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四个维度*
张永红 马天平
内容提要：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肆行，给欧美政治、经济和社会走向带来巨大的变数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打破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它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自由民主陷入困境、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反冲”以及新媒介技术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认为从根本上说，欧美民粹主义是制度困境和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没有深刻的制度反思和实质性变革，催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就仍然存在。
关键词： 欧美民粹主义 经济维度 政治维度 文化维度 技术维度
近年来，民粹主义(1) 学界有关民粹主义的解读主要源于对俄国的“民粹主义”、美国的“人民党主义”、拉美的庇隆主义等的实践总结。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涵并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那样清晰。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空心化”的(〔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凯斯·穆德指出，民粹主义只是一种“核心稀薄的意识形态”(a thin-centred ideology)(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Iss.4,2004,p.544)。在实践中，民粹主义常常根据不同社会环境和利益诉求，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结合，表现出差异性、复杂性的特征。一种普遍的共识是，民粹主义的观念内核在于“人民”，“人民”在民粹主义中占据核心位置(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New Left Books,1977,p.165.)，不论是力图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左翼民粹主义，还是鼓吹排外、种族主义观点的右翼民粹主义，其核心都是“人民”与“非人民”(精英、移民等)的关系问题。质言之，民粹主义就是一种以“人民”的共同身份将现实社会中若干分化的群体连结起来，并以“人民”的名义挑战特定社会权力结构的极端化社会政治思潮。思潮在欧美国家愈演愈烈，先后引发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在美国，茶党等的压力导致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于2013年关门，莎拉·佩林、特德·科鲁兹和唐纳德·特朗普塑造了美国保守主义的新面孔。在欧洲，出现了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荷兰自由党、英国独立党、瑞典民主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们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从不同方向强化着欧洲民粹主义情绪，使欧洲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浪潮”“民粹主义复兴”引起人们广泛热议，挑战着西方自由主义共识，给欧美政治、经济和社会走向带来巨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本文认为理解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可以着重从以下四个维度入手。
1)受沉积环境影响，二2煤层顶底板岩性存在较大差异。岩石在单轴压缩过程中具有压密、弹性、屈服和破坏4个阶段。
一、经济维度：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加剧
政治现象的背后往往蕴藏着经济动因，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也不例外。有调查显示，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更容易倾向于民粹主义。在支持英国脱欧的人中，64%是体力劳动者，而经理人或专业人士只占43%；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37%的体力劳动者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票给玛丽娜·勒庞，而只有14%的经理人或专业人士给她投票；在没有上过大学的美国白人中，给唐纳德·特朗普投票的人要比给希拉里投票的多大约20%。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的选票大幅增加，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尤为突出，(2) Noam Gidron,Peter A.Hall,The Politics of Social Status:Economic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Populist Right,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8,Iss.S1,2017,p.58.其缘由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3)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间的联系状态及其特征，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表现为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等。 差距，造成民粹主义生成的社会心理基础。按照社会资本理论，公民的社会参与需要认知技能、时间、金钱等资源，而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加剧使处于社会经济规模低端的人们占有的资源更少，难以通过社会网络与群体成员建立联系，因而，他们的社会参与性和信任感遭到损害，疏离感和无力感增强，更有可能产生敌视和排斥他人的情绪，也更有可能相信阴谋理论，从而为民粹主义政治动员奠定心理基础。
过去几十年间，欧美生产力和财富在科学技术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快速增长，但经济不平等状况却日益加剧，绝大多数科技成果被跨国公司和富人收获，而中下层民众则成为承担副作用的主体。穆尼兹(Manuel Mu
iz)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率增长了近250%，而劳动力工资却停滞不前。(4) Manuel Muiz,Populism and the Need for a New Social Contract ,https://www.socialeurope.eu/pop-ulism-and-the-need-for-a-new-social-contract.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保加利亚、希腊、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匈牙利等一些欧盟国家，工资、养老金大幅减少，工作条件严重恶化；许多国家的养老金减少了15%—20%，公共部门的工资下降了5%(西班牙)到40%以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5) Asbj
rn Wahl,European Labor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4/01/01/european-labor/.在英国，基尼系数在1984—1990年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其对福利的打击也超出了有组织的工人范畴；1980—2000年间的政府统计数字显示，英国贫困儿童人数从140万增加到440万，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养老金领取者增加了一倍；到20世纪末，英国不仅比其他欧盟国家更加不平等，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也很破败。虽然2000年以来，英国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减少贫困方面有所进步，但不平等状况并未根本改观。(6) George Irvin,Inequality and Recession in Britain and the USA,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1),2011,pp.166-167.在美国，1975—2012年，居于收入顶端1%的人获得了收入总增长额的约47%；(7) 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Breaking with Capitalist Orthodoxy,Dissent ,Spring 2017,pp.36-37.虽然2015年人均GDP比1979年增长了78%，但对于处于收入分配结构第20个百分位的家庭来说，其平均收入在此期间仅增长了6.9%，收益压倒性地流向了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们。社会不平等不仅影响了失业人口，而且还扩展到许多中产阶级群体当中。(8) Suzanne Berger,Populism and the Failures of Representation,French Politics,Culture &Society ,Vol.35,No.2,Summer 2017,p.26.这种财富格局正在改变欧美“橄榄型”社会结构，引发了社会日益广泛的改变权力垄断和国家治理现状的呼声。
欧美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择要而言：一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资本和劳动创造财富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劳动创造财富的边界是有限度的，而资本却可以借助技术进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意流动，不受时空限制地创造财富，导致财富积累进一步分化。二是技术进步给低技能工人带来更大的压力。与30多年前相比，欧美国家服务部门的低技能工人大量增加，这些工人常常签订临时合同、报酬低下。1982年，法国有95%的工人签订长期合同，而到201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86%，而且在25岁以下的工人当中，签订长期合同的不足一半。(9) Noam Gidron,Peter A.Hall,The Politics of Social Status :Economic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Populist Right ,pp.63-64.对于低技能工人来说，因为技术进步需要更多高技能的工人，使得低技能工人不得不接受低薪和低安全性的工作岗位，而社会地位与职业岗位间的密切联系必然影响许多工人的社会地位。这种状况在空间维度的呈现就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使更多高技能工作转移到一些大城市中心，从而使小城市和郊区居民感到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这反过来又可能造成区域差异，在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中心—外围”的财富分配结构，而“外围”则常常成为民粹主义的聚集源。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持久性损害。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代表紧缩政策、金融投机、收入极化的政策，给欧美经济带来持久性损害，导致了迈克尔·耶茨(Michael D.Yates)所谓的“巨大的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作用下，“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对抗不再集中在特定的工作场所，而是遍布整个社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工作合同的改签、养老金的贬值，许多曾经“舒适的”中产阶级工人同样面临着不同寻常的焦虑状况。(10) 〔英〕伊莫金·泰勒：《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文化与不平等》，张永红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1期。 在西方霸权和繁荣的鼎盛时期被大肆宣扬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解体，这使得社会心理发生逆转，为民粹主义爆发提供了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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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维度：自由民主的困境
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技术加速发展，欧美政治对媒介和媒介逻辑(23) 按照瑞典新闻和政治传播学学者杰斯帕·斯特罗姆贝克(Jesper Stromback)的解释，所谓媒介逻辑，是指“新闻价值观在社会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媒体利用自己的媒介和形式，在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持续斗争中保持竞争力的叙事技巧”。Benjamin Moffitt,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75.的依赖越来越强，出现了政治媒介化趋势。这意味着，媒介技巧、趋势和叙事逻辑日益塑造着当前的政治，媒介逻辑影响着政治逻辑，无论是为政治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还是让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都越来越受制于媒介逻辑的节奏、需要和进程。媒介逻辑与民粹主义政治逻辑相结合，在欧美国家形成了“电视民粹主义”“新闻编辑室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不同样态。
现实中的欧美自由民主制度都包含着这两种元素，它一方面为个人权利提供宪政保障，强调权利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允许“人民”及其代表进行民主统治，强调社会共识和多数人的意志。自由民主试图维持二者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基于资本逻辑的自由民主常常以资本的自由限制大众的民主诉求，造成大众与国家权力的分离；一旦人民主权遭到破坏、民主发生异化、沦为资本和精英利益的工具，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就会以民主之名从内部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在民粹主义话语中，人民是政治权力的来源和构成统治权的合法性基础，统治精英作为既得利益者压制民主元素，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卡农范(Canovan)借鉴“信仰政治”与“怀疑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指出救赎政治和实用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用政治力求通过极具偶然性的制度和实践，“在大众动员和沟通的条件下和平应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点”，而“救赎政治的核心概念则是大众权力：人民是合法权威的唯一来源”(11) M.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47(1),1999,pp.10-11.。从二者的关系看，实用政治离不开救赎政治，否则就可能失去合法性；救赎政治也不能走向极端，否则就会远离现实而陷入虚无。但欧美国家的民主实践却难以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很多情况下，人民不得不一面应对复杂、肮脏的实用政治，一面呼吁民主的救赎承诺。民粹主义就是在民主信仰与民主实践的差距和冲突中形成的。
图3给出了模型训练时损失函数值的变化情况.分别表示训练数据未经过初步补偿和经过初步补偿后迭代1 000轮次损失函数值的变化趋势，其中损失函数是交叉熵函数.可以看出，运用进行初步补偿的相位像训练时，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损失值逐渐减小并收敛到0.03，运用未进行初步补偿的相位像训练时，损失值则在0.3附近震荡，没有下降趋势无法收敛.
其一，程序民主导致政治合法性渐失。欧美民主强调程序机制和程序民主，而民主程序是由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的人们精心设计并加以操纵的，无法保证自身的正义性。欧美民主程序表面看上去是技术化、中立化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特定的价值诉求，不同的程序设计往往是各种政治势力及其背后资本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其运行结果无法保障民主价值的实现，有时甚至会背离民主初衷，形成“民主悖论”。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以为只要采用民主程序，我们就可以取消原本对统治权力所设定的所有其他的限制措施，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幻想。”(12) 〔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其二，选举民主造成社会分裂和民主短视。一方面，出于选举的需要，欧美各政党操纵民意、破坏共识，极力显化和强化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不约而同地将所有问题置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使本来就存在的群体利益差别和裂痕不断加深和扩大。另一方面，在选举民主中，候选人为了赢得几年一次的选举，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争取选票上，其政治行为充满投机性，缺乏治理国家的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造成短视民主或民主的短视；他们常常许诺一些符合选民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政策，却忽视了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结果不仅失信于民，而且也增加了国家发展出现周期性休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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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中，文化价值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表现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而这里的“人民”和“非人民”常常是虚构的，具有模糊性和流变性。一个时期以来，基于“文化恐惧”形成的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冲”改变了欧美社会“人民”和“非人民”的内涵，发展和强化了“人民”和“非人民”的对峙结构。
人们常常将民粹主义说成是一种煽动负面冲动情绪的政治病症，但实际上，它也反映着民主的内在逻辑：当基于信任、责任和代表性的民主制度由内到外地受到侵蚀的时候，民众与精英集团之间就会产生疏离，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格局，从而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
其三，民主渠道日益萎缩。没有畅通的民主渠道，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在美国，工会是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社会组织，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调节功能，但随着一些传统优势行业的衰落以及华盛顿和各州对工会力量的立法打击，工会已经失去昔日的辉煌。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35%的工人隶属于工会；但到2015年，工会会员占比下降到11.1%，私营部门的工会会员比例更低，只有6.7%。(13) Suzanne Berger,Populism and the Failures of Representation ,p.28.这种变化使得工人对工资、工作条件和不平等的不满很难发展成为工会组织下的集体行动，而是常常以个体形式表现出来，个体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和蛊惑，呈现更多的民粹色彩。此外，在从新政到战后最繁荣的那些年里，民主党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人阶级诉求，但目前已被华尔街、高科技产业的精英所控制，背弃了对中低阶层的承诺。在欧洲，政府法令和政治决定漠视劳工权利和集体协议，中下阶层对左翼和右翼政府均感到失望。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9%的民众认为法国民主运行糟糕。2013年12月11日，法国益普索/《世界报》(Ipsos / Le Monde)调查发现，只有13%的受访者对政府重振发展有信心，法国民众对于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变革的信心正在崩溃，他们因无法利用既有民主渠道实现变革而感到沮丧，寻找新的替代渠道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14) Suzanne Berger,Populism and the Failures of Representation ,p.29.
三、文化维度：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反冲”
2.4.1 运动员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关系处理情况 调研表明，每天接受训练2-3小时的运动员最多（占88.0%），即近90%的运动员要进行每天2.5小时左右的运动训练。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平均至少每天训练1次。这与加拿大、美国的中学生运动员“每周活动3～4次，每次训练1～1.5小时，参加1～2次比赛”[3]的情况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总之，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加剧增加了欧美等级社会底层群体的心理压力，改变了其对社会的期望及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们受困于经济问题并将其归因于“他者”时，“我们”与“他者”的分隔和对立就会形成，良性的政治运转就会被激进的政治动员所替代，民粹主义的出场也就有了可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欧美国家的文化政策，它把对他族文化的包容作为进步价值，将实现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作为基本使命，代表了欧美社会建构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的思想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整合。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给欧美主流文化群体带来了挑战，引起新保守主义者对文化、宗教、种族版图潜在变化及文化凝聚力消减的担忧，而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的偏执化和教条化更是助长了这种情绪。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但却忽略了文化的共通性和互补性。它认为文化就是一切，却常常无视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性。它对全球化趋势带给文化的深广影响缺少深入反思，机械地把文化看作界限分明和固化不变的东西，把文化的“不可译性”奉若神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化间沟通交往的可能和文化川流不息的特质。它常常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超越弱势群体保护的合理边界，使相关话题成为道德禁忌，反过来却允许大量违背社会规范的现象存在，催生出不健康的身份政治，造成新的社会不公甚至逆向歧视。它在使许多传统上代表性不足的社会成员感受到环境包容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在一个存在群体差异的社会中建立有效关系的能力，助长了人们相互间消极刻板印象的形成，造成“多数人”和“少数群体”之间的误解、冲突和不信任。史蒂夫·沃特维克和苏珊·维森多夫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它是一种奇怪的“信条”；压制争论；助长分裂；拒绝共同价值观；无视问题；支持应受谴责的做法；为恐怖主义者提供避风港。(15) Steven Vertovec and Susanne Wessendorf,The Multiculturalism Backlash ,New York:Routledge,2010,pp.6-12.
当前，欧美自由民主表现出精神上的自我背反，民主实践陷入了困境。
多元文化主义的负面效应引起欧美传统势力的恐慌，激发了“文化的反冲”。早自20世纪60年代，英国报纸对地方政府多元文化政策和反种族主义的大量报道就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对这种政策的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而成为表达对英国多元文化社会不满的笼统概念，为英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重要资源。在美国，以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7年)一书为标志，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反冲”渐成潮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移民(包括难民)人口数量的增长，跨国移民给欧美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选民丧失了原有地位，许多人认为文化或种族多样性已经到达极限。这导致“文化反冲”的进一步发展和右翼民粹主义潮流的勃兴。
在欧洲，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一些人感到一个“平行社会”正在威胁欧洲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主价值观，多元文化主义陷入了危机。2005年，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华尔街日报》上宣称：“欧洲已不再是欧洲，它是欧拉伯(Eurabia)，是伊斯兰的殖民地，伊斯兰的入侵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对入侵者卑躬屈膝毒害了民主，对思想自由和自由的概念本身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后果。”(16)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融合模式的抗争：对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抵制》，阙天舒译，《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在2006年7月7日伦敦爆炸案发生一周年之际，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题为“多元文化主义死了”的文章。白芝浩(Bagehot)评论道：“与对大多数其他事情的看法不同，主要政党一致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有害的天真想法，它过时了，或者根本就不该来。”(17) Steven Vertovec and Susanne Wessendorf,The Multiculturalism Backlash ,p.1.这种反多元文化主义情绪与极右翼力量积聚在基督教白人的旗帜下，形成了排外主义的民粹主义浪潮。在瑞典、芬兰、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登上政治舞台，甚至还掌握了议会权力。2017年10月7日，来自欧洲8国的10位学者联名发表了题为《巴黎宣言：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欧洲》的公开信，认为多元文化是不可行的，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应利用民粹主义新政治反抗虚假欧洲的暴政。(18) The Paris Statement :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 ,https://thetrueeurope.eu/a-europe-we-can-believe-in/.
在美国，理查德·伯恩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论争中批判了强调美国历史经验“多元性”的新美国史学。(19) Richard Bernstein,Dictatorship of Virtu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 's Future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4,pp.49-50.阿尔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则形象地把多元文化主义比作潜入西方文化的“特洛伊木马”；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塞缪尔·亨廷顿特别指出移民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与此同时，一些民间保守派和右翼组织也利用媒体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策。反对“政治正确”、大打“民粹”牌的“特朗普主义”就是在“文化反冲”和排外主义社会心理不断积聚的背景下形成的。约瑟夫·奈指出：“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导致，而是反映了深刻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分裂。”(20) 〔美〕约瑟夫·奈：《“民粹主义”在退潮吗？》，《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90406-946339。 2016年美国大选后，杰西卡·罗伊写道：“政治正确”是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所使用的关键术语之一，它被认为要“对社会大部分弊病负责”(21) Jessica Roy,Cuck,Snowflake,Masculinist:A Guide to the Language of the"Alt-right",Los An -geles Times ,16 November,2016.。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国内针对“政治正确”的反思、讨论和批评增多，反“政治正确”活动有加剧趋势，并进而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符号和民众对政治体系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2018年一项针对持不同政治倾向的人所做的调查显示，美国高达80%的人认为“政治正确”成了美国的“问题”；在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占79%。(22)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8/10/political-correctness-problem-according-to-80-percent-of-people/. 这说明，被传统精英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所外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偏执破坏了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态，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
多元文化主义遭遇的“文化反冲”造成欧美社会群体进一步分裂，无论是“人民”和“精英”之间、还是被认为同质化的“人民”内部，都在种族、宗教等社会文化维度上发生了新的分野。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等因素交织叠加，使欧美民粹主义表现得更加多维和复杂。
四、技术维度：新媒介技术的助推
民粹主义是欧美自由民主制度当代发展滋生出的民主的极端变体。自由民主是欧美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又称代议民主，是基于国家规模的约束性条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自由民主通过法治化的选举程序保障政治精英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同时促进社会大众对既有政治秩序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借助代议制将人民主权转化为政府治权，表现为宪政民主。自由民主包含了自由与民主两种元素，其中每一种元素都有其独特的逻辑。一方面，自由元素强调以法治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或其他公民的侵犯，个人平等地享有权利，国家权力需要一系列制衡机制和代表制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民主元素认为法治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无懈可击，法律通常会规定或掩盖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主导地位，如白人、男性、雇主等；因此，就政治合法性而言，最高权力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人民。民主元素强调公民的公共自主而非私人自主，它需要对“人民”作出界定并使其意志合法化，通过参与式民主形成并践行共同的意志。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粹主义者休伊·朗(Huey Long)就与电台主持人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结成联盟，利用广播电台吸引“人民”。今天，许多民粹主义者更加注重利用互联网作为政治组织和动员的工具，新媒介成为理解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维度。比利时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选举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媒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媒介“承担着共同责任”(24) Benjamin Moffitt,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71,p.89.。意大利的毕普·格里洛(Beppe Grillo)及其领导的“五星运动”利用各种不同的网络工具，包括博客(beppegrillo..it)、在线投票工具以及“meetup.com”网站，推动“五星运动”的发展。加博尔·沃纳(Gabor Vona)领导的匈牙利激进民粹主义政党尤比克(Jobbik)利用在线社会网络(IWIW)及官方网站吸引青年选民。一位尤比克党成员说：“互联网对我们来说一直非常重要……不仅由于我们对传统媒介的接触有限，而且还由于我们的支持者和选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新媒介是我们联系他们的最好方式。”(25) Benjamin Moffitt,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71,p.89.吉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荷兰自由党则通过创建网站，为人们提供批评中东欧移民的平台，激发了“人民”对“他者”的敌视。这些网络平台使民粹主义领袖和政党能够更加方便、自由地发布信息，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更加直接、密切地联系追随者。而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现象”也没有离开社交媒体的助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们就是一种社交媒体现象。
测试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及时查找护理工作期间会产生的各项失误，制定良好的解决方案，防止因为失误引发的不良后果，提高护理管理的记录水平，保证清楚的书写各项护理记录，便于在出现护理管理失误期间及时找出失误原因，同时制定处理措施，下降伤害到最低。
新媒介技术为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全球化进程中的贫富不均、民主不彰、身份政治等问题给相当一部分人累积起越来越多的结构性怨恨，但传统媒介更多地体现了精英阶层的“政治正确”，普通民众很少能够通过传统媒介表达内心的愤懑，而这种局面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彻底打破了。
首先，网络时代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及其即时性、低成本、无边界克服了传统媒介的时空限制。如美国CNBC主持人里克·桑塔利(Rick Santelli)针对奥巴马救助计划发表的长篇大论通过博客、推特、政党新闻网站等电子媒介得到快速传播；威尔德斯的电影《Fitna》经由英国视频分享网站Live Leak发行，在荷兰引起很大骚乱。这种情况在传统媒介环境下是难以想象的。其次，博客、社交网络、You Tube等网络平台使得民粹主义领袖的追随者们从媒介消费者变成了数字生产消费者，即同时生产和消费政治内容的人。媒介消费模式也因此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更加动态、多维的模式。再次，新媒介世界中的观点对立契合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空间二分法，在网络留言板、博客等的讨论中，争论常常以“我们”与“他们”的对立面目出现，表现为“认识论上的民粹主义”。尽管这种倾向的确有某些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对现状的质问和对腐败的揭露方面，但它同时也会制造“回音室”或反馈环，阻碍人们对信息的思考、验证，从而使对立的观点失去对话的机会，造成观念上自我保护的“飞地”，形成群体极化现象。最后，网络的匿名性弱化了人们的责任感和约束机制，造成大众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当集体无意识在网络空间积聚发展，便会在短时间内汇聚成压倒性舆论，导致“精神瘟疫”蔓延，使网络“猎巫运动”和论战快速升级。(26) Benjamin Moffitt,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p.91-92.
根据相关标准[1]对两组治疗效果分为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治愈：症状和体征彻底消失，恢复语言能力和自理能力，肌内恢复Ⅳ及以上；显效：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肌力提高2级，基本恢复语言功能；好转：症状和体征有所改善，肌力提高1级，改善语言功能；无效：症状和体征未见改善，甚至开始加重。治疗总有效率为治愈率+显效率+好转率。
总之，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民粹主义在精神上与之更加合拍，欧美传统媒介、组织化社区、代议制机构等传统上具有过滤和抵挡民粹主义的功能的社会机制遭到削弱，民粹主义的范围得到极大拓展，民粹主义运动获得了更多动员手段，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得以持续放大。民粹主义成为欧美信息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政治现实。
综上所述，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场域，它们发挥的效用有所区别。在根本上，欧美国家的制度困境和内在结构性矛盾导致了经济政治危局、文化价值观冲突，使主流政党在社会治理方面陷入困境，从而造就了民粹主义的舆论市场；而新媒介由于其强大的社会重构效应，在民粹主义的合法性建构、政治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当前，欧洲二战后形成的政党格局在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摇摇欲坠，建制派与民粹主义政党的博弈仍在进行。在美国，“特朗普主义”在争议声中前行，显现出相当的民意基础，民粹主义的二元思维由国内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对盟友发表敌对言论，对中国、伊朗等国“极限施压”，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错误论调抬头；其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其他镇压形式的联系愈加明显。可见，欧美民粹主义的偏执世界观仍然很有“市场”。尽管不排除某些民粹主义鼓吹者或民粹主义政党或有失势的可能，但作为政治思潮的民粹主义不会轻易退场；如果欧美国家不能在深刻的制度反思和实质性变革的基础上重塑政治生态、平衡各方利益、优化社会治理，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就难以消失。
中图分类号： C912. 675. 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4-0081-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社会思潮的经验和启示研究”(13BKS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永红，法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重庆 400715)；马天平，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712)。
责任编辑：刘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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