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在华论文,状况论文,政策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1-0024-14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注：1947-1956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派出的专家总计14000多人（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而据俄国档案记载，1950-1956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有5092名[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m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5]。1957年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华专家则保留了几年而且还有新增者。），时间最长（注：尽管1960年7月赫鲁晓夫撤退了在华专家，但1961年又向中国派出9名苏联专家，1962年派遣了10名。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No.65，л．49。），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要谈到苏联专家问题，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少见。（注：笔者只见到一篇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论文[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作者是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曾出版过一部有关中国如何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专著(Dream of A Red Factory,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和对专家本人的采访，而缺憾是没有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笔者在考察中体会到，其原因主要是有关史料在以往研究著作中少而零乱，原始材料又分散在各地，特别是要了解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和实际的状况，则必须深入到社会基层。所以，为了收集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古、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自治区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
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目的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及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以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1]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2]至于到1960年7月撤退专家前，究竟有多少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学术界没有考证。一般的说法是专家总数在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这一估计没有根据。[3]笔者以为，由于当时对专家这一概念没有确定的范围（注：这里需要对专家的称谓做一说明。波匈事件以前，中国对请来的苏联援助人员有各种称呼，一般来讲，在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及军事机构的称为顾问（总顾问），在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称为专家，在学校和教学单位的称为教授或教师。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工作人员，如技工和军士。1957年12月5日国务院通知，鉴于苏共中央提出“取消向我国派遣顾问的建议”，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的苏联专家仍称顾问外，其余统称为苏联专家（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239，第45页）。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通知：“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第94卷，第46-47页）。本文所说专家，除特别说明外，是对来华援助人员的统称，但所引史料中使用的称谓各异，需要仔细判别。），以及在华专家往来期限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延聘、新聘者之交叉），加之统计材料不全面，的确难以把握精确的数字。不过，大体情况还是可以了解的。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89%，[4]即约10260人。而1959-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5]相对来说，苏联教师来华人数有限，1948-1960年总计615名。[6]故1958年以后来华教师数字可以略去不计。这样，来华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应在11369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顾问（1957年后也称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余人，[7]再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有人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注：2001年6-10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如此计算，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8]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国共产党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9]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10]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11]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12]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13]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14]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15]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16]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17]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18]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国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注：采访王亚志记录。）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注：采访王亚志记录。）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19]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20]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21]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苏联便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22]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23]同年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24]尽管斯大林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苏联还是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25]此后，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26]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27]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28]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注：在俄国解密档案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代表团请求到苏联对口部门或单位参观、学习的报告和批示。）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29]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30]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31]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32]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33]如此等等。
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亟须，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注：参见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页。笔者2000年10月29日采访李越然记录。李越然在50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做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34]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35]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36]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据说，每一位被挑选准备出国的人都要填写一些表格，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确认其本人和家庭、亲属没有政治问题后，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参加会议，进行谈话，并分配任务。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认为，挑选专家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党证”，而且一旦被选中是不能拒绝的。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37]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38]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39]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献和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40]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1]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42]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9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43]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44]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45]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46]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39](P,89)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37](P,119)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
1953年9月3日李富春自莫斯科报告，历时8个月的关于苏联援华问题讨论终于有了结果。苏联将派遣200名设计专家，帮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单位，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人员，并为中国进行工业企业的设计。此外，还决定增派50名地质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培训中国地质人员。[13](P,359-364)
按照计划，仅1954年1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343名专家。[47]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3](P,390,396,437)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13](P,396)可见，1954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方提出了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进一步要求：一、派遣解决总体利用扬子江和水力资源问题的专家组到中国来帮助进行勘察工作。二、派遣建筑施工专家40名—50名帮助中国在新工业城市建立的11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作。三、派遣8名城市规划方面的顾问，指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四、在1955年派遣57名铁路设计专家，6名铁路施工专家帮助中国进行铁路建设。[48]苏联部长会议于11月25日通过决议：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按期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厂矿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1955年第1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电站部必须在1955年第1季度为中国派去13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1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力资源勘察和测算，包括农业部专家和技工，河运部专家和技工，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1名专家；建设部、冶金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必须在1955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11名专家，期限为2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联合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莫斯科市必须在1955年第1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定北京市的总计划；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1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49]
此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规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注：Филатов，л．24；1957年1月4日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SD10181。凡注此编号的俄国档案，均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原馆藏号缺失，笔者保存有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注：1956年6月28日结束的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报告说，预计在年底全国将有苏联专家3500人，其他国家专家200余人，如加上家属即有6000-7000人。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I，目录2，卷宗138，第7-14页。同期在华军事专家和顾问有592人。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50]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51]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52]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53]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注：详见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1956:knrushclev's CPSU CC Presideum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24 October 1956,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5,No.5,p.50；关于苏共中央讨论在波兰苏联专家问题的俄国档案中译文，刊登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苏联历史选编》第27卷。），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54]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在10月30日与尤金大使讨论宣言时，刘少奇指出，由于对所在国的特点缺乏了解，“某些顾问提出的政治建议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某些地方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通常都归罪于顾问，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国从越南召回了除技术专家之外的全部顾问。说到苏联顾问，刘少奇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当地国家的干部，“目前已经是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了”。考虑到某些国家已经习惯于依赖苏联顾问的情况，刘少奇甚至建议莫斯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要表现得坚定果断一些。（注：АВПРФ,Ф.0100,оп.49,д.9,п410.лл.202-203。Ъ.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л.44。实际上，早在1955年8月中国就提出撤退在越南的全部顾问，尽管胡志明有意挽留。1955年8月23日佐林致苏共中央的信，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57。）尽管谈的不是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但莫斯科了解到中国这一立场后的感觉是可以想见的。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55]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评某些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并非必需，聘期也过长，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56]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注：1956年5月彭德怀就主张将军队系统的专家、顾问减少170人。参见《彭德怀年谱》，第623页。）这一点在1958年7月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指责在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讲战例时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公安部的首席顾问工作调动不同中方商议等。但毛泽东又明确讲，这些批评仅仅是针对军事和公安两个部门的苏联顾问，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专家。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57]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夫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58]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59]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60]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文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61]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62]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63]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64]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注：另有材料说，到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1/3，即947人。AVPRF,f.0100,op.50,pap.426,d.29,p.69.Goncharenko,p.155.按中文的统计，到1958年底，在经济、文教各部门的苏联专家共有1177人。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第96-106页。）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65]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注：1959年各部门提出延聘的苏联专家相当多，将近工作期满专家人数的1/3。1960年4月2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3，卷宗51，第6-11页。）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专家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1957年3月底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组织有关专业的教学和讲授喷气技术课程。几个月后又决定增设固体火箭、远程控制（陀螺仪）、远程控制（无线电）等3个专业，增聘控制专业2名—3名专家。[66]为了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根据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遣了3名专家来到内蒙古，进行核部件设计和生产厂的选址工作。（注：2001年8月10日笔者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在50年代任核工业部202厂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苏联国防部还决定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国官兵使用和维护这些设备，苏方拟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66](P,627-628)1958年5月27日，周恩来致电赫鲁晓夫：鉴于在研究试制和生产火箭武器过程中，保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决定请求苏联政府派一个保密专家组来华协助工作，为期两年。[67]中国政府还要求苏联派遣一个由31名导弹专家组成的技术小组于10月内抵达中国，同样工作两年。[68]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6月底和7月初，由苏联海军通信部副部长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6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协商勘察建台选址事宜。[7](P,201-202)7月12日聂荣臻复电在莫斯科的李强：经中央批准，在榆林建立水声学研究站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中方支付，但“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69]到1959年，中国对国防新技术专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月27日要求聘请13名国防专家，6月24日要求聘请195名军事专家，9月22日要求聘请8名P-2导弹专家，11月23日要求聘请23名军事技术专家。是年6月，中国还希望已经在华工作的137名军事专家延期两年。[70]
不过，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71]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67](P,330-331)至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做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称，不分你我，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替代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一旦出现分歧或误解，主权问题、平等问题则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使得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否构成了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作为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苏联专家在中国究竟有何作用和影响，笔者将另文加以论述。
［收稿日期］200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