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利用外资的战略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大规模地利用外资，无疑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外资的进入，一方面加速着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外资投向的产业构成的失衡，加深了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的矛盾。对此，本文从珠江三角洲产业格局与利用外资的相关性出发，论述利用外资的战略转换对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
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与珠江三角洲产业格局的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注入，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1980-1992年该地区GDP年均增长率达16.5%，外贸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27.8%。珠江三角洲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这种引资方式使得外资的进入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更大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体现在正负两个方面。
1.利用外资带来了工业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15年来，珠江三角洲已摆脱了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落后的生产局面，工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根据珠江三角洲8市资料，1980-1991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广州13.6%、深圳60.2%、珠海39.56%、佛山22.6%、中山23.26%、江门22%、东莞22.48%、惠州30.1%。工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跳跃性特征。这种跳跃性发展显示了珠江三角洲8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各市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都占主导地位。
从1985-1992年间外资对三大产业的投资比重看，外资对第二产业的投资高达70%以上。由于广东省的外商投资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外资进入的产业构成与全省具有同样特征。
2.工业部门内部成了以轻型为主的支柱产业，拥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份额并具领先地位的新兴工业部门。8市构成了电子、电气机械、纺织、机械、食品、化工、缝纫、塑料、金属制品、建材、医药等11个支柱产业。1991年这11个工业部门总值1061.94亿元，占8市工业总值的69.10%，占全省工业总值的43.3%。
珠江三角洲这种轻型的工业结构的强化，其主要原因是外商对工业部门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入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部门，而对原材料、重化工业等的投资甚少。
3.促进产业结构朝外向型调整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出口创汇。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外向化发展，提高了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199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贸出口额为174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65%，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8.95%。
4.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表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不及第二产业，但还是占有二至三成的比例。在利用外资的初期阶段，外资主要投向宾馆、酒店，近几年对房地产的投资迅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广州和东莞市为例，1980年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广州为34.6%，东莞为16.9%，1993年分别上升为46.1%和32.4%。
从外资对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来看，主要有：
第一，外资倾斜式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造成了农业的萎缩，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矛盾；工业内部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分膨胀，致使加工工业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
第二，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组织结构以中小规模为主，因此第二产业虽然在量的增长方面超高速，但各行业的技术结构较为落后，产品结构档次较低，发展的后续力不足。
第三，由于外资进入的产业部门过于集中，加之珠江三角洲区内各市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相互竞争与利益分割，造成区内各市产业结构严重的同构化，即产业雷同、结构重复、规模相似。这种同构化与外资进入的产业结构偏斜状况并存，使区内基础产业滞后的矛盾更为尖锐。
第四，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不足，由于外资在第三产业中的投资范围偏窄，对新兴行业投资不够，造成第三产业的低水平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与进一步利用外资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从一般规律来看，在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通常存在着三次大的转换，即工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部门取代工业化起步阶段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工业化后期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取代资本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在这三次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中，第三产业日渐发展，工业化的完成，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珠江三角洲地区用了15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工业化早期阶段迈向中期阶段的目标，现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正面临产业结构的第二次升级或向第三阶梯的跳跃性升级。
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均在50年以上。英国和美国分别用了近90年和80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日本工业化的完成也用了50-60年；亚洲“四小龙”也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工业化的奇迹，在剩下的15年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两次升级，任务之迫切可想而知。而现存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更显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珠江三角洲这次产业调整与升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状态下“赶超式的调整”，因而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次产业升级是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比之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产业调整所需的资金量更加巨大。据有关资料预算，要在未来15年内实现工业化目标，1996-2000年要保持年平均15%的经济增长率，下世纪前10年年均增速为13%，按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的关系及有关因素匡算，1996-2010年广州所需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7500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单靠自身积累根本无法完成。因此，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是一种必然选择。
从珠江三角洲进一步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来看，进入90年代，虽然国际资本市场供求趋紧，流向不平衡，但珠江三角洲所处的亚太地区却是当今国际资本流入的热点地区。从珠江三角洲自身的条件来看，15年的改革开放，使利用外资的软硬环境日趋完善。经济增长带动了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市场化、外向化的推进，使该地区基本上创造了可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吸引外资以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与效益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战略转换
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角度出发，促进产业合理布局与分工，变区域产业的趋同性为互补性、差别性。产业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一方面要充实和壮大现有优势产业，提高其层次与质量，同时大力发展一批急需的原材料和基础工业以及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
从总体战略上，要从过去单纯追求利用外资的量转换为量与质并重，促进与外资规模增长相适应的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从追求外商投资的产业与利润转换到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对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过去主要地在最低层次上的接替转换为灵活的、跳跃性的接替、跟进或同步发展。要实现这种战略转换、达到促进产业升级的目标，应特别注重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吸引外商投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农业等短期不赢利的行业的问题。外商投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赢利，这类行业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为避免投资风险，外商往往不愿涉足。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对外借款的方式来加强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建设；对国际直接投资，应通过优惠的产业政策来吸引外商，通过具体政策法规的完善，为外商长期赢利提供保证。另外可尝试采用新的引资方式来促进外资的进入。现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所谓BOT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同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该项目公司筹资设计承建一个具体项目：并在双方协定的一段时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债务并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收益，协议期满后，项目无偿转让给所在国政府。珠江三角洲各地政府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尝试用这一方式来加强区内基础设施建设。
2.拓宽外商进入的投资领域的问题。现在有许多行业外商看好，具有很强的投资欲望，却受到现时一些产业开放政策的限制。例如珠江三角洲的第三产业发展，外商投资还限于宾馆、酒店、房地产，投资范围很小。金融、保险、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等服务行业至今开放度很小。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服务行业的开放还将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珠江三角洲作为全国经济市场化、外向度最高的地区，应争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形成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的区位突进，以达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3.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档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问题。珠江三角洲现有的“三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技术档次低的企业，改变这种状况有多种途径。一是引资方式的转变，“三来一补”的方式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成为重要发展目标时，应逐渐放弃而寻求新的更高的引资形式。二是引资渠道多元化。局限于引进香港中小企业资金，与他们维持“前店后厂”的关系是很难提高技术档次的。要转向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金，特别是吸引国际知名的大财团、跨国公司来投资，使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出现突破性进展。跨国公司的投资一般不以追求短期利润为目标，而是看重市场占有和长期赢利前景，可采取适当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完善投资环境，健全投资法规，实行国民待遇，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以促进跨国公司的投资。
4.处理区内各市县利用外资的独立性与全区总体协调发展关系，促进区内产业合理布局与分工的问题。外资的进入，各市县兴建合资、独资项目毕竟还是各个投资主体的自主的市场选择行为，硬性的行政干预只有导致不良的后果。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全区层面上的宏观指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以这种机制来促进存量的重组和增量的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