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荆楚地区汉民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试论论文,荆楚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考释荆楚为“蛮服”和追朔楚人的祖源入手，探讨楚在灭国扩疆中与诸“夏”和蛮、夷、巴、濮、越诸族不断地融合，构成了荆楚地区汉民族的母体。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及对南方统治的加强，秦人、汉人与楚人及南方“蛮夷”的统一性被逐步强化。约当西汉时，汉民族在荆楚地区开始形成。经过魏晋以来的民族迁徙、融合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混同，“汉”在荆楚地区作为族称，南北朝初期即已出现。大约到唐朝中期，汉民族在荆楚故地完成了形成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汉民族 荆楚地区 形成
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大课题，其地域范围也十分辽阔，本文仅就荆楚地区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略作考察。
一
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游曾出现一个强盛的楚国，其疆域约当《尚书·禹贡》所云古荆州之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举之也”①。“南方为荆州，楚也”②。故曰荆楚。
晋《太康地记》云：“荆州于古蛮服之地也”。周时，辨九服之邦国，王畿之外，以外方五百里为距，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周礼》贾公彦〈疏〉云：“言卫者，为王卫御；言蛮者，近夷狄蛮，言縻以政教，縻来之；自此已下，皆夷狄”③。《尚书·周官》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正义〉曰：“《周礼》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镇、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于夷狄，羁縻而已，不可同于华夏，故惟六服诸侯，奉承周德，言协服也”④。可见，荆楚之地虽属“蛮服”，却又不同于夷、镇、藩三服，而应纳入“奉承周德”的“六服”范围之内。
《左传·僖公四年》云：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古人以中原四周蛮、戎、夷、狄之地皆为海。故《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楚成王言“寡人处南海”，实则自认处“蛮夷”地。《荀子·王制》云：“南海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翮，《尔雅·释器》云“羽本谓之翮”。据晋公子言，羽、毛、齿、革皆生于楚地⑤。可见，成王所言之“南海”，实指荆楚之地。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夏文化曾抵达荆楚地区长江之岸。考古学者“把洞庭、鄱阳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遗存”。但是，在前三千纪中叶以后，“长江中游的这个原始文化系统，忽然发生极大动荡。从下王岗晚二期起，就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而在淅川下王岗和黄陂盘龙城找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
走廊，直抵长江之岸”⑥。考古学界多认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⑦。二里头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反映“在夏代，夏族散布如此之广”⑧。因此，这支直抵长江之岸的“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当是夏人的一支。
《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对于司马迁所记夏代世系，史学界曾有不同看法。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决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⑨。因此，《史记》所记的夏代世系，当是可信的。
姓楚人的先祖，亦为颛顼之后裔。《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屈原《离骚》亦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屈原列传》〈正义〉云：“屈、景、昭皆楚之族”。“帝高阳苗裔”之说，反映了战国以上千百年间在楚人中世代相传的旧说。屈原之说是南方的产物，而《楚世家》是根据《世本》等书所述世系，因而是北方的产物。南北两说的一致性，表明帝颛顼为楚人先祖的说法是可信的⑩。
据载，颛顼之后有重、黎。《国语·楚语》记观射父云：“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丁山先生指出：“颛顼本北方天神”，“盖荆楚民族之传说，重与黎，一个是开天大神，一个是辟地大神，都是受颛顼之命而执行的，颛顼也就成为荆楚民族所崇奉的皇天上帝了”(11)。楚人奉颛顼为天帝，奉重、黎为开天辟地之神，为颛顼、重、黎是楚人先祖之说从民族学、民俗学领域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楚世家》把重、黎合为一人，说帝喾命重黎为祝融。《国语·郑语》则以黎为祝融。重、黎都可能有过祝融之号。楚人奉祝融为始祖，可以从楚国的祀典中找到确凿证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楚国别封之君夔子因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以为大逆不道，举兵灭夔。据《国语·郑语》记史伯言，祝融之后有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李学勤先生认为：“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到湖北北部，可以说是环处中原。《左传·昭公十六年》梓慎云，郑为‘祝融之墟’，很可能是祝融八姓的中心”(12)。表明楚人之先祖源于中原地区。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今绎讲录·天问概说》中指出：“《天问》讲历史，夏代特详，而尤详于禹传子前后及夏初建国一段，此在齐、鲁、三晋之书中仅稍露一点痕迹，而《天问》言之甚详。为什么呢？因为楚是夏的后人，夏起自西北，而后分为两支：一支沿黄河而下，……另一支则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姜亮夫关于楚辞研究作出的推论，与前述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内涵的“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走廊直抵长江之岸的考古论证，正好相互吻合。
二
《世本》谓“鬻熊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云：周“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据张正明同志考证，鬻熊时的丹阳在丹淅，熊绎率族人南迁荆山，丹阳随之徙置荆山；“荆山的丹阳，北不过汉水，南不过荆山，西不过彭水，东不过邓、卢戎、罗，就在这纵横只有百余里的地段里面”(13)。早期的楚国，发迹于豫西南鄂西北毗连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豫西南和鄂西北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代文明交相切劘之地(14)。楚人的早期基地荆山，处汉水西侧，“汉江虽系长江水系，但其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更接近于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5)。
《淮南子·兵略训》曰：“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与扩张，楚人大启“蛮夷”。《国语·楚语》云：“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有能用也”。但是，楚人的扩疆，差不多囊括了南方所有的“蛮夷”族，“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16)。又先后并灭了姬、姜诸姓方国，从而推动了中原诸“夏”和南方“蛮夷”相互融合的进程。
楚蛮 《史记·楚世家》云：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其后，熊渠乘周室衰微，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江上楚蛮地当在汉水之南，大江之北，处于早期楚国的周围。楚蛮的主体是三苗遗裔。楚人的下等贵族和平民，其地位与楚蛮相距日近，后来甚至与楚蛮同血统、同风俗了(17)。三苗遗裔中未与楚人融合的部分，从洞庭湖周围逐渐退到楚国西境的深山之中，形成了秦汉时期的“盘瓠”种落(18)。
濮 由于族系众多，亦称“百濮”。殷商之末，濮人曾随武王伐纣。及武王克商，濮与巴、楚、邓被视为周之“南土”，活动于江汉流域。楚君熊霜卒，三弟争立，“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春秋初，“楚蚡冒于是始启濮”(19)。熊通自立为武王，又开濮地而有之。楚庄王时，百濮与麇、庸共谋叛楚，被楚人击败，“各走其邑”(20)。除留居江、汉之间者从属于楚而逐渐被融合外，余部皆向西南转移。《左传·昭公九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是时，楚伐之濮，已转移到江南地区。
杨粤 又称杨越。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水经注·沔水》曰：“杨水又北迳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竟陵县治今湖北潜江县西北。此居于杨水之“粤”约在汉水中游。楚成王时曾大力开发江南，他“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此“夷越”实指杨越。《战国策·秦策三》云：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吴起“一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史记·蔡泽传》作“南收杨越”。王念孙《读书杂志》谓“作‘收’者是也”。即把“杨越”族人纳入楚国的统治范围。
巴 西周以来，汉水上游有“宗姬”巴；清江流域有“廪君”巴。战国时，长江上游嘉陵江流域有江州之巴。都曾先后同楚人发生关系。楚武王时，巴欲与邓通好，请楚派使臣与巴客一起赴邓。楚文王时，楚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取那处。楚庄王时，秦人、巴人与楚人一起灭庸。《左传正义》孔〈疏〉曰：“文十六年（前611年），（巴）与秦、楚灭庸，以后不见，盖楚灭之”。实际上，巴人活动中心已向西转移。《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蒙文通先生认为，常璩在“这里所说的巴国的疆域，只能说是巴被楚所侵后”的情况(21)。楚肃、宣王之际，楚师出兵三峡，占巴国东境及江南地区。楚威王时，“使将军庄
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22)。时巴国“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23)。今四川涪陵古称“枳”。《战国策·燕策二》云：“楚得枳而国亡”。楚“得枳”，表明江州之巴从此灭国。《益部耆旧传》云：“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上，号铜梁侯”。
夷虎 夷虎，属东夷集团(24)。《左传·哀公四年》云：“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杜注：“夷虎，蛮夷叛楚者”。当是原已归附楚人的蛮夷部落，叛楚而挡楚人北进之道者，其地约在豫南淮水流域。
徐、群舒 徐夷即殷代卜辞所称的“虎方”。“虎方”又称“徐方”，居住在淮水以北，微山湖以南一带(25)。《淮南子·人间训》云：“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徐”所属诸部落称“群舒”。徐旭生先生提出：“‘徐’、‘舒’二字，古不只同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群徐”；“群舒的小部落全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26)。
《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孔〈疏〉引《世本》云：“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以其非一，故言属以包之”。此外属偃姓者，还有英氏、皖、六、舒、宗、巢等。楚成王时，楚师北进受阻，转向淮水流域发展，灭黄（今河南潢川西北），灭英氏（今安徽金寨、霍山间）。楚穆王初年，灭江（今河南正阳南），灭六（今安徽六安北），灭蓼（今安徽霍丘、河南固始间），进入淮南“群舒”之地。时“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27)。遂灭舒（今安徽庐江西），灭宗（今安徽舒城、庐江间）。楚庄王时，灭舒蓼（今安徽舒城西南）。从楚共王七年（前584年）起，“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28)。吴、楚为争夺“群舒”，在淮南展开长期拉锯战。楚师鄢陵受挫，“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遂持吴师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今安徽霍山、桐城），灭之”(29)。楚康王时，吴召舒鸠叛楚，楚大败吴师，灭舒鸠(30)（今安徽舒城境）。证明“群舒”曾先后纳入楚人的统治范围。
姬、姜诸姓方国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据汪之昌考证，“汉阳诸姬”指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唐（今河南唐河南）、随（今湖北随州西北）、顿（今河南项城西）、
（今湖北钟祥西北）、应（今河南鲁山东）、蒋（今河南固始东北）。“凡此诸姬，其去汉虽有远近，以言汉水之北则近是”(31)。把汉水以北的周室姬姓封国纳入楚人的统治范围。
楚武王时，灭罗（熊姓，今湖北宜城西山），楚文王徙罗子于枝江，其后又徙于湖南平江县南之罗城(32)。克权（子姓，约今湖北荆门、钟祥间），“迁权于那处”(33)。“楚之灭蔡（姬姓，约今湖北保康、南漳、襄阳间）也，灵王迁许（姜姓，今河南鲁山东南）、胡（归姓，今安徽阜阳）、沈（姬姓，今河南沈丘县东南）、道（姬姓，今河南确山北）、房（祁姓，今河南遂平县治）、申（姜姓，今河南南阳）于荆焉”。杜注：“灭蔡在（昭）十一年。许、胡、沈，小国也。道、房、申，皆故诸侯，楚灭以为邑。荆、荆山也”(34)。将这些灭国的诸侯迁于荆山之地。
顾野王《舆地志》云，考烈王时，“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因名县”。邾，曹姓，其地在今山东邹县东南。“因名县”之邾县，在今湖北黄冈西北。
《吕氏春秋·贵卒篇》云：“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国这种迁灭国之君实广虚之地的措施，必然改变先秦时期荆楚地区居民原有的分布格局。
据何浩同志研究，楚在春秋时期灭国四十八，战国时期灭国十二，共为六十一，为同一时期各国灭国之首(35)。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相当宽容。这种政策，切合楚国开疆拓土，力求建成混一夷夏的大国的需要(36)。在灭国扩疆的同时，楚人进一步吸收北方诸夏的文化传统，向南方扩大华夏文化的影响，又不断地融合了蛮、夷、巴、濮、越诸族的文化精华(37)。从而形成了“夏为主、夷为次”(38)的楚文化。而楚人自身，也经历了由“夏”而“夷”，又由“夷”而“夏”的发展过程。
三
楚人先祖本为夏人的一支，南迁进入江汉之间后，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夔子为楚别封之君，《国语·郑语》云：“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蛮矣”。韦昭注：“蛮，谓叔熊在濮，从蛮俗”。反映了楚人由夏而夷的一个侧面。楚武王时“犹未能自同列国”(39)。楚文王时始通“上国”。到楚成王时，《左传·经》始称楚君为“楚子”。杜氏注：“楚始与中国行会礼，故称爵”(40)。《国语·晋语四》云：晋公子重耳“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享之，九献，庭实旅百”。用周礼仪式接待重耳，反映楚君已对周礼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传统表示认同。楚庄王以后的楚国贵族，不但在外交场合娴于赋诵，而且平时在讨论楚国内政时也不时佐引《诗》、《书》等华夏文化典籍。楚庄王求九鼎，实际上暗示他以华夏文化的继承人自居，如同历代的禹汤文武一样(41)。到战国后期，原被看作“南蛮”的楚国，被看作“西戎”的秦国，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亦夏亦夷的楚人融合了中原诸“夏”和南方蛮、夷、巴、濮、越诸族，构成了长江中游汉民族之母体。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18年），秦师“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42)。楚人经营数百年的江汉基地全部沦入秦人之手。到负刍五年（前223年），楚为秦所灭。秦占领郢都以后，对楚人的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实行彻底破坏，人口急剧减少，被占领区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到风俗习惯，都必须秦化。据郭德维同志研究，“江陵西汉前期墓从埋葬制度到随葬品基本上沿袭秦制”。汉朝“在楚国的故地推翻了秦的统治之后，西汉王朝从上至下主要都是楚人，为什么没有把楚过去的一套恢复过来，而按秦的一套办事呢？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西汉王朝并不等于楚王朝，西汉王朝的主要统治者虽然大抵是楚人，但他们的政权和他们执行的政策并不是楚政权和楚政策的延续，而是新政权随着时代前进按照时代要求制定的新政策”(43)。西汉王朝继承和发展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大大强化了汉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大大强化了汉民族的统一性(44)。据《后汉书·东夷传》载，早在秦并六国之后，“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西汉王朝建立后，楚国故地的诸族“散为民户”者当更多。
秦、汉时期，楚人曾多次被北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其中必包括不少的楚人，郢都被秦占领后人口急剧减少当与此有关。《汉书·叙传上》云：“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梦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谷’，谓虎‘于择’，……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师古曰：“梦，云梦泽也”。将楚令尹子文后裔迁置山西河北等地。《汉书·高帝纪》载：高袒九年（前198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按：楚之“王族三姓，曰昭、屈、景”(45)。将楚人强宗大姓北徙于关中。《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师古曰：“言四国之人被迁徙来居之”。定襄、云中、五原诸郡，在今内蒙境。这些被北迁的楚人，后来必与当地秦人、汉人及“戎狄”相融合。
中原地区的秦人、汉人，亦有迁居于荆楚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在秦南阳郡所属诸县中，有阴，酂、山都、蔡阳、筑阳、武当、随、邓、舂陵等九县在今湖北省境(46)。又《平准书》载：武帝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江淮间正当“西楚”之地。据《后汉书·董卓传》所载，东汉末年，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后长安又经大乱，这些地方的人民大部又由陕西湖北交界的地方，流到湖北的襄阳，一部分且流徙到汉中，更沿汉水东下(47)。到南北朝时，中原流徙于襄阳的居民更多。《宋书·王玄谟传》云：“雍土多侨寓”。雍州，镇襄阳，“于时旧民甚少，新户稍多”(48)。秦汉以来这些徙于荆楚地区的居民，其主体当是汉人。
史称黄淮至湖南一带为“三楚”，到汉代，其风俗大致相同。《史记·货殖列传》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这是指从沛郡西至南郡之俗。又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正义〉云：“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长沙二郡，并为楚地”。说明“南楚”之俗与“西楚”大致相同，而与齐地的“大国之风”、鲁地的“周公遗风”迥然有别。反映出秦汉以来，荆楚之地虽有秦人，汉人迁入，但从总的看来，仍然“地广人稀，饭稻羹鱼”，且犹存楚俗。
西汉王朝虽承秦制，但在其初期亦多因袭楚俗。《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在沛县起事，“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尚赤色，是楚人旧俗(49)。刘邦自托为“赤帝子”，用赤旗，亦尚赤色。《汉书·叔通传》载：“叔孙通，薛人也。……降汉王，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师古曰：“薛，县名，属鲁国”。叔孙通所穿为鲁国儒服，刘邦憎恶，其改穿楚服，刘邦则喜。《史记·留侯世家》云：高祖刘邦欲废太子另立戚夫人之子，受到吕后及大臣的阻挠，乃谓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以楚舞楚歌，宣泄其心头的郁闷之情。
《淮南子·人间训》云：好鬼巫为楚人之俗。亦为汉朝宗室所用。《汉书·武五子传》云：“始，昭帝时，（广陵厉王）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注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师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据李惠芳同志研究，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元日、人日、立春日、正月十五日、春分日、社日、寒食日、清明日、上已日、五月五日、夏至日、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朔日、十二月八日、岁暮等岁时节日，基本上从汉代开始，就已大体定型。(50)实际上，这些岁时节日早已不限于荆楚地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和改历法、定服色之时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再存在。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51)。
四
费孝通先生认为：“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52)。荆楚地区汉人作为族称出现，情况也大致如此。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按“汉人”缴纳的租赋增加“蛮夷”负担的结果，是“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澧中、溇中蛮居于澧水流域，汉武陵郡即古黔中地，曾属于楚。武陵太守认为这里的“蛮夷率服，可比汉人”；证明在“蛮夷”住地邻近有“汉人”聚居。这里所指的“汉人”，与《后汉书·西域传》所记“汉人韩融”、《南匈奴传》所记“汉人郭衡”为“汉朝之人”的含义不尽相同。这里所指的“汉人”是与“率服”的“蛮夷”比较而出现的居民群体。《后汉书·黄琼传》中，有“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蛮夷猾夏，责在司空”之说。汉江夏郡包今湖北东部并接豫、皖之地。“土”当指汉族士人，“夏”实指作为族称的“汉人”。
《晋书·皇甫谧传》载：西晋永嘉年间，王敦遣从弟王廙代陶侃为荆州剌史。王廙以皇甫方回为陶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已，乃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又同书《殷仲堪传》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时，授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及在州，纲目不举，而好行小惠，夷、夏颇安附之”。两晋时，荆州领南郡、襄阳、江夏、建平、竟陵、宜都、义阳、天门等郡。此荆土“华”、“夏”实指汉人。
东晋南朝时，荆楚地区又有“晋人”、“宋民”之称。《晋书·陶侃传》云：邾城“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邾城在今湖北黄冈西北。“晋人”即指邻近地区的汉人。《宋书·荆雍州蛮传》云：荆、雍州“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雍州，为宋文帝义隆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等五郡所置。此“宋民”当然是指荆、雍两州接近蛮区的汉人(53)。《宋书·邓琬传》云：柳世隆“合率蛮、宋二千余人，起义于上庸，来袭襄阳”。上庸郡在今湖北竹山、竹溪及陕西相邻一带。柳世隆所率之众，当为鄂西北的蛮、汉联军。
南北朝时，北朝人蔑称南朝人为“貉子”。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司马睿传》云：“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这里，列举了东晋南朝境域内的八种族称，唯独没有作为汉人族称的“华”或“夏”人，却特别列出了早已不是族称的“楚”人。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魏伯起之所谓楚，即指今江北淮徐地域之人。在南朝史乘往往称为江西或淮南，亦与太史公书货殖传所言西楚之一部相当也。又北朝之人诋娸南朝，凡中原之人流徙南来者，俱以楚名之，故楚之一名乃成轻蔑之词，而为北朝呼南朝疆域内北人之通称矣”(54)。《魏书》中此类例子颇多。如《岛夷桓玄传》云：“桓玄，本谯国龙亢楚也。僭晋大司马温之子，……年七岁，袭封南郡公”。龙亢，为汉所置，治今安徽怀远县西北。又《岛夷萧道成传》云：“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宗人萧思话之镇襄阳，启之自随，任以统戍”。晋陵武进，三国吴以丹徙县改名，治今江苏镇江东南。在这里，谯国龙亢、晋陵武进均是地名，“楚”即陈寅恪所言“南朝疆域内北人之通称”，实际上为南迁汉人的蔑称。
在南朝的有关史籍中，“楚”也往往作为荆楚故地汉人的代称。梁沈约所撰《宋书·臧质传》云：永初年间，臧质为江夏王义恭抚军参军，后又出任建平太守，“甚得蛮、楚心”。建平郡治今四川巫山县，郡地包今鄂西南地域。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石勒载记》云：石勒令将军左伏肃“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降诸夷、楚”。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县北，豫州包今鄂东地区。这些与“蛮”人并列的“楚”人，显然指汉人。
荆楚故地直接以“汉”为族称，出现于南朝刘宋时期。《南齐书·刘怀珍传》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年），沈攸之围郢城，豫州剌史刘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西阳郡治在今湖北黄冈县东。与“蛮”军并列之“汉”军，即汉人组成的部队。宋升明二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从拓跋珪建国算起，约当北魏中期，比清人李慈铭所言“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55)为早。
俗称《五代史志》(56)之一的《隋书·地理志》记荆州风俗云：“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辟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櫂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表明以南郡、襄阳为中心的荆州诸郡，已是“夏人”、“诸华”（均指汉人）聚居之地。与“夏人”杂居的“蛮左”已同汉人融合，“与诸华不别”。为纪念屈原赴汩罗的五月望日“竞渡之戏”，成为荆州诸郡各族的共同习俗。
唐初以来，荆楚故地的民族构成，与《荀子·儒效篇》所言“居楚而楚，居夏而夏”的情形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据《太平寰宇记·荆州》载：“自武德之后，流庸浮食者甚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井邑，十倍其初”。反映了经过长期的民族迁徒、融合之后，荆楚故地人口大增和文化习俗的混一，标志着荆楚地区的汉民族完成了逐步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
作者附记：本文蒙徐杰舜教授命题。初稿写了一半，爱子张谦骤然夭折。1993年3月以来，他是我得力的助手。老年丧子，悲痛欲绝，无法握笔。“七期”两渡，乃咽痛完成此文，以寄托对谦儿的哀思。
收稿日期：1995年4月13日。
注释：
①《春秋谷梁传·庄公十四年》
②《吕氏春秋·有始览》
③《周礼注疏·职方氏》
④《尚书正义·周官》
⑤《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⑥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第234页
⑦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⑧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第1期
⑩段渝《楚人先民的世系和年代》《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
(11)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11页
(12)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13)张正明《楚都辨》《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
(14)冬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15)魏京武《汉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6)《左传·襄公十三年》
(17)(36)(38)(49)(51)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第39-40页、第63页、第105页、第318页
(18)参见拙著《中国中南民族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页
(19)《国语·郑语》
(20)《左传·文公十六年》
(21)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2)《汉书·西南夷传》
(23)《华阳国志·巴志》
(24)刘建国《论坛于文化与东夷、百越的关系》《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5)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94-95页
(2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27)《左传·文公十二年》
(28)《左传·成公七年》
(29)《左传·成公十八年》
(30)《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1)汪之昌《青学斋集·汉阳诸姬考》
(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33)《左传·庄公十八年》
(34)《左传·昭公十三年》传并杜注
(35)(37)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39)《左传·庄公二十三年》经孔疏
(40)《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经杜注
(41)吴龙辉《屈原诞生的文化母体》《江汉论坛》1988年第8期
(42)《战国策·中山》
(43)郭德维《从江陵古墓看楚制、秦制、汉制的关系》《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4)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45)《史记·屈原列传》〈集解〉
(46)潘新藻《湖北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181页
(47)李旭《汉末三国时代中国民族之演变》《师大月刊》1934年第10期
(48)《南齐书·州郡志》
(50)李惠芳《从〈荆楚岁时记〉看古代岁时节日风俗的生成》《楚俗研究》湖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52)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53)缪《读史存稿》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版第43页
(54)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5)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二九册《桃华圣解庵日记》辛集第二集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转引自贾敬颜《‘汉人’考》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56)此“五代”为梁、陈、北齐、北周、隋。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称《隋书》十志“俗呼为‘五代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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