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政治论文,白鹿原论文,废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2-0028-08
如果说在革命伦理的规训和管理之下，1950-19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无性时代”，当代文学身体叙事中矗立的是“无性的身体”，那么，1990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文化宰制下的中国，几乎可以称作是欲望主义的“性泛滥时代”。与1950-1970年代“谈性色变”的文化语境截然不同，199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公共话语还是在私人话语中，性都是人们言说的绝对聚焦点。从五四新文学将性叙述纳入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以来，还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性叙述像现在这般喧哗，像现在这般狂欢，像现在这般虚无。1990年代以来活跃在性叙述行列中的作家，除了钟情于都市生活的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还有一批执着于乡土写作的1950年代出生的中年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贾平凹的《废都》为深陷在消费文化的“废都”、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性神话；陈忠实的《白鹿原》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在“白鹿原”上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与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相比，性在他们笔下牵连着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绝不是单纯的谋取快感消费品，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象喻。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沾染消费文化时代的性狂欢印记，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
一、“废都”里溃败的性神话
1993年中国文化界最为轰动的事件就是贾平凹《废都》的出版与被禁。7月份《废都》公开出版，首印50万册，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超过10万册。3个月后《废都》被查禁，直到2009年解禁，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公开排版发行。在经济开放、消费文化初成气候的1990年代，《废都》不仅在销量上创造了记录，而且在评论界也创造了记录，“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文章，很快就结集成七八十万字的《废都大评》”①。在中国出版史和传播史上，《废都》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废都》从出版伊始就经常被评论者和出版商比作当代《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沉沦》，中国的《查泰莱夫人》、《洛丽塔》，这种比附不论是艺术评判还是商业炒作，都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废都》是一部具有独特而大胆的性描写的作品，在中国文学性叙述史上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当然，贾平凹的写作初衷绝不仅止于此。《废都》的创作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1980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以精英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核心目标和价值体系正在迅速走向瓦解，市场经济风生水起，而人的理想、道德、信念遭受围困，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贾平凹感同身受着时代的浮躁焦灼、困惑无奈、苦闷迷惘、痛苦伤感。贾平凹曾这样解释《废都》写作对于他自己的意义与价值：“这本书于我不仅是个生命体验的问题，已是一段生命”，是“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止心慌”的书②。作为一部带有自我生命体验色彩的小说，《废都》以粗放的笔调描绘生活在废都——西京以庄之蝶为主的四大文化闲人在浮躁喧嚣的时代精神围困之下走向放纵、堕落、失败甚至死亡的过程，写出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史。“《废都》中其实包涵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在社会巨变时期，对种种社会失范、道德失范以及集体虚泛风气的深刻反映与认真反省。但吊诡的是，《废都》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强化了这种虚泛。”③尤其是在性已经成为市场卖点的时代，贾平凹选择用性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来构建他的文化“废都”，这一举措窄化作品的主题内蕴，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深度。“在以性为表征的操作中，原本可能的冲击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强化，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失范和虚泛。”④其实，《废都》不仅按照现代商业运作规则精心打造的出场方式影响或者说遮蔽了作品的象征意蕴、整体意义，而且《废都》的性叙述本身也缺乏现代意识和现代理念。《废都》喧嚣一时的性书写并没有为中国文学性叙述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与美学意义。
其一，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性神话。在《废都》的四大闲人中，由“庄生梦蝶”而命名的作家庄之蝶无疑是作家最为同情、理解的人物，在他身上安放着作家更多的心理、文化、身份的认同。因而，庄之蝶性爱体验与想象传达是作家对现实与人生的理解与期待。作为蜚声文坛的一代名作家，庄之蝶在1980年代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被社会视作文化英雄、社会精英，占据了社会主导性话语权，不仅受到普通民众顶礼膜拜，甚至受到社会政要、权贵、暴发户的追捧。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之下，庄之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不仅丧失了外功，在社会上被人任意摆弄、作弄、利用、欺骗，而且也丧失了内力，失去写作能力和夫妻之间正常性交往能力。庄之蝶是继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塑造的章永璘之后又一个著名的去势知识分子形象。前者的去势发生在知识分子被当作社会异类遭排斥的文化专制年代；后者的去势发生在知识分子再度遭遇边缘化的消费文化时代。由此可见，男性知识分子身体的去势与否时常与其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身体去势是精神去势的象征或隐喻。落难书生与民女互救是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中的一支，是倍受封建专制王权压抑的中国文人自造的心灵抚慰剂，也是他们的自恋与假想。新时期之初，章永璘在民女黄香久的爱抚下修复了性能力，之后却迅速逃离女性身体诱惑，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奔向了“兼济天下”之路。而今在市场经济时代中，昔日文化英雄再次被遗忘和冷落了，“落难书生”庄之蝶又奔向了家庭以外出身卑微的女性，在女性身体上建立他的社会主体地位，体验自我存在价值。与中途转向的章永璘不同，庄之蝶一路狂奔到底，直到身体中风。在社会公共话语领域丧失了话语权的庄之蝶却在女性那里找回了权威与尊严，获得了肯定与崇拜。唐宛儿、阿灿、柳月，一个又一个美艳风骚的女性带着无比的渴慕之情拜倒在庄之蝶的声望之下，她们不仅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身体和心灵，而且绝不向庄之蝶索取任何世俗利益。庄之蝶不仅在这些女人身上恢复了自己的性能力，找回做男人的感觉，再次收获了巨大的权力感、满足感、成就感，而且展现了强大的性征服能力，让女性心悦诚服，满心欢喜地庆幸自己获得了新生，甚至连庄之蝶丧失了的写作创造力也在女性身体上神奇地得到恢复与施展。庄之蝶用他强力无比的性能量唤醒与拯救了一个个绝望的女性。在迷乱的性世界里，庄之蝶始终也没有放弃男性主体性根基，以造物主的姿态屹立在两性关系的世界里，时常让女性主动出来对他歌功颂德、感激涕零。不仅唐宛儿、阿灿、柳月这些“良家妇女”勇于献身，而且以肉身交易为职业的妓女也甘愿不计报酬奉献肉体。每一个与庄之蝶发生关系的女性都会产生犹如被君王宠幸的幸福感、自豪感。庄之蝶这个在消费文化时代的社会现实中节节败退的文化英雄，于隐秘两性世界里成为战无不胜的英雄、大权在握的君王。庄之蝶不再用笔在纸上书写，而是用性器在女性身体上书写，不仅把他与女性寻欢的去处命名为“求缺屋”，而且在女人身体上题字“无忧堂”。
陈晓明认为：“贾平凹把这次‘自我确认’当成一次重返历史主体的虚假满足，变成一次毫无节制的精神意淫，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性欲神话。”⑤在这个男性知识者臆造的现代性神话中，女性完全被客体化、对象化、肉身化，成为庄之蝶确证男性伟力的佐证物。《废都》中李洪文有这样一种理论：“你谈一个吹一个，你也不总结怎么总是吹？恋爱中你不强暴她，她就不认为你是男子汉，懂了没？”苟大海说：“周敏，你有经验，你说。”李洪文说：“庄之蝶要是当年强暴了景雪荫，就是后来不结婚，你看她现在闹不闹？”⑥葛红兵对此分析过：“在男人的意识里，对女人要‘强暴’，强行的性占有是男人征服女人的重要方式……男人认为‘性’是对女人的‘施恩’，是女人的‘欲望’，他们只是‘恩典’的执行者以及女人的‘欲望’的满足者，他们有理由强制执行这种‘恩典’。”⑦其实，李洪文看走眼了，庄之蝶不仅在写作上是个天才，而且在对待妇人上也是个天才，他也是这种“性强暴=征服的性政治逻辑”的信奉者。很快庄之蝶就在唐宛儿协同下在柳月的身体上完成了这种强暴，并且通过柳月充满快感的身体生理反应和唐宛儿充满嫉妒的抱怨，把这种伤害女性尊严的强权行为写成了对女人的“恩典”，两个女人居然为此争风吃醋。《废都》中庄之蝶身边的女人，都毫无怨言地牺牲自己，成就庄之蝶，没有自我意识，不会发声，偶尔发言也是发出对庄之蝶臣服敬仰之语。贾平凹曾为自己辩护：“《废都》里写到了女性，并不是玩弄女性啊……它不是将妇女作为玩弄和发泄的对象，它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想适应社会而到底未能适应”⑧，然而，“两性相悦的状态”中的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而存在的。”⑨在小说中庄之蝶直接将柳月称为“尤物”。庄之蝶和他的女人们最后都走上了毁灭之途，同为毁灭，但是，他们走的路径以及承载的意义却不同。庄之蝶为了寻求化解精神惶惑与痛苦之路而出走，却意外中风倒在火车站。“车站”——人生准备再次出发之地——庄之蝶中风倒下。庄之蝶是倒在寻找自我灵魂拯救的路途上，尽管“中风”之意象说明庄之蝶已无法走出废都，但是，庄之蝶之“死”却有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感。而他的女人们在离开他之后，一个个都走向了身体被摧残、被利用的永恒轮回之中。唐宛儿被丈夫绑回老家，身心受到摧残；阿灿为妹妹报仇，咬掉了仇人的舌头后自毁其容，不知所终；柳月再次以女人的身体作交换，在庄之蝶的安排下嫁给了市长的残疾儿子。基于此，有的论者激愤地认为：《废都》对于性与女人的书写“承继了《金瓶梅》以来旧式文人的陋俗，既无同情、博爱之心，又无忧患关怀之情。于是写性，成为自娱和媚俗的方式，这既类似于置身于关在书房里的沾沾自喜的意淫，又类似于置身于大庭广众之下的搔首弄姿”。⑩
其二，陈腐的传统旧文人的性趣味。中国古代性文化观其实有着两面性，一方面是“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另一方面却又涌动着各种变态性嗜好，狎妓、春宫画、房中术等性文化在文人士子、达官贵人中流行。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庄之蝶的性爱好或者说性趣味散发着浓重的中国旧文人的陈腐气息，他的性想象与性嗜好都来源于中国古代，甚至是对古代房中术的模仿。在性取向上，庄之蝶无疑隶属于“爱莲”族，对女性的脚无限迷恋，小说中多次写到他对女性小脚的把玩，握、揉、闻、亲，唐婉儿、柳月的脚都是唤起庄之蝶性欲的器物。庄之蝶认为：“女人的美就美在一头一脚，你就是一身破衣裳，只要有双好鞋，精气神儿就都提起来了。”(11)用女性阴水浸泡梅李、对女性体香的痴迷、对处女经血力量的迷信、把阴部没有阴毛的女性视为白虎煞星的说法等，都脱胎于中国古代情色作品。另外，庄之蝶所钟情的女性都是从古代文学文本中走出来的人。“寻欢做爱的时刻，那些妇人经常手持《红楼梦》之类的书籍阅读……对于贾平凹来说，这些女人本来就从那些古典读本中脱胎而来，甚至连阿灿都谙熟‘所有古典书籍中描写的那些语言’，他们在做爱中‘把那些语言说出来’，所有曾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都试过了’。”(12)如果说《废都》中穿插的各种民谣、口头传说、奇闻怪事以及老者、牛、埙等文化符号呈现了作家对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钟爱，那么，《废都》性叙述中对古典俗文学的模仿与挪用则传达出作家性趣味的陈腐气息。
其三，奇观化、复制性的性叙述。作为一部“安妥”作家灵魂的作品，《废都》中的性描写占据非常大的篇幅，直接写性爱场面有60多处，作品的性叙述可谓铺天盖地，所描述的性姿态也是五花八门，颇具有感官冲击力。《废都》性叙述具有奇观化特点，成为一场中国传统性技术大展览。即使与韩东、朱文等“断裂一代”、卫慧、棉棉这些“新新人类”的狂欢化性叙述相比，《废都》的性话语也更具有奇观性。据朱崇科统计，《废都》写了性幻想/性梦、意淫、手淫、自摸、夫妻房事、性爱嬉戏、暗恋、禁忌性交、暗娼、口交/窥淫、邦交/诱奸等性姿态。“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性虐待和兽交以外，《废都》几乎囊括了全部性姿态尝试，也难怪令时人惊呼连连。”(13)这些性叙述直白、粗鄙，缺乏美感与诗意，多是肉感与色情。其中许多性姿态直接来自对中国古代文本的复制。如果仅仅聚焦于《废都》中的性描写，恍惚之间会让读者产生是在阅读《金瓶梅》的错觉，误把当代作家庄之蝶认作古代纨绔子弟西门大官人。小说中的性描写不仅复制古代话本、小说，而且相互之间自我复制。而小说性叙述中所运用的“□□□”，更是对《金瓶梅》的直接搬用。全书共有46处性描写出现“□□□”图样，而且作者不厌其烦地注明了此处删去多少字。有学者统计总共删去7500余字。当然，在市场经济时代这样的书写仅仅是一种商业运作手段，是迎合市场的故弄玄虚，能够激发读者的性想象力。
二、“白鹿原”上的性道德丰碑
在1993年与《废都》几乎同时出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长篇小说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这部同样出自“陕军”作家的长篇巨作，其命运却与《废都》大相径庭。小说一问世就好评如潮，评论界将这部作品定性为“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1997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当然，这部“史诗”一开始就因为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性描写而受到批评，1997年获奖后遵照评委会的意见作家对作品中性描写和涉及政治斗争的“翻鏊子”说作了修改，同年出版了《白鹿原》的修订本。陈忠实曾经阐释他的性叙述准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康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住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14)与《废都》把性叙述集中在庄之蝶和他的女人不同，《白鹿原》的性叙述分布在许多人物身上，书写了不同类型的性爱故事，写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中国民众的性文化心理，也传达出作家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性爱观复杂或者说矛盾的情感。
首先，陈忠实写出人性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冲突，在批判儒家文化对人性压抑的同时，更欣赏儒家文化的节制、内敛，欣赏符合传统道德秩序的性伦理。中国儒家文化并不完全否定性，主张“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但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性文化是一种担负种族繁衍使命的生殖文化。对于生活在宗法社会里的中国人来说，不管男人和女人，都需要通过子嗣繁衍来确立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以及家族在社会中的位置，其生命价值也在子嗣延续中得以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男性而言，娶妻生子成为父亲/家长才是男性真正的成人礼。白嘉轩是否能够生子不仅关乎他个人的社会身份，而且关乎白家在白鹿原的权力、地位。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性就是生育，生子是超越一切的大事，甚至可以僭越其他道德伦理。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理念，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宁愿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娶妻，并且胁迫儿子违背父母亡子女服孝三年的重大礼仪，马上要迎娶第六个妻子；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层新的”(15)，坚持让儿子在第六个妻子死后马上迎娶新人完成家族传承大任；白嘉轩竟然放弃“贞操观”，逼迫没有生育能力的儿子同意让儿媳妇“接种”完成生子任务，白赵氏竟然亲自安排并全程督办孙媳妇的“接种”任务。同样也是基于这种文化理念，白嘉轩对那六房没有留下子嗣的妻子没有多少痛惜、愧疚之情，没有人去关心牵挂这些沉默无声女性的痛苦与不幸，包括这些女性的家人。
对自觉遵从儒家文化并将其内化为人格要求的人来说，性所产生的生理快感和精神愉悦都是生育的副产品。小说一开头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取过七房女人”，这句与《百年孤独》有着相同叙述特点的话语将人们引入对白嘉轩“性史”的追寻，然而，读者的追寻路径到白嘉轩终于生下第一个儿子后就戛然而止。这位有着极其旺盛的性欲，甚至在坊间激起性传说的传奇人物，在完成生子任务，稳稳当当地执掌了白鹿原的族长大权之后，其性威力也就偃旗息鼓了。其实，这位性传奇族长一直对自己旺盛的性欲心怀恐惧和不安。“激情、放纵，对于白嘉轩来说是一种威胁，他所信奉的道德原则是节制。只有节制才能带来尊严和权力。”(16)当长子白孝文——未来的族长初尝新婚肉欲欢乐时，白嘉轩就指示妻子干预儿子性事，而身为祖母的白赵氏竟然不顾年高体衰，连续十天在深夜当白孝文夫妇进入“欢娱销魂的时刻”敲起了窗子，导致白孝文性无能，成为一个去势的男人。当白孝文在田小娥诱惑之下，终于突破道德禁忌与束缚，不顾一切沉醉于性欢乐之时，白嘉轩毫不留情地给予惩戒，并将其驱逐出族。陈忠实显然对重视繁衍、忽视个体欲望的儒家性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给予深入的反思。但是，陈忠实认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超越人的生物性本能冲动从而达到道德完善的修身观。陈忠实给白鹿原上凡是对性——生命原欲不加控制、任其泛滥的人，不论男女，都安排了自我毁灭的结局。“激情的、非理性的性行为似乎注定了主人公的毁灭，而‘浪子回头’、‘学为好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主人公性取向的转变。”(17)浪子黑娃回归、孽子白孝文成气候，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走进传统婚姻，学会控制原欲。白嘉轩生殖焦虑得以释放，性冲动冷静下来后，他的圣贤人格才得以完成，成为白鹿原上无人能撼动的族长；相反，白鹿原上另一能人鹿子霖却放任性欲肆意冲撞，利用手中的权力，诱骗利用田小娥，在白鹿原留下众多的“干儿子”。“如果说白嘉轩是家族制度中的超自我(理性)的化身，那么鹿子霖则是本我(感性)的化身，白把制度自觉地纳入内心的规划之中，完全被角色同化并成为生命的动力，鹿子霖则几乎用一种堕落了的人类天性来反抗那种令人压抑的理性精神，他们两个人性格截然反差是家族制度一体两面的绝妙标本。”(18)在白鹿原上白、鹿两家族长地位之争中，能人鹿子霖输在性放纵上，而且鹿家老祖宗依靠被人鸡奸而发家的历史也是鹿家永远摆脱不了的原罪。《白鹿原》所构建的理想两性关系模本是关中大儒朱先生与朱白氏夫妇、从繁衍焦虑中走出来的白嘉轩与仙草夫妇、回归家族的浪子鹿兆谦(黑娃)与高玉凤夫妇、献身革命的鹿兆鹏与白灵夫妇。尤其是朱先生夫妇所创造的两性关系是白鹿原上令人仰慕的道德丰碑，是吸纳儒家性文化精髓的典范。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小说为关中最后一个大儒朱先生和他最后一个弟子鹿兆谦安排的一个细节颇具意味，当朱先生和黑娃回想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时候，都曾充满感激之情，深情呼唤自己的妻子一声“妈”。“小说似乎在告诫人们：理智规范下的性行为才是人类理想的行为模式，才有利于人的理性人格的建立。”(19)陈忠实曾用2000多字叙述黑娃与田小娥之间释放被压抑着生命原欲的疯癫痴狂的性爱场面，也正是这种让人放弃一切羁绊甚至可以置生命于不顾的性爱，激起了黑娃的生命活力与强力，使他从一个温驯的苦力出卖者一步一步走向叛逆，成为有家不能归的浪子。对黑娃回归家族后走进合法婚姻的新婚之夜，陈忠实作了如下的叙述：“完全是和平宁静的温馨，令人摇魂动魄，却不止于疯狂。黑娃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斯文谨慎起来，像一个粗莽大汉掬着一只丝线荷包，爱不释手又怕揉皱了。”无疑这种被理智监控，把尺度、火候都拿捏到“美好”而又“可靠和安全”的性爱是作家所认同与建构的最理想的性爱状态。
其次，《白鹿原》写出儒家性文化规训与统治之下女性的悲剧性存在，对女性充满同情，但是，小说也存在将女性妖魔化嫌疑，不自觉地流露出作家潜在的男权意识。鹿子霖的大儿媳和田小娥是陈忠实《白鹿原》里所创造的两个最令人痛惜的悲剧女性。她们都是宗法文化体制内传统性文化观念的牺牲品，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受害者。一个是温顺克己的传统性文化观念的遵从者，一个是传统性文化观念的大胆挑战者与反叛者，结果却异途同归，一个在极端的性压抑中疯癫而亡，一个在极度的性张扬中被刺而死。鹿子霖的大儿媳，一个完全被父母按照儒家文化规范训练出来的大家闺秀般的女人，被父亲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嫁给了鹿兆鹏，但是，受过新式教育、投身革命的鹿兆鹏拒绝接受父母安排。这个有着“兆鹏妻子”名分的女人，实际上一开始就被丈夫抛弃了，只能独守空房。一个偶然机会或者说误会，这个对性和自己身体茫然无知的女人，被公公鹿子霖点燃身体的欲望，而鹿子霖的道貌岸然却使她蒙羞，萌动身心遭受致命打击，最终使这个软弱善良的女子走进疯癫。她在疯癫状态的呼喊说出了内心的纠结，把正常状态下不能言说的话语昭示天下：“我有男人跟没有男人一样守活寡。我没男人我守寡还能挣个贞节牌坊，我有男人守活寡倒图个啥？”(20)鹿子霖的大儿媳得了淫疯病，由于她的一生只与公公有过一次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所以，她臆想中的性对象只能是公公鹿子霖。这种乱伦臆想使夫、父两家人蒙受耻辱，因而，在为其治病的名义下，公公和父亲心照不宣联手将其送进死亡。通过美丽善良无辜女子的人生悲剧，陈忠实批判压抑人性、摧残生命的封建专制时代的婚姻制度，对传统文化虚伪一面进行了揭露，但是，在具体叙述这一女性悲剧时，作家或者说叙述人并不认同女性的位置，她的故事只是被用来控诉和批判的工具，她的心灵挣扎与搏杀并不被叙述人所看重，因而，她的死最后呈现给人们的只是散发着“恶臭”，“脓血浸流”“糜烂不堪”的“下体”。(21)
田小娥被秀才父亲许配给年长她几十岁的郭举人做妾，作为小妾她在郭家不仅没有地位和尊严，而且本能欲望被严重压抑。在郭家她的主要功能是用女性体液为郭举人泡枣养生。年轻强壮的长工黑娃的到来，激起她被压抑的生命本能。她主动出击，诱惑黑娃，让本分老实、处于性蒙昧状态的黑娃体会到生命激情与身体愉悦，产生敢于突破一切现实束缚的能量和勇气。她与黑娃由身体欲望满足起步进而迈入两情相悦的心灵之爱。在被郭举人逐出家门之后，与黑娃一起来到白鹿村，本想做一个本分克己的传统女性，与黑娃厮守终生，但是，这只能是她的一厢情愿。传统宗法社会对女性贞操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一个女人一旦为了追逐性快乐而失去贞操，她便永久失去了身份和尊严。从田小娥主动诱惑黑娃那一刻起，她就被男权主宰的宗法社会彻底放逐了。她不论如何挣扎只能是一只扑向灯火的飞蛾，而不能蜕变为破茧化蛹的蝴蝶。田小娥与黑娃的爱情不被认可与接纳，黑娃被赶出族门以后被捕，为了救黑娃也为了活下去，田小娥委身于鹿子霖，并且被有着争夺族长权力野心的鹿子霖指使和利用，勾引并成功陷害了未来族长白孝文，引发了白鹿村道德权力秩序的动荡，最后惨死在公公鹿三梭镖之下。对田小娥这个敢于反抗、追求自我的美丽女子，作家无疑充满了同情。但是，由于对节制、理性儒家性文化的推崇，作家对她的心灵无意作深度探究，更多关注她的身体与她性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正如许子东所指出：“无论国共、贫富、老幼、官匪，无论是礼教世家之子或粗犷乡野小痞子，各式各样的男人，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力量，都只围绕她的身体转，而谁(包括作家)也不在乎她的想法。”(22)作家无意或有意之中把不幸女子田小娥写成了一个“失贞”、“失孝”，危害道德、制造混乱的“尤物”、“祸水”。田小娥打乱白鹿原的生活秩序，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走向，每一个与她有关系的男性都走向了厄运，或堕落沉沦或疯癫死亡。由于田小娥，黑娃被家族驱除，一度沦为土匪；由于田小娥，白孝文失去族长资格，彻底放纵，吸烟嫖娼，堕落成为人所不齿的乞丐，丢尽白家祖宗的颜面；由于田小娥，荒淫的鹿子霖背上了“乱伦”的罪名，彻底地失去了与白嘉轩抗衡的力量；由于田小娥，“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23)鹿三抑郁而亡。当无辜可怜的田小娥被儒家文化践行者鹿三以“为民除害”的名义杀死后，作品是这样叙述的：“白鹿原乃至整个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直至她的肉体在窑洞里腐烂发出臭气，白孝武领着白鹿两姓的族人挖崖放土封死了窑洞，除了诅咒就是唾骂，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24)日后白鹿原上爆发瘟疫，人们把瘟疫的爆发归结为田小娥的阴魂在作祟，她的尸骨被挖出焚烧装坛封压在关中大儒朱先生亲自设计象征男权的六棱塔下。当然，作为具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意识的作家不会赞成鹿三残暴的杀人行为，更不会相信白鹿原的瘟疫与田小娥阴魂之间有必然关系。但是，作品的叙述人对白鹿原人的迷信行为却没有作出应有的批评，而对鹿三的杀人行为却作出了辩护。作家安排了鹿三遭遇田小娥“阴魂附体”的情节。大义灭亲后的鹿三产生幻听，小娥临死那一声撼人心魄的呼喊缠绕着他。这一细节一方面有为田小娥伸冤、鸣不平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出鹿三内心深处对自己杀人行为的不安与愧疚，写出他的善良与无奈。他“写女性，主要还是为了他们男性人物的成长。在女性那儿，他们诞生、成熟、‘堕入歧途’或‘走上正路’，然后女性就被弃之一边或索性被勒令死去。看上去，死亡是女性一生中的高潮了，但在男性作家给予女性的这条‘最好出路’中却暴露了他们的冷漠”。(25)
再次，《白鹿原》隐含着阳具崇拜。由于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去势，新时期以来男性写作一直潜隐着阳具崇拜心理。但是，直接在作品中直白地将男性的阳具突兀呈现在文本中，让作品中的人物以崇拜目光关注、审视还是不多的。刘恒的《伏羲伏羲》是第一次，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第二次。
儿媳瞥见阿公腹下垂吊的生殖器不觉羞怯起来，移开眼睛去给阿公脚上穿袜子，心里却惊异阿公的那个器物竟然那么粗那么长，似乎听人传说“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而那些“本钱”小的男人大都是些软鼻脓包。(26)
这是《白鹿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关中大儒朱先生身体的直接描叙。这一看似对圣人颇具冒犯意味的身体书写以及儿媳和朱白氏面对朱先生“那么粗那么长”阳具的不同反应，实际上在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笃信传统儒家文化，一生都谨遵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谆谆教诲并身体力行的圣人，也是一个性欲旺盛、生命力强大的血性汉子，他一生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节制、理性，是其内省、慎独修身养性的结果。尽管作家否认没有节制的纵欲，给予所有纵欲男女都安排了悲剧性的结局，但是，作家却给白鹿原上两个具有圣贤人格品性与治国平天下力量的男人都赋予超强的性能量，只不过一个被公开谈论并且引以为豪，一个在临终才被外人发现，成为家族秘密。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认为：“人类的生育力信仰走上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制轨道。在这以前，女子被认为是生育功能的执行者；现在，这一地位由男子取代了。相应地，男性的生殖器被认为是生命力的唯一源泉。”(27)在这种男权思想的影响之下，男作家，无论中外，都时常会陷入阳具崇拜之中。“阳具意指文化中的权威与权力，它本身成为威力无边的映射物，人们往往以它为轴心中获得性别认同、性别感知的自我镜像。”(28)《白鹿原》通过儿媳妇之口转述了中国民间有关阳具大小与男性能量大小关系的“传说”，尽管这一无稽之谈是借无知女性之口来表达，实际上也透露了作家性别认知与性别期待，显露了作家无意识中所潜藏的阳具崇拜心理。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性叙述涉及多个文化场域，纠缠着多种意识形态，既有对已逝历史的重构与再解释，更有对当下现实的摹写与想象。但是，在消费文化一步步成为主导性社会潮流的狂欢化时代，消费意识形态成为每个文本都不可能躲避甚至最大的意识形态，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之中，性的反抗力度日渐衰弱，性的象征内蕴也日渐淡化，性的消费性却日益凸显。即使是像《废都》、《白鹿原》这样把性作为历史与文化象喻厚重作品，其性叙述也受消费市场影响，作为男性创作者其性想象与叙述也很难完全超越传统的性别政治立场。
注释：
①狄蕊红：《〈废都〉被禁17年再出版“性描写”删节照旧》，《华商报》2009年7月28日。
②肖夏林：《废都废谁》，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527页。
③朱崇科：《身体意识形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④朱崇科：《身体意识形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⑤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⑥贾平凹：《废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⑦葛红兵：《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⑧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
⑨[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⑩尹昌龙：《媚俗而且自娱》，刘斌、王玲主编：《失足的贾平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12-14页。
(11)贾平凹：《废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12)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3)朱崇科：《身体意识形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14)李星、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对话》，《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15)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16)梁鸿：《性与族权——论〈白鹿原〉的性文化意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17)李清霞：《〈白鹿原〉的“性”叙事策略》，《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8)梁鸿：《性与族权——论〈白鹿原〉的性文化意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19)李清霞：《〈白鹿原〉的“性”叙事策略》，《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0)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26页。
(2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35页。
(22)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2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93页。
(2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
(25)王晓明、毛尖，等：《〈古船〉的道路》，《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26)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33页。
(27)[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28)孙桂荣：《菲勒斯的性别化表述》，《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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