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理论中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科斯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开创性地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并提出“交易成本”核心范畴之后，阿尔钦、威廉姆森、德姆塞茨、诺思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制度、制度结构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制度创新在经济史中的地位等重大课题，在当代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制度主义者的学说之核心，是反对“把市场作为经济的引导机制的观点，或者，更广泛地说，由市场来组织和引导经济的观点。”他们认为，稀缺资源在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用途中是由市场来配置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任何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实际决定因素是那个社会有组织的结构，即其制度。如果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机制上，经济学家便忽略了实际上的配置机制。
本文力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邓小平经济理论中的制度分析作一初步探讨。
制度分析是邓小平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内核——即立足中国的制度环境（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及相关层面的关系互动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是其理论分析的支点。一是认为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要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认为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要受制于我国制度供给主体的主观愿望和能动作用。三是认为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螺旋互动，从而制定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制度，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方向。四是注意制度和技术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互动作用。邓小平指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制度环境不仅影响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更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故在其生产力论、改革论、开放论、发展论、本质论……中，均进行了深刻的制度层面的分析。
(1)邓小平认为，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从制度上把握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解决的方法。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鉴历史的教训，以政治家的胆略实事求是地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1]并把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此外，他还确定了坚持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等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这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突破了对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传统理解，认为体制就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具体制度又是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把体制规定为具体制度，或者说把具体制度概括为体制，这不仅扩大了体制的范围，克服了对体制理解的狭隘性，而且把它放到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位置，使其性质更明确。邓小平明确指出必须通过改革消除社会制度障碍方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把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分析框架，从制度上把握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说是邓小平政治思维鲜明的特点。邓小平主张，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面前，他总是“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2]
(2)邓小平认为，体制、制度和政策安排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各种体制、制度和政策优劣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不但始终如一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还包含解放生产力。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承担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双重任务，只有解放生产力才能发展生产力；指明了只有根本改变束缚生产力的旧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他还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优劣的根本标准，并且进一步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来认识。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还告诫全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3)新的科技体制应有利于经济发展，新的经济体制应有利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推动经济、科技体制转型的重要力量。科技进步与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不可逾越），进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强力助推器。关于如何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又在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位。他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5]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抓住了如何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要领，充分肯定了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断定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要使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进而得出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结论。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精辟地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6]邓小平这一见解深刻地阐明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通过改革使这两种体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完成解放生产力的任务。
(4)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其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过去我们曾片面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致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邓小平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改革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7]“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8]认识到改革经济体制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从实践上说，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除此，别无它途。经济体制论使我们在改革之初，就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方向。邓小平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学说，针对我国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路，并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我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对象是原有旧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制各个领域。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革是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直接动力。
(5)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把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因素，当然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资源。市场经济是存在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通过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片面地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混淆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区别。只看到计划经济的优点，而看不到它的弊端。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已成为困扰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精辟地阐释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科学地划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范畴。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属于经济体制的范畴，而不是经济制度的范畴，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否定了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传统看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找到了一条解放生产力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新途径。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来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互注动力与活力的互动关系中分析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症结，并从多种制度交叉互动的辩证关系中寻求消除制度障碍的方式和制度创新的途径是邓小平制度分析的特点。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无论是哪一个层次或方面的政治体制变迁，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而这些政治体制变迁的经济基础因素，都是在经济体制变迁不断深化中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体制变迁已经孕育了政治体制变迁的各项必要因素的时候，才能提出政治体制变迁的任务和目标，并实际地推进政治体制创新。从另一方面看，经济体制变迁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到政治体制变迁的必要性。制度学派为重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制度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本身需要制度设施的保障，如国家的司法制度、金融制度、所有权制度等等。而这些制度设施的建立和运作常常与政治制度政治运作过程紧密相连”。[10]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11]1986年他又提出，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显现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这是因为，“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改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12]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内逐渐破除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为经济改革提供政治保障。另外，政治运作的规律和逻辑使来自政治自身的动力推动政治体制变迁的发展。“当人们根据社会提出对政治功能的某种需求而建立某种相应的政治结构（含政治秩序）之后，这时，结构本身的角色作用所形成的力量就会推动人们去创造一定条件以实现其所担负的功能，且从不完善的功能向完善的功能发展。这样就必然表现为政治改革上的一定进展。”[13]
(7)思想教育和强化制度建设及监督机制并举，从制度层面上使路线贯彻的边际成本最小化，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4]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并坦然承认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并重视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如果忽视客观环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成文制度的作用，过分依赖于自律、自查和自纠，否定他律和制度的约束，便不免有偏离辩证唯物主义方向之嫌。
制度建设不仅包括有成文的规定，还包括具体的执行办法、监督手段、违反制度的处理方法，保护举报人的措施等等，完善的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可预测性（可以预测违反或遵守制度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损益）、奖惩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它可以避免出现因领导人重视程度不同而导致的时松时紧，时抓时放的主观随意性和缺乏约束性。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落实的制度包括：领导决策失误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用人失察责任制、虚假信息追究责任制等等，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思想教育的约束变为利益关系的约束，按照责任人造成的损失大小，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处罚和刑事制裁等处理。通过上述制度产生奖真惩假的作用，使说假话、办假事者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不得不掂量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给其自身利益带来的严重后果。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以“交学费”为借口来应付，轻描淡写地组织处理和不承担责任，更不必受刑事制裁的作法。制度的建立、健全、落实和监督执行机制的完善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说，有了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15]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才能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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