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及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一大亮点。国外学者对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成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较为客观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关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之维
以人物研究切换时代变奏主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特点。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群体：美、英等西方国家，前苏联和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总体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阈以代表人物为源头，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经验、基本规律、历史进程、实现形式等。
（一）以革命性主题破题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理论架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篇章，表现为一定的过程性。自20世纪20-30年代起，毛泽东思想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的显学。20世纪60-70年代则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并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由肯定转向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中心转向欧美与日本等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一度降温。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出现了新动向。随着革命性主题的确立，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著述呈现出四种类型：一是传记性著作，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三是评价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政治领袖作用的著作，四是强调毛泽东的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同时，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分成了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史瓦兹、施拉姆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以佩弗·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之间展开了两次大论战，一是右派和自由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进行论战；二是自由派和新“左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论战。两次论战虽然存在很多局限，但是很好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当今世界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等国也很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了大批有分量的成果。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出现新动向，其总体趋势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①
（二）以经济发展为重点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时代主题切换为以邓小平理论研究为新起点，不断完善了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国外公众和社会舆论兴起“邓小平热”，学术界把对中国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邓小平和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但苏东剧变及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国外邓小平研究因受政治因素及外界因素的干扰，曾一度出现波动和降温。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重要成果。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亦再次兴起新的热潮。学者们开始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来源、基本属性、历史地位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经验等重大问题展开积极的学术探讨。从总体上来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并持肯定态度。不过到目前为止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而是隶属于对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研究。因此，大多数的研究并未专门界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发表对邓小平理论的分析和评论。但也有文章和著作从基本概念研究开始，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型的特征。在研究的范式上，虽未形成对邓小平理论从体系上的整体研究，但专题式的研究却较为普遍和深入。仅对邓小平理论属性和特征的研究，就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民族共产主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在对邓小平理论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由于国外学者知识基础、理论背景和各自经验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一些分析还不够准确，甚至有所歪曲。
（三）以和谐发展为崭新元素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向纵深推进则是以中国和谐发展为重点，进行了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全新探索。随着20世纪90年代研究范围的扩展，国外学者不仅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领导集体中的发展和运用，同时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政治以外的其他社会方面，如经济、司法、外交甚至环保问题等，新角度新课题的研究几乎囊括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侧重于关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所借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式是独特的和富有启发性的，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可资借鉴的。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
虽然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研究起点与特色，但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共性的地方。
一是重视文献资料整理研究。首先，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日本和欧美的研究人员不惜重金和人力搜集购买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各个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日本的竹内实和英国的施拉姆是典型的代表。竹内实耗费巨大精力，编辑了目前国外容量最大的中文版《毛泽东集》。之后，编辑原班人马于1983年12月—1986年3月出版了《毛泽东补集》10卷本。整套《毛泽东集》共20卷，是目前国外卷数最多、收文较全的毛泽东文献集。施拉姆则出版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收录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的文献。这两部文集各有重点，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其次，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对原始材料的考证和编辑。俄罗斯和德国在对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件整理方面成绩显著。
二是突出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仅美国哈佛大学197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辞典(1921-1965)》中提到的中国历史人物就有1700多人。其中正式立传的340多人。近年来增加的人物研究更是数量攀升，除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外，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在人物研究中，美国和西方学者注重从权力斗争、政治集团、派别纷争的角度分析人物的历史作用。原苏联学者则选择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苏关系有关的人物进行重点评析。日本学者的人物研究范围则较宽泛，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中，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中心；在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中，以毛泽东为中心；在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中，以邓小平为中心。有的学者还将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
三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他们比较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国内的比较，也有同国际的比较；既有纵向的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的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的比较。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其次，一些国外学者也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的反映综合法，通过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等方法进行研究；派伊为代表的心理分析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性与意志对他的政治品质和革命倾向的影响。另外，国外学者还用数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四是学术研究日益规范。其中苏联的远东研究所，日本的现代中国学会、东亚研究所和各大学的研究机构，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胡佛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所，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汉学所，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洪堡大学汉学所（现亚非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等等，都是国际中国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著名机构和组织。英国的《中国季刊》，加拿大的《太平洋事务》，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苏联的《苏联中国学》、《远东问题》，美国的《亚洲研究》，以及日本的《中国研究》、《现代中国》等，是国外刊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书评、专题研究报告以及其他研究信息的主要学术刊物。此外，一批国际知名的学者，如美国的费正清和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史华慈和他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法国的毕仰高和他的《中国革命起源》、《农民运动》，谢诺和他的《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英国的施拉姆和他的《毛泽东》，加拿大的陈志让和他的《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日本的竹内实、天儿惠以及他们的作品等，都堪称是奠基性的成果。
五是开展跨国界联合研究。冷战结束后，国内外相关的档案不断解密，不少学者开始考虑选择协作方式，选择适当的专题和学术伙伴共同整理文献，共同出版论著。学者们不再把眼光聚集在自己的国界内，各种学术交流也使他们突破了各自研究的藩篱，出现了跨国界、跨地区、跨学科研究的新特点。如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新西兰的保罗·希利和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合作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的评析》。此外，哈泼书局出版的系列丛书也汇集了多国学者的论文，如托尼·赛奇和汉斯·方德万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由美国的齐慕实和赛奇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参加这两本书编撰的作者有26人次。同时，他们积极在网络上宣传其研究成果，介绍研究信息，通过网络加强各国研究资源的共享性。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趋向
不少西方学者在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一是将热衷于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国外学者关注比较多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后来的发展，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其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运用。国外某些学者认为，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转变过程是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淡化的过程。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却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中国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②
二是将持续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判断和解释，关键要解决对“特色”内涵的理解。国外不少学者都看到，中国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发展道路。但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他名称，在他们看来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它如何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为美好的生活。俄罗斯学者雅科夫列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③保加利亚著名理论家尼·波波夫教授认为：“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④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认为：“邓的改革将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⑤俄罗斯学者杰柳辛指出，邓小平“用批判的眼光重新理解毛泽东和马列主义的道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邓小平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⑥叶尔蒂斯巴耶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对独联体国家来说更具特殊意义。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向是错误的。”
三是将会高度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欧洲时报》的社论说，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后，“和谐”成了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词汇。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的亮点。《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在发展问题上，西欧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没有很好地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中国正在探索的发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和谐不能建立在贫穷之上，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是虚假的或者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因此“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共十七大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致“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
上述这些研究的特点和趋向，基本上反映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熟性和广泛性，为我们对国外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目的是更好地吸收和借鉴更多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当然，我们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谬误之处采取严肃的批评态度，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评述。
注释：
①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载史学评论网。
②［美］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③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2月25日。
④刘洪潮、蔡光荣：《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⑤［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页。
⑥［俄］杰柳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