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德与台湾“都市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林耀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8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作为反映这场变革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异常活跃，而在文学领域尤为突出。一批60年代出生、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人类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以社会大变革为背景，用新的知性和感性、新的语言和技巧来反映正在走向都市化的台湾社会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台湾文坛上刮起一股强烈的“都市文学”风。林耀德便是这一文学思潮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林耀德生于1962年，1996年1月病逝，年仅34岁。 他自幼受家学熏陶（其父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诗文才情早露，1977年7 月即将进入高中时，他就以处女诗作《掌纹》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在辅仁大学法律系就读期间，他积极参加“草根”、“四度空间”等诗社活动，以其创意写作与前卫性风格逐渐引起文坛注意，并屡获台湾各类文学奖，如第二届台湾学生文学散文奖及第四、五届小学奖等等。1987年他发表第一部诗集《银碗盛雪》，从此崛起于台湾文坛。在其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他出版了7部诗集、3部散文集、7部小说集、2个剧本、6本文学评论集，选编了《新世代小说大系》、 《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等12 部台湾当代文学作品集， 并获得国际及台湾各类文学奖28项。此外，他在担任台湾青年写作协会秘书长期间，曾策划了一系列当代台湾文学研讨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将一个松散的团体变成一个很有生气的、推动当代台湾文学发展的强有力文学组织。综观其文学活动，最突出的是以多种文体对于“一座城市的身世”展开具有一定深度的探索，从理论到实践，营造“都市文学”的殿堂。他掀起并领导的这股文学思潮对台湾当代文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本人也俨然以台湾新世代文学的代言人自居。
一、林耀德“都市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生于都市、长于都市，把都市“看作家乡和田园”的林耀德，在短短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一直把反映都市的现实和都市人的心态、建立台湾“都市文学”视为己任。他的“都市文学”思想和理论产生与形成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必然产物。8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和岛内经济的快迅发展，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着巨大冲击，台湾进入了重要“转型”期。
在政治上，以党外运动为代表的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迫于民众压力，开始实行“政治革新”，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党政革新六大议题”。同年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 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不久又开放党禁、报禁， 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 标志着台湾“强人政治”结束，政治体制由国民党“一党专制”开始向“一党优势（国民党）、两党抗衡（国民党、民进党）、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转型。台湾政治“本土化”、社会“多元化”趋势迅速发展。
在经济上，由于其基础工业与重工业的改造重建工作告一段落，以外向型加工出口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台湾发展到了顶峰，为赶上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台湾开始大力发展信息工业、电子工业。从80年代起，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台湾当局提出“产业升级”政策，实现由劳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化，并以“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与之相配套，来全面推动台湾经济发展。
台湾政治上、经济上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形态日益都市化，这一巨变是台湾“都市文学”思潮产生的内在因素。
（二）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台湾传播的影响。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冲击着台湾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随着台湾社会都市化、商业化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与问题，已逐渐在台湾出现，并且很快成为社会的主流，台湾已具备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于是，70年代末发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的知识界和传播媒体上出现并迅速流行开来。“热衷的人津津乐道，许多‘后现代’专家的言论——包括建筑、艺术等等——频频见诸报章、杂志”〔1〕， 并很快地弥漫整个台湾文化领域。1987年几乎成了台湾社会宣布西方“后现代”年。这一年上半年，台湾大学外文系邀请美国著名当代后现代主义学者哈赞赴台做了一系列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演讲，随即台湾知识界、学术界及舆论界中出现了讨论后现代主义的“热浪”。《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设专题讨论“后现代”问题；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文化、文学与美学研讨会”，以及淡江大学举办的“台湾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都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当代重要文化、文学思潮为主题，开展探索、反省与批判的讨论。在此股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台湾文坛一批新世代作家的创作方向与实践，很自然地投向描写反映现代化都市和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以满足都市人们的精神生活。林耀德的“都市文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打上了很深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烙印。
（三）“新人类作家”新的历史价值观念。1962年出生于台北市的林耀德，和其他“新人类作家”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他们拥有不同的籍贯（林祖籍福建），但历史带给他们的这种身份和心理包袱并未影响其视野，因为他们大多出生在台湾，从出生到成长，几乎伴随着当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他们没有父辈们的战争经历，也较少有政治上的偏见，因此在思想上没有老一辈作家们那种流离异乡的苦闷与乱世怀乡的浩叹。生活在不断转型的台湾社会中，他们体验着台湾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现代商品化社会的经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两岸长期隔绝中，台湾文化与祖国大陆文化失去应有的联系，“五·四”以来大陆作品几乎全部成为禁书，造成了台湾历史文化的断层，而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理念、思想文化意识却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渗透到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林耀德他们这一批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台湾青年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都市文化，并且也是最愿意从文学角度来反映台湾都市生活的。
（四）对都市生活的热爱和对现代社会的责任感。“工商业的文明，吞蚀了大部分田园，‘培养’出一座座都市。都市，站在文明的塔尖，已是人类第二自然的极限，台湾，已发展成都市岛”〔2〕。因此， 象林耀德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其故乡大部分已是都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呼吸着都市的空气，享受着都市的富足，他们已完完全全接纳都市”〔3〕， 这是台湾作家郑明俐对这群“都市作家”的都市观的概括。而林耀德在他的《都市的诗人》一文中也写道：“整部人类文明史无疑将发展中的箭头指向都市化的路径。……现代都市终究是我们生活面对的现实……帷幕大厦表面成百上千的铜面减光玻璃、斜挂在升降机中的建筑蓝图和熔焊面罩，停留在垃圾桶盖上的白蝶以及报表机里吐出的穿孔纸张，这些景观也都名正言顺地成为诗作部分，甚至主题。与其说诗人在适应时代，向文明投降，不如说诗人正紧紧抓住时代的咽喉吧，他们已超越了那个时代——那个专门写些象从《祈祷书》上摘录下来的、歌颂莲翘植物的肉麻文句的时代，他们进一步摆脱千年来的隐遁和怀旧心态，而昂然抬头，以人的自觉去前瞻和关切未来”〔4〕。这正是林耀德都市观的自我剖白。 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因为能够接受、认同都市，才会真正关心、介入都市，才会出于责任感去认识和批评都市。所以他被称为台湾文坛“最先集中火力创作都市文学的人”〔5〕。
然而，林耀德并不狭窄或简单的把都市等同于特定的地区和人工建筑，而是把它视为一个代称、一个暗喻，他从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历史角度，把城市看成和田园、乡村一样，代表“人类改造地球不同程度的现象”〔6〕，“以人的自觉与都市化的思考，去前瞻和关切未来”〔7〕。
（五）高度的科技现代化、信息社会化开拓了林耀德“都市文学”的创作视野。后现代主义所反映的社会是后工业化社会，也就是信息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80年代中后期，台北、高雄等都市，生活加速科技化，人们生活在科技现代化和庞大的信息社会中。林耀德等青年人充分吸收着日益更新的知识。对林耀德而言，崭新的信息工具不仅是他书写的工具，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曾自视为“能够出入电子情报网络和现实世界的新人类”，“我可以分辨电子流动的节奏，不同的音位，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色彩，在午后此刻，有数以千百计的人类通过我手下的电话线通讯……我是透明的，任凭被电子信号化约的芸芸众生穿越我的生命。我在这条意识的大川中，找寻我所需要的情报”〔8〕， 在《终端机文化》中也有这样的诗句：“开始怀疑自己体内装盛不是血肉／而是一排排的积体电路／下班的我／带着丧失电源的记忆／成为一路断线的终端机／任所有的资料和符号／如一组溃散的星系／不断／撞击／爆炸”〔9〕。此外，林耀德的文章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精确的数据， 如“紫色穿越玻璃，折射率是1.532”〔10〕等等。 林耀德曾为“都市文学”下过这样的定义：“不一定写摩天大楼，股票中心、大工厂的才是都市文学，凡是描绘了资讯结构、资讯网络控制下生活的文学，都是都市文学”〔11〕。这种对于信息时代来临的敏感性和侧重描写，正是林耀德文学前卫性的重要体现之一，也是其了解、掌握现代科技的结果。他的文学创作典型体现了新世代科技整合的知识结构特征和极为自由的创造心灵，以文学语言来处理知性的素材，把许多概念及名词与文学本身做有机的整合。台湾作家郑明俐曾这样评价他：“林耀德的作品，使人惊讶的实不止于他的‘杂学’之博，取材广泛，行文时左右逢源。最可贵的是，作品透露出他对人类存在处境恒久的兴趣和对各种学科强烈的求知欲与理解能力”〔12〕。这也正是他所代表的一群年轻作家与老一辈作家的区别之处。
总之，林耀德所大力倡导和推动的“都市文学”思想，是建立在台湾政治多元化、经济工业化、社会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它的产生与形成也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广泛传播的影响分不开的；而现代科技信息又进一步丰富了“都市文化”的内容。正如林自己所说：“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是我对文学态度更为清晰的一个阶段”〔13〕。林耀德试图通过文学，从科学文明、人类历史、战争、科幻、性灵、自我等各种角度，来探索现代都市和后工业文明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以及人类在浩翰宇宙中的确切坐标，并尝试予以定位。可惜林耀德英年早逝，不然其文学成就绝不止于此。
二、林耀德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都市”主题
综观林耀德的文学创作，无论是现代诗、散文，还是小说、文学评论，都是以“都市”为创作重心的。下面拟就林耀德小说中的都市主题作一肤浅的剖析。
在林耀德的小说创作的开始阶段，他主要是通过对当代生活的直接描写，来反映现代都市的社会现象，刻画后工业文明状态下现代人的心理特征。
当代台湾社会处于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虽然台湾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整体仍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台湾信息、消费等领域特别发达，几乎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同步，因此，后现代某些症候已经表现出来，因而以林耀德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面临后现代的逼近而产生对于现代的依恋，另一方面又大胆接受后现代理论。他的短篇小说《恶地形》就典型的反映出这种面对“后现代”的“现代”的复杂心理和情节。小说以B、G两个女郎代表“现代”与“后现代”，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展现二者的区别。G 世俗、肤浅、追求现时感性享乐，是小说中“我”的活生生的情妇， 而B则是因机缘落在“我”手中的一张风景名信片上的影像，是存在于纸上的代表过去时代、“我”心里假想的恋人。虽然G 和“我”共同生活，但“我”却不知她的来历，甚至连她的音容相貌在“我”的头脑中也是模糊的，只知道她的脸像和所有女人的脸一样自然组合而成。然而B 尽管只是仅存于照片上，但其咄咄逼人的忧郁且无奈的神情、黑衫黑发与白色的“恶地形”背景、苍白的面庞所形成黑白的强烈反差，深深吸引着“我”，不惜千里迢迢去寻找那照片上诡谲的背景——泥岩区——的真实所在。当面对复杂险恶的地形，“我”幻想自己绑上石头沉入湖底，在仿佛被冻结的时空里，变成一艘潜水艇，或化成一条鱼，在漆黑的水底“努力游上那冻僵的青色领域”，虽有向上爬的念头，但却只能在湖底不住扭动、翻滚，不仅为岩石所嘲笑，还被刮得满身是伤，奄奄一息。小说中的“我”为B所吸引， 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对已经或正在逝去的一个时代的浓郁怀念。这份怀念是发自对“现代”的情感。“我”认为具有后现代性格的G只是一具残白的躯壳， 而千里迢迢寻找“恶地形”并跳下湖中以求得“一点微妙的而飘渺的安宁”，则是逃避“后现代”社会的扶浅、喧嚣和杂乱。这篇小说深刻地反映出林耀德这一代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对新时代来临既迎又拒的复杂心态。
生活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里，人们在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机械化的环境中，常常产生一种荒诞的、自我失落的心理感受。正如短篇小说《氢氧化铝》一开头就描写的：“当时的我，在步入A 区域道路的前几分钟，突然丧失了远近感，有一种被压缩在平面中的气氛包围着我，我，似乎正携带着D，走进电动游乐器上的卡匣里， 然后看见自己变成程式所塑造出来的主角，徘徊在显示器的迷宫，搜寻着宝物，一面闪躲各种怪兽的袭击，然而我的一切终究是悲哀地收容于电子回路的二次元平面之中……”。这种感受是在以往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所不可能的，在信息社会里，随着各种智能机器的不断被创造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所替代，人们整天面对一排排巨大的、闪烁灯光的机器，每天按步就班、单调地重复着早已熟悉的工作，仿佛自己也已不再是具有感情的生命，而变成了无生命、无感情的机器，产生一种失落和茫然之感。这处失落和茫然之感在林耀德的其他小说中也有不同的体现。
此外，由于科技的进步，复制手段的发展和商业价值规律的作用，以致台湾社会上的仿冒、造假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林耀德亦曾用他的小说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圣诞节真正的由来》、《史坦签併发症》、《赖雷一日》这三篇被称为“圣诞系列”的短篇小说，都围绕装扮成圣诞老人这个主题，揭示这是世界最广泛的假冒的典型。《史》文中抢劫银行的歹徒，因伪装成逢人握手微笑的“圣诞老人”而轻易得逞；《赖》文中的主人公赖雷为了糊口也曾作为活广告，并在圣诞节期间扮装成“圣诞老人”站在商店门口与小顾客亲热打招呼，等等。作者通过对“圣诞老人”这个假冒典型的揭露，表现出在信息社会强大的复制伪造功能的肆虐下，对一切事物抱有不信任、怀疑的态度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特征之一，在他们眼中，无论是文字、理论、历史或其他——包括自己的身份——都可以仿冒作假。
林耀德在其作品中，对在都市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人类”的行为特征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描写与刻画。在小说《大东区》中，作者同时铺展三条线索，把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新人类”缺乏理性、放任感官、追求速度、变化刺激和及时行乐的“感性族群”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小七和葛大为争夺一名女生而飙车决斗、春仔和阿呆为抢救小霜而与另一群流氓展开血腥斗殴、小克和乔芳妮邂逅于舞厅并火速发生性关系。这些青年人的心理和行为，正是台湾社会从工业文明下的井然有序到后工业文明下的杂乱脱序的转变，也正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台湾社会没落、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入侵台湾社会的写照。色情泛滥、消费无度、理想泯灭、道德沦丧、世风颓靡，这正是西方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对台湾现代青少年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林耀德笔下的这类作品，一方面固然体现“新人类”的某些思想观念和性格特征，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现实社会的投影。
林耀德后期的都市小说创作，虽然已从表现现实都市生活和人们心态，扩展到对未来都市的描写及对未来生活空间的探索上，但着墨较多的仍是当代都市的特征。
林耀德最早的科幻类作品《双星浮沉录》，虽然虚构几百年后人类生存空间，但无时不透露出现实政治的影子。在这虚构的世界里，一样有战争、侵略、暴力、政治交易、工商倾轧等等，小说借虚构的社会而把矛头直指向现在社会中政治家的奸险、强权政治的残暴、政治斗争和虚伪、商业法则的无情以及人性自私、残忍等阴暗面。如书中描写的基尔星上高层统治的“三驾马车”，犹如现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权统治的翻版，而其中的一些人物的塑造也有现代政治家的影子，教主锡利加是印度民族英雄甘地式的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抵抗派的防卫长官田宫和稳重派总督卢卡斯犹如现实中的所谓鹰派和鸽派等等。而被看作是《双星浮沉录》续篇的《时间龙》，则更多的展现了性和暴力的血腥场面，这一方面暗示着文明沦丧、人类益发走向残酷的可怕梦魇，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人类狂热追求感官刺激的世界末日般的颓靡景观。文章中描绘了未来社会中一连串无休止的伪装和假冒、阴谋和颠覆，如书中描写的“奥玛中央情报局”局长罗哥被视为拥立贾铁肩的实力人物，其实他只是沙库尔（即《双星浮沉录》中因政治避难到此的卢卡斯）手下的一个棋子，他的背叛造成了贾铁肩在权力争夺中的惨败。大统领王抗在前往自由市的途中被沙库尔用“调包计”俘虏，当假的“王抗”宣布让位给沙库尔时，真的大统领已被关入异次元空间，为了逃生，为挣脱被关押的牢笼，他呕心沥血、费尽心思解开了七十一道题，而最后一道难题则是要以运气赌生死，这种把人的生命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游戏，其残酷性比直接杀人还要狠毒，充满了“后现代”式的戏谑感。很显然，作家是将“复制仿冒”这种当代台湾都市突出的现象放到未来时空中加以描写，从而使幻想作品具有现代信息社会的明显特征。
1990年出版的《大日如来》，作家在作品中减少了现实政治的影射，从探求善与恶对决的主题，指向了整个人类文明前景的探究。这一时期正是林耀德“都市文学”思想在逐渐形成中，因此作家经常通过采用组合拼贴的手法，无论是佛、道等不同宗教因素，还是台北现实情景和过去、未来不同时空的景观，都被集拢组合。文中更以对都市景观的直接描写，来凸显信息时代的鲜明特征，如文中的邪魔竟用传真机将恶灵直接传送到对手的房间里；再如描写U3摇滚舞厅的场面：“激光在大厅四壁的扫描将豹、狮、李登辉、维纳斯、撒旦、恐龙等毫无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圣母玛利亚的慈祥轮廓在下一秒钟异化成赤裸淫荡的娼妓；一股集体潜意识释放出来的焦虑感和孤寂感，被强劲的节拍和脚步声击得粉碎”〔14〕。在小说中到处都是这类的描写，可以说将杂乱零碎、及时享乐的后现代都市特征展露无遗。
作为台湾新世纪的“都市”作家，林耀德正是以其前卫作家的特异禀赋，超前地接受和感应着信息时代来临的种种信息，并将它们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但从另一方面讲，他的作品所展开的绵长的时空幅度，所表现的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深沉忧虑，对人的深层次意识的纵向发掘，对死亡等问题的哲学思索，无一不显示出他对后现代都市化的关怀与探索。
三、林耀德“都市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解构主义创作手法
台湾“都市文学”是建立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无论其理论思想、创作主题还是表现手法，都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解构主义互渗并行，它质疑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语言模式对于外在“真相”和内心“真相”的描绘。因此，“都市文学”作家们在其文学创作中多采用解构主义创作手法。他们“无论对文学自身还是社会现况，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与反叛，他们对‘二元对立模式’观点的质疑并进行颠覆，他们质疑国家神话，质疑媒体所中介的资讯内容，质疑因袭苟且的文类模式，他们甚至意图颠覆语言本身”〔15〕。这正是80年代台湾“都市文学”的重要特征，可以说“都市文学”是在旧价值体系崩溃下所形成的解构潮流。林耀德也是如此，他的小说中也同样体现解构主义手法。如小说《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中便典型地充斥着后现代的解构思想。作家一方面对描写对象的崇高性加以消解，如圣女小德兰竟然也有情欲，安德鲁神父从她的遗像中看到了“似全贞又似全然反叛了的疑惑”；古威想学祖父猎熊的壮举，但却只猎到了一只小狗；执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汉诗诗人吴有，却在行动上讨好日本人，等等。这些“神圣”的事物的低俗化，构成强烈的反讽意味。另一方面，作者又对历史书写本身的严肃性、真实性加以怀疑，因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无数的“偶然”而组成的“必然”，在台湾多元文化的形成下更是如此。连“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有关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在作家眼中也必须打上折扣，因为它们是被反复修改后才见报的。正在书写历史的林耀德对历史书写本身的怀疑，表现了一种清醒的自觉，而这恰恰是后现代文学中解构主义的典型体现。而在林耀德的反映都市的现代诗中，“重构诗的语言符号系统”成为其创作的目标之一。在《音乐》一诗中，他写道：“在叙述中，文类消失／在地图中，路牌消失／在音乐中，叙述消失”。诗的语言奇特与歧异性，在作者的运用解构主义的写作手法而创造出的“语言游戏”中得到体现。如他《五十年代》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当你重复在纸上写下十个‘孤独的’或者更多，孤独也拥护的孤独不起来了／好比月亮，在诗集的封面上面上一千也无济于事；它活该沦落在地球另一半时，如何祈祷也不会出现在谁的孤独额头上。好比狼，好比热带鸟的午寐，好比槟榔树漂泊海滨，甚至好比自慰好比。”〔16〕这首诗虽然是80年代的前卫都市诗人对历史的回顾，看似游戏，但却有严肃的历史意义。诗中虽然看不出任何摹拟性的都市，既无换喻，亦无暗喻，然而都市科技书写了它（诗），正如它书写了一个隐而未见的都市。总之，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林耀德，在其所创作的“都市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体现出解构主义的写作手法。
四、结语
作为台湾新世纪小说的急先锋之一，作为台湾都市文学的代表者之一，林耀德以其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对于“一座城市的身世”展开深度的努力探索，从理论到实践，他都在孜孜不倦引导着“都市文学”不断向前发展。虽然其创作有不少成功的力作，但也存在着一些诡谲幻想的炫耀，以及一些尚未完全吸收消化材料的堆砌。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其在短短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勤于笔耕，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从事文学评论、合写剧本、编辑刊物，主选台湾当代文学大系，并积极策划召开当代台湾文学会议，努力营造“都市文学”体系，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倾其全力，因此他的生平事迹及他的文学作品，必将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光彩的篇章。
注释：
〔1〕蔡源煌《文学心灵的交会》，台湾《联合报》1988年9月7 日。
〔2〕、〔3〕、〔5〕、〔12〕郑明俐《文明断层的扫描者》， 台湾《文讯》20期。
〔4〕〔6〕〔7〕林耀德诗集《都市终端机》中《都市的诗人》，台湾书林出版社1988年。
〔8 〕林耀德诗集《你不了解我的哀愁是怎样一回事》代跋小说《意识的彩带》，台湾光复书局，1989年。
〔9〕林耀德诗集《城市终端机》，台湾书林出版社，1988年。
〔10〕林耀德散文集《迷宫零件》，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年。
〔11〕、〔14〕朱双一《资讯文明的审视焦点和深度观照》台湾《联合文学》12卷第5期。
〔13〕林耀德短篇小说集《大东区》自序，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
〔15〕林耀德1990年“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八十年代台湾都市文学》。
〔16〕选自林耀德的诗集《都市终端机》，台湾书林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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