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奥涅金的被“拒绝”——--兼谈“多余人”形象的重新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余论文,形象论文,评价论文,读解奥涅金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作家普希金名著《叶夫根尼·奥涅金》结尾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为什么要拒绝奥涅金的爱情？这个问题既是理解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主题寓意的关键，也是理解这部小说男女主人公性格、命运的关节点，这个问题虽在俄国评论界曾引起不休的争论，但在我国的教科书和评论中却有比较一致的结论。由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称达吉雅娜“精神世界相当狭隘”，她“后来违反了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红人”，当奥涅金追求她时，“遭到拒绝”。宇甫、伯衡主撰的《俄苏文学名家》认为：“达吉雅娜迫于母命，已嫁给莫斯科的一位将军，因而理智地拒绝了奥涅金。”事实上，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断然拒绝是全书的压轴之笔，寄托着诗人的全部玄机和创作苦心，理解奥涅金的被“拒绝”不仅是我们今天重读这部名著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重新评价“多余人”形象和重新审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道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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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普希金在诗中直述的那样，达吉雅娜是诗人的“忠实理想”，奥涅金则是他“奇怪的伴侣”。高尔基认为奥涅金是“普希金的肖像”，另一些评论家也认为连斯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希金的某些特征，但普希金自己却竭力否认这种自传式的阐释，更愿意也更直接地在诗中将达吉雅娜视为自己理想的结晶。因而从普希金的创作意图来说，达吉雅娜的思想感情应该高于“多余人”的第一位代表奥涅金，这个女性形象虽然在普希金的生活圈子里有许多生活原型，但她在诗中是更完美、神圣和纯洁的民族精神化身。其次从奥涅金和达吉雅娜这两个主人公的关系而言，达吉雅娜是更为主动和稳定的轴心，在构思上她也首先出现在普希金的梦里，“跟她在一起”的奥涅金虽然在全书中贯穿主要情节线索、生活场景出现诸多变化，但与达吉雅娜始终明确的生活位置相比，奥涅金就象一颗不安份的英魂，在每一次变化和游移中都没能确定自己的合适位置。再从全诗的结构和戏剧性转折来看，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拒绝是全诗最重要的诗眼，也是全诗历经甘苦，终于达到的一个艺术险峰。诗人说自己及读者“跟着他长途跋涉、走遍天涯、路途漫漫”，却“在主人公倒运的刹那之间，从此跟他长久分手……也许永远不会见面。”这个“倒运”的瞬间不仅是梦里寻她千百度，蓦回首，却在灯火栅栏处的找到和顿悟，也是阅尽人生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幡然悔悟和寻找不到。无论是作出拒绝的达吉雅娜还是被拒绝的奥涅金，在这一瞬间里都体验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思想和感情的历险，并在这一瞬间后都将进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生。
“拒绝”是《叶夫根尼·奥涅金》全书中的中心行为。在达吉雅娜最后断然拒绝奥涅金的爱情之前，诗里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回味的拒绝和有关拒绝的故事。
奥涅金首先拒绝了上流社会的传统规范。这个诞生在涅瓦河之滨的贵族青年一出场，就坐在一辆为垂死救父奔丧的马车上，心中想着上流人士陪伴病人时的那些“无聊的把戏”和“卑劣的心机”，同时又让他自己的马车急驰而去，为可以继承的财产跑得黄尘滚滚。正象普希金在一开篇用30余段诗句所介绍的那样，这个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自小聪明伶俐的可爱青年，虽然“学识渊博，可惜是异端”。他的“异端”色彩不仅表现在他无师自通于各种社交场合的风流和周旋，有能力和胆量不断用别出新裁、标新立异的爱情游戏，和圆通狡猾的作弄手段，在上流圈子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而且他的“异端”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于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过程中“心不在焉，流露出一副清醒的模样。”正象诗人所说：“奥涅金患上了不治之症，……对人生早已是心灰意冷。”
普希金对奥涅金这种从内心深处对上流社会的拒绝充满赞语，在45节诗里他称奥涅金“性格超群”，“头脑清静，智慧过人。”他说自己之所以与奥涅金情投意合，结为至交，是因为两人都在“我们一生的早晨”，体会了厌倦人生、失去热情的滋味。屠格涅夫在对比巴札罗夫和奥涅金两个人物形象被读者接受的不同情况时，曾经感叹当年普希金与莱蒙托夫能够赋予一类新的人物以理想主义的光泽，而他笔下的巴札罗夫这个“新人”则不能不在其一出现就受到作者毁誉参半的评价。普希金对奥涅金的评价主要是正面的，奥涅金身上的这种正面性格力量为他对达吉雅娜爱情的拒绝铺就了道德和理性的基础。
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的拒绝是书中的重要篇章。由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里认为奥涅金“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拒绝了达吉雅娜的诚挚爱情，把她大胆的表白误以为是社交界仕女们的情场作戏。”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在这个篇章里，普希金实际上为奥涅金的叛逆性格中注入了俄罗斯的灵魂。在达吉雅娜出现之前，奥涅金的所有行为和感受都没有跳出英国诗人拜伦笔下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模式。相比之下，当年“拜伦式的英雄”尚能游历四方、傲世独立，公开表述自己强烈的反抗意图，而奥涅金式的俄国“多余人”只能在“专制的废墟上”和“隆冬的季节里”消磨无聊的岁月，与一两个亲近的友人，把“古老的风俗习惯”一一加以讨论，在固定的生活轨道上，眼见着一幕幕旧戏不断重演。连斯基与奥尔迦的“青梅竹马”之情，在奥涅金看来，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少男少女之春情，那个甜蜜可爱、毫无头脑的奥尔迦虽然使连斯基充满青春欢乐的初梦，但却不过是随处唾手可得的粉黛，而且“俗不可耐”。在一脸无神的憨相的奥尔迦映衬下，达吉雅娜默默不语地坐在窗前，“把沉思冥想当作伴侣”，使奥涅金因此对她的与众不同留下了印象，虽然他只是立即将达吉雅娜作为与连斯基斗趣的一个玩笑话题，但随后他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神情忧郁的姑娘对自己的爱情。
看了达吉雅娜的书信后，奥涅金深受感动，但只有在一瞬间里，他体味了往日的激情，随后就想到了自己不应该“欺骗”一个天真而又易于信赖的心灵。奥涅金的拒绝虽然斟琢字句，尽量委婉，但实际效果却是绝对推诿，摆脱得一干二净。值得注意的是奥涅金并没有细说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他说自己“生来不该享受幸福”，“天长日久就会渐渐冷淡”，心灵不会再得到“新生”，仿佛把拒绝的理由全都归因于自己的不是和苦命，这个回答对达吉雅娜来说，是一种客气的冷淡和有礼貌的疏远，也因此更令她感到羞愧、刺心和极度的伤心。正象别林斯基分析的那样：“奥涅金是太聪明、太细致，经验那么丰富，对人性洞察入微，他不能不从达吉雅娜的信中看出这可怜的姑娘天生一颗火热的心，渴望着致命的滋养情感的食物，他不能不看出这姑娘的灵魂如婴儿般纯净，她的情感明朗得近乎稚气。”这时的达吉雅娜虽然有强烈和真挚的爱情，但并未真正启动过内在深沉的心智，而这时的奥涅金已看破人生，热情燃烧殆尽，他们一深一浅、一冷一热，一个因空虚而希冀、一个因纯洁而渴望，两人在思想和感情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奥涅金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多余人”，虽然处处显得孤傲不逊和与众不同，但他心中的希冀不过是些朦胧而又冲动的向往，他并不具有真正的追求目的和明确的反叛策略，他在自己的庄园里曾尝试过一次管理制度的改革，但农民的怀疑和其他地主的恼怒令他气馁，在周围的“邻居们”前来“拜访”之际，他赶紧跨上备好的马车从后门溜走，“好似一溜烟”。因而此刻的奥涅金对单纯而富有幻想的达吉雅娜来说，是无法提供她渴望的激情和精神需求的，也无法维护和延伸她刚刚被唤起的对新生活追求，他的“拒绝”是理所当然和具有悲剧意味的。奥涅金此刻的拒绝，恰恰表明他是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在思想和感情上是远远高于他周围的其他贵族青年的。他虽然熟识贵族上流社会的“爱情的科学”，常常在各式各样的爱情游戏里“故作多情”、如鱼得水，但面对达吉雅娜的纯洁和热情，他却有一份震惊，有一份爱惜和一份敬畏之心。出于对达吉雅娜的尊敬，奥涅金才拒绝了她强烈而朦胧的感情，这一拒绝同时表明奥涅金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内心里虽有着与达吉雅娜相通的天性和爱情，但他也知道自己在达吉雅娜的心中只是一个幻影，作为一个完整而真实的自己，此刻不配做达吉雅娜追求的偶像。奥涅金对自己的致命弱点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由此而言，达吉雅娜在她的平静生活里突然为与众不同的奥涅金而点燃初恋的激情，是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的，因为她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心灵发现了奥涅金是比那些社会上“不多余”的人更具有思想和德性的人；而奥涅金拒绝了达吉雅娜此刻的爱情，也符合一条相似的人物性格逻辑，因为他的确对达吉雅娜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情，而就是因为这份真情，他才毅然地拒绝了她，为他自己对整个人生和别人的幸福作了一次严肃而负责的对待。
“多余人”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由诸位文学大师通力合作完成的一组“系列型形象”。“多余人”对真挚爱情的拒绝，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奥涅金之后，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都“无情”地回绝了他们自己用火热的谈吐和不俗的气质唤起的爱情，到冈察洛夫创作《奥勃洛莫夫》时，他们不仅拒绝爱情，而且依然无法被爱情唤起，只是忧郁乃至麻木地走向生命的结束。这之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多余人自身的饥渴和经验中，从未能激发出可以为他们自己认可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他们只是一些敏感的评判者、没有希望的叛逆者，和一些心灰意懒的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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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对上流社会的拒绝不是单向度的，普希金在长诗中还强调了社会对奥涅金这类“异端”的拒绝。在第八章第十三节诗里，普希金用简短的叙述，描绘了长达九年奥涅金“游记”的飞逝和惨败：
他任凭兴之所至，
漫无目的，踏上旅程；
然而，跟世上的一切事一样，
旅行也终于令他扫兴；
他象恰茨基一样，翩然归来，
一下轮船，就闯进舞厅。与拜伦笔下的恰尔德欧洲漫游不同，奥涅金无处可走，无环境可换，他趁兴而去，扫兴而归，其原因不仅因为他象我们的一些教科书所说的“多余人”，“至死也跳不出自己的贵族生活圈子”，或者普希金所说的奥涅金“做什么事他也不入门路”，而且说明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与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并不相似，陈腐的农奴制度和沙皇的高压政策使它们的叛逆者不能不在痛苦中沉默，在无所事事中沉沦。奥涅金在社会生活里既没有家室，也没有职务；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无法洁身自好、甘于寂寞，最终只是在一系列无谓的变迁里虚度自己年岁，既违背社会的常规，也被社会所拒绝。
象奥涅金这样的“多余人”，虽然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异端”，虽然处处显示出自身思想感情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但事实上，他们是无法脱离客观现实而存在的，任何人都每时每刻地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多余”并非客体存在意义上的多余，而是主观体验中的“多余感”，是一种建立在主体意识上的主动态度。奥涅金身上这种有意超越社会的主观态度一是表现为他对社会责任的游离，二是表现为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拒绝，三也表现为他对死亡的无所谓态度。在奥涅金与连斯基拔枪决斗的时候，他表面是一个清醒的行动者，实际是一个消极的接受者。对这样一个主动与社会对抗的“多余人”而言，社会对他的拒绝和仇视是必然和坚固的，但他对社会的拒绝是否能坚持到底呢？
显然，在达吉雅娜拒绝奥涅金的求爱这一全诗的高峰出现之前，普希金还对两个主人公的性格变化作了精心的铺垫。首先是奥涅金的重大变化。在写到奥涅金“出去了”又回来，“一下了轮船，就闯进舞厅”时，诗人对自己男主角的反叛意志进行了一次直露的讽刺，暗示奥涅金已经在更多更广的人生阅历中不再长进，近乎自暴自弃，甚至准备自甘堕落，与上流社会重归于好。这种对男主人公低调的处理实际为达吉雅娜的重现和奥涅金平生的又一次灵魂触动奠定了契机。
其次是达吉雅娜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使她在与奥涅金重逢之前也已经不再是：“精神世界相当狭隘”的普通乡村姑娘。在达吉雅娜的成长历程里，善良的奶娘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铸就了她最初的思绪和冥想中的梦境。第一次爱情被奥涅金冷漠拒绝虽令她泪水涟涟，但也因此打碎了她的许多朦胧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狂热。最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安排了一次奥涅金缺席时的达吉雅娜拜访，让漫步在乡间小路的达吉雅娜无意中来到奥涅金的庄园，并走进了奥涅金的书房，探寻她梦中情人的真实世界。达吉雅娜用深受感动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周围的陈设，那一堆凌乱的书和那一盏灭了的灯，那一尊拿破仑塑像和墙上拜伦的肖像，都使她好象着了迷似的，停了许久。诗人写道：达吉雅娜第二天一清早又来到被遗弃的奥涅金的房舍，她在一片寂静的书斋里拿起了奥涅金留下的书籍：
一开头，还没心思细阅，
只觉得这些书与众不同，
主人的选择堪称奇绝。
达吉雅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在她眼前展现出另一世界。普希金十分巧妙地借达吉雅娜的目光刻画奥涅金的另一面，刻画奥涅金在夜深人静、厌倦了交际玩乐而秉灯夜读时的内在心绪，诗人强调奥涅金选择的书籍里“反映了整个时代，对当代人物的刻划描摹，也相当真实，须发毕见。”奥涅金在这些书上保留了许多清晰的指甲痕迹，和用铅笔写下的字迹，顺着这些手迹，达吉雅娜不无颤栗地发现了奥涅金对什么感到惊奇，对什么样的思想和情感表示欣赏，对什么表示默默同意。她在这些书上看到了奥涅金“赤裸裸的心”，和他那一类人的共同命运。
在走进奥涅金的书房之前，达吉雅娜只为自己的情感和孤寂而伤心落泪，但在奥涅金书斋里的细心阅读为她展示了纷繁复杂的外面的世界，她因此而走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视野和精神领域，对人生的痛苦和理想的追求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当她将往日梦中那个既朦胧又神秘的奥涅金与她眼前这个赤裸的奥涅金的灵魂融为一体的时候，她饥渴的心灵因此获得特有的养份，她与奥涅金的这段恋情也因此成为她感情世界的一次洗礼，理智活动的一次愉悦，以及她珍藏心中的一份精神的财富。
正是有过这样经历的达吉雅娜才能够在后来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表现得那样仪态大方、眉清目慧，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儿粗俗的踪影。这时的达吉雅娜不仅征服了出去又回来的奥涅金，而且也让宫廷里的其他女士们、老夫们笑脸相迎，男人们鞠躬垂青，因而普希金在发掘奥涅金为什么又追求自己曾经拒绝的往日情人的时候说：
在那冰冷、怠惰的心灵深处，
是什么感情蠢蠢欲动？
究竟是懊悔？是虚荣心？
还是年轻人的心事--爱情？依照诗人的猜测，奥涅金之所以重新向达吉雅娜狂热地求爱，一是因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达吉雅娜使奥涅金绝望的心灵废墟上燃起了新的希冀。二是由于他往日对达吉雅娜的真爱也因此复苏，他当初的拒绝出于无奈，他此刻的追求则源于自觉。三也是由于此刻的奥涅金内心空虚，追求高贵的贵妇人符合他熟悉的虚荣心追求。
面对意外重逢的奥涅金，达吉雅娜的拒绝是长诗中的一段绝唱。达吉雅娜把奥涅金当年刺心的责骂与今日无礼的热情相对比，谴责奥涅金此刻的卑微和堕落，“怎么以您的心和理智，也做了渺小的感情的奴隶？”在一段咏叹调式的独白里，达吉雅娜表达了自己对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极度痛苦和厌恶。对奥涅金又回来追求这虚荣的口碑和沉溺于私人情感的软弱，达吉雅娜表示了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憎恨。她毫不留情面地揭穿了奥涅金爱情中的虚荣成份和放弃社会理想、甘愿向卑微无聊生活投降的内心软弱，她的话使奥涅金“象被雷击中了一般”，百感交集，心头翻滚起暴风骤雨。虽然我们在奥涅金幡然悔悟的时刻离开了他，但正如文学史料向我们显示的，普希金原计划奥涅金将随后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并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捐躯。以奥涅金在达吉雅娜的拒绝中所得到的心灵深处的理解、思想和生活态度上的警醒，以及精神和意志上的鞭策，这个未写出的结局才是可能和合理的。
当然，在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之后，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都出现了转折和突变。对达吉雅娜来说，奥涅金的到来唤起了她对往日生活和情怀的追忆，这种追忆也促使她进一步地省视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她哀痛自己的“可怜”和已经被安排了的前景：“我既然嫁了别人，就要对他忠贞。”这句曾让许多评论家惊叹的压卷台词，在我国一些外国文学教材上被认为是表现了这个人物的“局限性”，表现了与她高尚心灵相冲突的麻木的世俗道德观。但从人物性格的逻辑和完整性来看，这句台词表现了普希金对人生世态的成熟理解和准确传达。这句话表现了达吉雅娜这个人物性格中坚定的一面，虽然奥涅金与达吉雅娜在天性和对社会的批判上是共同和相通的，但在许多方面也是相对立的，比如达吉雅娜与人民和普通生活方式的联系更为密切，与奥涅金式的“多余人”相比，她不仅显得更为纯洁和圣洁，而且也更为深沉和执着。她对待生活的态度更接近于一个普通俄罗斯妇女对人生的坦然、质朴和忍辱负重的坚毅。与其说达吉雅娜忠实于她所不爱的丈夫，不如说她忠实于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对苦难的态度，而这，实际也即忠实于奥涅金曾对她起过的启蒙作用，忠实于她对奥涅金的深挚友情和爱情。因而这句表示“忠实”的台词并不影响达吉雅娜这个形象的美学高度，相反也因此而更鲜明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气质及这种气质的复杂性和内在力量。
有评论说，达吉雅娜这个人物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她的悲剧意义并不亚于奥涅金，如果说奥涅金可能在被达吉雅娜拒绝的痛苦中更生，那么达吉雅娜在告别了奥涅金后只可能在她深恶痛绝的上流社会里逐渐被窒息，或者她心中的痛苦也可能逐渐化为无生命的冰冷的麻痹。总之，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虽然这种评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也是不够深入的。对“多余人”形象的“进步性”、“局限性”两分，使得读者以为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是有限的，以为“多余人”虽在思想感情上代表了时代的进步之声，但在“平民知识分子”或“革命民主主义者”出现之后，他们就只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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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人”的形象在我国一直被认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不结籽的花”。这个读解沿革的是以别、车、杜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和前苏联的通行解析。这个读解同时也反映了我们较长一个时期来，对“多余人”形象在欣赏和理解中的批判倾向和“拒绝”态度。在时光流逝又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把视野从俄国转向世界文坛，会发现“多余人”不仅是俄罗斯一代青年的肖像，也不象赫尔岑所说的：“靠了那一代多余的人，下一代没有成为多余的人”。“多余人”的形象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的“局外人”、“晃来晃去的人”和“虫类人”之间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们都表现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表现了一些敏感的思想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焦虑、探索，表现了他们因看破红尘而“无所事事”的痛苦，展示了这类人既对人生无所谓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因而，“多余人”形象的分析和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历史背景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的时代要求，应该看到“多余人”形象中体现的生命价值和探索精神，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的。这类形象在我们今天及今后的生活中都仍是存在和仍在发展的。
其次，以往我们在理解“多余人”的过程中，比较多地强调了他们的生活中缺乏实际行动，他们的性格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对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整个俄罗斯文学家们的评论，也都集中于他们对“谁之罪？”和“怎么办？”这个精典性革命问题的探索，强调他们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能够从语言进入到行动的改造社会之路，以及能够彻底变革现实世界的“新人”或英雄人物。这种对名著的理解接受方法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革命传统发掘，使得一些教科书简单地以“革命家”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用社会实践的具体要求批评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这种接受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俄国和中国在上个世纪初都渴望的，摆脱亚洲式凝固状态、尽早融入世界性现代化潮流的追求，体现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崇尚行动的文学批评传统。但这后一个传统，已经在二十世纪受到了新的冲击和诸多思想家的“反思”。J·M·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写道：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预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这种不够完整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知识界对思想与行动关系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的努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也充分说明了思想的力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的许多基本思想观点不仅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建设进程，而且也在实际结果上一直影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变轨迹。在一种重新探索思想与行动关系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和我们以往对俄罗斯文学的评述思路，我们因此也有必要对这类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作出更高的评价，并对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们不同的思想探索历程予以更为细致的评析，因为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段极为丰富的人类思想生活历程。
最后，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我们今天的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交往与交流，“传播”的概念及意义也为我们原有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思路和评价标准。从“传播”的地位和意义角度看，“多余人”曾起过的传扬先进思想作用和启蒙青年人的业绩也应得到特别的重视。屠格涅夫的谈到“罗亭”这个“多余人”形象时曾说：“谁有权力说他无用，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的心中播下良好的种子？”“多余人”不单纯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美国学者罗德·W·霍尔顿在《欧洲文学的背景》一书中写道：在1825到1855年的俄国，尼古拉一世实行了铁腕统治，“尽管这样，到处都可以听到社会改革的呼唤，特别是中产阶级中。……欧洲社会哲学家，包括马克思的作品被译成俄文而加以阅读和讨论。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出现表明了这种思想和探索暗流的无限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余人”式的思想生活既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契机，又是这种文学创作的一种成果。普希金及以后的俄罗斯作家正是通过“多余人”和他们的命运为当时的俄罗斯进行着启蒙工作，为俄国的几代人传播着新的思想、新的名词、新的表述手法和新生活的元始现象。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以普希金为首的一大批人奋起从事启蒙工作，并且可以说是为了贵族--说得更狭隘、更准确些，是为了贵族中间有文化的一部分人--而对整个世界进行艺术加工。”尽管在达吉雅娜拒绝了奥涅金之后，奥涅金的激情也许在新的痛苦中更生，也许还是这激情窒杀了他灵魂中的全部力量，使他再次走入麻木或妥协，但我们不仅因此知道“多余人”大都逃不了悲剧的命运，我们还由于理解和关注了他们的命运，而得到思想的启蒙和感情的触动，我们这些读者的精神会因为阅读而得到“艺术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