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973年邓小平复出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3年春邓小平的复出，是继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又一震动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部分地纠正“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代表作。它标志着自1966年5月“文革”发动后，以林彪、江青为首的极左势力在党内占优势地位的国内政治格局有了重大的变化，代表着党内健康力量的重新聚集和加强，为此后邓小平辅助周恩来纠正“文革”左倾错误，主持1975年的全面整顿，并为继周恩来之后继续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准备了条件。今天，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回顾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江泽民作出的关于邓小平“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这一评价的深刻意义。①
总的来看，1973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复出，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这是邓小平能够复出的关键性原因。而这个变化得以实现，又是基于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毛泽东对邓小平仍有好感。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相识以来，在几十年患难与共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信任。特别是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协助毛泽东等领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显示出他的杰出才干，赢得了毛泽东的多次赞誉。“文革”发动后，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但毛泽东念及邓小平过去的功绩，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1967年5月1日，毛泽东说：邓和刘有区别，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林彪、江青一伙鼓噪着要开除邓小平出党时，毛泽东表示反对，曾在全会开幕式上讲：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打敌人的。他写了一份自传检讨，要求不开除党籍，最好做点工作。毛泽东认为，大的工作也难作，可以做点室内整理资料的工作。而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我这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总是讲几句好话。在“九大”，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总打了些仗，也做了好事。②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使邓小平的党籍得以保留，这就为日后的转埋下了伏笔。
第二，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触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一事件不仅使毛泽东认清了林彪的本来面目，也加深了他对“文革”中受迫害或遭贬黜的老干部的认识和感情，希望恢复和他们的友谊与相互信任。同时，也使毛泽东有机会对邓小平问题的性质重新作出认定。就在林彪事件出现之后刚刚两个月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见面时，毛泽东称赞“陈毅是个好同志”，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③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已有重大改变，由“对抗方面”转为“人民内部”，这是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信号。毛泽东的这些言行，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三，要求落实政策呼声的推动。通过在批林整风中对林彪一伙迫害老干部罪行的揭露，党内外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日渐高涨，大批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干部感到有了出头之日，他们或他们的家属纷纷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弄清问题，落实干部政策。这就造成一种声势，推动毛泽东为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平反。毛泽东亲自对一些申诉信作了批示，如1972年6月28日，对贺诚的来信作出批示：“我意应给予工作。”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邓小平也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邓小平是在被关押隔离了两年之后，于1969年10月20日根据中央通知，被突然疏散到江西的。1971年11月5日，软禁中的邓小平首次享受到被打倒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时，他十分兴奋和激动，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不容。”随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建议。但此时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尚集中在“批林整风”、清查与林彪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上，无暇顾及开展解放干部的工作，邓小平的信没有得到答复。翌年，邓小平在漫长的等待中得知了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对他的评价后，又于8月3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希望出来做些工作。他写道：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六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④
第四，遴选周恩来的助手和继任人的需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文革”动乱造成的恶果已经有所认识并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此时他大病了一场，身体明显地虚弱得多，他不得不更加倚重仅比他小5岁、已74高龄的周恩来，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5月，周恩来被发现患早期癌症，毛泽东得知后心情异常沉重，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这样，由谁来协助并在将来接替周恩来的工作，就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大问题。尽管毛泽东此时还信任江青等人，但他很清楚他们是无德无能当此重任的；而在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中，只有曾多次被他称赞为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邓小平是最理想的人选。就在这时，邓小平的第二封信通过江西省委转中央办公厅再转到毛泽东手中。8月14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⑤毛泽东还转请周恩来阅此信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各领导人。对此，美国学者张大卫曾客观地评价说：邓小平的信，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以使国家得到极其需要的安定，使中央领导达到高度的团结。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对苏—中和苏—美关系都是一件新的令人棘手的事。毛泽东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经验的人来同美国和苏联人打交道。在周恩来生病的情况下，没有人比邓小平更能为毛泽东、周恩来和军队所接受，以便实施有效的中央领导。毛泽东非常清楚，江青派既无经验，又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数人的怨恨。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元帅是一位稳健、有能力并且能为各派所接受的潜在接班人，可惜他年纪太大了。在毛泽东、周恩来选择接班人的考虑中，候选人过去在军队、党和政府中的丰富经验是关键因素。从全国考虑，周恩来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不可避免地使邓小平较早恢复工作。⑥
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时光的邓小平，接中央通知后携全家启程回京。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3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邓小平复出！”在场的各国记者们纷纷抢先向全世界报道这一重大新闻。匈牙利著名记者代内什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景，他在所著《邓小平》一书中评述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⑦
后来，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决策甚为欣慰。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高兴地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⑧
然而，从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时起，到中央作出决定“请”回邓小平，历时七个月之久，反映出在此过程中尚有一定的阻力。这固然有江青一伙害怕邓小平复出，在其中一再阻挠的因素，但笔者认为，事情的进展主要还是取决于毛泽东本人的态度。这是出于以下两种可能的考虑：其一，虽然毛泽东对“文革”的某些错误进行了纠正，但他不允许并时刻警惕对“文革”的否定。就在他作出对邓小平来信批示后几个月，12月17日，毛泽东出于维护“文革”的目的，作出了不准批极左的决定。邓小平毕竟是“文革”中打倒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他的复职不同于其他老干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波动，必然意味着对“文革”成果部分而又公开地否定。因此，从维护“文革”的全局着想，他对邓小平的复出不可能不谨慎从事。其二，尽管毛泽东需要邓小平这样有才干的人出来工作，但他对此仍有保留。他在对邓小平信的批示中，是在点明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前提下，才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有钢，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话到末尾，仍不忘加上一句：“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⑨这与其说是对邓小平的赞许和宽容，不如说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刚柔相济、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的作风有至深的了解，不大指望邓小平会改正“缺点”。对邓小平满不满意“文革”，算不算“文革”的帐，不能不心存一丝疑虑。尽管后来由于他对邓小平的工作很欣赏，因而很快增加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但这种信任是不巩固的，有条件的，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出现反复。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毛泽东的这两点考虑，还先后体现在1973年3月10日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和他自1975年10月至次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反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中。
二、邓小平的复出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对邓小平这位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结识的老战友是极为了解和信任的，即便是“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以后，周恩来也没有忘怀他。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⑩在比这早七年的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1)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谈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沉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她还写道：“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12)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殚思竭虑地对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给予保护。在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之前，周恩来就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他说：“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下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一下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他特别交待：“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13)1969年10月18日、19日，周恩来又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对邓小平一家的安置作了具体指示。根据他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原步兵学校校长的住宅，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住处不远。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把握由此带来的转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深知，如能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可以推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而且可以增强自己和江青一伙斗争的力量，避免国务院的领导权落入江青等野心家的手中。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时，作出了邓小平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周恩来在场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开去。同时，周恩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广为传扬，为邓小平的复出张本。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接见活动中，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8月14日，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后，周恩来一面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传达；一面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身边。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此事。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在他的努力下，中央终于在3月10日作出了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由此完成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工作。
林彪事件后，为了稳定全国局势，克服左的错误，周恩来一直忍辱负重，忘我工作，致使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后，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达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同时，医务人员也一直提醒周恩来保重身体，减少工作。但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抓紧促成邓小平出来工作。因治疗一再延宕，1973年1月5日他大量便血。到3月9日，邓小平复职一事即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两周。这一切表明，周恩来将此事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三、邓小平的复出得到了中央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其中尤得益于王震向毛泽东的力荐。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评论说：“毛泽东曾经依靠地方部队的司令员们击败林彪，这些精明而讲究实际的老军人大多数是邓小平的好朋友。毛泽东已经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的高级军官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当然是他们中的主角。”(14)
王震从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认识邓小平，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俩关系密切，交情甚笃。1969年，王震也被下放到江西东乡红星农场改造。林彪事件后，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回到了北京，但邓小平却未获解脱。这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老将军，出于对仍在难中的老战友的深厚友谊，不顾自己刚刚摆脱厄运，为救助邓小平而多方奔走，奋力疾呼。1972年五一节前的一天，王震得知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江西送邓朴方回京治病，就派人把毛毛找到他家中，一见面，就一把握住毛毛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王震祥细地问了邓小平及全家人的情况，让毛毛回江西转告邓小平，毛主席对邓小平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王震还留毛毛在他家吃饭住宿。后来，毛毛深情地回忆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激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15)
王震在后来面见毛泽东时，揭发了林彪的罪行，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极力建议毛泽东尽早起用邓小平。他的主张代表了许多中央领导干部的共同愿望。此时，毛泽东也正在考虑重新启用邓小平。1973年3月，当王震得知中央已调邓小平回京工作后，作为邓小平的一位老战友，他感到十分高兴，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他更感到万分欣慰。
江西中医学院社科部
注释：
①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载11月4日《人民日报》。
②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4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1版。
③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转引自《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第67页，华夏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④⑤⑦⑧⑨(13)(14)伍国用、袁南生：《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283页、283页，217页、284页、285页、295页、136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⑥(美)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转引自金羽等：《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第63页，红旗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65页、30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1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22-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15)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转引自《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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