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发展难题 呼唤理性决策——“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讨论会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难题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镇的大规模跨地区流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那时起，这个问题便一直成为传播媒介、政府管理层及广大市民关注的社会焦点，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对农民进城大多持批评甚至责难态度，诸如指责进城农民拥挤了交通、弄脏了城市、恶化了治安、抢走了城里人的饭碗，等等。然而，专门的调查研究却发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不仅对于流动者本人，而且对入流入地、流出地都有利，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因此，全社会应更加公正和理性地对待流动的农民。
6月25—27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劳动部就业司、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在北京联合组织召开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讨论会”，150多名中外学者及有关的政府官员、 组织代表参加了讨论会。与会者中，大多数是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的专门家，他们向大会提供了专门研究报告。这些研究大都选择独特研究视角，并建立在各自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使此次研讨会既显示出多方面、多视角、深入细致、实证性强的特点，又能给人以覆盖农村劳动力流动全过程、多层面的整体印象，因此，本次讨论会可以被视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的国内外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关于“流动”状况。由于研究者主要从事的是专题研究，因而会议缺少对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概貌”的专门描述。综合各项报告，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总规模估计为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4.4亿的六分之一；流动者多为青壮年劳动力， 年龄主要分布在20—40岁，男性多于女性，未婚者多于已婚者，文化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者；流动方向基本上是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城镇，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这些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以及纺织、制衣、制鞋、玩具等以手工操作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部门。
在对流动者进行群体特征分析时，性别因素受到了广泛关注。有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于女性是否外出流动、性别因素对于流动者的工种选择都有重要影响，但性别对劳动报酬影响不大。
另有研究者提出，目前大城市的外来劳动力数量常常被夸大，例如人们常说上海外来人口超过300万，并将这个数等同于外来劳动力数， 而实际的外来劳动力可能只有180万。
关于“流动”背景。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得以发生的政策体制背景和经济发展背景，关注的要素主要包括：城乡隔绝体制的松动，流动人口行政限制的松动，城乡及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建筑业、加工业、第三产业的兴起等。对宏观背景的分析把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流动区别了开来。研究者较多注意到了宏观背景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和制约，而较少分析“流动”对“背景”的反作用。
关于“流动”原因。城乡间、工农产业间、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拉大、劳动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被普遍认同为造成农村劳动流动的基本原因，但对原因本身的解释略有不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流动者是因为“在家无事可干”还是“要赚更多的钱”而外出流动，这涉及到如何认定流动者的劳动力性质问题，即他们是否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或者是否是绝对剩余劳动力。
另有研究者对流动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流动”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革，仅仅局限于农村范围内无法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难题，出路只能是加速城市化，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正是加速城市化的先兆。
关于“流动”方式及流动者的组织化特征。有研究者发现，目前80%以上流动者属自发流动，但自发流动不是盲目流动，而是自组织流动，其核心纽带是亲缘关系，真正的盲目流动比例不足10%。在流入地，流动者有强烈的组织化需求，这种需求根源于对自我利益的保护需要，但实践证明，政府没有满足流动者的此类需求。作为替代，流动者中出现了自组织化努力，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和非组织权威，这种组织化努力在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并不排除个别消极现象的存在，例如形成黑社会性组织。
有研究报告专题研究了北京“浙江村”一类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聚居并从事相同或相关产业的现象，重点分析了此类被称为“产业—社区型”流动的独特的社会学特征。
关于劳动力市场。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市场行为，我国已经形成了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但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健全的、是分割的、分层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分割、社区分割，“身份”限制，它们导致劳动力市场价格扭曲，使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劳动报酬、工种选择、劳动条件、劳动保护与福利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另外，信息网络不畅通，劳动中介、培训服务低效或匮乏等也成为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转的障碍。另有研究者发现，目前农村进城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上不存在正面冲突。
关于“流动”的影响和后果。从流出地看，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相当肯定的，这些积极影响包括：增加了流出户经济收入，提高了流动者个人素质，缓解了流出地“人—地”紧张状况，促进了流出地资源的重新配置，缩小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但也有研究者坚持认为，农村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是流出地劳动力资源的净流失，它远大于外出者带回的现金收入价值，因而反而扩大了经济水平的地区差距，一些农村确实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社区管理、科技推广缺少合格人选的现象。
有报告专门探讨了“流动”对于流出地农业的影响，基本的发现是：“流动”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在现金紧缺地区，外出就业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有普遍的正面影响；而在现金相对不紧缺的地区，外出户农业生产往往不如非外出户。劳动力大量外出对家庭畜牧业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对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动影响不明显。
对流入地的影响，评价同样是积极的，包括：为流入地提供廉价劳动力，降低大城市劳动力成本、增强其产业竞争力，为城市财政贡献税收及各种管理收费。讨论较少涉及对流入地的消极影响。
关于“流动”趋势。与会者普遍同意，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种难以逆转的流动，无论是产业回归还是区域回归都难。相反，未来农村剩途劳动力还将大量增加，因而必然使流动规模更大。
关于国际比较。不少与会的海外学者介绍了南非、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国的农村人口流动状况，通过比较，一般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由于中国有独特的制度背景，使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当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很不一样。首先，中国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外出劳动者不是无产者，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镇失业、没有收入时能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其次，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只是“移动”而不是“移民”，在城镇，他们无法取得永久居留权，最终还要回归故土，因而总是“冬去春来”。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没有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病”、“贫民窟”等现象。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国际移民，例如从墨西哥往美国的无资料证明的移民。
关于政策建议。与会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改进政府宏观决策与行政管理的建议，包括：首先，要公正对待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能夸大其负面影响；其次，在体制安排和目标选择上，要放弃城乡隔绝、产业隔绝的管理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加速城市化进程；再次，促进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疏通信息渠道，为流动者提供必要的行政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