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叙事策略的时代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时代论文,赵树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4)04-0102-06
赵树理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和创作特色的作家。本文根据他的小说文本与其创作时代的不同关系，将其小说创作大 致分为两个时段：一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小说主要是为农 民代言并在客观上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同构；二是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的小说创作 ，这一时期他在小说中直言对农民生活的观察，同当时的时代意义显现出一定的疏离与 抵牾。通观赵树理全部小说创作，我发现时代选择对赵树理的创作形成决定性的影响。 时代选择了赵树理，但同时，赵树理作为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作家在时代潮头中拥有自觉 而坚定的创作立场，二者之间的双向互渗关系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可见端倪。由此，分 析赵树理小说创作中不同时代的不同叙事，对我们重新认识赵树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也可以为解读十七年(1949—1976)文学提供一些启示。这里所谓的“叙事策略”，只是 借用叙事学上的概念，在本文中具体指作家在创作上从文本自身到对外部生活诉求的用 心深广的考虑与表达，而不仅仅是文本内部可操作的纯技巧问题。
一、代言与同构
赵树理生活在一个民间艺术盛行的偏僻乡村，民间艺术对他影响至深，但同时作为一 个受过新文化培养和熏陶的作家，新文学的影响已内化在他的学理之中，经过长期的生 活历炼之后，他做出了自己的艺术选择：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要为处在生活最下 层的农民代言，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农民的生存境遇，以农民的心态和农民熟悉的民 间文艺形式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场景与内心诉求。说到代言，只是就作家的创作立场而言 的，这是一种彻底的农民立场，是赵树理自己的选择，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关于这一点 ，在赵树理成名之时，周扬就不甚明确但却敏感地捕捉到了，他说：“赵树理，他是一 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家，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 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在成名作《小二 黑结婚》发表之前，赵树理就创作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但社会阅读效果平平。 1940年代抗战时期他投身于解放区工作，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实践终于产生了有 力的影响。
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处于全民抗战阶段。这场战争，使普通的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反抗力量，由此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变革者。这样，他们 的精神要求也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这对于解放区的新意识形态而言， 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表现在文艺上，就是一个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19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终从政治立场和态度问题的意义上， 做出了一个结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在此，赵树理 的“文摊”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可以这样说：时代需要他在文艺上为人民代言，赵树 理的文学理想又正好暗合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文艺需求。他小说的大众化风格、民间形式 的运用使时代垂青于他，但在表现时代内容上二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赵树 理恰好与时代同构但并不吻合。这一点，《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即是明证。赵树理说， 他发表《小二黑结婚》时并未接触到《讲话》，并且它的封面特别地标明为“通俗故事 ”。用传统形式叙事，讲一个农民能受到教育的故事，是他早已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受 解放区意识形态的引领。其实，从《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对赵树理的评价的分歧，也 能说明这一点。从当时的新意识形态要求来看，赵树理的作品并没有达到“革命文艺” 要求描写阶级对立这一时代性主题，但赵树理的创作“却正暗合了‘革命文艺’的‘民 族形式’的要求，因此，周扬和陈荒煤等人对他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方法上的缺陷作了一 番模糊和抹平的处理后，赵树理就被指认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方向’，大众化的典范 。”[2](P58)
从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到1954年，这一期间赵树理创作了一系列“问题 小说”。建国前后赵树理做的都是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完全遵守党的 意识形态对文艺的要求；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自觉而坚定的农民立场，他对农民实际利 益的守护又使他时刻观察农民在新政权下是否真正享有了新生活。因此他提倡“问题小 说”，他要把在实际的农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写进小说并解决这些问题。他真诚地相信 党的农村政策与他的立场一致并且已经“批准”了他的这种写法。但要把生活中发现的 问题写进小说，必然有个转化的问题，也就是在叙事上必须有一些选择。阅读这一时期 的小说，我们发现这些小说表现在文本的整体面貌上就是鲜明的时代感、政治倾向性与 农民的功利性的并存，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苦尽甘来。赵树理提倡“ 问题小说”，目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文本的重心不在人物的刻画上而使文本的 重心必然地放在问题的解决上。所以文本对结尾的处理绝大部分是由“区长、村长”们 “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些大团圆的结局一方面照顾了农民群众的审美接受 趣味和他对农民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更顺应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和他的宣传工 作相符。可以说，这种结尾方式在当时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同时他在小说中总是铺展问 题，表现农民封建落后的心态，如三仙姑、二诸葛、老秦等；表现农村社会结构本身的 复杂性及农村政策执行者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农民实际利益受损的实情，如《李有才板 话》；表现农民的错误观念，如《地板》等。这是他提倡“问题小说”的核心，也是他 叙事的重心所在，也是他执着于“事”而“轻”乎于人的叙事手法的体现。他笔下只有 农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去做抽象化、典型化的处理，以达到革命文艺的要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对抗，他只是以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的良心在 写出“问题”，他更认为他和时代是一致的，他的叙事选择也是为了这种一致，但在文 本的字里行间涌动的却是他自己理解中的革命文艺。
具体到这一时期的单篇叙事，赵树理要让“老百姓喜欢看”，他认为农民喜欢的是古 代传统小说的审美趣味，所以他突出故事性；为了他的“政治上起作用”，其故事背后 的内涵往往突出当时的意识形态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创作大模式几乎没有 变动，但在具体文本的建构上，并非千篇一律，还是有变化的[3]。不过他执著于传统 小说的叙事方式，对文体的追求不是很自觉，他的变化就只是局部的式样翻新。这一时 期他小说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叙事语言上。对农村口语的精炼提纯使他的小说真正体 现了大众化的艺术追求。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赵树理小说叙事中的一个突出语汇：绰号 。人物绰号，这在农村生活中相当普遍，它既能表现农民式的智慧，又是农民式的话语 结晶。而尤其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一个绰号的内涵，往往就是一段历史，如三仙姑；一 个故事，如小飞蛾等。绰号的使用，犹如粘贴剂，吸引住了群众的眼球和耳朵，也牢固 地粘贴了他的叙事风格。当然，不是只有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才出现人物绰号，在赵树理 的小说中，“绰号”是标识，是催化剂，甚至是核心情节，是桥梁，它沟通于文本内外 。这是叙事技巧，但我认为它更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种特殊叙事策略。
赵树理在这一时期的身份认同，无疑表明创作主体与新意识形态之间的同构关系。时 代选择了赵树理，赵树理在无意识中也以自己成熟的艺术理念积极而能动地呼应着时代 。
二、直言与疏离
在解放区，赵树理的创作被举为“方向”，但在建国后的文艺界就提得很少了。他的 被“模糊和抹平”的那部分，他的执著于表现小土地上农民生活场景与内心欲求的“问 题小说”，似乎也越来越暴露其“局限性”。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已经变化了，离开了战 时的特定时域，建国后意识形态要求文学的是建构和证明其现实秩序的合法性。所以19 50年代的小说创作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题材，主要讲述革命历史，提供新的 现实秩序赖以成立的合法性资源；一类是现实题材，包括工业题材和农业题材，它回答 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问题，即通过主体的主动建构来确立现实意义秩序。这一时期， 赵树理于1955年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对于合作 化运动，赵树理按其一贯的农民立场，考虑的是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给农民带来的物质性 利益，而不是国家意义建构的重要内容。《三里湾》出版后，赞扬的声音占多数。但同 时周扬却说它缺乏“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说赵树理没能表现出农民在接受了社会 主义思想后所表现出来的惊人力量。另一位批评人士则指出，《三里湾》过于容易地解 决了问题，斗争没有充分地展开就结束了[4]。在结构上，赵树理自己指出，《三里湾 》的缺点之一是“重事轻人”，这就和新中国文学的重要任务——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 物形象出现了不一致。裂隙已经出现了，或者说原本就存在的裂隙此时浮出了地表。
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赵树理这样写道：“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 工作步调不相适应产生于此时(1956—1964)。”1958年发生了我们熟知的大跃进运动。 1959年赵树理写下了关于农村工作领导建议的“万言书”，在作协内受到批判。1960年 代初赵树理写下了和当时浮夸风截然相反、提倡实事求是作风的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 》和《实干家潘永福》。1962年8月赵树理参加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 作座谈会。在会上他以激动的心情发表意见，批评党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后来这次会 议上肯定的“中间人物论”受到严厉批判，赵树理受到牵连。1962年赵树理写下了《张 来兴》、《互作鉴定》，1964年写下了他最后一部小说《卖烟叶》。之后就是文革的灾 难，直到1971年去世。
回顾赵树理以上的生活与创作历程，很明显会发现赵树理的创作与时代的裂痕。在他 笔下出现的还是农民生活中的那些具体问题，他塑造的依然是一个个的“中间人物”。 可这些不断地得到人们批评。现实的处境一定会让赵树理思考很多。但思考之后赵树理 做出的艺术选择反而是更执拗于民间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诚如孙犁所说：“赵树理中 后期的小说，读者一眼看出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也正如赵树理本人所说 ：“小说和说书唱戏都一样，是劝人的。”可在赵树理这里，劝的层次是双向的，既有 对下的劝诫，又有对上的劝谕。像《实干家潘永福》一文，叙事琐碎、散漫，如同列举 事例。然而这就是“劝”的别有用心，以事实说话，以事实“劝”人、“劝”世。尤其 是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确如一位论者所述，颇有深意[5]。《张来兴》是一篇构思 独特、意味深厚的小说。赵树理说：“《张来兴》是纪念主席《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时 ，林默涵同志要我写的。是通过一个老炊事员写二十年社会变化的。”在这个小说里， 大部分是写别人的传闻与讲述，主人公张来兴只到文章快结束时才出现。内地小县城能 吃鱼的历史、何家花园的今非昔比、代表们的喧闹与张来兴一生耿直、自尊的性格特点 似乎在暗示时间、空间、人世的变迁与喧闹都不能改变主人公做人的原则。当赵树理提 笔写《张来兴》时，他是否会想到二十年来的自己呢?再参照赵树理的创作立场、写作 目的，赵树理总要在小说中寄寓些什么，张来兴的一切就不会仅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道具 式的人物，也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发展的标识，他的幕后定有隐衷。或许赵树理就是借张 来兴来表明一种做人的原则或者说就是他的自我认知。做鱼的师傅与写文章的作者，一 个提供物质食粮，一个提供精神食粮，都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但二者都忠于自己的 行为准则。前台也好，幕后也好，二者都不改为人本色。再看他在《互作鉴定》、《卖 烟叶》中对两个农村知识青年的描述，刘正(《互作鉴定》中主人公)与贾鸿年(《卖烟 叶》中主人公)都有同一爱好：写作，但又都因写作而背离了赵树理认为最重要的一件 工作：生产劳动。在赵树理直接表明的对两个青年的指责中，是否也凝聚了他对写作这 一职业的思考?他奉之为一生写作的立场：为人民代言，是否真正能为人民代言?是否越 来越背离了初衷?所以当他在文革狱中临终前，面对探望他的家乡青年说出：“农家子 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人还是教育了人?”[6]当然，此是后话。然而 面对写作的是是非非，这不能不引起赵树理的思考，而这思考的结果却是迷茫的。
时代秩序意义与个人立场的疏离与抵牾，使“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 重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矛盾与“迟缓”不前，而这些在他的后期小说创作中都有 含蓄的表现。虽说传统的小说“重事轻人”，但深受传统小说叙事方法影响的赵树理在 后期小说的人物设置上，却显然是“别有用心”，是有策略选择的。他可以直言他对农 村工作的意见，但对思想上的斗争，他不能直言甚或是直言也言不明的，他只能托之以 叙事。但赵树理毕竟是属于意识形态性很强的作家，他迷茫、困惑，他做出过超越的努 力，“但无论是外在的环境还是他自身的思想与艺术积累，都不足以使他在偏离主流的 道路上走得太远”[6]。所以，他与时代也仅仅是“疏离”而已，他本不想疏离，只是 时代在“疏离”他了。他的叙事策略选择依然是时代性的。
三、赵树理小说中的道德意识
谈到赵树理小说的道德意识，表面上看好像已溢出了我们的话题之外，然而赵树理小 说中的道德意识既关涉文本的创作目的，又直接影响了其创作的艺术效果。而对“道德 ”的强调，是赵树理一生小说创作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叙事出发点。赵树理的“道德”造 就了他笔下人物的多种面貌，又导向他们的各种结局，而且赵树理的道德意识又总和时 代内容相胶着，所以关注赵树理笔下的道德意识不失为一种可直观地审视赵树理创作艺 术得失的切入角度。
赵树理的道德意识是比较复杂的。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受传统文化观念 的影响较深，而传统文化长期都以伦理道德作为观人衡物的基本准则。在他的小说中， 时代政治、思想的冲突交织着道德的冲突，而且道德意识的冲突往往明晰可见。他塑造 人物总是首先给出道德价值的评判，然后敷陈社会主题叙事，从而将伦理主题与社会主 题融为一体。到了他的后期小说创作，这种道德意识的冲突就更为突出。不管是对张来 兴的正面赞扬，还是对刘正、贾鸿年的反面谴责，道德准则成了他评价人物的主要准则 。从他的成名作到最后一部小说，文本中的婚恋描写同样可以见出他道德意识的复杂状 态。三仙姑无疑应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从“三仙姑”的名字到对有关三仙姑故事的讲 述，叙事人对三仙姑的“道德”问题是微露贬意的。但从文本的开头有关三仙姑装神弄 鬼原因的描述及对她后来转变的描写，作者在简略之中对她是表示同情的。三仙姑实质 是一个深受封建婚姻毒害的女性，由于赵树理采用的是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重事轻人 ，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挖掘三仙姑的心理内涵，但三仙姑的形象却鲜明生动。虽然在日常 伦理道德上他轻贬三仙姑，但他显然对笔下的这个“落后”人物重彩浓抹。道德意识与 他对农民天然的亲近情感的复杂纠葛，使他笔下的三仙姑反而有了神韵。赵树理看重传 统伦理道德，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但绝不是一个为了要让“政治上起作用”而完全以道 德利剑斩断“情”丝的人。让我们再读一读下面这段关于另一位婚姻不幸的女性——小 飞蛾——的描写：“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 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的也是你，保命的也是你!人 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 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嘴里……”[7](P307)由此不难窥到赵树理情感的丰 富与细腻。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小飞蛾由于对丈夫情感上的不忠而引起的作家对她的道德 诘难，或许可以说作者对三仙姑没有刻画的心理内涵在这里得到了补充。所以赵树理说 《登记》是为了宣传婚姻法而作，却感觉不到它的造作。然而这种丰富与细腻在不断减 弱。在《三里湾》里，为了突出正面人物王玉生、范灵芝等，他安排了灵芝与玉生在工 作中产生情感。然而描摹这情感，完全不是情感本身，而是彼此好品质的展览。赵树理 在成全他的完满道德时，却消解了情感的深刻。同样书中另一对人物——马有翼与王玉 梅的情感，衡量标准则是马有翼的进步与否。这或许不能苛求赵树理，那个时代的爱情 也许如此。到了《卖烟叶》，赵树理对当时的青年不安心于生产劳动非常反感，所以在 这部小说中极其明显地显示了对贾鸿年道德上的谴责。然而他又偏偏通过贾鸿年与王兰 的爱情来揭示贾的道德本质。贾写给王的情书成了反映贾道德品质恶劣的证据，而贾王 爱情的发展走向成了赵树理叙事结构上的一个个扣子的连环。赵树理的道德观压制了爱 情，也压制了其叙事的“青春泼辣”。青年人不安于生产劳动，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 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赵树理在这里却更多地处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情感与道德的冲 突，越到后期道德的说教味越浓，他似乎也越来越迷茫。
对道德的评判，似乎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更为突出。道德意识的发展变化可折射出时 代的发展变化。然而赵树理晚年对道德的推重，不仅仅具有个人意味，也是对时代的某 种回应。他的道德意识的充分流露，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就是非常主动的选择。在 一个自己难于把握自己的时代里，或许只能靠个人的道德了。
从1943年赵树理发表他的成名作到现在，已经61年了。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其独特 性非常明显。有人说：“赵树理的作品是一条鱼干，嚼嚼还有不少味道，但要嚼得用力 ，才能透过它的干瘪的形体，体味到它的民间情韵。”可这一用力，嚼出来的就不仅仅 是“民间情韵”[8]。读他的小说，读到最后，我甚至沉入其人格魅力而淡忘了他的作 品，也许他原本就是精神文本要大于文学文本的。
收稿日期：200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