步增加，而1992—1997年期间每年的增加幅度减到8万以下， 劳动力吸收能力比80年代降低了一半。商饮服务业就业人员减少幅度更大，1999年7月比上一年同期净减24万(13)。
从失业人员的业种来看，如前所述，由于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管理岗位及管理人员的过剩现象十分突出。进入90年代后，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人员的削减幅度较大。1993—1994年减少24万，1995—1996年景气稍有好转，削减速度放慢。随着景气的恶化，1997年又削减了14万(14)。1998年以后削减势头仍有增无减。
三、大失业对日本经济及社会的影响
失业人口是经济萎缩的必然产物，而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又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恶劣的影响。其一，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将使日本经济萎缩进一步加深。其道理很简单，失业人口增加、收入减少势必会引起个人消费减少，继而引起企业生产减少、设备投资停滞、效益降低，甚至倒闭。没倒闭的企业为了生存，也必须进一步减员增效。其结果又使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同时，失业人口如此迅速的增加，终身雇用神话的破灭对国民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人们对政府不信任感增强，对失业恐惧万分。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破产不断增加，大企业内部的“重组改革”裁员不断升级，失业、下岗已并非他人之事，随时都有可能轮到自己。由于经济长期萎缩，失业增多，使失业人员丧失收入自不必说，在职人员的可支配收入也趋减少，自然也使收入预期下降。人们后顾之忧加重，有钱也不敢积极消费，自然会使个人消费不断减少。消费的疲软只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在“紧缩螺旋”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其二，失业人口的增加将使就业保险财政恶化。日本的就业保险制度由“失业救济金制度”和“就业保险三事业”两部分组成。前者的主要作用是为失业者提供生活保障和促进再就业，后者的作用主要在于预防失业、改善就业环境、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劳动力能力及提高劳动者福利。其财源由劳资双方共同负担的保险金和国家财政拨款构成。失业救济金的救济额和救济时间根据年龄和工龄而定。1998年6月， 时隔22年被救济失业对象首次超过100万，达到105万人。 预计1999 年也将在100万人以上。据劳动省统计，就业保险从1994年开始连续赤字， 1998年度赤字高达9，819亿日元，1999年度将超过1万亿日元，2001 年度失业保险基金将有枯竭的危险(15)。失业人口继续增加，失业保险金只能通过提高个人和企业的保险费以及扩大财政支出来解决。目前，劳动省已提案将失业保险金的国库负担率从现在的14%提高到25%，这样势必会使已经相当严峻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其三，失业人口的增加将给养老金制度带来恶劣影响。现行的日本养老金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国民养老金”，20岁以上国民必须全员参加；第二部分为以职工为对象的“职工福利、养老金”和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养老金”；第三部分为“职工福利、养老金基金”和“退休金”。前两部分为法定养老金，强制对象人员加入。第三部分为补充部分。一般来说，60岁或65岁时，开始领取养老金。事实上，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运作方式是利用从在职人员手中集中来的基金先支付给老年人。“国民养老金”的保险金由个人负担，而后两部分的保险费由企业雇主和在职职工共同负担，所以失业者的增加意味着交纳保险费人员的减少，其结果必然进一步加重在职人员的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使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本身发生动摇。
目前，日本的失业问题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正在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近年来，日本“自己破产”人数及自杀人数的增加，治安状况的恶化与失业率的上升不无关系。人们对于失业、下岗谈虎色变。一个人失去职业，等于断掉了一家老小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一旦失去职业，特别是中高年失业者想要重新就业比登天还难。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会使人丧失生活信心，甚至颓废、堕落。许多失业人员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靠借贷度日。因无法还清巨额贷款等原因而向法院申请“自己破产”的人数1998年一年竞超过10万人(16)。更为悲惨的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自杀人数大增。仅1998年一年自杀人数就达32，863人之多， 比上一年增加35%。其中由于失业等原因而自杀的人数为6，518人，是上一年的1.7倍。男性自杀者为23，013人，比上一年增加6，400人(17)。男性自杀者的剧增居然成为男性平均寿命下降的原因。近年来日本犯罪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出于对社会不满的失业人员恶性杀人事件接连发生。据日本经济企画厅统计，“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经济萎缩，就业状况不稳定，犯罪率上升，国民的“安全、安心感”指标连续6 年处于下降状态(18)。
小渊内阁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景气和扩大就业的政策。今后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方向是开拓新产业，促进就业流动化和完善劳动市场。从近期已实施的对策来看，日本政府已在1998年11月的“紧急经济政策”中投入24万亿日元，通过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减税和盘活中小企业等手段来扩大就业。而且还单独划出1万亿日元，用以创造100万人的就业机会。1999年7月又以“补充预算”的形式追加5，500 亿日元，用以解决70万人的就业问题。1999年11月又决定追加18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用于刺激景气和扩大就业。在小渊内阁的各项积极经济政策的支撑下，目前，日本经济已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就业状况并未得到改善。而且今后即使走出负增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就业前景也未必乐观。据日本银行的推测，1999年3月末， 日本各类大中企业仍存在228万冗员(19)。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重组改革”， 大量裁员还将继续进行，失业率还将上升，估计明年可能达到6%(20)。 严重的失业问题不仅会影响近期日本经济的复苏，也将成为中长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